塞翁失马文言文总结:有谁对梁启超有研究,可否贡献一点点啊,关于他的生平和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异常响亮的名字。他集政治家、学者、作家于一身，以激情澎湃、大开风气的文章，为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他留下的1400余万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

　　梁启超虽然已经逝去大半个世纪，但在广东新会、北京、天津乃至日本神户，不仅其故居保存良好，而且他那强国、改革的愿望至今仍然鼓舞着无数海内外同胞。1914年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被清华大学沿用至今。然而，在北京香山植物园内，这位风云人物、学界泰斗的墓碑上没有生平，没有任何一个头衔。透过这座墓碑，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国家复兴而奔走呼号，为民族振兴而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

　　梁启超去世时，曾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此次新会之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梁启超的精神虽然诞生在风雨飘摇的昨日，但在当下，其分量与价值不但不会减损，还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和社会进程的巨大动力。纪念梁启超，就绝不仅限于维修故居、吸引观众的简单思路，他的遗址和事迹是对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崇高理想的鲜活教材；他那维新奋发的精神，更应为时所用，为世所用，以彼时之维新促今日之体制改革，以彼时之新民促今日之公民素质，以彼时之爱国促今日之团结共进。

　　梁启超曾宣称，有朝一日“举国行当思我耳”。我们相信，大到“神舟五号”升空，小到每一件具体工作的革新，让维新故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在百年之后的时空中再次焕发光彩，便是回应这一预言的最好方式。

　　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

　　1933年，文学大师巴金乘船游览了新会天马河中一棵冠盖300亩的古榕树，写下了散文名作《鸟的天堂》。他在文章结束的部分写道：“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上，许多绿树拥抱着它……那里就是朋友梁的家乡。”

　　这里所描写的，便是梁启超的故乡。1873年，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出生于新会凤山之下茶坑村一个私塾先生之家。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待到我们寻访之际，先生辞世已75年，但这座百年故居仍然深藏于曲折盘桓的村宅中心，四周广植葵、榕、柑、橘，绿野无极，人声少闻。

　　梁氏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幢高墙围筑的青砖黑瓦平房，梁启超的少年时代便在此度过。想当年，在梁家门前来来往往的人，有谁曾料到会从这个门口走出一位撼动世纪之交中国政坛文坛的思想文化巨人？在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摸索出这位维新巨人从启蒙到成长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12岁外出游学之前生活和成长的这个家庭，一向以质朴、端凝的家风闻名乡里。梁启超从小在品德修养上深受祖父的影响。据资料记载，每年上元佳节，祖父都要携诸孙来到当地一座庙宇，对着庙内绘有忠臣孝子的图画，“指点而示之曰：”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岁以为常。“位于新会南端出海处的崖门，是南宋将亡时宋军与元军最后激战至覆灭的古战场。每年清明祭扫路过崖门时，祖父总爱向儿孙讲述当年南宋宰相陆秀夫背着幼主投海殉国的情景。这些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激励着童年时代的梁启超。

　　在今天，梁氏宅院内中规中矩的厅堂布置，让人依稀看到了这位祖父不苟言笑的面容。正厅中间桌子上置放着一对青天大花瓶，两侧墙壁上悬挂着八仙图案的金木雕彩瓷画，典型的正统家庭气象。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日后却远远超越了父辈“文死谏，武死战”的忠君思想。在封建王朝的尾声，他以维新思想为基础，写下了《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中，描绘出一个改天换地的强国之梦。终其一生，梁启超虽然因为政见的“多变”屡遭诟病，但他爱国的宗旨却从未改变。。在新会人眼里，少年时代的梁启超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童。当地人流传着许多关于梁启超幼时出口成章的故事。有一次，他爬梯子玩，看到祖父站在梯子下，便天真地唱道：“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还有一次，梁启超给来访的客人敬茶，客人随口说了句：“饮茶龙上水”，梁启超回应道：“写字狗扒田”，两个人用的都是新会俗语。

　　客人诵：“东篱客采陶潜菊”，梁启超即对：“南国人怀召伯棠”。才思之敏捷令人惊叹。

　　梁启超“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0岁前往广州应童子试时，当众以盘中咸鱼为题作诗，“神童”之名传遍乡里。12岁考中秀才、17岁考中举人，他曾令授业先生发出“吾不能教之矣”的感叹。一度沾沾自喜的梁启超，直到18岁时第一次领教到康有为“新学”的“大海潮音”，才如“冷水浇背”，毅然舍去旧学，投奔康有为门下。

　　梁氏故居内至今保存着梁启超接受启蒙教育和读书的地方“怡堂书室”。

　　书室很有点鲁迅先生笔下“三味书屋”的味道，正中悬挂着孔子的像，两旁分别是“读圣贤书”、“立修齐志”的对联。书室中间按“品”字形摆放着3张课桌及条凳，室内仿佛至今仍然回荡着诵读“之乎者也”的稚嫩童声。

　　不难理解，梁启超虽以新学闻名，但终生保持着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即使政见相左，仍然将康有为奉为恩师，且在“五四”运动时反对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这一切或许早就在这间书室里埋下了伏笔。

　　由于梁家是耕读之家，并不富裕，“数亩薄田，举家躬耘”，所以除了读书外，劳动同样也是梁启超少年时代接受教育的途径之一。梁启超曾在《三十自述》回忆父亲莲涧先生“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有不谨或者偷懒，父亲便会训斥道：“你看看，你还像个正常的孩子吗？”

　　此外，母亲赵氏的教育对梁启超的立身处世也有极大影响。有一次，母亲严厉教育儿子不可说谎。她那“欺人与窃盗之性质何异”的质问，令梁启超终生难忘。

　　梁启超小时候都干些什么家务活？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只不过梁氏故居入门右侧可见一间厨房，内设木磨、椿、灶台、橱柜等物什。百多年前，梁启超小小的身影应该时常出现在这里吧！实际上，梁启超赴北京完婚之后还携妻子回来住过一段时间，长女思顺就诞生在他们的寝室———故居正厅南厢的耳房。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真知灼见为学界重视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完满的典型代表。无论是疾呼变法图强、宣传西方文明，还是提倡君主立宪，他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兴奋点保持一致，其内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张的“多变”，完整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梁启超的许多真知灼见，比如立法修宪、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性，现在很受学界重视。

　　梁启超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但缺乏作为政治家必备的实际操作能力，而且他还是一个“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胡适语）的性情中人。他反对康有为参与复辟帝制，但他却真诚地为导师祝寿；康有为去世时，他还主持吊唁仪式。他应胡适之邀来北大讲课，却在课上公开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徐志摩结婚的时候，他身为主婚人却在婚礼上严厉批评徐志摩，要徐志摩认真对待婚姻。他去世前曾患尿血症，被医院误诊为右肾肿瘤，亲友纷纷谴责医院，他却告诫众人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不成熟便从根本上怀疑科学。他以生命的代价留给人世间一份最为宝贵的宽容。

　　梁启超纪念馆前的梁启超雕像。

　　梁启超：维新故人重放光彩

　　今年5月，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如何在中小学生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全国上下广泛讨论的话题。在今天，“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天下人谋永福”等催人奋进的字眼，似乎在一些年轻人心目中日渐失去感召力；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情操，面临被网络游戏、日韩音乐、流行时尚所代替的危险。此时此刻，追溯一位维新志士少年时代的成长历程，竟显得如此迫切。我们希望，对这位故人幼时身影的凝望，能够触动更多青少年的心灵。毕竟中华民族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

　　江门市委书记陈继兴———爱国创新有现实意义

　　江门五邑人才辈出，历史名人有明末著名理学家陈白沙、民主革命先驱陈少白、近代中国第一个飞行家冯如、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等。其中，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毫无疑问是最有分量的一张文化名片。

　　梁启超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主张变革，倡导创新。他认为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进行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市提出“工业强市、外资民资富市、科技兴市、环境优市”四大发展战略，积极打造制造业基地、物流基地、能源基地，充分发挥“榕树效应”，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和优势产业等理念，都是开拓创新的具体体现。

　　梁启超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振兴中华的爱国事业上，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学说对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鲁迅等在内的几代中国人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因此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于当前青少年教育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江门各级党委政府一直都十分重视梁启超故居保护。故居分别在1993年和2001年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和增建，并在2001年投资900多万元建成了梁启超纪念馆。梁启超故居1996年经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4批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2000年被命名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在，我们对梁启超故居的保护和开发，已经纳入《江门市建设文化名市规划纲要》，纳入挖掘侨乡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工程中。

　　今年2月，省委书记张德江到江门视察指导工作时要求，江门要在广东建设文化大省上做出贡献，我市将认真贯彻落实张德江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打造人文文化、侨乡文化、旅游文化和社区文化“四大品牌”。为此，我们今年要努力抓好五项重点工作：一是完成8集电视文献片《五邑华侨历史丰碑》拍摄工作；二是建设华侨博物馆；三是建设五邑华侨广场；四是将于10月举办首届“中国侨乡华人嘉年华”活动；五是做好开平碉楼的保护开发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梁启超生平贡献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改革家、文学家。

　　倡导变法维新1895年赴京会试期间，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要求清政府拒签《马关条约》、变法图强。维新运动期间，曾任《中外纪闻》、《时务报》等刊物主笔，发表《变法通议》，影响巨大。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受光绪帝召见，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政变后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反对复辟帝制辛亥革命之后，回国任北洋政府司法、财政总长。1915年，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称帝野心，并与蔡锷策划发动了护国战争。

　　文化贡献卓越流亡日本期间，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19 18年退出政坛，赴欧考察西方文明。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晚年被誉为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造诣。其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遗《饮冰室合集》共计148卷，1400余万字。

　　梁启超幼子、中科院院士梁思礼———父亲强国梦正在实现

　　（梁思礼1924年生于北京，是我国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研制领域创始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出生在北京，对广东感觉怎么样？

　　梁思礼（以下简称“梁”）：父亲自称“梁新会”，我的祖籍是广东。直到1981年我才第一次踏上故土，每次回来都会有新的感受。去年回来时，我对广州市民中掀起的“航天热”感到很高兴。

　　记：您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您小时候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梁：父亲晚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天津饮冰室度过的。他在饮冰室写出了多本有影响的专著，如《欧洲心影录》、《清代学术概论》等，直到生命的尽头，他还在写《辛稼轩年谱》。写作之余，他还给在国外学习的子女们写过300多封信。父亲性格开朗，我大姐在我出生前早两年生了一个小Baby，然后我父亲51岁时有了我这个“老Baby”，他就译作“老白鼻”作我的乳名。

　　他曾把着我的手，以“老白鼻”之名给大姐思顺写过几封信。

　　记：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父亲的影响？

　　梁：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饮冰室合集》，使我一生受益。在我心目中，父亲一生爱国，竭力想使国家富强，“新民、强国”是他不变的追求。他意识到“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提出了以“新民德、开民智、养民力”为核心的“新民”思想，力图使民众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而达到强国的目的。再比如他积极介绍西方先进思想，但又不是盲目地全盘洋化，这些思想都是很超前的。

　　记：您父亲生前一直遗憾子女中没人学自然科学，而您却实现了他的遗愿，您在专业上的选择也是因为父亲的原因吗？

　　梁：当时主要是出于工业救国、技术救国的思想。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出国是为了学成之后报效祖国。我们兄弟姐妹9人当中，有7人出国留学，但全都回来了。1949年，我从美国留学回国的时候，有位同学留在美国。都是搞洲际导弹，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还拥有高级别墅。有人问我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我研究的导弹是保卫我的祖国的，我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

　　记：除了爱国思想之外，您和父亲还有什么相似之处？

　　梁：业务上，父亲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政治、法学、经济、历史、哲学，无所不包。我则是从无线电到自动控制再到计算机。性格上，我与父亲一样，崇尚趣味主义，爱好广泛，大学时我参加过学校古典式摔跤队，并获得美国十大学联邦（BigTen）冠军。听音乐、下象棋我都很喜欢，有NBA的球赛，我总要挤出时间看看。

　　记：您曾参与“神舟五号”的研发工作，还声称“神五”升空凭的是“中国航天精神”。您怎样看待“航天精神”与您父亲毕生追求之间的联系？

　　梁：作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我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中华民族的“航天精神”可以概括为24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这24个字是中国航天事业40多年实践的经验总结。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中国航天人总是以不断进取的姿态，一步步地迈向航天科学技术的高峰。我父亲一生为振兴中华、奋发图强大声疾呼，我们都是希望祖国繁荣昌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今父亲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表达的新民、强国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们

　　梁启超及其子女的生平事迹在毗邻故居的梁启超纪念馆中有详细介绍。

　　梁家是一个和睦、幸福、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风气的文化大家庭，梁启超的9个子女，在文学、经济、图书馆学等方面各领风骚，其中尤以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3个中国科学院院士最为著名。3个儿子都是院士，这在中国堪称绝无仅有的家族传奇。

　　梁启超虽以文风犀利激荡著称，但在与家人的通信中，却以晓畅、亲切的文字表达了许多关于教育的独特见解。大到提倡智育、情育、意育三位一体（智育教人不惑，情育教人不忧，意育教人不惧），提倡“趣味学习法”，小到推荐鸟瞰、解剖、会通“三步读书法”，他总是像朋友一样，循循善诱地为孩子们的成长、发展提出建议。有评论称，梁家的薪传不仅在于学术成就本身，更在于文化和人生价值的取向，这为当代中国家庭提供了厚重的借鉴意义

两份资料：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
一岁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

五岁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

十二岁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甲申 应广州童子试 中秀才。

十六岁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 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

十八岁 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 卯寅 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

十九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入京与李蕙仙完婚。

二十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乡居年余。

二十三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

二十四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 丙申 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

二十五岁 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 丁酉 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

二十六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 戊戍 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末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

二十七岁 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 已亥 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

二十八岁 一九00年光绪廿六年 庚子 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

三十岁 一九0二年光绪廿八年 壬寅 《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

三十五岁 一九0七年光绪卅三年 丁末 《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

四十岁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

四十一岁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 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

四十三岁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 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导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

四十四岁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戾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四十五岁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已 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 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

四十七岁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已末 到欧洲各国考察。

五十岁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

五十三岁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五十七岁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已 因肾病于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1926年4月14日至张元济的信说："闻东方图书馆购取孟苹蒋氏密韵楼之藏，神往无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一脔，则南北学者，胥渥嘉惠，宁非盛事。"
在争取图书馆办公和购书经费方面，更让梁启超费尽精力。1926年7月5日，梁启超致信李四光、袁同礼："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在至任志清等人信中又云:"馆中国宝甚多，仆尸馆长之名，而未举其实，万一有疏虞，责将谁卸？半年以来为兹事寝不安席。"1926年10月15日又致张东荪信云："此馆诚为美庚款所办，但款极有限，开办费仅一百万元，建筑及购书在内（现所划建筑费仅六十万元，实不成门面，余三十五万供购书费），无法敷分配，每月经常费仅三千耳。"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将自己十余年来在永年保险公司所买保险单向北京通易信托公司押款，用以支撑经费周转，半年之间，共垫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年梁启超因身体状况，辞去馆长职务。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他用进化论的思想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要取代封建制度的现实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0岁中秀才，16岁中举，翌年结识康有为，被康宣讲的西学知识和变法之论所震慑，遂拜为师，告别旧学，走上经世致用、维新救国之途。甲午年（1894）赴京会试期间，助康发动“公车上书”。不久去上海主《时务报》笔政，从此名声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