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日记500字大全随笔:话剧的特点是什么?

9月7日 00:24 现代话剧的艰难历程

第1节 从模仿到创新

1．“易卜生热”与“娜拉式”的新女性。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和《聂嫈》。

2．社会题材的问题剧与《幽兰女士》、《赵阎王》。

3．欧阳予倩的创作道路。《潘金莲》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4．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对“寡妇情结”的探讨。

5．田汉的创作道路。田汉早期剧作中的“艺术家”形象系列。30年代以后，田汉剧作的两大题材。《梵峨嶙与蔷薇》。《梅雨》与《回春之曲》。《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与《名优之死》。

6．丁西林在中国话剧史的上的独特性。 丁西林独幕剧与《酒后》的特点。

第2节 曹禺：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1．曹禺的生平和创作。

2．《日出》对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的认识和受到的质疑。

1．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和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对《雷雨》的影响。

2．《雷雨》的结构。周朴园、蘩漪和侍萍的形象塑造。《雷雨》对现代话剧的特殊贡献。

3．从《雷雨》到《日出》的变化。结构的变化与创作意图的变化。

4．《原野》的传奇性与反抗意识。

5．“娜拉式”的新女性陈白露与作者心中的理想。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的“三段式”人物链。

第3节 从小剧场到大剧场

1．“剧场戏剧”与中国话剧的成熟。

2．夏衍的生平与话剧创作。《赛金花》与《秋瑾传》。《上海屋檐下》的“复调”手法、政治倾向性与平易淡泊的风格。

3．洪深创作受左翼剧运的影响。《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与《青龙潭》。

4．李健吾话剧的“京派”特点。《这不过是春天》、《梁允达》与《以身作则》。

中国话剧特点』
匡时济世的艺术
中国的文人素有“文以载道”的思想观念，中国的传统戏曲也向来注重教喻功能，因此，戏剧从来不是高蹈与现实之上的唯美的产物。特别是现代的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处於生死存亡关头，一些有志之士急欲拯救斯民於水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对西方戏剧产生兴趣，并把它拿来，显然就带有匡时济世目的。    文明戏时期，有一位叫天缪生的人说得最直白：“吾以为今日欲救吾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欲输入国家思想……舍戏剧未由。”因此，文明戏的主潮，是以勇猛的姿态，配合著民主革命，对腐败的帝制进行冲击，对外国列强发出愤怒的抗议。这便是中国话剧第一波所展现的战斗性。    五四时期，话剧成为思想的载体和工具。当时，戏剧界之所以对易卜生掀起模仿浪潮，是因为其“敢於攻击社会，敢於独战多数”的战斗精神。欧阳予倩认为戏剧是“思想之影像”。洪深更认为，“现代话剧的重要，有价值，就是因为有主义”。到了三、四十年代，所倡导的“普罗列塔利亚”戏剧、左翼戏剧、国防戏剧直到抗战戏剧，都被赋予特定历史阶段的革命的民族的政治色彩，可以说，如果不是中国人对西方戏剧的现实需求，它就不可能在中国立足，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中国话剧的大发展，最能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当然，社会变革和民族战争异常激烈的时代环境中，中国话剧也出现过注重宣传性而忽略艺术性的偏颇，但总的来看，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中国话剧的重要特徵。
诗意的戏剧精神
中国是一个诗歌比较发达的国度，历史上第一部文学作品，即为诗歌总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皆可视作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诗性智慧的体现。中国的曲论家，历来把戏曲看作诗的演变与分支。所谓“诗变而词，词变而曲”，故亦称戏曲为“剧诗”。无论是文明戏阶段，中外戏剧遇合中，中国人对西方浪漫主义戏剧产生的兴趣；还是80年代以后，中国戏剧家所追求的写意的戏剧观念，所探索的戏剧表现生活的新的方式，都显现者中国人对戏剧诗意的注重。剧与诗的结合，或者说话剧诗化的美学倾向，是中国话剧在艺术上的突出特色。浪漫派的戏剧创作，如田汉、郭沫若等则是代表。他们都是浪漫主义的诗人，这自然使他们很容易把诗切入戏剧，同时，他们都从理论上看到戏剧的诗的本体特性。郭沫若就认为，“诗是文学的本质，小说和戏剧是诗的分化。”中国戏剧家的剧作，其诗化的内涵，体现在观察和表现生活的诗意视界中，则是著意从人的感情世界透视人生现实。特别是通过人之“灵”的痛苦表现，达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作品中，又往往有著对理想的憧憬。其艺术特徵便是抒情性，人物的性格、戏剧的结构和语言，都以抒情为纽带。如繁漪、愫方、屈原、关汉卿等人物，都是诗意抒情化了的形象。其抒情性，又导致剧作家追求借景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注意诗的氛围的营造。又如，曹禺有时将教堂音乐、西方交响乐融入戏剧构思，郭沫若常借主人公的大段心理独白烘托情境，而田汉则常将音乐、诗歌直接溶入作品之中，以增强其抒情性。这种诗化倾向，自然同接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有关，但不可忽视接受主体的投射作用，即把民族的艺术精神、民族戏曲的质素溶入其中。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话剧的诗化倾向，正是中国的剧诗传统的潜力的传递和勃发。所以说，是中国戏曲的诗意抒情传统同西方浪漫主义戏剧，甚至同西方现代主义的融合，形成了中国话剧的诗化倾向。由此，中国话剧形成了诗化现实主义风格。它以田汉作为开创者，曹禺和夏衍作奠基者，在后来的发展中绵延流长。这种诗化现实主义，在真实观上即渗透著中国人的特色。如果说，西方话剧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倾向於客观生活的再现，当然也熔铸著剧作家的主体审美创造；而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是更注重情真，在“真实”中注入情感的真诚和真实，甚至是缘情而作。曹禺说，他“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雷雨》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恐惧的表徵。”“《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感情的发酵。”这正是中国剧诗的的传统，如创作了戏曲《牡丹亭》的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就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把情真提高到一个超越一切的的境界，同时也把理想的情愫铸入真实性之中。如曹禺、夏衍的剧作都渗透著一种目标感，於残酷的真实和灰色的人生中，写出希望的曙光。夏衍虽然多写一些卑琐的小人物，写一种平庸的生活，但他却从中发现：“眼睛看得见的几乎是无可挽救的大堤的溃决，眼睛看不见的却像是遇到了阻力而显示了它威力的春潮。”诗化现实主义中相容著浪漫主义的因素。那麽，对这种真实，我们称之为“诗意真实”。
浓随的民族特色
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不但表现在中国人写中国人的生活上，重要的是这些中国剧作家，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对西方戏剧这种艺术形式予以创造性地转化与改造。转化和改造的关键，是这些剧作家所具有的民族的审美精神，以及在长期的艺术熏陶中所获得的深厚而扎实的传统艺术的修养。尽管，他们面对的是一种西方的艺术形式，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接受的主体，必然透过自我的观察、理解和认识，去把握这种形式。比如，在中国话剧中，有一个突出的艺术现象，即一些优秀的剧作，都追求戏剧意象的创造。所谓意象，这是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所谓“窥意象而运斤”，所谓“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而动物也。故示以意象”。意象所要求的是一个有机的内在的和谐完整而富有意蕴的境界，它有著一种联想性的指涉作用。它透过一个特定的情境、一个物象、一个人物等的具体的真实的描写，而赋予更深层更丰富的蕴含。戏剧意象的营造，不仅在於追求真实的诗意，还在於创造出诗的意境。如《雷雨》中的雷雨意象，《上海屋檐下》中的梅雨意象，《秋声赋》中的秋的意象，《风雪夜归人》中的风雪的意象，《雾重庆》中的雾的意象等。这些意象，把细节的描写、真实的物象同人物的命运、戏剧的冲突、意境的烘染等都统摄在这特定的情景之中。如雷雨的意象，在《雷雨》中，它既是戏剧的氛围，是剧情的节奏，也是破坏性的力量之象徵，是人物性格和感情的潮汐和激荡，是为作家雷雨般的热情所构筑的情景交融的诗意境界。正是这些转化，使中国的话剧有了民族审美精神的更深层的渗透。也可以说，中国的戏剧家，以民族的艺术精神、诗学内涵以及它特有的艺术方法和手段，沟通了同西方戏剧，包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戏剧的审美精神。从人物塑造、情境设置、戏剧冲突，直到戏剧语言，都实现了民族独创性的转化。九十年的历史证明：没有深厚而活跃的民族艺术精神，没有深厚而扎实的传统艺术的根底，中国话剧是很难立足和发展的，也是很难实现现代化的。在发展的前提下，发扬传统的精华（自然经过扬弃），吸纳外来的经验，是中国话剧不断前进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