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生伤心说说图片:中国的“断代工程”可信吗？

前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二OOO年十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后，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二OO三年四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二OOO年十一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 “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言“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于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我认为中华灿烂悠久的5000年文明,(小学生都知道)
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件件有史书和出土的文物,化石为依据
西方的学者,带着有色眼镜和对中国敌对的政治观点,对中华文明
进行攻击,并且还批上了严谨科学的外衣,做伪装.
以及那些名义上是学者,骨子里早已是汉奸的伪学者,恶意攻击中国,就是为了达到西方国家攻击封锁共产主义中国的邪恶目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要以悠久的历史为荣,因为这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

只说一点我的看法：
其实这项工程的政治价值大于学术价值。

因为就目前的学术水平，该成果推理的意味大于研究的意味。只是李岚清副总理从埃及访问回来要求中国要有自己的完整年表，所以就搞了这么一项工程。这只是一个政治任务。从现实情况来看，研究出的东西不能说没有价值，相反的，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学术是跟着政治走的，政治上提供了支持和力量，做学术就会事半功倍。以前没有搞，是因为没有支持，现在有了支持，所以很容易就搞出来了。
但至于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我仔细看了一下，有不少是很值得注重的成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也有一部分所谓的成果是综合了几种说法之后，折中出来的结果，不是确实的事实，而是一种推理。
这就和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和政府的迫切要求分不开了。

政府要你拿年表，要完整的，至少是一个可以作为学术报告的整体成果，所以，仓促间不免有想当然的东西
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的观点是：
姑且信之，保留意见。

看到一个内容比较相同的帖子，感觉中国有很多东西和事物外国人真的不理解，对于中国的文化也是分2个方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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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荒谬骗局？？？
这类英文史学书有很多很多。到图书馆一查，能够查到数十种！中国文明为四大文明之一，以及中国文化为至今延续最长的文明(longest suriving continuous civilization)，是在英文史书里非常常见的一句话。

第二、5000年的提法是五四时代的中国历史学家的提法，也不是中国官方的提法。从前亦有学者研究中国时只注意3500年来的历史，是因为这3500年的历史比较辉煌且证据确凿，并不是说中国文明史只有3500年。（中原文明外的三星堆好像是公元前6500年，或者是6300年，河坶渡文化具体时间有点记不得了，是探索*发现上看到的：）

第三，有些文明很古，例如巴比伦文明。但是不足以以“大”相称。“四大文明古国”，强调的是大和古两个方面。这是西人最初提出四大文明古国的依据。

再举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该文的荒谬。
“有一次我听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主讲的“考古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宣称是所谓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复原图，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几个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什么呢，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原文）

作者认为，夏朝遗址是“夯土遗迹”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事实上，河南二里头以遗址是不是夏都尚待确定，但是从出土规模来看，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有城桓、有宫殿区、有坟墓区，最大的宫殿达1万平方米，在宫殿区的外围钻探出2条东西方向、1条南北方向共3条垂直相交的大道。其中南北向大道的长度近700米，2条东西向大道的长度均超过300米，3条大道之间是密集的夯土建筑基址群。这显然不是一个“原始村落”的规模，当为城市无疑，即便不是夏都，也必定是与夏同期的一个城市遗址。出土文物有铜器、玉器、陶器等等。还有部分器物刻画有尚待破译的类文字符号。出土的铜器规置完整。

这就是作者所谓的“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铜渣子”？他对二里头文化遗址嗤之以鼻，他是不是认为国外的所谓文明遗址都具有现代城市的规模？恐怕这只能证明作者自己的偏见而已。另外，夯土也不是什么原始部落的专用技术，甚至连秦朝阿房宫、唐朝大明宫含元殿的台基都是用夯土筑就的。而这位作者为了攻击的需要，连考古上的常识都不顾，实在是很令人遗憾的。

如果没有甲骨文，他会说商朝是不存在的。可殷墟的发现让他闭了嘴，只好拿夏朝开刀了。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发现夏的遗迹。商朝时已经有度量衡，有法典，有制度，具备一切现代人类社会的特征。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吗？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答案。

其实中国的考古与西方考古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考古是在印证历史。我们的历史，有籍可查的就有4000年，很多考古发现都是在印证历史书上的记载。中国那么大的土地，我们能做到反复挖掘么？能做到寸土详查么？发现殷墟前，20世纪初，西方连商朝都认为是传说的。中国考古，基本上不会出现挖出一个大墓，但是却不知道墓主人是谁的事情。但是在西方，这种事情太多了。经常会出现，一次重大考古发现，能让人们找到一段失落的历史的故事。很多西方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非常羡慕中国的同行，称中国是历史学家的天堂。

《史记》中确实有些现在不能理解的东西，但是，谁能否认《史记》的历史价值？如按原文作者所贬低的“《史记》是一部小说”，那《荷马史诗》、《圣经》记载的不是神话故事吗？1871年德国人海因李希·谢里曼在奥斯曼土耳其境内发现特洛伊遗址，世界为之轰动，并成为了现代考古学的发端。谢里曼除了自小爱好希腊历史外，所能找到的资料，就只有希腊古代神话故事中的记载。而除去《圣经》的神话外衣，我们看到的是古代犹太民族在中东地区的生活画面！为什么作者对中国史书的信任度竟还不如一部口头流传改的面目全非的史诗？

中国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荒谬骗局？？？

不能因为这些资料中记载了一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东西，便去否定其历史价值，这是对古人的亵渎，同时也是对后人的犯罪！以前历史学家对《史记》中记载的“荆轲刺秦”时嬴政那柄急切间拔不出的丈长的长剑百思不得其解，按当时的技术，这么长的剑早就断了，一直到兵马俑中出土了该类兵器才解开了这个疑团。

原贴后面的文字更加无聊，把已经消失的几大文明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强行和现在中东、印度以及埃及拉上关系，苏美尔人居然成了含米特人，恒河的雅利安文明居然成了融合印度河文明的结果，古埃及文明在只能从传说和历史遗迹中寻找痕迹的今天居然被说成在被现代埃及人很好的继承。

现代疑古之风起源于清末，其产生与发展，无不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作后盾，其中的大师就是“百日维新”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到了今天，这种疑古似乎在扩大化，什么都怀疑，而且直接与西方挂钩，西方人说没有，国内就有声音跟着说没有，这到底是西方古代史，还是中国古代史？

原文作者先有观点，再罗织证据，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学术传统的。何况作者对很多史料的掌握还大成问题，中华文明是否是在世界范围最先发展的，显然是否定的。但，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就会知道，事实上，任何一个文明发展的先后不同并不能成为判断这个文明先进程度的重要标尺，因为在偶看来，任何文明，都是“人群”和当地环境创造性的结合。

比如说，西方一直将青铜，文字作为文明的重要标识，但谁知道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丝织物出现在哪里呢？是在中国，最早的水稻栽培据今超过1—0.9万年，在8000年前的河姆渡，中国有了丝织物，而中国对丝绸的垄断一直到了中国南北朝时代，西方才获得中国丝绸织造的秘密。比中国足足晚了大概7千年——————但偶并不认为这两项成就可以证明中国的文明能够比西方先进多少多少倍（事实上这种提法本身就体现了无知），————而是想指出，由于中国文明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在某一些领域，中国的文明有他们领先的特色。

根据同样的原则，假设（因为俺还没有对此进行研究），如果在其他文明地域，如果他们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铜矿丰富，便于采矿和冶炼，那么假设因此这些文明能够更早一步进入青铜时代的话，是否就应该据此认为这些文明要先进的多呢？————-还是更应该深入地在分析这些文明所在地理，气候条件之上给出更恰当的评价？

但是作者对于这些基本上是视而不见，反而拼命贬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到国外的历史遗迹则一律是辉煌壮丽之类的形容词，似乎他亲自去过那些现场亲眼见到了他口中克里特岛上比4000年后中国大多数王宫还要辉煌壮丽的“克诺索斯王宫”（这个王宫面积是3英亩，好像不是很大吧）。我看了真是觉得无话可说。

在世界中心论上，很久以前，各个国家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至少西方的地心学说不是中国提出来的，那么作者单单指责古中国以自己为中心就是很荒谬的。作者在《“四大发明”是谎言》中谈到埃及人纸草的使用方法，和编竹席差不多，这就算发明了？那么，中国人的黑火药明确交待了原料，配置的方法和比例就不是发明？？说到西方，就很宽松；讲到中国，就极其严苛。埃及人用纸草实际上不过就是对自然物简单加工，而中国却创造了自然界根本没有的东西，作者却认为纸草就是最早的发明了。但是讲到火药，却非认为定义为近代炸药。逻辑混乱！对中西方如此双重标准，何谈理性精神！！！

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作者的立场上。这个作者遣词造句极尽挖苦中伤之能事，极力贬低中华文明，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采取双重标准，不但将中华文明说的一文不值，而且还部分青红皂白，肆意进行人身攻击。它的论调，同他所称的所谓“流氓学者”，“泼皮无赖”毫无二致，甚至更胜一筹！————看看原文作者的目的，HEHE，也就不奇怪了！

我觉得正常的探讨辩论是为了求得思想的交融，互相促进提高以求得出一个最真实的结论。可是这篇文章却让人觉得这不是一篇为了上述目的而发表的文章，纯粹是为了彻底否定中国文明。与这样的文章争论：

1.任你说的口吐莲花，作者以及其同类也不会被你说服，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是为了学术而来的，他所希望地就是水越混越好；

2.你即使不说，大部分人还是能分辨出其中的谬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一点不假；

3.文章的作者引用了大量似是而非的史料，然后得出莫名其妙的论点，或者混淆逻辑，在一些字眼上和大家抬杠，如果要驳斥他，就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中每一条辩论起来，都将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鸿篇大作），如原文作者提到以前的国学大师顾颉刚写了本书《古史辩》认为没有夏朝，大禹是个虫子。但原文作者阉割了一个事实，就是随着考古发掘的成果，顾先生在和学生谈话时，也承认了夏代的存在。
普通人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专业人士因为前两个原因则一笑置之。————————这就是广大网友明明知道不对，却欲辩乏力的原因所在。

我们应当都有一客观的心。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中国是文明发源地之一，不能被引来成为咱今天的骄傲资本，但历史探寻的是事实。不能说"爹有钱，儿子就光荣"，但也不能因为儿子没钱，就连爹也就啥不是了！

貌似断代工程只是一个掩护。。。。实际上是在做别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