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汽车客运站电话: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

易卜生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戏剧的杰出代表。其突出贡献是在欧洲现实主义戏剧走向衰落，自然主义和颓废派文学十分泛 滥的时代，高举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并创造了以设疑性构思。论辩性对白和追溯性手法为基本艺术特征的“社会问题 剧”体裁。其创作实践和社会影响，也足可与莎士比亚、莫里哀等戏剧大师媲美。
　　他共写了25部各种体裁的剧本。按其思想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50、60年代主要写富于爱国激情和个人“精神反叛” 思想的浪漫历史剧；70、80年代主要写批判社会丑恶和宣扬个性解放的“社会问题剧”；80年代后主要写带神秘、象征色彩精 神的探索剧。每阶段都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恩格斯），但以“社会问题剧”的成就和影响 最大。主要剧作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把正直无私的斯多克芒医生当作“人民公敌”的《人民公敌》（1882）；把惟利 是图、无恶不作的博尼克船主当成“社会支柱”的《社会支柱》（1877）；以及揭露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宗教、家庭的极端 虚伪不公的《群鬼》（1881）和《玩偶之家》（1879）等。代表作《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的“反叛”言论和行动，尽管 带有自我中心主义和不知去向何处的盲目性质，但她对社会的激烈批判，却完全称得上是一篇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独立宣言”。 易卜生的作品早自1907年起便开始译介到中国。它无论在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或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都 一直起着积极作用。
　　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个人主义的崇拜,也有对妇女解放的深入思考等。而在易卜生所有作品中,话剧《人民公敌》是鲁迅最为熟悉和最能够产生思想上共鸣的作品。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
——论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对鲁迅的影响
作者：段炜论著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更新时间：2004-11-25

作为一位文学大师，鲁迅在思想上独具个性，在文学创作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鲁迅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的独特之处，既有他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特体味，同时作为一个融贯中西的文学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外思想和文学的影响。特别在鲁迅的早期，鲁迅有感于“铁屋子”的沉闷，特意“别求新声于异邦”，吸收了许多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优秀思想。其中，挪威文学家易卜生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比较早地进入了鲁迅的思想视野，并第一个将他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介绍到中国。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接触到了易卜生。据研究，受1906——1907年日本“易卜生热”的影响，鲁迅研读了不少易卜生的著作以及对他的评价文章。[i]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个人主义的崇拜，也有对妇女解放的深入思考等。而在易卜生所有作品中，话剧《人民公敌》是鲁迅最为熟悉和最能够产生思想上共鸣的作品。

易卜生在1882年创作了《人民公敌》，这部作品被乔治·勃兰兑斯称之为是易卜生“思想最尖锐和最富有才智的作品之一”，[ii]它突出地体现了易卜生独特的个人主义观。话剧讲述的是挪威南部某海滨城市所发生的故事。斯多克芒医生是城市温泉浴场的医官。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关心公益的人，为人正直。在工作中，他发现从磨坊流出来的脏水污染了温泉浴场，把浴场变成了“传染病的窝儿”。他向公众提出报告，要求重建浴场。但是他的提议遭到了整个城市的反对，城市里各个阶层的人都只为了自己的利害打算，害怕重建浴场会给自己带来损失。于是，在斯多克芒医生召开的会议上，他们不但不支持他正确的建议，反而宣布斯多克芒医生是“人民公敌”，并试图用一切办法将医生赶出城市。但是斯多克芒医生坚持自己的信念，继续留在了城市，战斗到底。

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塑造了一个孤独的英雄。斯多克芒医生是这个城市的先觉者，他第一个意识到了城市的“病根”，他希望把自己掌握的信息以及自己的思想传播给市民。可是，市民们只是做了跟风的奴隶，一致地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去了，斯多克芒医生成了最孤立的人。但是，他坚信：“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iii]

在剧中，易卜生所提倡的是一种独特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就是勃兰兑斯所总结的：“个人主义，以及对于多数的蔑视态度。”[iv]1871年，易卜生就在一封信中说过：“我无论怎么样也不会属于多数人所赞成的政党。比昂逊说：‘多数永远是对的。’而我说：‘少数永久是对的。’” [v]他认为“一个有见识的先驱者绝不能在他身旁聚拢一大群人”，群众是不配获得真理的。

这样的观点来源于易卜生对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的挪威的观察。易卜生是一个思想敏锐的文学家，他察觉到了当时挪威社会充塞着庸俗和保守、猥琐的思想氛围，他勇敢地拿起笔来与这种庸俗和保守战斗，但是却不被人们所接受，被迫流亡到国外。切身之痛使他感受到了先觉者的痛苦，他痛恨庸众的麻木，因此产生了这样独特的思想。《人民公敌》就典型地表现了少数（先觉者）与多数（庸众）的对立。

普列汉诺夫说：“一般说来，为得要某一国家的艺术家或文学家能够对于别国的人民的思想发生影响，就必须要使这个文学家或艺术家的情绪是适合读他作品的外国人的情绪。”[vi]精神上的共鸣，是鲁迅欣赏易卜生的《人民公敌》最强有力的出发点。

我们知道，鲁迅一生都是一个孤独的战士。鲁迅在1933年《题<彷徨>》的诗中写到：“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vii]“荷戟独彷徨”是鲁迅一生战斗经历的真实写照。鲁迅生命历程里这种摆脱不掉的孤独感，其实就来源于鲁迅的“先觉”。相对于他所处时代的大多数而言，鲁迅是一个先觉者。他很早就进入新式学堂，接受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熏陶。他也是较早的留学生，去日本学医，希望改变国民衰弱的体质。后来，他弃医学文以笔为武器来改造国民性，他的这种意识在当时也得不到人们的认同。生命中的这些体验使鲁迅倍尝了先觉者的孤独和痛苦。这样不难理解鲁迅对易卜生及其《人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医生的欣赏之情。

而对于庸众的无知和麻木，鲁迅也有着深刻的体会。在仙台学医时，鲁迅经历了“幻灯片”事件。幻灯片给鲁迅最强烈的震撼，并不只是外国侵略者的残酷与嚣张，还有国民的奴性和麻木。鲁迅认为：“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viii]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提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毂，他们就看了滑稽剧。”[ix]对于庸众的本质，鲁迅有着和易卜生同样清醒的认识。

1928年易卜生诞辰一百周年，鲁迅在他主编的《奔流》一卷第3号上出版了《H·伊孛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增刊》，上面刊出翻译的易卜生的文学创作和介绍他的文章。鲁迅在《编校后计》中，分析五四时期“易卜生热”原因时这样说：“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sen来呢？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光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x]其实，“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也同样是鲁迅很早就介绍易卜生及其《人民公敌》到中国来的精神动力。

考察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轨迹，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不仅欣赏易卜生及其笔下的易卜生式的英雄——斯多克芒医生，而且《人民公敌》中先觉者与庸众对立的思想也启迪了鲁迅对中国现实的深入思考。鲁迅多次在自己的文章里介绍这部作品，并且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了与《人民公敌》同样的思想：他或者在文章中赞赏“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斯多克芒医生式的先觉者，或者以此为切入点深刻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在其创作的小说《狂人日记》、《药》、《长明灯》、《孤独者》等中，更是有着与《人民公敌》中相似的主题结构模式：先觉者与庸众对立。

鲁迅第一次向国人介绍易卜生及其话剧《人民公敌》，是在1907年写就的《文化偏至论》中。《文化偏至论》是鲁迅有感于当时国人在文化取舍上的保守主义，决定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介绍进来，促进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改变。鲁迅介绍了尼 （尼采）、斯契纳尔（斯蒂纳）、契开迦尔（克尔凯郭尔）、勖宾霍尔（叔本华）这四位近代哲学家的思想和易卜生的文学创作：“故如勖宾霍尔所张主，则以内省诸己，豁然贯通，因曰意力为世界之本体也；尼祛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xi]

鲁迅认为是“舍己从人”的旧俗导致了“文明真髓，顷刻荡然”，而要扫荡以往文明的流弊，改变“众庶率纤弱颓靡”的局面，只能寄希望于个人主义的提倡，出现“具有绝大意力之土”，才能拯救文明与人类。因此，鲁迅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xii]的主张，希冀借西方十九世纪以来兴起的个人主义来拯救我们衰弱的国家和民族。

鲁迅在文章中明确表明了对“如尼怯伊勃生诸人”的欣赏，因为他们就是他所认为的“具有绝大意力之土”，他们坚守自己的信仰，与平庸的世俗社会和现实战斗。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正合他所推崇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主张。

在文章中，鲁迅将易卜生称之为“契开迦尔之诠释者”：“其后有显理伊勃生（Henrik Ibsen）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鲁迅将易卜生的文学创作，视为具有“反社会民主之倾向”。鲁迅指出易卜生文学创作的精神来源就是有感于“卓尔不群之士”被“顽愚”“伪诈”之世俗所排斥、所诋毁，而造成人的尊严和人类价值的丧失：“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己也。” [xiii]

接下来鲁迅具体分析了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如其《民敌》一书，谓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狯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借多陵寡，植党自私，于是战斗以兴，而其书亦止：社会之象，宛然具于是焉。”[xiv]在鲁迅看来，《人民公敌》中斯多克芒医生是坚守真理的战士，与庸众作着不妥协的斗争，而这正是社会现实真实的写照。

在其后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又将易卜生推为与拜伦一样的摩罗诗人。《摩罗诗力说》一文，鲁迅介绍了西方一些著名的文学家：“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xv]

鲁迅也在此文中提到了易卜生和《人民公敌》一剧，来论述先觉者与俗世的对立：“自尊至者，不平恒继之，忿世嫉俗，发为巨震，与对摭之徒争衡。盖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若裴伦者，即其一矣。其言曰，硗确之区，吾侪奚获耶?(中略)凡有事物，无不定以习俗至谬之衡，所谓舆论，实具大力，而舆论则以昏黑蔽全球也。此其所言，与近世诺威文人伊孛生(H．Ibsen)所见合，伊氏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会之敌》以立言，使医士斯托克曼为全书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自既见放于地主，其子复受斥于学校，而终奋斗，不为之摇。末乃曰，吾又见真理矣。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者也！其处世之道如是。”[xvi]

在这里，鲁迅第一次引用了《人民公敌》中斯多克芒医生的台词：“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者也！”先觉者之所以被孤立，源于他与俗世不可调和的对立。这样的先觉者正是鲁迅热切地呼唤“摩罗”诗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xvii]

上述鲁迅对易卜生的思想及《人民公敌》的介绍，鲁迅注重是开启西方先进思想的门，为“铁屋子”输进新鲜的空气。但是，他的努力在当时的中国有如空谷足音，并没有引起反响。直到十年后，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上刊发了“易卜生专号”，易卜生及其文学创作才迅速地成为思想界和文学界的“热点”。特别是《娜拉》一剧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成为妇女解放的一个标志。

但是，这“易卜生热”的传播，却存在着一定的偏颇，那就是人们往往把目光放在了《娜拉》上，而忘怀了更能体现易卜生思想特色的《人民公敌》。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评点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时，明确指出一些作品得益于“输入易卜生（H.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同时，作为向中国介绍易卜生的第一人，鲁迅也指出了当时中国对易卜生的思想及其文学的接受过程中也存在着缺憾：“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公敌》和《社会柱石》。”[xviii]

而对于鲁迅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鲁迅发现发生在挪威的《人民公敌》中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情形更是常常发生在现实的中国。于是，从《人民公敌》的这扇门走进去，由呼唤“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卓越之士，鲁迅走向了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深刻的考察。

1918年，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谈到了两类自大：“个人的自大”和“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鲁迅这样定义“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xix]这“个人的自大”其实也就是先觉者，是新思想的启蒙者和传播者，但是他们的思想常常不能为庸众所接受，最终常常成为“国民公敌”——如斯多克芒医生一样孤独的战士。

“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则是：“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xx]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就是庸众——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是旧习俗和旧传统的奴隶；同时，他们还常常成为旧势力的跟随者，参与了对新思想和先觉者的屠杀和压制。

这样的定义显然脱胎于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个人的自大”与“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对立便是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鲁迅指出中国“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xxi]：中国充斥着庸众而缺少独异的先觉者。

1919年在《热风·随感录四十六》里，鲁迅热情呼唤像易卜生那样的“偶像破坏者”，他认为：“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xxii]文章中引用了《人民公敌》中的台词：“易卜生说：我告诉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壮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见《国民公敌》）”[xxiii]以此来说明先觉者——偶像破坏者们有着“确固不拔的自信”，既不会理会偶像保护者的嘲骂，也不会理会偶像保护者的恭维。

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一剧的思想对鲁迅的影响还延伸到了他的小说创作之中。在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药》、《长明灯》、《孤独者》等中存在着与《人民公敌》相似的主题结构模式：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在这对立中，鲁迅一方面为我们勾勒了庸众的本质面目，一方面展示了先觉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

作为鲁迅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主题的就呈现了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描述了“狂人”与他周围的世界的对抗。在小说中，踹过“古家的簿子”的“狂人”是先觉者，他发现了中国历史的真相——吃人。他劝说周围的人放弃吃人的行为，但他却被庸众视为不正常的人而加以排斥，而且庸众“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xxiv]

鲁迅也同时指出了庸众的面目：“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xxv]这些参与“吃人”的庸众，其实也是被吃者。在这里，鲁迅揭示了庸众可憎又可怜的两面性。

《狂人日记》是从先觉者的角度来表现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药》则在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中更细致地刻画了庸众麻木的灵魂。小说中的先觉者——夏瑜是为了革命，为了将大清的天下还之于民而牺牲的，但是他的牺牲在庸众的眼里毫无价值，非但唤不醒庸众的灵魂，反而，他受刑的场面却成了庸众们观看的“戏剧”：“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xxvi]

如果说在《药》中，庸众还只是先觉者牺牲时的麻木看客，那么到了《长明灯》中，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便白热化了。小说中“疯子”他执意要熄掉吉光屯里象征着历史包袱的长明灯。但是他无法打开庙门，于是他转向了更激烈的行动：“我放火。”[xxvii]“只闪烁着狂热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寻火种。”[xxviii]

“疯子”无疑是一位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先觉者，但是他这位先觉者也遭受到了同“狂人”、夏瑜同样的命运——被宣布为社会的异类。一旦，一个人被宣布为社会的异类——疯子或造反者时，那么那些平时并无权利的庸众们便似得了无上的权利可以联合起来对异类进行惩戒。在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中，醉鬼也有了审判智者的权利。在鲁迅的《长明灯》里，把梁武帝当作“梁五弟”的灰五婶，被屯里平时看作是败家子的阔亭和方头等人，还有疯子的道貌岸然叔叔四爷（在以正义的名义迫害“疯子”的同时还想谋夺他的家产），等等各色庸众联合起来迫害“疯子”，最终将“疯子”拘禁起来了，但是被拘禁的“疯子”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思想，从庙里的西厢房里仍然传出“我放火”的呐喊。

写于1925年的小说《孤独者》同样是这种先觉者与庸众对立的主题模式的一种延续。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人民公敌》影子：魏连殳因为是“新党”，有着与周围人们不同的举止，便被人们目为“异类”，后来更是因为他喜欢发表文章，作些“没有顾忌的议论”，而成为人们攻讦和排挤的对象，以至于失去了职业。他是一个孤独的先觉者。

不过，在《孤独者》里面，庸众的面目变得模糊了，我们看不到具体的指向，但是，它却有着肃杀的威力：魏连殳最终“被敌人所诱杀了。谁杀的呢？谁也不知道。”[xxix]

《狂人日记》、《药》、《长明灯》、《孤独者》都表达了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这一主题。鲁迅欣赏和赞同先觉者打破“铁屋子”的行动，但是对于先觉者的命运，鲁迅却有着清醒地认识：先觉者与庸众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既有可能先觉者被庸众所压迫、扼杀而愈战愈勇，也有可能以先觉者为庸众所“诱杀”而终结。在上述四部小说中，先觉者就呈现了两种不同的命运：一种是如夏瑜、“疯子”那样，为理想而牺牲或被禁锢。他们的命运是悲壮而令人尊敬的。同时，鲁迅也不无悲凉地将先觉者也可能走上的另一条道路展示给了我们，那便是如“狂人”和魏连殳一般被“诱杀”：“狂人”成了候补的官员；魏连殳最终“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xxx]他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他的厅里高朋满座，他已经和庸众融为一体了，他不再是被人遗忘和被人拒斥的孤独者了。

这种先觉者身份和地位的转换，无疑地揭示了先觉者与庸众对立斗争的复杂性，而这一点是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所不可能表现的。《人民公敌》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光明的尾巴：“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然而对这孤立的人的战斗的前景究竟是怎样的？易卜生没有用作品回答，用他的人生回答了。鲁迅曾总结易卜生的一生说：“独战到底，还是终于向大家伸出和睦之手来呢？这问题，是在战斗一生之后，才能发生，也才能解答。不幸Ibsen将后一问题解答了，他终于尝到了‘胜者的悲哀’。”[xxxi]

《狂人日记》《孤独者》表明了鲁迅思想的深化。如果说早期的鲁迅还是易卜生和斯多克芒医生的崇拜者，坚信先觉者的能力可以改变这个庸众充斥的社会的话，那么他切身的战斗经历却告诉鲁迅，这种易卜生式的孤独英雄有可能走向毁灭：“这一类人物的运命，正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xxxii]从这点来说，鲁迅已经超越了他先前的崇拜对象了。

信奉“拿来主义”的鲁迅总是在不断吸收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对易卜生及其《人民公敌》的欣赏和借鉴便是其中一例。不过，鲁迅又是一位有着出色创造力的文学大师，在吸收的同时，他努力地融进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社会思考，进行着再创造。因此，在相同的主题模式里，透露着鲁迅更深刻的思想内涵：他欣赏先觉者的特立独行，但他也提示了先觉者可能被庸众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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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906年9月日本文化界在著名的《早稻田文学》刊发易卜生专号，以此来悼念易卜生的逝世。1907年“易卜生学会”在东京成立，每月举行一次易卜生作品讨论会，讨论的情况在《新思潮》杂志上连载，在当时颇有影响。受此文化氛围的影响，鲁迅研读了不少易卜生的著作以及对他的评价文章：《国民公敌》等剧本以及勃兰兑斯写的评传《亨利克·易卜生》、恩斯特的《亨利克·易卜生》和卡勒的《易卜生、比昂松和他们的同时代人》等。见陈漱渝主编：《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ii] [丹麦]乔治·勃兰兑斯：《第三次印象》，高中甫编选，《易卜生评论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iii] [挪威]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五卷》，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0页。

[iv]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亨利克·易卜生》，高中甫编选《易卜生评论集》，第179页。

[v] [俄]普列汉诺夫：《亨利克·易卜生》，高中甫编选《易卜生评论集》，第181页。

[vi]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亨利克·易卜生》，见《易卜生评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页。

[vii] 鲁迅：《集外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56页。

[viii] 鲁迅：《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4页。

[ix] 鲁迅：《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6页。

[x] 鲁迅：《集外集》，第179页。

[xi] 鲁迅：《坟》，第48页。

[xii] 鲁迅：《坟》，第39页。

[xiii] 鲁迅：《坟》，第44-45页。

[xiv] 鲁迅：《坟》，第45页。

[xv] 鲁迅：《坟》，第59页。

[xvi] 鲁迅：《坟》，第72页。

[xvii] 鲁迅：《坟》，第92页。

[xviii]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9页。

[xix] 鲁迅：《热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xx] 鲁迅：《热风》，第17页。

[xxi] 鲁迅：《热风》，第17页。

[xxii] 鲁迅：《热风》，第39页。

[xxiii] 鲁迅：《热风》，第39页。

[xxiv] 鲁迅：《呐喊》，第22页。

[xxv] 鲁迅：《呐喊》，第14页。

[xxvi] 鲁迅：《呐喊》，第36页。

[xxvii] 鲁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8页。

[xxviii] 鲁迅：《彷徨》，第78页。

[xxix] 鲁迅：《彷徨》，第127-128页。

[xxx] 鲁迅：《彷徨》，第128页。

[xxxi] 鲁迅：《集外集》，第181页。

[xxxii] 鲁迅：《两地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6页。

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个人主义的崇拜,也有对妇女解放的深入思考等。而在易卜生所有作品中,话剧《人民公敌》是鲁迅最为熟悉和最能够产生思想上共鸣的作品。易卜生在1882年创作了《人民公敌》,这部作品被乔治·勃兰兑斯称之为是易卜生“思想最尖锐和最富有才智...鲁迅多次在自己的文章里介绍这部作品,并且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了与《人民公敌》同样的思想:他或者在文章中赞赏“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斯多克芒医生式的先觉者,或者以此为切入点深刻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
——论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对鲁迅的影响
作者：段炜论著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更新时间：2004-11-25

作为一位文学大师，鲁迅在思想上独具个性，在文学创作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鲁迅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的独特之处，既有他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特体味，同时作为一个融贯中西的文学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外思想和文学的影响。特别在鲁迅的早期，鲁迅有感于“铁屋子”的沉闷，特意“别求新声于异邦”，吸收了许多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优秀思想。其中，挪威文学家易卜生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比较早地进入了鲁迅的思想视野，并第一个将他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介绍到中国。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接触到了易卜生。据研究，受1906——1907年日本“易卜生热”的影响，鲁迅研读了不少易卜生的著作以及对他的评价文章。[i]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个人主义的崇拜，也有对妇女解放的深入思考等。而在易卜生所有作品中，话剧《人民公敌》是鲁迅最为熟悉和最能够产生思想上共鸣的作品。

易卜生在1882年创作了《人民公敌》，这部作品被乔治·勃兰兑斯称之为是易卜生“思想最尖锐和最富有才智的作品之一”，[ii]它突出地体现了易卜生独特的个人主义观。话剧讲述的是挪威南部某海滨城市所发生的故事。斯多克芒医生是城市温泉浴场的医官。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关心公益的人，为人正直。在工作中，他发现从磨坊流出来的脏水污染了温泉浴场，把浴场变成了“传染病的窝儿”。他向公众提出报告，要求重建浴场。但是他的提议遭到了整个城市的反对，城市里各个阶层的人都只为了自己的利害打算，害怕重建浴场会给自己带来损失。于是，在斯多克芒医生召开的会议上，他们不但不支持他正确的建议，反而宣布斯多克芒医生是“人民公敌”，并试图用一切办法将医生赶出城市。但是斯多克芒医生坚持自己的信念，继续留在了城市，战斗到底。

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塑造了一个孤独的英雄。斯多克芒医生是这个城市的先觉者，他第一个意识到了城市的“病根”，他希望把自己掌握的信息以及自己的思想传播给市民。可是，市民们只是做了跟风的奴隶，一致地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去了，斯多克芒医生成了最孤立的人。但是，他坚信：“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iii]

在剧中，易卜生所提倡的是一种独特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就是勃兰兑斯所总结的：“个人主义，以及对于多数的蔑视态度。”[iv]1871年，易卜生就在一封信中说过：“我无论怎么样也不会属于多数人所赞成的政党。比昂逊说：‘多数永远是对的。’而我说：‘少数永久是对的。’” [v]他认为“一个有见识的先驱者绝不能在他身旁聚拢一大群人”，群众是不配获得真理的。

这样的观点来源于易卜生对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的挪威的观察。易卜生是一个思想敏锐的文学家，他察觉到了当时挪威社会充塞着庸俗和保守、猥琐的思想氛围，他勇敢地拿起笔来与这种庸俗和保守战斗，但是却不被人们所接受，被迫流亡到国外。切身之痛使他感受到了先觉者的痛苦，他痛恨庸众的麻木，因此产生了这样独特的思想。《人民公敌》就典型地表现了少数（先觉者）与多数（庸众）的对立。

普列汉诺夫说：“一般说来，为得要某一国家的艺术家或文学家能够对于别国的人民的思想发生影响，就必须要使这个文学家或艺术家的情绪是适合读他作品的外国人的情绪。”[vi]精神上的共鸣，是鲁迅欣赏易卜生的《人民公敌》最强有力的出发点。

我们知道，鲁迅一生都是一个孤独的战士。鲁迅在1933年《题<彷徨>》的诗中写到：“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vii]“荷戟独彷徨”是鲁迅一生战斗经历的真实写照。鲁迅生命历程里这种摆脱不掉的孤独感，其实就来源于鲁迅的“先觉”。相对于他所处时代的大多数而言，鲁迅是一个先觉者。他很早就进入新式学堂，接受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熏陶。他也是较早的留学生，去日本学医，希望改变国民衰弱的体质。后来，他弃医学文以笔为武器来改造国民性，他的这种意识在当时也得不到人们的认同。生命中的这些体验使鲁迅倍尝了先觉者的孤独和痛苦。这样不难理解鲁迅对易卜生及其《人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医生的欣赏之情。

而对于庸众的无知和麻木，鲁迅也有着深刻的体会。在仙台学医时，鲁迅经历了“幻灯片”事件。幻灯片给鲁迅最强烈的震撼，并不只是外国侵略者的残酷与嚣张，还有国民的奴性和麻木。鲁迅认为：“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viii]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提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毂，他们就看了滑稽剧。”[ix]对于庸众的本质，鲁迅有着和易卜生同样清醒的认识。

1928年易卜生诞辰一百周年，鲁迅在他主编的《奔流》一卷第3号上出版了《H·伊孛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增刊》，上面刊出翻译的易卜生的文学创作和介绍他的文章。鲁迅在《编校后计》中，分析五四时期“易卜生热”原因时这样说：“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sen来呢？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光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x]其实，“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也同样是鲁迅很早就介绍易卜生及其《人民公敌》到中国来的精神动力。

考察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轨迹，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不仅欣赏易卜生及其笔下的易卜生式的英雄——斯多克芒医生，而且《人民公敌》中先觉者与庸众对立的思想也启迪了鲁迅对中国现实的深入思考。鲁迅多次在自己的文章里介绍这部作品，并且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了与《人民公敌》同样的思想：他或者在文章中赞赏“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斯多克芒医生式的先觉者，或者以此为切入点深刻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在其创作的小说《狂人日记》、《药》、《长明灯》、《孤独者》等中，更是有着与《人民公敌》中相似的主题结构模式：先觉者与庸众对立。

鲁迅第一次向国人介绍易卜生及其话剧《人民公敌》，是在1907年写就的《文化偏至论》中。《文化偏至论》是鲁迅有感于当时国人在文化取舍上的保守主义，决定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介绍进来，促进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改变。鲁迅介绍了尼 （尼采）、斯契纳尔（斯蒂纳）、契开迦尔（克尔凯郭尔）、勖宾霍尔（叔本华）这四位近代哲学家的思想和易卜生的文学创作：“故如勖宾霍尔所张主，则以内省诸己，豁然贯通，因曰意力为世界之本体也；尼祛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xi]

鲁迅认为是“舍己从人”的旧俗导致了“文明真髓，顷刻荡然”，而要扫荡以往文明的流弊，改变“众庶率纤弱颓靡”的局面，只能寄希望于个人主义的提倡，出现“具有绝大意力之土”，才能拯救文明与人类。因此，鲁迅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xii]的主张，希冀借西方十九世纪以来兴起的个人主义来拯救我们衰弱的国家和民族。

鲁迅在文章中明确表明了对“如尼怯伊勃生诸人”的欣赏，因为他们就是他所认为的“具有绝大意力之土”，他们坚守自己的信仰，与平庸的世俗社会和现实战斗。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正合他所推崇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主张。

在文章中，鲁迅将易卜生称之为“契开迦尔之诠释者”：“其后有显理伊勃生（Henrik Ibsen）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鲁迅将易卜生的文学创作，视为具有“反社会民主之倾向”。鲁迅指出易卜生文学创作的精神来源就是有感于“卓尔不群之士”被“顽愚”“伪诈”之世俗所排斥、所诋毁，而造成人的尊严和人类价值的丧失：“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己也。” [xiii]

接下来鲁迅具体分析了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如其《民敌》一书，谓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狯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借多陵寡，植党自私，于是战斗以兴，而其书亦止：社会之象，宛然具于是焉。”[xiv]在鲁迅看来，《人民公敌》中斯多克芒医生是坚守真理的战士，与庸众作着不妥协的斗争，而这正是社会现实真实的写照。

在其后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又将易卜生推为与拜伦一样的摩罗诗人。《摩罗诗力说》一文，鲁迅介绍了西方一些著名的文学家：“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xv]

鲁迅也在此文中提到了易卜生和《人民公敌》一剧，来论述先觉者与俗世的对立：“自尊至者，不平恒继之，忿世嫉俗，发为巨震，与对摭之徒争衡。盖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若裴伦者，即其一矣。其言曰，硗确之区，吾侪奚获耶?(中略)凡有事物，无不定以习俗至谬之衡，所谓舆论，实具大力，而舆论则以昏黑蔽全球也。此其所言，与近世诺威文人伊孛生(H．Ibsen)所见合，伊氏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会之敌》以立言，使医士斯托克曼为全书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自既见放于地主，其子复受斥于学校，而终奋斗，不为之摇。末乃曰，吾又见真理矣。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者也！其处世之道如是。”[xvi]

在这里，鲁迅第一次引用了《人民公敌》中斯多克芒医生的台词：“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者也！”先觉者之所以被孤立，源于他与俗世不可调和的对立。这样的先觉者正是鲁迅热切地呼唤“摩罗”诗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xvii]

上述鲁迅对易卜生的思想及《人民公敌》的介绍，鲁迅注重是开启西方先进思想的门，为“铁屋子”输进新鲜的空气。但是，他的努力在当时的中国有如空谷足音，并没有引起反响。直到十年后，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上刊发了“易卜生专号”，易卜生及其文学创作才迅速地成为思想界和文学界的“热点”。特别是《娜拉》一剧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成为妇女解放的一个标志。

但是，这“易卜生热”的传播，却存在着一定的偏颇，那就是人们往往把目光放在了《娜拉》上，而忘怀了更能体现易卜生思想特色的《人民公敌》。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评点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时，明确指出一些作品得益于“输入易卜生（H.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同时，作为向中国介绍易卜生的第一人，鲁迅也指出了当时中国对易卜生的思想及其文学的接受过程中也存在着缺憾：“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公敌》和《社会柱石》。”[xviii]

而对于鲁迅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鲁迅发现发生在挪威的《人民公敌》中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情形更是常常发生在现实的中国。于是，从《人民公敌》的这扇门走进去，由呼唤“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卓越之士，鲁迅走向了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深刻的考察。

1918年，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谈到了两类自大：“个人的自大”和“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鲁迅这样定义“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xix]这“个人的自大”其实也就是先觉者，是新思想的启蒙者和传播者，但是他们的思想常常不能为庸众所接受，最终常常成为“国民公敌”——如斯多克芒医生一样孤独的战士。

“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则是：“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xx]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就是庸众——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是旧习俗和旧传统的奴隶；同时，他们还常常成为旧势力的跟随者，参与了对新思想和先觉者的屠杀和压制。

这样的定义显然脱胎于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个人的自大”与“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对立便是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鲁迅指出中国“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xxi]：中国充斥着庸众而缺少独异的先觉者。

1919年在《热风·随感录四十六》里，鲁迅热情呼唤像易卜生那样的“偶像破坏者”，他认为：“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xxii]文章中引用了《人民公敌》中的台词：“易卜生说：我告诉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壮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见《国民公敌》）”[xxiii]以此来说明先觉者——偶像破坏者们有着“确固不拔的自信”，既不会理会偶像保护者的嘲骂，也不会理会偶像保护者的恭维。

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一剧的思想对鲁迅的影响还延伸到了他的小说创作之中。在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药》、《长明灯》、《孤独者》等中存在着与《人民公敌》相似的主题结构模式：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在这对立中，鲁迅一方面为我们勾勒了庸众的本质面目，一方面展示了先觉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

作为鲁迅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主题的就呈现了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描述了“狂人”与他周围的世界的对抗。在小说中，踹过“古家的簿子”的“狂人”是先觉者，他发现了中国历史的真相——吃人。他劝说周围的人放弃吃人的行为，但他却被庸众视为不正常的人而加以排斥，而且庸众“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xxiv]

鲁迅也同时指出了庸众的面目：“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xxv]这些参与“吃人”的庸众，其实也是被吃者。在这里，鲁迅揭示了庸众可憎又可怜的两面性。

《狂人日记》是从先觉者的角度来表现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药》则在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中更细致地刻画了庸众麻木的灵魂。小说中的先觉者——夏瑜是为了革命，为了将大清的天下还之于民而牺牲的，但是他的牺牲在庸众的眼里毫无价值，非但唤不醒庸众的灵魂，反而，他受刑的场面却成了庸众们观看的“戏剧”：“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xxvi]

如果说在《药》中，庸众还只是先觉者牺牲时的麻木看客，那么到了《长明灯》中，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便白热化了。小说中“疯子”他执意要熄掉吉光屯里象征着历史包袱的长明灯。但是他无法打开庙门，于是他转向了更激烈的行动：“我放火。”[xxvii]“只闪烁着狂热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寻火种。”[xxviii]

“疯子”无疑是一位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先觉者，但是他这位先觉者也遭受到了同“狂人”、夏瑜同样的命运——被宣布为社会的异类。一旦，一个人被宣布为社会的异类——疯子或造反者时，那么那些平时并无权利的庸众们便似得了无上的权利可以联合起来对异类进行惩戒。在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中，醉鬼也有了审判智者的权利。在鲁迅的《长明灯》里，把梁武帝当作“梁五弟”的灰五婶，被屯里平时看作是败家子的阔亭和方头等人，还有疯子的道貌岸然叔叔四爷（在以正义的名义迫害“疯子”的同时还想谋夺他的家产），等等各色庸众联合起来迫害“疯子”，最终将“疯子”拘禁起来了，但是被拘禁的“疯子”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思想，从庙里的西厢房里仍然传出“我放火”的呐喊。

写于1925年的小说《孤独者》同样是这种先觉者与庸众对立的主题模式的一种延续。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人民公敌》影子：魏连殳因为是“新党”，有着与周围人们不同的举止，便被人们目为“异类”，后来更是因为他喜欢发表文章，作些“没有顾忌的议论”，而成为人们攻讦和排挤的对象，以至于失去了职业。他是一个孤独的先觉者。

不过，在《孤独者》里面，庸众的面目变得模糊了，我们看不到具体的指向，但是，它却有着肃杀的威力：魏连殳最终“被敌人所诱杀了。谁杀的呢？谁也不知道。”[xxix]

《狂人日记》、《药》、《长明灯》、《孤独者》都表达了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这一主题。鲁迅欣赏和赞同先觉者打破“铁屋子”的行动，但是对于先觉者的命运，鲁迅却有着清醒地认识：先觉者与庸众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既有可能先觉者被庸众所压迫、扼杀而愈战愈勇，也有可能以先觉者为庸众所“诱杀”而终结。在上述四部小说中，先觉者就呈现了两种不同的命运：一种是如夏瑜、“疯子”那样，为理想而牺牲或被禁锢。他们的命运是悲壮而令人尊敬的。同时，鲁迅也不无悲凉地将先觉者也可能走上的另一条道路展示给了我们，那便是如“狂人”和魏连殳一般被“诱杀”：“狂人”成了候补的官员；魏连殳最终“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xxx]他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他的厅里高朋满座，他已经和庸众融为一体了，他不再是被人遗忘和被人拒斥的孤独者了。

这种先觉者身份和地位的转换，无疑地揭示了先觉者与庸众对立斗争的复杂性，而这一点是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所不可能表现的。《人民公敌》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光明的尾巴：“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然而对这孤立的人的战斗的前景究竟是怎样的？易卜生没有用作品回答，用他的人生回答了。鲁迅曾总结易卜生的一生说：“独战到底，还是终于向大家伸出和睦之手来呢？这问题，是在战斗一生之后，才能发生，也才能解答。不幸Ibsen将后一问题解答了，他终于尝到了‘胜者的悲哀’。”[xxxi]

《狂人日记》《孤独者》表明了鲁迅思想的深化。如果说早期的鲁迅还是易卜生和斯多克芒医生的崇拜者，坚信先觉者的能力可以改变这个庸众充斥的社会的话，那么他切身的战斗经历却告诉鲁迅，这种易卜生式的孤独英雄有可能走向毁灭：“这一类人物的运命，正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xxxii]从这点来说，鲁迅已经超越了他先前的崇拜对象了。

信奉“拿来主义”的鲁迅总是在不断吸收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对易卜生及其《人民公敌》的欣赏和借鉴便是其中一例。不过，鲁迅又是一位有着出色创造力的文学大师，在吸收的同时，他努力地融进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社会思考，进行着再创造。因此，在相同的主题模式里，透露着鲁迅更深刻的思想内涵：他欣赏先觉者的特立独行，但他也提示了先觉者可能被庸众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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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906年9月日本文化界在著名的《早稻田文学》刊发易卜生专号，以此来悼念易卜生的逝世。1907年“易卜生学会”在东京成立，每月举行一次易卜生作品讨论会，讨论的情况在《新思潮》杂志上连载，在当时颇有影响。受此文化氛围的影响，鲁迅研读了不少易卜生的著作以及对他的评价文章：《国民公敌》等剧本以及勃兰兑斯写的评传《亨利克·易卜生》、恩斯特的《亨利克·易卜生》和卡勒的《易卜生、比昂松和他们的同时代人》等。见陈漱渝主编：《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ii] [丹麦]乔治·勃兰兑斯：《第三次印象》，高中甫编选，《易卜生评论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iii] [挪威]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五卷》，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0页。

[iv]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亨利克·易卜生》，高中甫编选《易卜生评论集》，第179页。

[v] [俄]普列汉诺夫：《亨利克·易卜生》，高中甫编选《易卜生评论集》，第181页。

[vi]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亨利克·易卜生》，见《易卜生评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页。

[vii] 鲁迅：《集外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56页。

[viii] 鲁迅：《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4页。

[ix] 鲁迅：《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6页。

[x] 鲁迅：《集外集》，第179页。

[xi] 鲁迅：《坟》，第48页。

[xii] 鲁迅：《坟》，第39页。

[xiii] 鲁迅：《坟》，第44-45页。

[xiv] 鲁迅：《坟》，第45页。

[xv] 鲁迅：《坟》，第59页。

[xvi] 鲁迅：《坟》，第72页。

[xvii] 鲁迅：《坟》，第92页。

[xviii]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9页。

[xix] 鲁迅：《热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xx] 鲁迅：《热风》，第17页。

[xxi] 鲁迅：《热风》，第17页。

[xxii] 鲁迅：《热风》，第39页。

[xxiii] 鲁迅：《热风》，第39页。

[xxiv] 鲁迅：《呐喊》，第22页。

[xxv] 鲁迅：《呐喊》，第14页。

[xxvi] 鲁迅：《呐喊》，第36页。

[xxvii] 鲁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8页。

[xxviii] 鲁迅：《彷徨》，第78页。

[xxix] 鲁迅：《彷徨》，第127-128页。

[xxx] 鲁迅：《彷徨》，第128页。

[xxxi] 鲁迅：《集外集》，第181页。

[xxxii] 鲁迅：《两地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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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个人主义的崇拜,也有对妇女解放的深入思考等。而在易卜生所有作品中,话剧《人民公敌》是鲁迅最为熟悉和最能够产生思想上共鸣的作品。易卜生在1882年创作了《人民公敌》,这部作品被乔治·勃兰兑斯称之为是易卜生“思想最尖锐和最富有才智...鲁迅多次在自己的文章里介绍这部作品,并且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了与《人民公敌》同样的思想:他或者在文章中赞赏“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斯多克芒医生式的先觉者,或者以此为切入点深刻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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