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爱建最新新闻:奥地利历史

当今的小国奥地利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早在史前时期，这里已经有人居住。奥地利在中欧的中心地理位置使她经历了所有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一个边陲属国孕育出一个强大帝国，一个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分崩离析的多民族国家。1918年，小小的奥地利共和国才艰难地在欧洲环境里寻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所有与之相连的惨痛事件使一个在自己的生存中感受到安全的国家应运诞生了，并且坚定地占据了她在欧洲的地位。

　　从史前时期到边陲属国

　　早在公元前80000到10000年间的旧石器时代，多瑙河地区就已经有人居住。克雷姆斯地区出土的“女舞”和“韦伦多夫的维纳斯”是早期文化第一手重要的见证。1991年，在约茨塔尔阿尔卑斯山冰川地区，发现了一具震惊世界的石器时代的男子木乃伊。在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800到400年），生活在奥地利这片土地上的是克尔滕人，他们已经在欧洲范围从事盐铁贸易。基督诞生前后，罗马帝国占领了当今奥地利绝大部分。作为边陲属国，拉埃茨恩，诺利库和班诺尼省成立了。罗马人建立了许多营地，位于维也纳以东的班诺尼营地是罗马人在奥地利这片土地上建造的最大城池。公元2世纪，基督教开始传播。民族大迁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势力走向衰亡。随着罗马帝国的终结，拉丁生活方式和文化也从这个地区消亡。从6世纪起，巴伐利亚人又开始陆续来这里定居，并且与从东方挺进的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相逢。这片土地上教会组织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法兰克统治者查理大帝（747-814）在今天的奥地利土地上建立了位于恩斯，拉普和德拉奥河之间的“加洛林东属国”。然而，与马扎尔人交战失败后，这个东属国也于907年解体了。直到955年，奥托大帝才战胜了马扎尔人，又夺回了这片土地。976年，恩斯和特莱森河之间的地区封给了出身于巴伐利亚显贵家族的莱尔波德•冯•巴本贝格。
　　巴本贝格王族统治

　　这个边陲伯爵属国的新统治者起先把统治中心建在迈尔克。1156年，公爵亨利二世 „Jasomirgott“（天地良心）最终选定维也纳为都城。巴本贝格统治者继续向东和向南扩张他们多瑙河以北的领地。在千年转折之前，也就是996年，前阿尔卑斯山地区就已经在一个文献中被称之为奥地利（„Ostarrichi“）。

　　1156年，巴本贝格统治者受到皇帝弗利德里希•巴尔巴罗萨的恩赐，边陲伯爵属国升为公爵属国，这意味着相对皇权可以具有更大的独立性。1192年，巴本贝格统治者莱奥波德五世通过联姻争得了公爵属国施泰尔马克。1246年，当膝下无后的公爵弗利德里希二世在对匈牙利人的莱塔战役中阵亡后，他的封地成为邻邦权力政治争夺的对象。奥地利贵族最终站到了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普莱米西尔一边，他与最后一个巴本贝格统治者的妹妹联姻，从而确保继承了这片领地。奥托卡二世很快就成功地恢复了国内的秩序，重新夺回了施泰尔马克，又通过继承条约也把凯恩藤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然而，罗马帝国新当选的国王鲁道夫•冯•哈布斯堡认为波希米亚国王不臣服于帝国法令，因此不愿意承认他的权力。于是，战争冲突爆发了。1278年，奥托卡在多恩克鲁特战役中阵亡。1282年，鲁道夫加封两个儿子为奥地利和施泰尔马克公爵，以此为哈布斯堡王族势力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600年哈布斯堡王族统治

　　从13世纪末到15世纪中叶，哈布斯堡统治者先后获得了公爵属国凯恩藤（1335)，伯爵属国蒂罗尔和边陲属国温蒂（1365)，扩大了他们的领土。在瑞士的领地损失，他们依靠购买当今联邦州福拉尔贝格区域的封地得到补偿。她的创始人，即聪明绝顶的鲁道夫四世不仅建立了维也纳大学，而且能够通过伪造“特权”（Privilegium maius）文献加强其家族世世代代的地位。鲁道夫的继承人，勤勉的公爵阿尔布雷西特五世与皇帝西吉斯蒙德的女儿联姻，成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在其岳父去世后，阿尔布雷西特成了第一个再次被选为罗马德意志国王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在1439年对土尔其人的一次征战期间，他英年早逝。来自蒂罗尔一系的弗利德里希五世（皇帝弗利德里希三世）接替了在奥地利和帝国的统治权。通过左右逢源的结盟政治，他为强大的哈布斯堡帝国奠定了基础。他让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与勃艮第的继承人玛丽结亲。马克西米利安又通过聪明的联姻政治确保了孙子费迪南和卡尔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以及西班牙的继承权。此后，哈布斯堡王朝分成两系，即奥地利-德意志系和西班牙-荷兰系。1526年，最后一个亚盖洛统治者路易二世在莫哈奇战役中死亡，随之，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与奥地利联成一体。

　　14世纪以来向欧洲挺进的奥斯曼帝国日益威胁着这个大陆。1453年，奥斯曼人占领了康斯坦丁堡以后，继续向西挺进，并且对哈布斯堡封地形成了持续性危险。奥斯曼的军队曾经两度到了维也纳的大门前才被阻挡住（1529和1683年，土尔其人两度围攻维也纳）。经过一次次浴血奋战，奥斯曼人被赶走了。匈牙利又被重新夺了回来。奥地利之所以能够兴盛和发展成强大帝国，首先应该归功于辅佐三朝皇帝（莱奥波特一世，约瑟夫一世和查理六世）的天才统帅欧根•冯•萨沃因王子。他不仅显示出超群的军事天才，而且具有出类拔萃的政治家气度。1700年，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系消亡。在一场欧洲战争，也就是“西班牙继承权的战争”中，奥地利王室（Casa d´Austria）虽然无力夺回西班牙的领地，但却保住了在意大利和荷兰的统治权。1740年，皇帝查理六世逝世，父系的哈布斯堡统治者灭绝。由于1713年作为皇室法令颁布的国事诏书要确保领地不可分割，使得女性继承成为可能，于是查理六世的女儿玛利亚•特蕾西亚接掌了封地的统治权。这个与罗特林人弗兰茨•斯泰凡联姻的女性统治者面对的是一群敌人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哈布斯堡领地。首先是普鲁士国王弗利德里希二世肆无忌惮地谋取占领这片领地。经过两次艰难的战争（1740-48年的西里西亚战争和1756-63年的七年战争），玛利亚•特蕾西亚有能力保住了领地，只有富饶的西里西亚省割让给了普鲁士。

　　这个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女性统治者从根本上开始了对领地的改革。她的丈夫于1745年作为弗兰茨一世被选为罗马德意志皇帝，却一辈子生活在她的阴影之下。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继续沿着她的改革之路，取缔了农奴制度，颁布了宽容权以及把修道院和教会财产移作俗用的法令，决定性地促进了一贯坚持的中央集权制的形成。法国革命思想虽说在奥地利畏畏缩缩地传播起来，却使奥地利的专制制度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威胁。玛利亚•特蕾西亚的孙子，被处决的法国女王玛丽•安东奈特的侄子，皇帝弗兰茨二世加入了反对革命法国的联盟，结果使奥地利不得不吞噬抵抗拿破仑•波拿巴战役的惨重失败。1804年，拿破仑加冕为法兰西皇帝后，弗兰茨皇帝作为回应确立了奥地利皇帝的称号。由于在法兰西的庇护下成立了莱因联盟，导致了罗马德意志帝国于1806年解体。弗兰茨二世摘下了帝国皇冠。拿破仑后来发动的一系列战役使奥地利遭受了毁灭性的失败（拿破仑两次占领了维也纳）。然而，大公爵卡尔在阿斯佩恩战役中抗击这个伟大的科西嘉人所取得的胜利证明了拿破仑不是不可战胜的。由有“欧洲车夫”之称的奥地利总理克莱门斯•闻采尔•罗塔尔•冯•梅特涅侯爵主持的维也纳会议于1815年在欧洲又恢复了旧制。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从法国蔓延开来，于1848年春也波及到奥地利。自由党人要求立宪和新闻自由。一个警察国家令人憎恨的梅特涅体制被荡涤。然而，同年十月，起义被镇压了，保守主义者取得了全面胜利。年轻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建立起了一套新的专制体制。他在克里姆战争（1854-1856）中所奉行的令人质疑的中立政策使奥地利在欧洲陷入危险的孤立境地。因此，奥地利只能单独对付与法国结盟的，支持意大利人搞独立运动的撒丁岛。在经历了1859年的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失败以后，奥地利不得不放弃伦巴第，而且也不得不以皇帝的十月宣言和二月国事诏书来妥协于国内政治上对组建议会体制的强烈要求。奥地利帝国半壁江山（"Cisleithanien"）内政治发展的标志是：建立群众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和要求公民的基本权利。1907年，帝国议会首次举行了普遍和直接选举。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个复杂的欧洲同盟体系维系着一段长久的和平时期，其间，奥-匈帝国与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结为三国同盟。然而，在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冲突。工人阶级对人道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的合理要求也急待得到解决。奥地利王位继承人大公爵弗兰茨•费迪南德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的遇害只是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在一场长达四年的，毫无意义的战争中，欧洲列强相互角逐。随着美国的参战，战争才出现了转机。中欧列强（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与之结盟的土耳其）的失败使欧洲迄今的秩序分崩离析。二元王朝也分解成了许多民族国家，从剩余的这片土地上产生了奥地利共和国。
　　奥地利共和国 — 两战期间不受欢迎的民主

　　国家的建立

　　1918年，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当失败的命运不可挽回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夫•威尔逊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声明被视为救命稻草。卡尔皇帝的民族宣言虽说是出于好意，但是来得太晚了。二元王朝的各民族宁愿选择走民族独立的道路。 1918年10月21日，帝国议会232名讲德语的议员（其中德意志民族党102名，基督教社会党72名，社会民主党42名，其他党派16名）会聚在下奥地利的乡村别墅里，共同商讨德语奥地利未来的命运。10月30日，这个临时国民议会选举出了一个由22人组成的国家议会。被委任负责国家议会办公厅的社会民主党人卡尔•雷纳提交了一份过度时期的宪法草案。关于未来国家的形式，各党派的看法几乎一致，德意志民族党和社会民主党向来就赞成共和制。基督教社会党人中对确定共和国发展方向的态度招致了神学家和政治家伊格纳茨•塞佩尔就共和国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1月12日，临时国民议会在位于维也纳环形大街旁的议会大厦里召开会议，宣布德语奥地利为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按照自我评价—似乎并没有什么生命力。因此，同时也声明与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结为一体。新选出的国家议会面临着一大堆几乎难以胜任的工作：确立一套民主宪法，调整与邻邦的关系，准备参加世界和平大会，重新调整社会结构，而最紧迫的是要让全民度过这第一个冬天。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源源不断地从前线返归的士兵们找不到工作。为了保证安定的局面，乡村建立了家乡卫队，工厂出现了工人委员会，军营里选出了士兵委员会。这个新国家的边界地区不稳定，南边有SHS-国家（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国家）要求收复凯恩藤地区，北边要确保波西米亚和梅伦德语区的领土安全，没有武装力量是无望的。1919年2月16日，举行了制宪国民议会选举，妇女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社会民主党以40.76%的选票和72个议席成为第一大党，基督教社会党获得了35.93%的选票和69个议席，德意志中产者联盟获得了26个议席，其他党派占3个议席。

　　解决民众饥荒是新政府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昔日王朝的农业区都集中在帝国分裂后建立的国家里。它们开始都对新成立的奥地利实行封锁。只有依靠接受高额贷款，奥地利才得以勉强度过开始的几年饥荒。而高额贷款又成了国家预算一个可怕的负担。重要的进步是在社会领域取得的。临时和制宪国民会议决定实行8小时最高工作日，企业委员会法，失业资助，雇员带薪度假和改革医疗服务。1919年巴黎和平会议的结果使奥地利大失所望。奥地利失去了南蒂罗尔。凯恩藤只是多亏民意表决才保住了绝大部分地区。讲德语的匈牙利西部，除了约登堡以外，后来都划归了奥地利。国家的名称必须由德语奥地利改为奥地利，随之而来的是禁止1918年通过的与魏玛共和国的结盟。年轻的共和国始终不渝地把圣日尔曼条约称之为国家条约，因为奥地利共和国从来就没有进行过战争，因此也不能缔结和平条约。1920年通过的联邦宪法以及1925和1929年的补充条款迄今依然有效，但它却是一个妥协的结果：无论是各党派还是各联邦州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负责法律理论基础和概念体系的是后来国际知名法学家汉斯•凯尔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地利的外交活动空间起初是极其有限的。考虑到现实状况，奥地利与各个新邻邦的关系发展是非常富有成效的。与匈牙利缔结了友好贸易条约；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重新供给奥地利原材料，1921年保证了一笔极其重要的贷款。意大利完全发展—首先在法西斯掌权以后—成了奥地利的一个保护国，惟独不许提及南蒂罗尔问题。与魏玛共和国的关系无可指责，令人高兴，国务办公厅把不愉快的结盟问题交给了民间的促进者组织去处理。面对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奥地利在经济上较长时期的重建只有依靠国际联盟的贷款才能实现。高达65亿金币的贷款阻挡住了奥地利国家的倒闭。这些贷款一公布，使得货币汇率立刻好转。

　　相对稳定的年月

　　在经历了世界大战的灾难以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初期还能够紧密合作，并且在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联合政府里通过了一系列最重要的决定，但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必然要导致各派力量的离心离德。1920年6月发生在议会里一个说来微不足道的起因使得联合政府破裂。令人奇怪的是，两党对此都很满意，社会民主党决定远离权力，这种做法最终对国家的政治气候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后来，基督教社会党在接受德意志民族党或者说与之组成联合政府的条件下推举出政府首脑。基督教社会党的新强人就是伊格纳茨•塞佩尔，除了短暂的中断外，他任政府首脑直到1929年。这期间，国内政治和经济上出现了一个短期稳定的局面。1925年，先令成了奥地利的新货币，国际联盟的严格监督取消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劳动市场的形势和人满为患的大批官员。各党派觉得有责任在新党章中更加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其中社会民主党的“林茨章程”由于激进的表达方式而引起了许许多多的误解和歪曲。此外，1918年以来就已存在的准军事组织给正统的群众性政党带来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竞争：家乡卫队站在右翼一边，共和国防御同盟站在左翼一边，双方都把自己看作是各自意识形态观点更有权威的代表。对奥地利共和国来说，日常生活中日益加剧的火药味成为走向毁灭的过程。

　　1927年7月发生的事件表明了形势已经升级到多么危险的地步。同年1月，布尔根兰德的政党军队举行了一次通常的游行，其间，极右民兵枪杀了一个残废军人和一个小孩。然而，在刑事审判中，三个枪击手被判无罪释放。社会民主党的多数追随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怒，而党的领导却持观望态度。因此，自发和群龙无首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没有达到任何政治结果就烟消云散了。愤怒的群众暴力行为得到的是警察开枪射击的回应。惨重的结果是：8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社会民主党呼吁总罢工，然而几乎无人响应。显而易见，在全国范围内，权力的天平越来越倒向右翼政党。所有通往政治对手的桥梁被切断了，那些智力超人的党的代表人物—代表基督教社会党的伊格纳茨·塞佩尔和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奥托·鲍埃—不可调和地相互敌对着。有损于共和国的是，各党派的追随者毫不保留地接受了这种强硬的敌对局面。1930年，家乡卫队以“克尔诺伊堡誓言”发表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明显的法西斯特征的纲领。让基督教社会党十分不满的是，家乡卫队在接下来的选举时也作为政党参加竞选。作为应急而就任的警察总统约翰内斯·绍贝尔的内阁一致商定完成宪法改革，并且在海牙取得了取消与当年国际同盟贷款相关而强加的“总质权”。不幸的是，绍贝尔作为恩德内阁的外交部长启动了德国-奥地利关税联盟项目，而这个项目由于奥地利尴尬地撤除又不得不弃置。同样失误的是，内阁决定迫使信贷银行接管已经濒临倒闭的土地信贷银行。这种作法导致了信贷银行的破产，奥地利多亏了国际同盟的新一轮贷款才度过了难关。30年代里，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奥地利都陷入了一个极端的形势里。作为久为的联合政府伙伴，大德意志党于1932年离开了政府。这个绅士党剩下的成员莫过是党的干部，追随者早就倒向了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党。1932年4月举行的联邦议会选举使基督教社会党对形势发展的走向瞠目结舌。1932年5月组成政府时，一个新鲜的生手成了内阁首脑，这就是迄今的农业部长恩格尔贝特·多尔福斯。他依靠家乡卫队和农业同盟，也就是一个行业党组阁了自己的政府，在议会中仅以一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国际同盟贷款的决议。这项贷款的直接后果是看不出来的，但60万左右的失业人数则是太大的代价了。

　　背离民主

　　于是，不足为奇的是，像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这里也讨论起社团式的社会体系和独裁的政府形式，并且竭力使之作为解决办法扎根于人们的脑袋里。一次议会议事日程危机本说在危机较为缓和的年代里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但现在却为解除议会提供了借口。多尔福斯政府使用了一条世界大战时期颁布的、20年代已经成百上千次—当然符合法律程序—使用过的法令。借助战争经济授权法，政府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命令，议会被指责是“自我解除”了。然而，真正违反宪法的行为是取缔了宪法法院。外交上，多尔福斯与意大利结为生死同盟，听凭于法西斯独裁墨索里尼的摆布。墨索里尼迫使他把社会民主党从政治生活中铲除出去。因此，多尔福斯尽心尽力地推行了一个继续排挤政治对手的策略。与此同时，由意大利支持的家乡卫队的势力也日益扩大。身感处在多面防御之中的多尔福斯以其1933年在天主教徒代表大会上的一次纲领性讲话为准则，用所谓的爱国统一运动，也就是“祖国阵线”替代了迄今所有的政治党派，并着手按照罗马教皇的社会周期原则在奥地利建立社团体系。被迫陷入绝境的社会民主党几乎再也没有了政治活动余地，他们以武装防卫回应了在林茨进行的一次通常的武器搜查。三天以后，接着的冲突被处于优势的执行机构采取极其强硬的手段和不适当的武力镇压了。由于颁布了军事管制法，政府不顾国际上的抗议，宣布执行了9个死刑，双方的死亡都是很惨重的。许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数百名追随者逃亡到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建立了国外组织。这次内战的鸿沟把各政治党派分裂了数十年之久。在国际上，政府由于对一个显然处于劣势的对手采用毫无意义的武力而大大地丢了脸面。几个月以后，这个在颁布法令的道路上愈走愈远的内阁颁布了一个新的等级制国家宪法。通过与匈牙利和意大利签订“罗马议定书”，多尔福斯以为赢得了对付日益猖狂地造成威胁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后盾。无论是对民族社会主义者进行严厉的打击还是采取秘密谈判的方式都不能阻止他们咄咄逼人的气势。1934年7月25日，这帮家伙发动了一次政变，结果是联邦总理多尔福斯被杀害。这次政变首先在凯恩藤造成了持续多日的战斗，最后也被镇压了。军事法庭判决了政变分子，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当年的军队成员，其中13个被执行死刑。此间已经被国家社会主义党统治的德国为了求得国际上的承认，采取了与奥地利的志同道合者保持距离的态度，后来才亮出了一个渗透政策，由德国新任驻维也纳大使弗兰茨·冯·帕本负责实施。他此前不久才在“罗姆事件”中逃脱了被执行死刑的命令。

　　为了生存的斗争

　　挫败了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政变以后，联邦总统威廉·米克拉斯委任蒂罗尔的基督教社会党政治家，内阁迄今的法律部长库尔特·舒施尼格组阁。舒施尼格坚持国家政治的持续性，也就是说继续奉行迄今的路线。实际上，他是想赢得时间，对付德意志帝国的入侵。1934年7月，意大利还在奥地利边境集结军队，可到了1935年，便开始倒向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一边，也是因为在埃塞俄比亚的冒险行动所致。企图让西方列强对奥地利的命运产生兴趣的努力最终也由于这个专制统治的恶劣形象而告失败。特别是因为英国决定推行一套包含着容忍德意志帝国扩张的绥靖主义政策。于是，德国顺利地占领了莱因河地区，也没有在国际上引起什么后果。1936年举办的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重新建立了德国作为“普通”国家的声誉。考虑到这些新的发展情况，冯·帕本大使呼吁奥地利与德意志帝国缔结协定，并最终于1936年7月签署。这个“绅士协定”虽然保证了奥地利的独立，但又正式承认了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党无限占有政治活动范围的权利。舒施尼格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而民族社会主义党在国内的猖狂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又是冯·帕本大使出面活动，提议舒施尼格与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山进行私下会谈。这次会谈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希特勒把这个奥地利人置于最沉重的压力之下，而对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妥协导致了1938年2月16日的内阁改组，民族社会党第一次非要参加政府不可。舒施尼格寻求当年被取缔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可是为时已经太晚了。

　　在德意志帝国内，与经济渗透政策相比，首先是负责军备的部长赫尔曼•戈林加紧实施“吞并”奥地利的战略计划。这是因为加强军备的德意志帝国既缺少劳动力，又缺少外汇。他们希望通过武力吞并奥地利，以最快的方式解决这两个问题。无论从西欧国家还是从意大利都指望不上坚决的抗议。舒施尼格最后时刻的抵抗战略，也就是举行公民表决则更快地加速了德国的入侵。1938年3月，法西斯德国通过使用伪造的文件和大肆的宣传实施了对奥地利的吞并，而从道德和战略上觉得自己太弱小的奥地利方面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予以回敬。国际上对此几乎就没有什么反响，只有墨西哥，苏联，智利和中国表示抗议。依靠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势力，权力交接进行得非常顺利。迄今的奥地利领导精英被关押和送进集中营里。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奥地利犹太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折磨，心理蒙受耻辱，身体惨遭蹂躏，财产被抢劫，四处被驱逐。为了给这整个暴行冠以所谓名正言顺的法律依据，3月3日，在被人一手导演的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合并法，4月10日，全德国举行了公民表决。依靠骇人听闻的大肆宣传，公民的投票被滥用，一桩暴力行为因此被合法化了。

　　反省的黑暗年月

　　在奥地利，很快就确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统治，其体系达到了一种连在德意志帝国几乎都不寻常的完善。党卫队和安全局建立的恐怖组织得到了本土的，迄今非法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热烈支持。首先是通过使用受到操纵以及规定限度的暴力行为大肆清除反政府分子，对犹太居民进行前所未有的迫害，这一切都达到了比在第三帝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步。奥地利犹太人被剥夺了任何生存的基础；到战争开始，仅颁布的反犹太人法令就达250条之多。随着所谓的“知名人士运送计划”的实施，奥地利的政治精英在1938年4月1日就已经被发配到集中营里。在后来几个月里，大约有13万奥地利人离乡背井，大多试图在西方国家寻求一种安全的流亡生存。一旦他们陷入所谓的“纽伦堡法令”的约束，几乎所有财产就会先被抢劫一空。对奥地利来说，驱赶走这些公民则意味着精神财富的损失，而且会造成长达数十年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几乎没有一个流亡者愿意回到这个驱赶走他们的国家来。“合并”不久，在各个政治派别里出现了反抗的势头，共产党人和王权主义者，当年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家乡卫队成员不愿意接受新政府。然而，却从来没有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反抗组织，因此对纳粹掌权者来说，揭穿和残酷迫害反对者易如反掌。由于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国外也不可能产生一个有效和被人接受的流亡政府。各个反抗组织都表明了不同的政治主张，有些几乎带有乌托邦色彩。由于同盟国把重建一个主权的奥地利国家宣布为战争的目的，因此，1943年的莫斯科宣言才带来了一个方向性的定义。

　　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当反抗战士从蒂罗尔开始可以和美国的通讯部队接上联系时，才出现了比较有效的反抗行动。奥地利人虽然不可能得到军事援助，但可以把战争形势的最新消息传递给同盟国。1944年秋天，“奥地利临时全国委员会”（POEN）宣告成立，不同政治方向的派别第一次联合起来了。武装反抗运动逃脱掉了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未遂后遭受追捕的灾难，也和这些政治派别保持联系。正是武装反抗的代表，他们首先与挺进的苏联军队接上了头，并向他们提供了德国人的前进计划。尽管如此，直到1945年4月13日，维也纳周围的战役依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奥地利来说，纳粹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十分令人沮丧的：这期间，2,700奥地利人被处决，1.6万人在集中营里惨遭杀害，1.6万人死于监狱，6.7万多奥地利犹太人被发配到灭绝营里，几乎不到2,000 人熬过了战争结束。另外，在第三帝国军队里服役的24.7万奥地利人要么阵亡，要么失踪，2.4万平民死于炸弹之下。

　　一个重新独立的国家

　　同盟国制定战后时期各项计划的基础就是全面彻底地战胜希特勒德国。奥地利被四个同盟国军队占领，被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在首都维也纳，占领区的划分以城区为界，内城轮流管理。尚在战争未正式结束前的1945年5月，奥地利的政党就已经相继建立了，她们和各联邦州是独立声明的发起者。苏联人在奥地利东部扶植起了一个由前总理卡尔•雷纳领导的政府，西方同盟国在经过了一阵因形势所决定的迟疑之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