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熙喵星人大乱斗:四库全书是由哪位皇帝下令编著的？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经、史、子集书籍3450 种，79072 卷、36000 余册）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由总纂官纪昀（晓岚）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成书于公元1772年，该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3461种书目，79039卷，总字数将近10亿，可谓超级文化大典。成书后，先编写了四个抄本，分藏于文源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即“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续抄三部，分贮于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即“浙江三阁”或称“南三阁”）。这七部抄本，深藏秘府，世人很难窥及，之后又迭经战乱，屡遭焚难，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藏本已不复存世，文溯阁本曾遭日本侵略军的抢掠，文澜阁也一度散失，文渊阁本则于本世纪四十年代末被运到台湾收藏，这就使得幸存的《四库全书》弥足珍贵。

一 修《四库全书》这个想法是怎样来的
1、周永年为修《四库全书》作了理论上和框架上的准备
周永年是山东省历城县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因为在200年前乾隆年间，他就想办一个图书馆。他联络曲阜的大学者桂馥，北京大兴县的大学者翁方纲，把家里的书拿出来，办了一个借书园。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愿意借书给人看的，不乏其人，但是，不愿借书给人看的，却占绝大多数。有的人在书上盖上一方印，告诫子孙，叫作“借与鬻人为不孝”。可是周永年不同，要主动借书给人看。他自己这么办还不行，还想出个办法加以推广，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儒藏说》。文章缘于明代学者曹学x给藏书家徐（火＋勃） 的信，信中说：“释、道有《藏》，独吾儒无《藏》，可乎？仆欲合古今经、史、子、集大部，刻为《儒藏》。” 曹学?是想编刻一部大丛书，叫《儒藏》。周永年则认为《儒藏》应当作为一种类似图书馆的形式而存在，他希望“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好学之士可以到这里读书。各处《儒藏》内容一致，也就是一个固定的藏书体系，然后备活字一套，一个地方少了什么书，用另一个地方的书排印补上，各处互相呼应，互相补充，永远也不会让书消亡。周永年写成《儒藏说》，就到处宣传推广。当然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他是不可能办成这么大的事业的，但是他倡导的《儒藏》是一部包含经、史、子、集的大丛书，与后来乾隆皇帝敕修的《四库全书》有惊人的相似，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你认为是偶然的，我再给你提供一个史实。那就是《四库全书》的纂修者有三百多人，但骨干分子只有七八个，为主的四人是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难道你还认为《四库全书》与周永年的《儒藏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所以我们说，周永年《儒藏说》为《四库全书》作了理论和框架上的准备。

2、朱筠是《四库全书》的直接引发人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皇帝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各地总督、巡抚、学政，搜集古往今来的著作，献到朝廷。目的是为了丰富皇家藏书，供学习研究之用。这次要求各地总督、巡抚、学政搜集图书，是供充实皇家藏书的，没有明确要修一部大书的意向。
乾隆的谕旨下去以后，官员们理解为不急之务，所以没怎么当回事。乾隆皇帝这回是认真的，所以，在十月十七日下文批评了。他说，下旨快一年了，“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奏录”，要求快快办理。各地总督、巡抚这才认真起来，同时也就有人积极提出建议，其中安徽学政朱筠提出了最重要的意见。那是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朱筠一次递了两个折子，一是汇报办理搜集图书事宜，一是建议开馆校书。他的建议主要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各地献书，由官方抄写副本收藏，原书发还。二是每校一书，要写提要一篇，仿照西汉刘向、宋代曾巩的老办法。三是建议把明代《永乐大典》中所收不经见的书，抽出来，重新编成一部部单独的书，抄成副本，使丢失的书重新恢复起来。朱筠的建议经军机处讨论，开始执行，而且从《永乐大典》入手。乾隆皇帝不断增派专门官员负责，由军机大臣刘统勋直接管理。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乾隆下旨：“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二月二十八日开始为办理四库全书处专门开饭，派福隆安办理。这样，四库馆就算正式开起来，成了常设机构了。所以朱筠是修《四库全书》的引发人，但乾隆皇帝仍是《四库全书》的直接促成者。

二、《四库全书》怎样修法
《四库全书》是一部大丛书，收书约3500种。丛书所包含的一批小书都保持着自身的完整性，不被拆散。这怎么修法。周永年要修《儒藏》，他干不成，因为没有财力。乾隆有财力，可是还需要人才和图书资源。从学术发展看，人才队伍也能支撑这一文化工程。那么，收集图书，真正编一部集大成的大丛书，就不那么容易了。
由于清初以来屡兴文字狱，更由于私人藏书，世代相传，不愿外借，所以各地官员动员起来了，还不足以办成，还要做私人藏书家的工作。乾隆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一再宣称，抄完副本原书发还；献书的，他挑选善本题诗作跋，敲锣打鼓送还原藏书家；派地方官员到家中动员说服；对献书多的如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马裕，赏《古今图书集成》内府铜活字印本各一部；《总目提要》注明原藏书之家；等等。经过一系列措施，终于把各地图书陆续集中到翰林院，解决了图书来源问题。
四库馆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才，经过艰苦细致的挑选，终于从10000多种书中选出约3500种，抄写成一部庞大的《四库全书》。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六日第一份《四库全书》即《文渊阁四库全书》告成，大约用了9年的时间。其后又陆续抄成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三部，合起来称北四阁。接着又抄三部，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浙江西湖圣因寺文澜阁。到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南三阁才全部发下，距开始已近18年。后来又经过几次返工、抽改、补空函，直到嘉庆初年才结束，实际经历了20多年。这期间在四库馆任职的官员先后达360多人，誊录人员先后有2800余人，这个统计不全，实际至少3000多人。这样庞大的工程，对清朝的财政也是巨大的挑战。清政府采取种种办法节约开支，比如誊录人员是自备资费，抄满多少，议叙加官。再比如总校官陆费墀，因工作出现错误，罚南三阁《四库书》装潢，结果倾家荡产。《四库全书》修纂过程，至为复杂，乾隆皇帝经常抽查，对馆臣纪昀等动不动处分、罚俸。但也经常赏赐表扬，新疆进呈哈密瓜，也送到四库馆让翰林们尝一尝。恩威并重，赏罚兼施。馆臣也非常认真，为了解决资料问题，翁方纲等人经常到琉璃厂书店借书。最后终于完成了这一旷世文化工程。根据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统计，共有3503种书，79337卷，36304册，近10亿字。

三、四库馆里的几位重要人物及其命运
修《四库全书》，刘统勋、于敏中、纪昀等都起到关键作用，不再细说，这里讲几个普通馆臣。

1、戴震：他进四库馆是靠学问，因为他总是考不上进士，进了四库馆还是考不上，乾隆就赏他参加殿试，这才考上了进士。他在四库馆是干细活的，《水经注》、《大戴礼记》、《九章算术》等，都是他的拿手戏，他的书总是作样板，是个高手。据说他是经部的主持人，其实他在史部地理、子部算法，都是大专家。后来他脚有毛病，不能上班，在北京的家中修书，实在不行，就准备辞职回家了。可是生活是问题，他托人联系一处书院讲学。只是没来及出京，就病死了。他算是死在四库馆的。

2、周永年：他在四库馆里最卖力，开始从《永乐大典》往外辑佚书，近万本大书，尽是灰尘，许多馆臣干烦了，报告皇上，精华已挑完了，剩下的是糟粕。可是周永年太实在，说里头还有很多好东西。于是大家说周先生您去干吧。周永年就尽心尽力去干了。章学诚说，周永年目尽九千余册，从中辑出了大量好书。苏轼的小儿子苏过，曾随苏轼流放南方，年纪轻轻死去了，有一本《斜川集》，后来亡佚，周永年从《大典》中辑出来，才得以传世。有人说，周永年是子部的主持人，陈垣先生也说他是四库馆唯一的佛学专家，总之是个主干人物。但也不得不想办法赚外快。先是租了块地，找人种，连年丰收，却大赔。于是又改做买卖，赁了个铺面，找人看着，不久又赔光了。于是他认为自己的老本行是书，就借了钱编刻科举读物，由于编得太深了，卖不掉，这回不仅大赔，而且欠了债。可以说是屡营屡亏，搞得狼狈不堪。

3、程晋芳：江苏江都人，出身盐商家庭，为人特别大方。乾隆十七年考上进士，后来进了四库馆。由于大手大脚，晚年在北京穷得开不起饭，乾隆四十九年，他告假去陕西投奔毕沅。因为毕沅喜欢门客，程晋芳希望老了有个依托。谁知到了陕西一个月就去世了，棺材还是毕沅为他置办的。

4、朱筠：作为《四库全书》的引发者，方案的设计者，对《四库全书》有特殊贡献。四库开馆时他在安徽当学政，还特别上奏折，说他在大兴家中的藏书，托门人程晋芳管，让四库馆找程晋芳，代他把书献出来。不久，朱筠犯了错误被撤职了，乾隆说他学问还好，到四库馆服务吧，授他翰林院编修。但是朱筠早年受刘统勋赏识。刘去世后，于敏中接班。朱筠坚决不肯去拜访。所以于敏中在皇上面前说朱筠办事太慢，不重用他。乾隆四十四年命朱筠为福建学政。第二年秋天又派朱筠的弟弟朱?代替朱筠为福建学政。兄弟在交接期内，床对床住了半个月。白天朱筠出去应酬，晚上兄弟俩谈到半夜。临别，朱筠流下眼泪。他弟弟朱?安慰他，三年后又可相见了。可是，第二年朱筠就病死在北京家中。朱筠是个好客之人，乐于帮助他人。王念孙因为避祸，投奔朱筠，汪中因脾气不好，在老家呆不住，也投奔朱筠，朱筠都收留他们。黄景仁在北京穷困潦倒，朱筠收留他。他又思念母亲，朱筠又为他赁屋，接他全家来北京，联络北京朋友接济他们一家。后来朱筠到福建当学政，黄景仁又一贫如洗，老母也又回了家乡。当时北京的文人有这样一种说法：“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
还有一些馆臣的遭遇也不是太好。我们平常只看到他们辉煌的一面，不知道他们的难处。我觉得当时的待遇不高是一个主要的客观原因。

乾隆

是乾隆拉

乾隆

乾隆帝呀！
这个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