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达人秀历届冠军:怎样查到西域都护设置的史事

西域都护

汉代西域最高军政长官。西汉时，都护为加于其他官号上的职称，多以骑都尉领其职，秩比二千石；东汉时为单任官职。武帝、昭帝时常在渠犁、轮台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供应往来使者。宣帝地节二年（前68），遣侍郎郑吉屯田渠犁，与匈奴争车师，有功，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国。至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使郑吉发兵迎之，“北道”亦通，遂以郑吉为骑都尉，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因总领南北两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始于此。西汉时，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与渠犁田官相近，屯田都尉属都护。都护开幕府。属官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两人。都护职在统领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伊犁河流域）、康居（今锡尔河中游地带）等行国，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乌孙与汉结姻，故尤亲倚都护。自郑吉至王莽时，连置都护不绝，前后凡十八人，姓名见于史册的有十人。宣帝时有郑吉，元帝时有韩宣、甘延寿，成帝时有段会宗、韩立、廉褒、郭舜，平帝时有孙建、但钦，新莽时有李崇。至新莽末（公元23年左右），西域乱，李崇没于龟兹，遂罢都护。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公元45），西域十八国请复置都护，光武帝不许。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始以陈睦为都护。次年，焉耆、龟兹叛，共攻杀陈睦，遂罢都护。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将兵长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为都护，驻龟兹境它乾城（今新疆库车附近，其址未详）。十四年，班超还洛阳，继任者有任尚、段禧。安帝永初元年（107），西域乱，征禧还，自此不复置都护。至延光二年（123），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复平西域，遂以长史行都护之职。

西汉初年，最大的边患就是北方匈奴侵扰。汉武帝为了讨伐匈奴，曾详细地了解匈奴周围的形势，他想利用匈奴与其周围国家间的矛盾，组成一个强大的反匈奴的联合阵线。于是早在进攻匈奴的前六年（公元前一三九年，即建元二年），即遣张骞西行以通西域。不过这时汉与西域的交通线还掌握在匈奴的手中，直到公元前一二一年（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投降，汉始打通河西走廓，取得通西域的道路，从此汉和西域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那时，汉虽通西域，然而西域诸国对待汉使仍然抱着怀疑、观望、甚至对抗的态度，而对于匈奴则颇畏服，“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汉书西域传）。尤其如楼兰（鄯善）、姑师（车师）等国，“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同上）。大宛也常“攻杀汉使，取其财物”（同上）。在这种情况下，西汉政府要想达到联络西域、割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几乎完全不可能。所以在公元前一○八年（元封三年），武帝派大将王恢攻楼兰，掳楼兰国王，夺取了敦煌、西域间的交通要道，接着又在公元前一○二年（即太初三年）派遣李广利率兵伐大宛，扬国威于西域。从此“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同上）。但是光靠武力是不可能持久的，当西汉的大兵一旦退出西域，匈奴的骑兵便会跟踪而来，西域诸国一定会倒戈相向，去听匈奴的指挥，如楼兰既投降于汉，“后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那末西汉政府对于这个反复变化的局面采取怎么样的对策呢？如继续发大兵进攻西域，也不如想像那样容易。例如伐大宛一役，历时四年，“天下骚动”，人力物力消耗太大，这样的战争势难再举。因此西汉政府要想凭藉西域牵制匈奴，就必须有一个长远的计划。武帝的心腹参谋搜粟都尉桑弘羊曾提出屯田轮台的建议，他想在轮台以东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军事根据地，以便逐渐控制西域，并进一步东向与匈奴争衡。这在当时来讲，确是汉经营西域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惜这项计划没有被武帝所采纳。直到昭帝时，始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派遣 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屯田轮台。赖丹虽为 弥人，但留汉已久，且为政府所派遣，即等于西汉的使臣，故赖丹屯田轮台，事实上也就是西汉政府经营西域的前哨。但是这一措施马上遭到龟兹的反对，不久赖丹为龟兹人所杀。由此可见，西汉在西域的势力直到昭帝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然而汉在西域建置官职，应推赖丹为第一人。

赖丹虽然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丧命，但是却替后继者开辟了一条道路。到公元前六八年“宣帝地节二年”，又有郑吉屯田渠犁之事。据汉书西域传说：

“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

这项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这次郑吉屯田渠犁，很明显的，是接受了赖丹的经验教训。渠犁在轮台的东面，距汉河西田官较近，西汉的势力便于控制，可以避免发生危险。同时，以渠犁为根据地，还可以逐渐向西发展。据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载：

“玉古尔者，汉轮台地。……庄南四十里，有故小城。又南二十里，有故大城。又南百余里，尤多旧时城郭，田畴阡陌，畎陇依然，直达河岸，疑田官所治矣。”

这一段话证明西汉屯田的范围后来确已发展到轮台，这是和郑吉稳步前进的方针分不开的。

第二，郑吉屯田渠犁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屯田积谷以为军饷，准备向车师进攻。渠犁距离车师较近，屯田渠犁为实现此项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这里应该指出，郑吉所以向车师发动攻势，不仅因为车师王勾结匈奴，邀遮汉使，而主要是军事地理上的关系。车师在今新疆吐鲁番盆地，自古为通天山南北的重要孔道，分前后两王国：前国在这段山路的南谷口，故称前王庭；后国在这段山路的北谷口，故称后王庭。从前王庭向北，山行五百里，可以达后部的务涂谷（即东汉金满城，今阜康县东境济木萨地），南出，西南行八百三十五里，可达焉耆，自后王庭北出，西行三百里，达乌鲁木齐，东行七百余里，可达蒲类泽，即匈奴右部之南边缘。匈奴控制南疆诸国，就是从右部南出前后庭，再自前庭达于焉耆的，据汉书西域传说：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匈奴设僮仆都尉于焉耆、危须、尉犁之间，就是藉地理上的优势，一方面北接前后庭，以达其右部；一方面向南可以直接控制南疆，使西汉的势力不得进入西域。如果西汉取得车师，不仅可以排除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而且可以出车师后庭，进一步袭击匈奴的右部。因此汉与匈奴在西域的争夺战，以在车师者为最多①。而郑吉屯田渠犁，以图进攻车师，也是把握了汉代经营西域的最重要环节。

从公元前六八年（地节二年）秋天，郑吉第一次向车师发动进攻起，到公元前六二年（元康四年）止，这七年是汉与匈奴争夺车师最激烈的时期。前后经过多次战争，汉得其地者再，失其地者再。这时匈奴的势力虽已日渐削弱，但由于车师形势重要，匈奴不原轻易放弃。正如当时匈奴统治集团所说：“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汉书西域传）因此，匈奴虽屡失其地，仍不时集中力量，以谋恢复。双方相持不下，结果西汉政府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尽从车师人民于渠犁，空其地以与匈奴。

使西汉政府得以最后夺取车师，并进而完成西域统一的，就是匈奴日逐王的投降。自从公元前七二年（宣帝本始二年）汉遣五将征伐匈奴以后，匈奴的势力即逐渐衰微“于是丁零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汉书匈奴传）。匈奴四面受敌，形势日非。在这时候，匈奴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日逐王和新立的单于握衍朐 因争夺权利，不能合作。终于在公元前六○年（神爵二年），日逐王背叛单于，投降汉朝。日逐王的领地，在匈奴右部南边缘，匈奴控制西域，乃假诸日逐王之手，换句话说，日逐王就是匈奴单于统治西域的代理人。日逐王来降，匈奴失去右臂，汉垂手而得车师，匈奴才被迫放弃西域。故汉书西域传说：

“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

从此西汉的势力始达于山后诸国，这一步在西域树立起全面的统治。自武帝通西域起，七十余年来，西汉政府联络西域、切断匈奴右臂的计划终于为郑吉所实现了。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国际上的一件大事。汉书郑吉传记其事说：

“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吉相闻，吉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隋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乃下诏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由于日逐王的投降与车师的平定，西域形势为之一变，西汉政府即任命郑吉为都护，以统治西域诸国②，这就是西汉第一任都护的由来。自此以后，西域就在都护统治之下，直到王莽末都护李崇没于西域为止，共八十余年。据汉书所载，历任都护凡十八人，可考见者仅得十人，为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和李崇。

二 都护府的组织及其所属范围

神爵以后，都护既成为西汉驻西域的最高长官，那末，都护底下必有一套行政人员，以担任各项工作。汉书郑吉传说：“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由此可知，都护有一定的治所，称为都护府。西域中部的乌垒城，就是都护府的所在地。据汉书西域传载，乌垒有户百一十，口千二百，在西域诸国中地位甚低，为什么都护府要设立在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不设立在较强大的国家如和汉关系最密切的乌孙呢？这里有个原因。我们打开西域地图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乌垒东去鄯善千七百八十五里，西去疏勒二千二百一十里，东北去车师千八百里，其地正处于西域中心，这对于全面的统治西域是十分有利的。其次，西汉屯田的中心是渠犁，也就是说，渠犁是都护的仓库，乌垒与渠犁均处于今天山南麓策特尔及车尔楚之间，渠犁居其南，乌垒居其北，相去仅三百三十里，容易取得联系。由此可以看出都护府设置在乌垒，是经过缜密考虑的。

至于都护府的组织情形怎样呢？都护是一种特使，其本职为骑都尉，都护乃其加衔。汉书百官公卿表说：“西域都护，加官，……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西汉的第一任都护郑吉，即是“西域都护骑都尉”，自此以后，历任都护，其本职皆为骑都尉③这是西域官制的一项特别的规定。

西域都护的任期是有一定的，汉书段会宗传说：“西域敬其威信，三岁更尽还。”又说：“会宗更尽还，以擅发戊己校尉之兵，乏兴，有诏赎论。”传中又载谷永致会宗书说：“愿吾子因循旧贯，毋求奇功，终更极还。”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边吏三岁一更。”由此可知，都护有一定的任期，三年以后期满，即另由他人代替。但如有特殊情况，亦得临时变通，或延长或缩短，不尽以三年之制为限。

都护以下，设有属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二人。”

副校尉为都护副贰，如果说都护为政府派驻国外的使臣，那末副校尉就是副使。副校尉由政府直接任命，如汉书陈汤传说：“（汤）数求使外国，久之，迁西域副校尉，与（都护）甘延寿俱出。”副校尉既由政府直接任命，故不为都护的直属人员；且其秩比二千石，与都护相等，因此，副校尉的职权仅次于都护。例如陈汤矫制擅发西域诸国兵及戊己校尉、屯田吏士伐郅支单于，而都护甘延寿却不敢禁止，可知副校尉的权限是相当大的。

丞，类似管理文书的官吏，秩比六百石④，其地位不甚重要，可以由他人兼摄。汉书陈汤传有假丞杜勋，即其一例。

司马，或称都护司马，汉书西域传说：“前车师前王为都护司马所杀。”又说：“是时，莽易单于玺，单于恨怒，遂受孤兰支降，遣兵与共寇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司马为武职，其地位相当于军中的司马，故或称军司马。而其代理司马之职者，则称为假司马。司马之秩，应为比千石。⑤

侯，汉书西域传说：“匈奴不敢前，吉、熹即留一侯，与卒二十人，留守王。”侯亦称军侯，前述假丞杜勋，其本职就是军侯，秩比六百石⑥

千人，亦官名，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有两丞、侯、司马、千人。”又说：“武帝元狩二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可见千人也是一个带兵的小头目，其职大约相当于军中的屯长，秩比二百石⑦。

以上所列，皆为都护府的官吏，除副校尉外，其余均为都护的属官，由都护直接任命或撤换。都护除直接领有都护府的属吏以外，并兼领屯田区的田官。

西汉在西域的屯田区，最初为轮台，以后由轮台转移到渠犁。到日逐王投降，车师地归汉所有，西汉政府为了加强对山后诸国的统治，屯田中心也由渠犁逐渐向车师转移。据徐松西域传补注说：“至元帝时，屯田车师前王庭，方罢渠犁之屯。”元帝时既罢渠犁的屯田而移屯车师，故又在车师设戊己校尉，以统领屯田事务⑧。戊己校尉的设立，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是在元帝初元元年，即公元前四八年。

戊己校尉为车师屯田区的最高长官，它虽属都护节制，却仍保留半独立的性质，亦得开府置吏。戊己校尉府即在车师交河城，其属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有丞、司马各一人，侯五人，秩比六百石。”

戊己校尉秩比六百石，其地位与都护府之侯略等。丞与司马可由一人兼领，不必分设，如汉书西域传说“司马丞韩玄领诸壁”，即其一例，丞与司马之秩，大约比三百石⑨，侯之秩不详，按汉制边郡部都尉下有侯长，侯长亦称有秩侯长，秩百石（此说见王国维流沙坠简及劳 居延汉简考释考证卷一）。戊己校尉之侯，其地位与侯长略同，疑其秩可能也是百石。

戊己校尉的属官，除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外，可考见者，还有戊己二校尉。按戊己校尉所领田卒的数目，大约在一千五百人左右⑩，与渠犁屯田的规模差不多。渠犁屯田的田卒由三校尉分领，而车师屯田改由二校尉分领。这二校尉即是在戊己校尉下分设的戊校尉与己校尉二人。据汉书西域传说：成帝建始年间，乌孙小昆弥拊离为日贰所杀，汉遣使立拊离子安日为小昆弥时，曾“徙己校屯姑墨”。由此可以证明，既有己校，则必有戊校。此二校尉皆在戊己校尉之下分领屯田事务。

戊己校尉又有副贰，称之为史，汉书西域传说：“时戊己校尉刁护病，遣史陈良屯桓且谷，备匈奴寇，史终带取粮食。”徐松西域传补注说：“刘昭百官志，戊己校尉有丞无史，据此传是有史二人。按汉制，护乌桓校尉有拥节长史二人，护羌校尉有拥节长史一人，此戊已校尉不言长史者，护乌桓、护羌二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其属得置六百石之长史。西域官惟都护与副校尉为比二千石，戊己校尉以六百石为之属，职同于长史，故后书（后汉书）即称戊己校尉为长史，则此二史者，或戊己之副，非其属官也。”松说似可信，都护有副贰戊己校尉亦得有副贰，汉书百官公卿表略而不谈，大概因为是边区属吏并非常制的缘故。

都护为驻西域的最高长官，秩比二千石，其属吏，位尊者不过千石，低者仅百石。由此可知，都护等于内地的郡守，而其属官，也只是县令长丞而已。然而都护总摄西域，西域诸国无论大小莫不俯首听命，何以都护的职位在汉朝反而如此低微，实令人难以理解。当时西汉政府主观上可能已把西域诸国视同南粤、朝鲜、西南夷等地。不过那些地方都已成为西汉直属的郡县，而西域则不是西汉的直属郡县，所以不设郡守而设都护。这样都护的地位势必不能高于郡守。

附：都护组织系统表

都护——副校尉——丞——司马——侯——千人

————戊己校尉——史——丞——司马——侯

—戊校尉——屯田卒

—己校尉——屯田卒

西域都护管辖的范围，哀帝建平四年扬雄上书中曾提及，他说：“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汉书匈奴传）汉书百官公卿表说：“西域都护，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以上均指宣帝建置都护时的情况，故都护初建时，统治的范围是三十六国。徐松西域传补注曾列出西域三十六国之数，兹抄录于下：

“考此传所载，凡国五十二，附见之国，如条支、奄蔡、黎 、天笃不与焉。传言三十六国在乌孙之南，则乌孙不在数中。又言宣帝时破姑师，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则孝武时有姑师国而无车师前后国及山北六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乌贪訾离亦建国元帝时。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康居五国不属都护。捷枝、轮台，皆汉所灭。小金附国，汉不禁车师之伐，不属汉可知。皆所不数。盖三十六国者，若羌国、楼兰国、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于阗国、皮山国、乌秅国、西夜国、子合国、蒲犁国、依耐国、无雷国、难兜国、大宛国、桃槐国、休循国、捐毒国、莎车国、疏勒国、尉头国、姑墨国、温宿国、龟兹国、尉犁国、危须国、焉耆国、姑师国、墨山国、劫国、狐胡国、渠犁国、乌垒国也。”

徐松所举属都护统治的西域三十六国，大体可信，不过把乌孙国屏弃于三十六国以外，尚待商榷。他的主要根据是汉书西域传“三十六国……皆在乌孙之南”一语，他因为三十六国与乌孙并称，故不把乌孙列入三十六国以内。如西域传又说：“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汉书匈奴传载左伊秩訾的话，说：“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同传载扬雄的话也说：“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岁费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以上记载，都将乌孙与西域城郭诸国并举，显然，乌孙不在城郭三十六国以内。这似乎是和松注完全一致，但是揆诸当时的实际情况，则此说并不可靠。第一，自从武帝元封年间公主细君和乌孙王通婚以后，汉与乌孙的关系即日趋亲密，似无不属都护之理。第二，宣帝时，楚主及魏和意、任昌等被围于赤谷城（乌孙国都）时，都护郑吉发诸国兵往救，亦足表示乌孙在都护统治范围以内。第三，初置都护时，所属诸国皆在天山以南，乌孙亦在山南11，何以都护独将乌孙屏弃于隶属以外，亦不可解。第四，汉书叙述西域诸国时，也将乌孙包括在都护统治范围以内。据此则乌孙似不应列在三十六国之外。而汉代时，有些人将三十六国与乌孙并举，或者由于他们对西域的地理知识比较模糊，因此采取了比较笼统的说法。又如所谓城郭三十六国的说法，其实在当时，有些国家如若羌12、西夜13、休循14、捐毒15 、尉头16等都是游牧国家，焉得有城郭？这是因为当时属都护统治的三十六国大部分皆有城郭，故混称为城郭三十六国。因此，如果有人以为乌孙不是农业定居的国家，不应列入城郭诸国以内，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考虑的。其次也可能是乌孙在西域国中比较大，它和汉的关系又很密切，故时人对它较为重视，因而把它特别提出，遂使乌孙与三十六国并列，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总之，对于古人记述，不可完全拘执于文字之间，而忽略了实际情况。

乌孙既应列入三十六国以内，那么徐松所举的三十六国为什么没有乌孙呢？假使把乌孙包括在内，岂不是成了三十七国吗？三十六国之说，又将怎样解释呢？按初置都护时，所属三十六国都在天山以南，山后诸国不算在内。山后诸国是在日逐王投降以后才逐渐归汉统治的。徐松所举三十六国中的劫国，其位置在卑陆后国以西17，故属山后诸国，其归属于汉，为时必晚，似不应列入三十六国以内。所以所谓西域三十六国，应该在徐松所讲的三十六国中间去劫国而增入乌孙。以上乃是宣帝初建都护时西域属国的大概情况。

自宣帝以后，至于哀、平之间，汉在西域的属国日渐增多，据汉书西域传说：“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师古注引司马彪续汉书说：“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国。”所谓五十五国，除原有三十六国和不属都护的 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康居等五国以外，又加入山后诸国——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车师都尉、乌贪訾离、卑陆、卑陆后国、郁立师、单桓、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劫国等十三国，共计五十四国。还有一国，汉书未详载，据汉书西域传载，车师旁有小金附国，其地在今吐鲁番胜金口，为山南小国，车师平定后，归降于汉，似应列入，那就有五十五国了。此五十五国是指通使于汉者而言，其属于都护统治者，则仅五十国，故汉书西域传说：

“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

三 都护的作用

汉书西域传说：都护的职务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这就是说，都护是汉廷驻西域的耳目，而且有权便宜行事。从宣帝神爵年间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起，到王莽末年都护李崇没于西域止，都护统治西域的时间，凡八十余年。在这八十余年中，他们和西域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在西域的活动，史书给我们提供的材料并不多；但是都护地位的重要还是可以从其他材料中找到说明的。我们只要从西域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来看，就可以知道，汉朝在西域设都护，是起着相当的进步作用的。为了明确这一点，首先应该了解都护建置以前的西域形势。

据史载西域诸国在公元前一二世纪时，就已有许多国家拥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例如 羌国“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鄯善“能作兵与若羌同”；龟兹“能铸冶”；难兜国“种五谷、蒲陶诸果，有银铜铁作兵”；大宛、疏勒、莎车、焉耆、危须等国皆从事农业，并可以将多余的粮食供给其他国家。大宛、疏勒等国的商业也相当繁荣，他们都希望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此外像罽宾、乌弋山离、大月氏、安息等国在工业、农业、商业各方面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8。当时西域诸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他们的东邻中国，而是雄踞蒙古高原的匈奴。匈奴自冒顿单于兴起以后，即发展为部落奴隶制国家19它用暴力征服了西域以后，就把西域各族人民强制的置于奴隶主统治之下，并劫掠被征服者的一切资源和财富。

关于匈奴对西域人口的掠夺，虽然史书缺乏记载，但是我们从后汉书西域传中还可以寻得一点踪迹。据蒲类国条说：

“蒲类，本大国也，前西域属匈奴，而其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南去车师后部，马行九十余日，人口贫羸，逃亡山谷间，故留为国云。”

从这项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匈奴对于西域进行人口掠夺，规模是很大的，一次就抢劫蒲类人六千余口，一个国家都几乎被消灭。而且从奴隶的纷纷逃亡这一点来看，我们也不难想像匈奴奴隶主是如何虐待蒲类人民的。

匈奴这样大规模的掠夺人口，在当时，西域当有很多国家的人民成为匈奴的奴隶。关于这一点，三国志注引鱼豢魏略中也有反映：

“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郡落稍多，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零，或颇有羌杂处，由本匈奴奴婢故也。”

这里所谓大胡，即是西域胡，当时匈奴奴隶逃往甘肃走廊的就有数万，其中西域胡一定不在少数。这虽然是东汉初年的事情，然而对于以前匈奴掠夺西域人口的情形，却可以藉此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

匈奴为了发展奴隶制度，对被征服的西域采用了掠夺人口的办法，以补充奴隶的来源，这点已毫无疑问。但是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匈奴的奴隶主还不可能把西域所有的人口全数驱入蒙古草原，变成他们直接管理下的奴隶。譬如说人口是可以迁徙的，一部分物资是可以搬运的，但是土地、牧场、森林、商业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则不可能迁移。匈奴的最高奴隶主为了同时占有这些生产资料，就不得不让这些被征服国家的人民留在原地，按照他们原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而匈奴对于他们则进行一种特殊的奴隶制剥削。所以汉书西域传说：

“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

这一部分被匈奴征服的国家人民，虽然侥幸不被迁徙，但是仍然不能逃避匈奴奴隶主的奴役和剥削。如前所述，匈奴在西域所设置的僮仆都尉，正是专门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

僮仆都尉是匈奴的高级军官，领有数千骑，受右日逐王节制。汉书西域传说僮仆都尉责在“赋税诸国”，可惜缺乏具体的说明。据后汉书班勇传说：

“会间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匈奴）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思乐事汉，其路无从。”

由“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看来，可以推知僮仆都尉对西域诸国征收赋税，并没有一定的税额，而是以最大的剥削率所谓“高其价值”来进行剥削。同时僮仆都尉不仅坐收赋税，而且有权随时征调西域人民从事战争或参加奴隶主所需要的一切工作。所谓“严以期会”就是严格规定期限，非执行匈奴奴隶主所宣布的命令不可。这些事实，都

好强啊，没什么好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