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娱乐竞赛小游戏:三国演义的具体资料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鲜明，塑造出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形象，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使它的影响事实上已深入到中国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三国演义》全书出现以前，中国各类小说一般都篇幅短小，有些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小说如何由短篇发展至长篇，这点我们要注意。原来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正是敷演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到辗转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很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源出众手的小说，后来还有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另一讲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讲史文学的源流，这部巨著本身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一、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拥刘反曹

1、 拥刘反曹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

2、 拥刘反曹思想的形成：四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的，罗贯中继承并将它熔铸到了作品中，毛宗冈在修改时又加强了它；

3、 拥刘反曹的内涵：反映了人们对德治仁政的理想和反对暴政的意愿；是民族思想的反映；是正统思想的反映。

二、刘备、曹操形象。

1、 曹操：奸诈、残忍、虚伪；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形象，罗贯中即写其短，也写其长，又不影响他的倾向性。

2、 刘备：即理想化的人君形象，同时又有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所特有的虚伪一面。

三、战争描写。

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

相似处：都是以弱对强、都用了火功、结局都是弱者胜。

不同的特点：斗争双方的特点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同等，使之写来绝不雷同。

学习内容

一、讲史文学之源流

宋代说话技艺十分发达。说话的演出地点不限于勾栏瓦肆，一般村野寺庙也有演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首都汴京著名艺人霍四究以“说三分”著名，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而尹常卖以说五代史见称，二人都是讲史好手。

说话人无论是否高手，都需要讲稿。当时有专门编写讲稿的“书会”。书会中人既要编写故事，就不能不具备较为深厚的文艺修养和广博的历史知识。说话人的稿本经过不断润色增删，就有可能演变成为篇幅越来越长的小说。

宋代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录说话四家：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扑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其中第四家为“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说三国故事应属于这一类。

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汇集了唐宋流传的三国故事，特别是小说者所讲“一朝一代故事”之讲稿材料，是经过无数次增饰修改而成的作品。下面提到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虽是元代产物，但它的祖本可能源自宋代说话人的手稿。

说话材料如何成为话本小说？大概说话人起初靠口耳相传，不靠文本，但口耳相传，容易忘记，故事越增饰，则内容越繁复，越不易记忆，唯有利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免讲说时遗漏。文字记录不断整理，则篇幅越来越大。这里有两个小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最初稿本可能会较为简单粗糙，后来的整理增订本可能较为繁富复杂，但删节本却相反；二是初稿一旦钞写流传出去，因为由不同的艺人或文人各自润色演绎，同一故事稍后可能出现众多不同的版本。这里举一两个例子说明。现存《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是元朝英宗至治年间（1321年一1323年）建安（在今福建北部）虞氏刊本，每卷卷首都刻“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一般简称《三国志平话》，原作者姓名已佚，学术界认为是元代讲史艺人说话的底本。这个本子现藏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有一百三十八页，每页上下两栏，左右两页合起来，上面为一图，下面为文字。说话人拿着这个本子，看图览字，可以口沫横飞，随机敷衍。这不一定是说话人的初稿，却是一个较早版本的稿子，可以看出它较为简单粗糙的特点。另外一个例子是《三分事略》，又题为《三国志故事》，上图下文，三卷，不题撰人，也属建安书坊刻本。虽然上、中卷首行题刻“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又封面有“甲午新刻”四字，学术界大多认为并非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年）之刻本；乃书商故弄玄虚，实是元至正十四年或元明易代期间之产物。因为上、中、下三卷，每卷最后一页或二页之前，均故意漏刻二至三页故事，但页码却连接而无中断，明显是书商偷工减料，为欺骗顾客而做的手脚。删节本通常都是为了减省成本而印制的。

鲁迅称宋之说话人多高手，而不闻有著作；现存讲史平话多为元人作品（1982，127页）。其中《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和《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均具备《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是其雏形。

总括这一小节内容：中国讲故事的源流很早，宋代说书人尤其喜欢讲史。北宋时已有霍三究以说三分著名。但三国故事的零星片段流传甚早，于唐代已有记载。宋人致力增饰铺张，因而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精彩。现存《全相平话三国志》是元人作品，应该是《三国志演义》的胚胎。

二、《三国演义》的作者、成书年代和版本

这一节“作者、版本和成书年代”提供的资料，其中涉及争论的问题甚多，建议不要死记材料，知其梗概便可。

作者

在漫长的专制帝王统治时代，很奇怪的是，中国小说和戏剧一直遭受正统文士的忽略和歧视，以致这类作品多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出现。其作者或用化名，或不留名，总是难得清清楚楚知其生平，使人遗憾。我们这个课程选讲的几部巨著，其作者无一不有类似的情况。

《三国演义》的作者，一般说是罗贯中。有关其籍贯、生平事迹的记载很是分歧，材料也都很简略。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主要有四说：一是太原人，二是杭州人，三是东原（山东东平）人，四是庐陵人。数十年来，以前两种说法为多，但迄无定论。今人刘知渐、王利器、沈伯俊、周楞伽等人均持东原说。从现有资料看，以东原说较为可信。

—、太原说

明佚名《录鬼簿续编》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二、杭州说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委巷丛谈”云：“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云：“《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

三、东原（东平）说

明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1983，240-265页）从元代赵偕（字子永，慈溪人）《 赵宝峰 先生集》卷首所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所列三十一门人中找到罗本和高克柔二人，认为罗本即罗贯中。这涉及《水浒传》的作者，《水浒传》中唯一的好官是东平太守陈文昭，何以如此？原来慈溪县令陈文昭向邑人赵宝峰执经请业，行弟子礼，宝峰以治民事告之。因此清人编《宋元学案》就将陈文昭也列为宝峰先生门人，于是不难解释《水浒传》唯一好官是陈文昭之谜。《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罗贯中分明是罗本，东平是其父母之邦。把这个好官说成是东平太守，王利器认为是“罗贯中精心安排的”。

周楞伽《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谭洛非编，1992，119-130页）也从《 赵宝峰 先生集》和《宋元学案》找寻资料，认为罗贯中原来名本，字彦直，东平人。元亡后投奔居于浙江慈溪的兄长罗拱字彦威，罗拱为宋宗室后裔赵宝峰的门人，所以罗本也师事赵宝峰。贯中恐是别号。

至于罗贯中的生平，有以为是南宋人。有以为是元未明初人，《漫稿》以为元未明初人这说法较合理，理由是元末明初动乱的经历和作家的政治抱负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有实质的影响。以下引述周邨、冯其庸、章培恒、周楞伽等人的说法：

—、南宋人（周邨）

周邨《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1985，76－82页）一文，认为“罗贯中可能是南宋人或宋元间人。”其说可约略参考前面“讲史文学之源流”一节我们所引周邨的意见。

二、约生于 1295年前后（冯其庸、章培恒）

冯其庸《论罗贯中的时代》（1991，80－93页），认为既然罗贯中与葛可久并提，葛是元人，罗当然也是元人。从《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推算，罗贯中大约生于元贞元年（1295年）前后，死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前后，大约活了八十五岁。

章培恒《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1982，第三期，120－126页）坚持以书中今地名来考证一本书的成书年代，并藉以追查作者在生时间，他认为《三国演义》约成书于1329年前后，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

三、约生于1330年（鲁迅、周楞伽）

鲁迅《史略》（129页）认为是“元明间人”（约1330-1400年）

周楞伽《小说札记》（1981，第四期，76－82页）同意鲁迅的说法，认为罗贯中“是由元入明的元末明初人”，且可能是慈溪人。

结合各家意见，大致是这样：罗贯中东平人，原名罗本，字彦直，别号贯中，又号湖海散人。大约为元末明初时人，曾入张士诚幕府，后来隐居浙江慈溪，从事创作，明初去世。著有杂剧三种，今存《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又著小说六种《三国演义》、《小秦王词话》、《隋唐志话》、《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一般相信，《水浒传》这部小说也包含了罗贯中的心血。

成书年代

《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主要有四说：一是宋或以前，二是元代中期，三是明初，四是明中叶。无论如何，因为不能否定罗贯中为《三国演义》的编撰者，则写作年代就无法跳出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成书年代必须结合罗贯中的生卒岁月来看。

一、宋以前说

周邨主张《三国演义》成书于宋或北宋以前，我们前面已引述他的说法（见本单元，第3页）

二、元代中期说

袁世硕《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1991，94－108页）一文认为该书用三百三十多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与宋元间的平话很近似。且引用时或言唐贤，或言宋贤，不言“元贤”，实是元人口吻；书中小字注中所提及的今地名，除了个别几个笔误外，几乎全与元代行政区名称相符。因为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的旧地名，因此将作注的时间断在此年，再往后延伸十几年，基本上可以确定书成于元中期，大约是十四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他并认为罗贯中生卒年约为1300年至1370年，而嘉靖刊本可视为罗贯中原作。

三、明初说

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3，280－295页）一文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他不同意袁世硕断书中小注年代于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认为地名情况复杂。他认为罗贯中在明初开笔，第十二卷写作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年），全书初稿完成于1371年以后。他还认为根据《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以齿序排名，罗本处于第八位乌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王桓（1314年生）之间，生年约在1315年至1318年之间，卒年估计在1385年1388年之间。开笔时罗本贯中约五十馀岁。

四、明中叶说

张国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1983，266－279页）一文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写成，而元刊《三国志平话》为新安虞氏至治年间（1321-1323）所刊五种平话之一，篇幅仅有八万字，文笔粗糙简陋，《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为其十倍，手法成熟，从发展过程看，必远远产生于平话之后。张国光因此认为，“此书的撰成，既不会是元代，也难以肯定是明初，其时当在明中叶。为此书写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他估计由于蒋大器写序后无钱刻书，过了二十年才由修髯子印行。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光是抛开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作者来立论的，这样就不必顾虑成书年代是否与罗贯中生卒年配合。如若结合罗贯中生平来看，以第二和第三两种说法较为接近事实。如果第四种说法合理，则明中叶是开始流传的时间。

版本

—、嘉靖本

现存明嘉靖壬午（1522年）刊本。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各则题目唯七字。书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要注意的是，以前很多学者认为它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甚至是罗的原著，但现在怀疑者不少。

二、志传本

现存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刊刻的几个版本，简称“万历诸本”。以刘龙田乔山堂刊本、余氏双峰堂刊本较早。值得注意的是，内容与嘉靖本有些不同，文字较质朴。不少学者认为“志传本”的祖本较嘉靖本早。

三、李评本

“ 李卓吾 先生批评三国志”，系万历后、天启间无锡人叶画假李卓吾之名伪作评语刊行，故又称“伪李评本”。将嘉靖本回目每两则并为一回成一百二十回本，不分卷。现存明建阳吴观明刊本等几种。清代毛宗岗据以删削修订为毛评本。

四、毛本（毛评本）

“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清康熙刊本，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毛纶、毛宗岗父子假借金圣叹名义评改“伪李评本”，全面修订而成。鲁迅说毛氏父子主要进行三项工作，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应该注意的是，李悔吾认为该书比以前的版本更强化封建正统思想，而在艺术加工方面则大大超越以前各本。

这四个版本系统，总归起来，实际只是三种而已：一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三是毛评本系统。至与“李评本”因为被毛宗岗修订后已融入毛评本，跟毛评本应属同一系统。目前书坊排印的本子，绝大多数是毛评本系统，不过在校勘时通常会参考嘉靖本的异文做些改动。

三、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

晋陈寿编撰《三国志》，刘宋时裴松之引书四百馀种为之注。我们知道魏晋六朝品评人物风气盛行，品评人物总须根据具体事迹；后来《世说新语》更具载不少魏晋时期各种人物的妙人妙事。品评人物风气流传一段时间，影响所及，许多人对于当时人物的言行十分熟悉。在谈说过程中，一方面兴趣浓厚不减，而口耳相传之间又增添讲者的主观意见和个人色彩，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刻画遂有越来越精彩的现象。

例如说两晋南北朝记叙、描写、歌咏三国故事和人物的文献有三十多种。这是现存文献而言，实际一定不止此数。

唐代论述三国的诗文一百四十多篇，宋代则有约八十篇。这些也都是指今日所知材料而言，当时出现而遗佚的必定更多。

元朝除诗文外，元杂剧以三国故事入戏的有六十多本。这更值得注意，一是当时三国故事个别片段巳发展得很成熟，才能编为戏本，二是戏比诗文流传更广泛，影响更大，与小说发展变作互为因果。而宋以来流传的说三分，此时成为平话小说《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更成为三国演义小说的基础。

《三国演义》是长篇小说，但原来的故事却是零星存在的。这些零星材料如何最终组织成长篇巨著，实是一个有趣的过程。这过程可说是年深月久。由于它根本不是正史——如果雷同正史，则《三国志》成书后就无须再编撰甚么《三国演义》了。当然《三国演义》的取材，既有直接取自《三国志》的，也有间接取自《三国志》的注文以及其它六朝文献的史料，更多的则是后世已敷演充实的（俗语“加料”）故事材料。尤其是元代戏剧作品，已将三国故事贯串成有血有肉的生命。综论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可以分为下述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陈寿《三国志》成书以前的记载，大部分是史料，包括历史人物的出身、言行等记录和传说。陈寿《三国志》录取其中一部分做材料，编撰正史，但更多的材料则遗留在文人笔下或民间。

第二个阶段是《三国志》成书后初期，尤其是东晋、南北朝，因为去三国未远，仍有大量文献和民间传说流行，但故事内容大约无可避免开始出现增添或转变的情形。

第三个阶段是唐，宋时代文人的歌咏和说故事者的敷演，前者可使故事传说走向理趣，后者则使零星故事组合成较长的单元。

第四个阶段是元剧作品。元代许多剧作家都尝试将三国故事敷写成情节精彩的剧本。就以吕布和貂禅的故事为例，现存的剧本有无名氏《锦云堂暗定连环计》，郑光祖《虎牢关三战吕布》，武汉臣《虎牢关三战吕布》（残缺），于伯渊有《白间斩吕布》。另外元南戏有《貂蝉女》（残缺）。见微知著，可以估计元剧作家对全部三国故事发扬光大之贡献。

第五个阶段是罗贯中的成书。“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确是的论，尤其是博采各种典籍包括史注、笔记、传说、平话、剧本、诗文等，共冶一炉，成为巨著。这当中实际上汇集了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在罗贯中以前，在故事文字和情节方面进行修改加工的无名作者，也同样功不可没。罗贯中可以说是后期一个集大成者。

四、《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坊间流行的《三国演义》毛评本在书前有一篇《读〈三国志〉法》。这是一篇教人如何欣赏《三国演义》的文章，包括内容和文学技巧的剖析。当中不是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但却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可不读。

主题思想

三国演义这部巨著大致上以陈寿《三国志》的历史范围为基础，从文学角度再现了汉末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这八九十年间的演变过程。因为历史大事不便随意纂改，但其中细节却可尽情发挥，作者在编写时可以融入个人的主观成分，成为思想性较明显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处处尊刘贬曹，与陈寿《三国志》以魏晋为正统有别，历来视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扬刘抑曹是《三国演义》的主调，尤其是现在流行的毛评本，说“强调正统”是该书主题，应该不会错。而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也与作者所处元未明初的时代背景有些关系。

五、《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一、描写战争：二、塑造人物形象；三、结构艺术；四、语言特色。

描写战争

第一点是战争的多样化。书中描述了上百次战争，可以分为陆战、水战，或水陆混合战，例如水淹七军；又可分为攻战、守战；或分伏击战、偷袭战；或分阵地战，游击战；或主将比试，或两军混战，形式多样化。

第二点是军事行动与政治策略相结合。如曹操南侵并非毫无目的，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刘备联吴抗曹是为了有立足之地，然后振兴刘氏的汉室基业。诸葛亮南征是为了解决与南方少数民族的纠纷，稳定后方，以便全力对付势力强大的曹魏。

第三点，战争的胜负系于智谋。关键在于运筹者的智能，能不能采纳部下的善计良策，能不能正确判断敌情，能不能客观分辨忠奸，能不能冷静处事。大小战争的胜负无不与斗智用计拉上了关系。《漫稿》举了许多例子，建议翻阅原书。

第四点，着重写人，不着重写战争过程。吸收《左传》描写战争的经验而详写谋略，略写战斗过程；详写占得上风者，略写位处下风者；详写将胜者，略写将败者。通过几场交锋，逐步将人物性格形象塑造出来。

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鲁迅在《史略》批评《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过去的评论家多受影响，不敢推翻其说，几成定论。其实鲁迅的看法是有偏颇的，《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或有忠奸分明的主观意图，但并非黑白分明一面倒。孔明料事如神，但并非永无错误，曹操是奸雄，也不是毫无优点。关羽忠义勇俱全，然而骄傲自用，不顾大局，屡屡如此。例如：要与马超比试武功；谩骂孙权，拒不联婚；耻与黄忠并列，不受五虎将印；四是轻视陆逊，因而招致失败。

结构艺术

三国故事基本上以魏、蜀、吴三国兴亡为纵线，以战争发展和人物活动为材料。九十多年的兴亡史大约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由黄巾之乱至赤壁之战为第一阶段；三国鼎立至诸葛亮病逝为第二阶段：此后至晋统一天下为第三阶段。其间穿插以魏、蜀、吴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纷争，把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文臣武将的奇谋险计逐一带出，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大故事。由于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回合之间前后呼应，在紧随主线发展之下，分散之中有集中，首尾一贯，形成一个统一的小说系统。

但是，在处理长达九十七年的历史事件中，由开始至诸葛亮病逝共五十一年用了一百零四回，而后面的四十六年，时间长度其实几近一半，却只用了十六回来概括历史演变，其分量安排明显并不平均。原因何在呢，因为《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前五十年正是蜀汉由无至有，由弱至强，遂能联吴抗曹，三分天下这些光辉事迹自然值得大书特书，但诸葛亮一死，形势急转直下，蜀汉开始面临溃亡，时日无多，因而篇幅大为缩小。可见作者在结构方面，处理时间这一因素是有轻重之分的。

对魏、蜀、吴三国的描写，蜀、魏之间有战无和，蜀吴之间和多于战，吴魏之间则战多于和。然而重点始终放在蜀、魏这边，对吴国描写是有些忽略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研究三国人物者也有意无意间偏重于蜀、 魏 君臣方面。换句话说，作者在确定主次方面，也是颇用心思的。

由于《三国演义》是战争小说，描写战争题材，从围绕大小战争故事所形成的特殊情节去观察，也可以理出一个结构脉络。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就尝试这样去分析其结构，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三大战役为主线，中间夹杂一些较次要的辅助性战役，贯串了全书，形成一个战争系统（1992，246－273页）。冒忻和叶胥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以赤壁之战为例：从起因到结束，共计八回，其间包括曹操下书，诸葛亮舌战群儒，蒋干中计，黄盖用苦肉计，孔明借箭，借东风，华容道释曹操等一系列小故事，各小重点组成了大重点，成为组织严谨的结构。

语言特色

《三国演义》是用浅白的文言写成的，言简意赅，语气明快。这在封建时代一般稍能识字者，大约均可欣赏，有利于传播。

《三国演义》一书，特别是毛评本，移用了古代文学家很多诗词，与白话文比较，使用浅白文言文，更能够使之与这些诗词在语言风格上较为统一和谐。

《三国演义》一书创造了很多成语，引用或自造许多谚语，生动活泼，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

六、《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之影响

《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几个方面，一是该书是历史小说鼻祖，后世历史小说不少以之为典范，模仿其体制结构；二是该书故事精彩，明清以至近世戏剧家多从中取材改编为剧本；三是后世诗文作品取以为典故，或作为咏唱题材；四是《三国演义》语言精警，能丰富后世作家之用语。
参考资料：http://yangjiang.gdrtvu.edu.cn/Ke%20Jian%20Zi%20Yuan/048/disici.htm

《三国演义》是“以文乱史的文本”，“兴妖造神的艺术”，礼赞残暴的英雄，“尊刘贬曹”又有着推崇正统的封建观念。
《三国演义》的故事是在长期的民间流传而后经文人搜集整理的，尽管或多或少染上了正统文化的气息，但作为民间俗文化的审美形态，它们主要反映“贱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传达“贱民们”的思想感情。所以，我们既要用今天的价值观念去批判其典籍文化影响所导致的封建糟粕，又要以古人的眼光和心理去感知和体验他们的理想和愿望的合理性。囫囵吞枣或者因噎废食都是不明智的。
，《三国演义》不是浸透着儒家礼乐伦理思想的典籍文化教科书，也不是符号化了的人民群众浮巧淫祀的民间文化的认识指南，而是审美地反映当时人民大众的生活状貌和生存境遇，表现他们文化心理和审美理想的世俗文学经典。既然两部经典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富有诗情的画面去折射时代的光芒，我们就应该用美学的、文艺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并作出“诗意的裁判”。《三国演义》主要是以其典范性的叙事谋略、恢弘的动态悲剧结构以及众多的民间文化心理“化石”而成为文学经典的。我们应遵照艺术真实性的原则而认可其“以文乱史”的创作策略，应尊重艺术情感性的原则而允许其“兴妖造神”的文学想象，应宽宥封建文人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谅解作品中的英雄的“匪气”、“游民气”，更何况，在这种“匪气”、“游民气”的艺术氛围里寄寓着作者的合乎历史必然性的审美理想。试想：如果邮督不是被张飞鞭打、华雄不是被关羽斩杀，如果诸葛亮出场缺少三顾茅庐的层层铺垫，如果梁山好汉只是性格模糊的三十六人的“流寇”，如果作者恪守正统的“造反无理”的信条，《三国演义》还能算是文学经典吗？！这样一来，我们的见识同章学诚病垢《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惑乱观者”。我们既已认可鲁迅的《故事新编》、郭沫若的《屈原》、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对于《三国演义》两部文学经典的历史“失真”与观念陈腐，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写好战争，写好战争中的人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最终目标。主创人员的一切努力，所有电视化技巧的运用都是围绕这两个目标进行的。《三国演义》正是在这两点上取得了成功。

写人物

一部历史剧，不管它对事件，场景和历史过程所做的史诗性描述多么宏伟壮观，也无论其戏剧冲突多么强烈，但它关注的焦点和中心归根到底是人，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只是确定人物行动的依据。《三国演义》剧组主创人员对历史环境和时代氛围有透彻了解，掌握了人物性格的内在依据，所以对主要人物的塑造都比较成功。
先看《三国演义》对曹操形象的处理。 谁都知道，曹操是“奸雄”，小说也是把他作为“奸雄”的典型加以塑造的。剧作既保留了曹操作为“奸”的一面，又展示他作为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亦即“雄”的一面，性格特征显得真实而丰满。 曹操“奸”，“雄”两方面的品质辩证地统一在他的身上，他的“奸”不是那种卑贱猥琐，鼠目寸光的小人之诈，他的“雄”也不是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君子之雄。 他是一个有雄（野）心，为达目的不惜一切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典型。
《三国演义》特别重视从现实社会环境的角度为曹操这一人物定位。联系环境刻画人， “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 的原则并没有过时，《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的成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剧作把曹操的凶残放在群雄争霸，封建割据的历史背景中，把他的政治抱负放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加以刻画，认为他的狡诈凶残是与治国安邦的雄心联系在一起的。 剧作这样处理不仅没有扭曲人物，反而使其作为封建君主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在对曹操凶残和雄才大略的辩证展示中。曹操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凸现出来。
《三国演义》还善于从多方对比中刻划曹操这一形象。 “ 官渡之战 ” 中将他与袁绍辈相比，以显示他从谏如流，善于用人的一面。但更多的情况下，曹操在剧中是作为刘备这个具有理想人格的形象的对立面出现的，剧作客观表现了他的种种恶行恶德： 比如他杀吕伯奢全家之后表露的 “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 的极端自私的为我哲学，又如他杀杨修，害祢衡的系列暴行体现出的狡诈凶残的品质等等。 正因为电视剧像原著一样，在塑造人物时不虚美，不隐恶，所以它塑造出来的人物才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真的人物。
诸葛亮也是《三国演义》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 在塑造诸葛亮的性格特征时，电视剧坚持从原著的基本思想倾向出发为剧中人物定位。 以名著为蓝本改编的电视剧，其人物形象的基本倾向已经在广大观众中得以确认，因而经过电视剧 “ 二度创作 ” 的形象不能距原著太远，以免观众拒绝认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电视剧是拍给当代观众看的，因此时代感和大众性是很重要的。 另外编导在塑造人物时，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爱憎投射到形象中去，其中导演的情志和审美趣味尤其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电视剧既坚持了原著中对诸葛亮这一形象的基本评价，又考虑到观众接受的程度，同时兼顾了导演个人的审美品味，剧中的诸葛亮形象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 “ 这一个 ” 。 无论在民间传说还是在小说中，诸葛亮一直是智慧的化身和“贤相忠臣”的代名词，导演考虑到小说的描写和大众对人物的传统看法，确定剧中的诸葛亮应该是 “ 蜀汉杰出的军事统帅和谋略家”， “ 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丰功伟绩 ” ，这样的形象定位是十分准确的。 电视剧以诸葛亮的 “ 隆中对 ” 作为结构全剧的总纲，全面展示其超群的智慧。 除此之外，剧作还着重从 “ 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富于进取，重信守义 ” 等几个方面对诸葛亮进行多侧面刻画，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原著中诸葛亮的性格尚显单一的话，那么在电视剧中其性格则趋于丰富和立体化。
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除了是智慧的化身和忠贞的代名词，他还是一个悲剧英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悲剧冲突实质总是社会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满足之间的冲突。 但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却有人与外在环境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物内在性格的冲突等等。“斗争越是艰苦，他的道德追求和崇高也就越是表现得透彻，强烈。”诸葛亮身上那种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使他的悲剧充满了崇高感。 具有“心灵的伟大”的诸葛亮之死是悲剧的关键之所在。 当诸葛亮弥留之际，画面上闪过金戈铁马的战斗场景，克复中原的大旗和隐喻蜀后主不理朝政的空旷的大殿。 悲剧英雄在被病魔折磨，心力交瘁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自己克复中原，兴复汉室的人生理想，向我们展示了人的价值。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三国演义》在人物心灵，命运上的开掘是很深的。
剧中的刘备是“明君”代表，他的言行与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性格中的主导特征是“仁义”，剧作通过许多生动的情节展现了刘备的“仁义”。他作安喜县尉时，与民秋毫无犯。屯兵新野，老百姓称赞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当阳战败撤退时，情势万分危急，但决不弃民先行。到了西川，他的军队秋毫无犯，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原著中关于刘备“仁义”的描写还显得抽象，电视剧则通过生动的画面，比如当阳战败以后， 刘备率君民败退， 电视剧利用自身优势，极力表现兵荒马乱的景象，危难之中，刘备不听劝阻，绝不弃民先行，剧中饰演刘备的演员表现刘备不忍心独自逃命时，演得情真意切，在观众面前展现出一个具体可感的好皇帝形象。
除了曹操，诸葛亮，刘备等人物塑造非常成功以外， 《三国演义》对张飞，关羽，吕布，鲁肃等人物的刻划也有一定的特点，此处就不一一赘述了。

写战争

小说写了许多次的战争，大大小小共有40多场。电视剧几乎一场不落地把小说中的战争场面移植到剧作中来。而且对于每次战争场面，电视剧拍得都不雷同，显然编导充分注意到了不同战争的特色，有意识地把每一次战争都拍得波澜起伏，曲折复杂，变化多端。要而言之，《三国演义》拍战争，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
⑴不局限于具体战斗场面，以斗智为主，定位为谋略剧。 比如《赤壁之战》，真正的战斗场面很少，观众印象最深的只有那场大火。 但是对于整个战略决策过程却不厌其烦，拍得跌宕起伏，色彩斑斓。 曹操兵临城下，诸葛亮临危受命，奔走江东结盟孙权，孙权集团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诸葛亮不辱使命，智激周瑜，孙权，促成孙刘联盟最终形成，电视剧用了很多篇幅铺陈这些内容，意在将斗智与斗勇结合起来，充分展示谋略家诸葛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风采。
⑵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展示人物的心理，利用战争气氛来烘托渲染人物性格。官渡之战是为了突出曹操的雄才大略，能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胸怀，反衬出袁绍 “ 能聚人而不能用 ” 的特点。
⑶全景式地展现战争。 《三国演义》是迄今为止描写战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场面最壮观，形式最完备的电视连续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战争剧中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它写战役，也写战斗； 写陆战，水战， 也写车战，马战； 写战争，更写政治与外交……怎样通过电视剧写战争，《三国演义》提供了完备的参考。
⑷实施战斗的人的举止基本真实，打斗场面很少用升格，降格等特技，武器，战舰，城墙等等相对真实，从而营造出环境，空间的真实性，使观众有切身的历史环境感。 人物是战争的主体，战争则是人物性格最好的展示场所，《三国演义》十分精确的把握住二者的关系，在人物塑造和战争刻画上都有新的收获。
任何艺术都不是完美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也存在一些失误与不足。由于受原著的约束，在风格上过分强调“写实”，使得剧作对原著空灵，浪漫的传奇风格表现不是最充分，比如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等，就好像不如原著传神。 当然这对导演和演员也是勉为其难的，毕竟现代人不善马术，生活状态和那时早已大相径庭了。没有克服原著人物性格缺少发展的艺术缺陷，对人物主导性格特征的形成原因和过程揭示不够，关羽之“义”，刘备之“德”，孔明之“智”仍像是与生俱来的品质。 忠实有余，创新不足。 当然这对导演来说也是一个两难的出境，毕竟三国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过度的想象力和导演的主观色彩可能会引起观众的不理解。
然而，瑕不掩瑜， 电视剧《三国演义》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是巨大的。它为名著改编和历史剧的摄制积累了难能可贵的经验。 作为中国当代电视剧史上的 “ 这一部 ” ， 它是不可替代的。 在精品不多的电视剧这一新型艺术样式中， 它是为数不多的一座里程碑。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061793.html
回答者：依凌迟 - 榜眼 十三级 6-23 21:42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鲜明，塑造出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形象，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使它的影响事实上已深入到中国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三国演义》全书出现以前，中国各类小说一般都篇幅短小，有些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小说如何由短篇发展至长篇，这点我们要注意。原来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正是敷演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到辗转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很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源出众手的小说，后来还有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另一讲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讲史文学的源流，这部巨著本身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一、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拥刘反曹

1、 拥刘反曹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

2、 拥刘反曹思想的形成：四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的，罗贯中继承并将它熔铸到了作品中，毛宗冈在修改时又加强了它；

3、 拥刘反曹的内涵：反映了人们对德治仁政的理想和反对暴政的意愿；是民族思想的反映；是正统思想的反映。

二、刘备、曹操形象。

1、 曹操：奸诈、残忍、虚伪；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形象，罗贯中即写其短，也写其长，又不影响他的倾向性。

2、 刘备：即理想化的人君形象，同时又有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所特有的虚伪一面。

三、战争描写。

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

相似处：都是以弱对强、都用了火功、结局都是弱者胜。

不同的特点：斗争双方的特点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同等，使之写来绝不雷同。

学习内容

一、讲史文学之源流

宋代说话技艺十分发达。说话的演出地点不限于勾栏瓦肆，一般村野寺庙也有演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首都汴京著名艺人霍四究以“说三分”著名，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而尹常卖以说五代史见称，二人都是讲史好手。

说话人无论是否高手，都需要讲稿。当时有专门编写讲稿的“书会”。书会中人既要编写故事，就不能不具备较为深厚的文艺修养和广博的历史知识。说话人的稿本经过不断润色增删，就有可能演变成为篇幅越来越长的小说。

宋代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录说话四家：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扑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其中第四家为“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说三国故事应属于这一类。

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汇集了唐宋流传的三国故事，特别是小说者所讲“一朝一代故事”之讲稿材料，是经过无数次增饰修改而成的作品。下面提到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虽是元代产物，但它的祖本可能源自宋代说话人的手稿。

说话材料如何成为话本小说？大概说话人起初靠口耳相传，不靠文本，但口耳相传，容易忘记，故事越增饰，则内容越繁复，越不易记忆，唯有利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免讲说时遗漏。文字记录不断整理，则篇幅越来越大。这里有两个小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最初稿本可能会较为简单粗糙，后来的整理增订本可能较为繁富复杂，但删节本却相反；二是初稿一旦钞写流传出去，因为由不同的艺人或文人各自润色演绎，同一故事稍后可能出现众多不同的版本。这里举一两个例子说明。现存《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是元朝英宗至治年间（1321年一1323年）建安（在今福建北部）虞氏刊本，每卷卷首都刻“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一般简称《三国志平话》，原作者姓名已佚，学术界认为是元代讲史艺人说话的底本。这个本子现藏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有一百三十八页，每页上下两栏，左右两页合起来，上面为一图，下面为文字。说话人拿着这个本子，看图览字，可以口沫横飞，随机敷衍。这不一定是说话人的初稿，却是一个较早版本的稿子，可以看出它较为简单粗糙的特点。另外一个例子是《三分事略》，又题为《三国志故事》，上图下文，三卷，不题撰人，也属建安书坊刻本。虽然上、中卷首行题刻“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又封面有“甲午新刻”四字，学术界大多认为并非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年）之刻本；乃书商故弄玄虚，实是元至正十四年或元明易代期间之产物。因为上、中、下三卷，每卷最后一页或二页之前，均故意漏刻二至三页故事，但页码却连接而无中断，明显是书商偷工减料，为欺骗顾客而做的手脚。删节本通常都是为了减省成本而印制的。

鲁迅称宋之说话人多高手，而不闻有著作；现存讲史平话多为元人作品（1982，127页）。其中《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和《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均具备《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是其雏形。

总括这一小节内容：中国讲故事的源流很早，宋代说书人尤其喜欢讲史。北宋时已有霍三究以说三分著名。但三国故事的零星片段流传甚早，于唐代已有记载。宋人致力增饰铺张，因而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精彩。现存《全相平话三国志》是元人作品，应该是《三国志演义》的胚胎。

二、《三国演义》的作者、成书年代和版本

这一节“作者、版本和成书年代”提供的资料，其中涉及争论的问题甚多，建议不要死记材料，知其梗概便可。

作者

在漫长的专制帝王统治时代，很奇怪的是，中国小说和戏剧一直遭受正统文士的忽略和歧视，以致这类作品多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出现。其作者或用化名，或不留名，总是难得清清楚楚知其生平，使人遗憾。我们这个课程选讲的几部巨著，其作者无一不有类似的情况。

《三国演义》的作者，一般说是罗贯中。有关其籍贯、生平事迹的记载很是分歧，材料也都很简略。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主要有四说：一是太原人，二是杭州人，三是东原（山东东平）人，四是庐陵人。数十年来，以前两种说法为多，但迄无定论。今人刘知渐、王利器、沈伯俊、周楞伽等人均持东原说。从现有资料看，以东原说较为可信。

—、太原说

明佚名《录鬼簿续编》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二、杭州说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委巷丛谈”云：“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云：“《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

三、东原（东平）说

明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1983，240-265页）从元代赵偕（字子永，慈溪人）《 赵宝峰 先生集》卷首所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所列三十一门人中找到罗本和高克柔二人，认为罗本即罗贯中。这涉及《水浒传》的作者，《水浒传》中唯一的好官是东平太守陈文昭，何以如此？原来慈溪县令陈文昭向邑人赵宝峰执经请业，行弟子礼，宝峰以治民事告之。因此清人编《宋元学案》就将陈文昭也列为宝峰先生门人，于是不难解释《水浒传》唯一好官是陈文昭之谜。《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罗贯中分明是罗本，东平是其父母之邦。把这个好官说成是东平太守，王利器认为是“罗贯中精心安排的”。

周楞伽《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谭洛非编，1992，119-130页）也从《 赵宝峰 先生集》和《宋元学案》找寻资料，认为罗贯中原来名本，字彦直，东平人。元亡后投奔居于浙江慈溪的兄长罗拱字彦威，罗拱为宋宗室后裔赵宝峰的门人，所以罗本也师事赵宝峰。贯中恐是别号。

至于罗贯中的生平，有以为是南宋人。有以为是元未明初人，《漫稿》以为元未明初人这说法较合理，理由是元末明初动乱的经历和作家的政治抱负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有实质的影响。以下引述周邨、冯其庸、章培恒、周楞伽等人的说法：

—、南宋人（周邨）

周邨《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1985，76－82页）一文，认为“罗贯中可能是南宋人或宋元间人。”其说可约略参考前面“讲史文学之源流”一节我们所引周邨的意见。

二、约生于 1295年前后（冯其庸、章培恒）

冯其庸《论罗贯中的时代》（1991，80－93页），认为既然罗贯中与葛可久并提，葛是元人，罗当然也是元人。从《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推算，罗贯中大约生于元贞元年（1295年）前后，死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前后，大约活了八十五岁。

章培恒《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1982，第三期，120－126页）坚持以书中今地名来考证一本书的成书年代，并藉以追查作者在生时间，他认为《三国演义》约成书于1329年前后，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

三、约生于1330年（鲁迅、周楞伽）

鲁迅《史略》（129页）认为是“元明间人”（约1330-1400年）

周楞伽《小说札记》（1981，第四期，76－82页）同意鲁迅的说法，认为罗贯中“是由元入明的元末明初人”，且可能是慈溪人。

结合各家意见，大致是这样：罗贯中东平人，原名罗本，字彦直，别号贯中，又号湖海散人。大约为元末明初时人，曾入张士诚幕府，后来隐居浙江慈溪，从事创作，明初去世。著有杂剧三种，今存《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又著小说六种《三国演义》、《小秦王词话》、《隋唐志话》、《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一般相信，《水浒传》这部小说也包含了罗贯中的心血。

成书年代

《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主要有四说：一是宋或以前，二是元代中期，三是明初，四是明中叶。无论如何，因为不能否定罗贯中为《三国演义》的编撰者，则写作年代就无法跳出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成书年代必须结合罗贯中的生卒岁月来看。

一、宋以前说

周邨主张《三国演义》成书于宋或北宋以前，我们前面已引述他的说法（见本单元，第3页）

二、元代中期说

袁世硕《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1991，94－108页）一文认为该书用三百三十多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与宋元间的平话很近似。且引用时或言唐贤，或言宋贤，不言“元贤”，实是元人口吻；书中小字注中所提及的今地名，除了个别几个笔误外，几乎全与元代行政区名称相符。因为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的旧地名，因此将作注的时间断在此年，再往后延伸十几年，基本上可以确定书成于元中期，大约是十四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他并认为罗贯中生卒年约为1300年至1370年，而嘉靖刊本可视为罗贯中原作。

三、明初说

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3，280－295页）一文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他不同意袁世硕断书中小注年代于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认为地名情况复杂。他认为罗贯中在明初开笔，第十二卷写作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年），全书初稿完成于1371年以后。他还认为根据《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以齿序排名，罗本处于第八位乌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王桓（1314年生）之间，生年约在1315年至1318年之间，卒年估计在1385年1388年之间。开笔时罗本贯中约五十馀岁。

四、明中叶说

张国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1983，266－279页）一文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写成，而元刊《三国志平话》为新安虞氏至治年间（1321-1323）所刊五种平话之一，篇幅仅有八万字，文笔粗糙简陋，《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为其十倍，手法成熟，从发展过程看，必远远产生于平话之后。张国光因此认为，“此书的撰成，既不会是元代，也难以肯定是明初，其时当在明中叶。为此书写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他估计由于蒋大器写序后无钱刻书，过了二十年才由修髯子印行。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光是抛开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作者来立论的，这样就不必顾虑成书年代是否与罗贯中生卒年配合。如若结合罗贯中生平来看，以第二和第三两种说法较为接近事实。如果第四种说法合理，则明中叶是开始流传的时间。

版本

—、嘉靖本

现存明嘉靖壬午（1522年）刊本。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各则题目唯七字。书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要注意的是，以前很多学者认为它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甚至是罗的原著，但现在怀疑者不少。

二、志传本

现存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刊刻的几个版本，简称“万历诸本”。以刘龙田乔山堂刊本、余氏双峰堂刊本较早。值得注意的是，内容与嘉靖本有些不同，文字较质朴。不少学者认为“志传本”的祖本较嘉靖本早。

三、李评本

“ 李卓吾 先生批评三国志”，系万历后、天启间无锡人叶画假李卓吾之名伪作评语刊行，故又称“伪李评本”。将嘉靖本回目每两则并为一回成一百二十回本，不分卷。现存明建阳吴观明刊本等几种。清代毛宗岗据以删削修订为毛评本。

四、毛本（毛评本）

“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清康熙刊本，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毛纶、毛宗岗父子假借金圣叹名义评改“伪李评本”，全面修订而成。鲁迅说毛氏父子主要进行三项工作，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应该注意的是，李悔吾认为该书比以前的版本更强化封建正统思想，而在艺术加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鲜明，塑造出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形象，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使它的影响事实上已深入到中国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
作者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贯中是他的字，山西太原人(还有庐陵、东原、钱塘等多种说法)。他生于元代，死于明初，大约生活在公元1330～1400年间，他生平不见史传，据某些片断的材料说，他性格孤介，“与人寡合”，因“遭时多故”，东奔西走，“不知其所终”。他还是一个“有志图王者”，曾充当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据说小说创作有数十种，曾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存署名罗贯中的通俗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他还写过杂剧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杂剧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

《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及魏、蜀、吴三国历史为题材。作者在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运用了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书版本很多，现存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本。全书24卷，240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它集中了宋元讲史话本和戏曲中的精彩部分，将元代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全部加以改写(删去了荒诞的故事，增加了史实，扩充了篇幅)，成为一部长篇巨著。此后，新刊本大量出现，但它们都只是在嘉靖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增删、整理的工作，没有大的改变。最流行的本子，是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增删、评点过的120回《三国演义》。书约成于康熙初年，比嘉靖本更加紧凑完整。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即根据这个本子重印，删去了评点。

《三国演义》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写起，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统一为止，前后共97年。它描述了三国时期纷繁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它的主要思想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三国之间军事、政治、外交事件的描述，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这些可供我们借鉴。孔明身上就集中反映了各种斗争的经验、智慧和才能。2.揭示了当时矛盾重重、动乱不安的局面。这能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性。3.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动乱年代里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与和平统一的愿望。小说描叙了封建军阀屠杀人民，劫掠百姓，以致田园荒芜，生产凋敝，白骨如山，饿莩遍野的历史事实。作者对坚持分裂割据的军阀进行了鞭挞和嘲讽；对于曹操，虽不赞成由他来统一天下，但在写他同北方军阀进行斗争时，却如实地描述了他的雄才大略；作者本来寄希望于蜀汉，把刘备、孔明作为仁君、贤相的典型来塑造，希望他们君臣际会，作出一番功业，统一中国，使百姓安居乐业。这种反对分裂、主张统一的思想，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4.“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尊曹或尊刘，是历史家长期的争论，这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倾向，既继承了晚唐以来三国故事，直到《平话》一贯“尊刘”的文学传统，又继承了东晋习凿齿和南宋朱熹“尊刘”的史学传统，表现了为东晋、南宋偏安的汉族王朝争正统，反对入侵的外族统治的思想倾向，反映了元明之际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此外，《三国演义》还大力宣扬了刘、关、张的“义气”。所谓义气，内容十分复杂，既渗透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也包含着当时人民的道德理想。有的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和鼓舞人民的力量，如人民用义气互相团结，互相救援。但是由于义气不是从阶级观点出发，而往往是从个人恩怨出发的，所以常常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影响深远。它是广大人民认识三国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整个社会面貌的教科书；它曾为后世农民革命的战略策略提供了借鉴；几百年来它为民族戏曲提供了大量题材；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种反映复杂历史生活的体裁。

作者简介

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与人寡合，生卒年代约当元末明初，关于他的史料十分缺少，根据元末明初贾仲名的《录鬼簿续编》提到，罗贯中的乐府、隐语极为清新。据传说，他曾参加反元革命，且和当时反元势力张士诚有过接触。明朝建立之后，罗贯中专心致力于创作通俗文学。包括小说、戏曲数十种。其中小说作品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以及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都署名罗贯中所作。

拥刘反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