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归农南兰床戏描写:哪些关于《周易》的著作比较好

《周易》语法研究管见《周易》语法研究管见
　　——《易经语法分析》序

　　最近，洛阳赵荣珦先生以大作《易经语法分析》垂示。据我孤陋所知，海内迄今尚无同类专书面世，仅此一端，已足见其筚路蓝缕之功。《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知者，智也。赵先生，智者夫！
　　展读之余，我有以下三点感想：

　　一、何谓“《易经》语法”？

　　我们知道，《周易》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本：一是成书于西周的《周易》古经，即通常所谓《易经》；二是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易》大传，即儒家称作“十翼”的《易传》。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就是对前者的语法现象的研究。
　　具体说来，所谓“《易经》语法”，就是《周易》古经的筮辞（卦辞、爻辞）的语法。该文本中的语法现象是很丰富的，赵先生从词法和句法两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词法方面，赵先生是既讲词性，也讲词义。我想，这大约是因为：虽然词义（这里不是指的语法意义，而是指的词汇意义）本来不属于语法学范畴，而属于语义学范畴；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词语来说，如果不能确定其词义，也就不能确定其词性。在这个意义上，语法乃是语义的一种表现，语法是功能性的，而语义才是实质性的。
　　句法方面，赵先生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给我尤为深刻印象的是，他首先对卦辞、爻辞进行了“主—谓”二元结构的分析，即将卦名、爻题视为第一层次的主语。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卦辞、爻辞作为占断，是对卦名、爻题的意义的断定。例如乾卦：“乾：元亨，利贞。”翻译成现代汉语，即：

　　乾卦 || 象大通，有利于占问。

　　显然，“元亨利贞”是对“乾”的断定，这是主谓关系。其实，传统易学已经指明了这种关系，因为：象“元亨利贞”这样的筮辞，称之为“彖辞”；彖者，断也；断也者，断一卦之吉凶也。
　　不仅如此，《易经》语法的意义远不限于《周易》本身。整个《周易》语法乃是中国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汉语语法的代表形态：《周易》古经的语法是殷周之际的语法代表，《周易》大传的语法是战国时代的语法代表。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就是对以《周易》古经语法为代表的殷周之际汉语语法的研究，这里显示出赵先生的独到眼光：研究殷周之际的汉语语法，《周易》古经是最恰当不过的文本选择。这是因为，其它的文本在时代问题上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疑问的。例如《尚书》中的《商书》和《周书》，由于“伪书”混入的问题，我们很难甄别它们的确切时代，因而很难加以利用。而《周易》古经的时代则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它是西周初期的文本，因此，它就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殷周之际的语法的范本。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易经》语法”就是西周语法乃至殷周之际的语法。因此，象赵先生这样的对《易经》语法的研究，乃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史的必由之路，是汉语史研究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二、如何研究《易经》语法？

　　汉语语法研究，由来已久：传统语文学（philology）范畴的汉语语法研究，大约肇始于元代，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讨论文言虚词的专著，是卢以纬的《语助》，而所谓“文言虚词”，依我的看法，其实质乃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语法形态（词法形态、句法形态）；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范畴的汉语语法研究，滥觞于晚清，第一部专著，是近代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后者实际上是用西方语言的语法规律来硬套汉语的语法，结果带来许多类似“格义”的弊端；但是，我们显然又不能简单地回到前者去。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汉语语法学界面临的困惑：我们缺乏本土的、原创的、切合汉语语法实际的语法理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停止汉语语法的研究工作；唯一的选择，就是只好暂时仍然采取“以西说中”的办法。这就犹如当年的佛学东来，最初的理解虽然扞格不通，但正是经过这样的“格义”，佛学才最终被中国化、本土化了，形成了中国原创的佛学。
　　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即属于这样的“以西说中”，虽属“格义”，也是眼下别无选择、而必须勉力从事的历史阶段性的任务。那么，按西方语言学的观念，《易经》语法研究涉及两个方面，从而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研究《周易》语法必然涉及与其前后时代的语法的“历时”比较问题，这就可以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周易》语法本身的存在却是“断代”的，我们首先必须“共时”地去描写它，这就可以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两者之间，具有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后者乃是前者的基础，因为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了每个时代的共时的语法结构特征，才可能对它们进行历时的比较；但另一方面，前者也是后者的条件，因为假如不对不同时代的语法结构进行历时的比较，我们也难找出一个时代的语法的共时特征。因此，现时语法学界把这两种研究对立起来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就是一种共时的研究，即是对殷周之际的语法结构的静态描写。这种共时的静态描写当然应该在历时比较的条件下进行，但这种共时描写的结果本身又对历时比较的研究提供基础。例如，古经语法的研究可以与大传语法相比较；然后，比较的结果又可以用于对大传语法的更进一步研究。赵先生这样对《易经》语法进行共时研究，就可以为历时研究提供赖以比较的基础；这种比较不仅仅是古经与大传的语法比较，而且意味着殷周之际的语法与战国时代的语法的比较，从而构成汉语史研究中的重要的一环，这是很有意义的。

　　三、研究《易经》语法有何意义？

　　前面实际上已谈到了《易经》语法研究本身具有的语法学、语法史的学术意义，此处不再赘言。我这里还想谈的，则是《易经》语法研究所具有的超越了语法学及语言学的更为一般的意义。
　　我想，我们今日研究《周易》，绝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为了满足古董商、收藏家那样的嗜好；我们今日研究《周易》，乃是为了先儒所说的“通经致用”，今人所谓“古为今用”，也就是《易传》所说的“正德、利用、厚生”。通经者，正德也；致用者，利用厚生也。然而，非通经则无以致用；通经者，所以致用也。因此，首先是要通经。
　　那么，何谓通经？为什么要通经？所谓通经，就是读懂《易经》；通经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理解“圣人之意”，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利用厚生。《系辞传》说：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这里，“立象”、“设卦”是指《易经》卦爻的符号系统；“系辞”是指《易经》的语言文字系统，亦即赵先生所研究的筮辞。通经就是首先弄通筮辞之意，由此弄通卦爻符号之意，以至弄通圣人之意，进而正德，进而利用，进而厚生。
　　这也是赵先生《易经语法分析》的最终意义所在；而其直接所关的意义则是：如何才能通经？古人有言，通经必自通小学始。所谓“小学”，乃是古人对传统语文学的称谓。自刘向、刘歆父子《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以至《四库提要》以来，“经部”必录“小学”之目。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通经的前提是通该经的语言文字。试想，假如连书都没有读懂，假如连书的语言文字都没有弄通，如何可能通经？如何可能理解圣人之意？又如何谈得上正德、致用？这正是今日学者中的一种大病：即以《周易》研究来看，或者望文生义，或者游谈无根。当然，关于《周易》的训诂之类的小学研究，自古至今，不绝如缕；但对《易经》进行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分析”的专书，恐怕前无古人。
　　按照传统的称谓，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即属于所谓“小学”：它是我们读懂《易经》的前提，也是我们通经致用、利用厚生的前提。我想，这就是赵先生《易经语法分析》的最大意义所在吧？
　　承蒙赵先生不弃鄙陋，命我为序；而我对《周易》语法素无研究，实在惶恐之至。然而有感于赵先生“通经”之志，故本乎《周易》“修辞立其诚”之意，拉杂如上，以就教于赵先生并海内学人，或有未达，幸见谅焉。
　　周易》研究参考文献（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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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吴辛丑 来源： 发表时间：2005-09-07 浏览次数：207 字号：大 中 小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
　　马宗霍《说文解字引经考》，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
　　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华书局，1988年。
　　高亨《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
　　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
　　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华书局，1983年。
　　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4年。
　　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阮元《经籍纂诂》，成都古籍书店，1982年。
　　徐朝华《尔雅今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中华书局，1999年。
　　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
　　张永言、杜仲陵、向熹、经本植、罗宪华、严廷德《简明古汉语字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修订本，2001年。
　　陈复华主编《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

　　因为《周易》都是难懂的古文，所以要参考的文献肯定与古文研究中的常用辞典，字典。这些都是必要的。

《周易》

《周易》最好啊

<周易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