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新闻网杜牧描写佛寺的诗句:天津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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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天津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关于1959-1961年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1]，有关研究已有多种。彭尼· 凯恩（
Kane, Penny）在他的著作中对以前各家研究进行了详尽的评述，其中包括对于死
亡人口的估计[2]，兹不赘言。此后，又有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利用
一大批新的资料，包括各种回忆录、自传性的小说、在海外流传的中共文件以及
他自己的调查，详细描述了各地的灾荒情形。对于人口死亡的数量，也有归纳性
的说明。[3]在中国大陆方面，曾任中国统计局长的李成瑞发表论文，比较西方人
口学家与中国人口学家的几种分析，阐述了自己对于不同分析方法和数据的观点
。[4] 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布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学者们的推测
或估计，主要是以1953年、1964年、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或辅以
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以及其它各种数据进行的。各种研究方
法得出的结论相差太大，有必要对其进行简短的说明与评论。 1984年，安斯利·
科尔（Ansley J. Coale）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及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测
算两次人口普查间隔的历年出生人口和历年死亡人口，按线性趋势算出1958年至
1963年的线性死亡人数，再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
2700万。[5]在上引文中，李成瑞指出科尔的研究存在若干缺陷，经过李成瑞修正
后的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数约为2200万。 1986年和1987年，蒋正华、李南先后发
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全国年龄、性别报告数据，
并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编制1981年人口生命表，再建立动态参数估计模型，
求解后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并据此估算历年死亡人数。再根据预
期寿命的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用历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
是非正常死亡人数。[6]与西方学者同期的研究相比，李成瑞认为中国学者蒋正华
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蒋正华认为大饥荒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 1993年，金辉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
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
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
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
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 ，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
。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
2791万。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
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
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
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7] 在上述第一项
研究中，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可能不适合大饥荒死亡人口的研究。样本分布的均
衡与不均衡，样本量的大小，饥荒地区对于死亡人口的有意隐瞒，都可能导致研
究的失误。最值得讨论的是上述第二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蒋正华、李南发表
的两篇论文资料并不一致，其原因在于第二篇论文对在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的漏报进行了估计。在上引文中，李成瑞对蒋正华的研究进行评述，只是他所引
用“蒋正华资料”与蒋正华、李南上引两文的数据皆不相同，介于两组资料之间
，可能是对0-1岁死亡的婴儿年龄进行标准化处理所致。有关这一计算过程究竟由
谁并在哪篇论文中完成的，李成瑞文没有交待，本文无法追究。根据蒋正华三组
资料中的历年人口死亡率进行分析，1959-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50-1790万
，平均为1711万，与蒋正华根据生命表所得“困难时期”170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
数接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计算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500万。蒋
正华资料对于国家统计局资料的修正，可能仅仅是对死亡漏报人口的修正。从理
论上说，用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即得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没有规模性的
跨国境人口迁移的背景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就是人口增长率。从理论上说，只要
统计口径一致，根据人口增长率和上一年的总人口，就可以计算出下一年的总人
口。然而，无论是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还是采用蒋正华的三组资料，所得
1959年以后历年总人口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多400万-700万。另外，在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中，1959年人口多于1960年。这一资料与中国的社会现实
是吻合的。而在其它四组资料中，1960年人口多于1959年。很明显，灾前或灾中
人口死亡率的人为篡改，是导致这一系列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比较而言，上述
第三项研究，即金辉的研究，方法上是比较可靠的。这是因为，这一方法可以不
需要利用大灾中的死亡率数据求出真实的死亡人口。要知道，更改大灾中的人口
死亡率数据，是作伪者最简便、最直接的作伪手法。[8] 不过，金辉的第一项研
究将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另作统计，是不妥当的。因为，金氏公式的第一项“出
生人口”，已经包括城市人口。由于大多数城市保持正常或稍低的人口出生率，
才使得就全国而言，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增长率仍然超过正常的人口死亡率。不仅
如此，有相当多的中小城市，甚至省会城市，也经历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笼统地
将城市排斥在灾区之外，是不妥当的。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公布的历年人口增长
率和死亡率数据，需要得到地方数据的配合或支撑。也就是说，只有将研究深入
到省以下的政区，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鉴于此，本文拟对金辉的研究方法进行
修正，并应用于省以下区域研究中。区域人口研究的过程更加复杂，需要考虑的
因素也更多。只有通过对区域死亡人口的认真求证，全国性的人口死亡数据才有
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