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压可以吃红薯吗:请教一下 新革律诗 怎么解释啊?

“新格律诗”

新月诗派自发端起，就一致倡导追求诗歌的格律。新月诗派也因之被人称为“格律诗派”。
新月诗人的所谓“格律”自有其特殊含义，它不仅仅单指传统意义上的诗格、音节和韵律等，而且还包括与诗歌的视觉、听觉感知相关联的一切形式要素。一句话，用闻一多的定义：“格律就是FORM（形式）”。从这一意义上讲，新月诗派是“五四”以后不惮于讲求新诗形式的诗派。
原因与背景 新月诗派在当时追求诗的格律，自有其成员或流派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学史方面的背景。
就成员或流派的关注点看，早期新诗主要从自由精神上吸取西方文化、包括文学的影响，而对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多少表现出忽视或淡漠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留学时期的闻一多等人在提倡对英美文化精神和诗歌的格律形式须予以吸收、移入、模仿或借鉴的同时，更十分关注“中西艺术”的结合和创新，包括对中国既有民族文学传统在新的参照系中予以继承、扬弃和复兴的问题。例如，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闻一多就这样明确提出诗歌的“中西艺术结婚”的问题：

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但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的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它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闻一多等新月诗人的“格律说”和“格律诗”，亦即他们在中西结合上的一种尝试：一方面在诗艺形式上向英美19世纪乃至20世纪诗歌作有意识的趋同；一方面在审美趣味上向中国传统诗歌作某种程度的复归。
从文学史尤其是新诗发展的历史看，五四新诗起先是以反对一切传统的姿态出现于诗坛的。因此，作为其主流的，是直白如话的“白话诗”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诗”。至于新诗的形式、格律等，一时还不为一般人所理会。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后，已有不少人、包括闻一多等人就已经对这种新诗风尚提出批评，并开始看重和琢磨诗的形式。新月诗人注重新诗的形式和技巧，提倡格律之说，并勉力实践，既反映了新诗发展的这一趋向，同时也是对早期诗风的一种刻意为之的“修正”。正因为如此，闻一多才在新月诗派宣言式的论文《诗的格律》中，对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诗风予以抨击，大力倡导“格律”。所以“格律”之说，不仅相因于唯美主义或古典主义的审美意识，而且还出自于对新诗发展现状和前途的审视和焦虑。
建筑美与音乐美 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新月诗派对格律的追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属于视觉方面的格律”，它主要指“节的匀称，句的均齐”。二是“属于听觉方面的”，它主要相关于“格式，音尺，平仄，韵脚”等问题。这两种不同方面的格律，都有自己特定的审美范畴和标准。闻一多将前者称之为“建筑美”，后者为“音乐美”。
“建筑美”，主要相关于诗的文字符号，是在句与节的组合中所显示的造型之美。由于国人使用的是象形文字，因此，汉字较之于西方一般拼音文字，更多了一些在视觉形式方面的造型力和感染力，也因之使诗歌增添了视觉表现的可能性。闻一多这种从文字符号的造型性来考虑诗歌在视觉方面引起美感印象、创造建筑美的思想，既可能受到当时一些英美现代诗人的影响，也与他在新诗中创造多样化诗格的愿望，也是一致的。他说：中国的旧诗，特别是格律诗，也具有一定的建筑美，但是在他看来，中国古典格律诗歌在建筑美的多样性方面，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因为旧格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而且，是别人替我们定的。与之相比，新诗的格式，则是层出不穷的——因为它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见来随时构造。这样，新诗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增加了建筑美的可能性。
闻一多之所以推崇新诗的建筑美，还相关着他对新诗音节问题的认识。他说：

句法整齐不但于音节没有妨碍，而且可以促进音节的调和。……整齐的字句是调和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绝对的调和音节，字句必定整齐。
闻一多的这一观点，当然是过于绝对化了，也不见得为全体新月诗人所赞同。例如，徐志摩就曾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谁要是拘拘的在行数字句间求字句的整齐，我说他是错了。行数的长短、字句的整齐或不整齐的决定，全得凭你体会到了的波动性……”
但尽管如此，较之于早期新诗尤其是自由诗更讲究诗的“建筑美”，却是新月诗作的基本特色。《诗镌》上的大部分诗作，都以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引起人们的注意。《新月诗选》中，符合闻一多这一“建筑美”标准的诗作，也占三分之二以上。
无可讳言，在“建筑美”的追求中，新月诗作，包括闻一多的一些诗，不乏过于迂执之作。但总的看来，新月诗派对诗歌视觉形式的强调，在当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可以将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唤回到诗体、诗格方面来，也符合后来中外诗歌发展的一种取向——即不但重视诗歌的“声”与“音”，而且还兼及诗歌的“形”。
至于“音乐美”，则主要是指诗的韵律、节奏所造成的美感。这是新月诗派大多数成员所共同强调的重心，而且，这种强调主要侧重于“音节”问题。
重视“音节”，是新月诗人一致的理论和创作倾向。早在清华和留美时期，闻一多就多次谈到用韵与音节的关系。《诗镌》创刊后，新月诗人们也是从新诗的音节方面，提出问题的。
首先，他们认为新诗要发展，就应该注重音节。饶孟侃和闻一多等甚至把新诗在音节方面的进步和创造，视作新诗走上“新的建设的时期”和“成熟的时期”的重要标志。
其次，新月诗人之所以把音节问题看得如此重要，一方面，是对早期新诗忽视音乐美倾向的修正；另一方面，也密切相关着他们对诗歌本质及审美价值的理解。闻一多说：诗之所以为诗，音节是一个极重要的原素。“如果要打破诗的音节，无疑是诗的自杀政策。”徐志摩也把音节看作是“诗的生命”，说“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他在谈到波特莱尔的诗时还说：“诗的真妙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模的音节。”饶孟侃则进一步把音节问题与情绪表现问题联系起来，提出“新诗的音节要是达到了完美的地步，就能够使读者从一首诗的格调、韵脚、节奏和平仄里面不知不觉地理会出这首诗的特殊的情绪来”。
值得强调的是，新月诗人并非完全形式主义地看待音节问题。如徐志摩就曾强调过这样的观点：“音节的本身还得起源于真纯的‘诗感’”；“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在艺术实践中，新月诗人亦把音节的音乐美，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审美追求，并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大胆尝试多种韵式，二是讲究诗的节奏。
当然，新月诗派对“格律”（形式）的追求，并不仅限于对诗歌“节”、“句”、“韵式”、“音步”和“节奏”的揣摩讲求方面。例如，他们中的不少人，对“字”、“词”的选择和推敲，就是非常用心的。闻一多的“绘画美”之说，就相关于辞藻乃至整首诗歌在色彩、形象诸方面的通感问题。由于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诗的格律或形式问题，在此就不一一细述了。
总而言之，新月诗派作为新月文学的代表，既很典型地反映了新月文学、新月群体乃至新月派具有自身特征的文化取向和审美态度，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后五四时期美英留学群一种具有族群特征的审美选择和诗艺倾向。它不仅以鲜明的个人性，浓厚的情绪性，奇美的意象性，以及刻意为之的格律性、特别是音乐美，在当时诗坛发生了广泛影响，从而使新月诗歌作为一种诗艺范式的存在而得到承认；而且以本土诗艺传统与异域文学源流的互补，古典审美理念与浪漫诗学情怀的纠结，个体多向志趣与群体一贯追求的协调，整合和发展了一种审美方式、一种诗艺时尚，一种至少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独特价值的诗歌流派。这样，新月诗派既在诗歌领域推动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和走向成熟；同时也为整个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从多源到多元的演进，以及多源与多元的互动互渗、共生共存，作出了自己一方面的努力，提供了一种或许是更有参照或借鉴意义的文化文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