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17犯规:关于卡拉扬去世的说法为什么会有两种？

卡拉扬作为指挥首先在德国小镇乌尔姆登台，很快就斩露出非凡的才华。正当他干得起劲时，歌剧院经理却不想与他继续签合同。虽然他非常赏识卡拉扬的才华，但认为乌尔姆确实太小，对卡拉扬今后的发展不利，因此他建议卡拉扬到别的地方去发展。

卡拉扬于是去了柏林，但当时柏林人才济济，象他这样来自一个小歌剧院的籍籍无名的年轻指挥根本找不到合适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卡拉扬认识了亚琛的剧院经理，被邀请去那里指挥一次排练。卡拉扬排练了《菲德里奥》， 9 月份演出结束后，卡拉扬就被任命为亚琛的音乐制导。后来卡拉扬在亚琛迅速崛起，成为德国小有名气的年轻指挥家。 1935 年初，他取代亚琛的音乐总监拉贝，成为德国当时最年轻的音乐总监（二十七岁）。

拉贝失去了亚琛音乐总监职位，但他随后就任第三帝国文化局音乐处处长，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兼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无论别人怎么争辩，认为不应把艺术和政治扯在一起，戈培尔的态度却非常鲜明。他就任时就宣布：“文化，是第三帝国的宣传工具。”

据卡拉扬讲，正是那时他受到了参加纳粹党的压力。“我原来不是党员”，他说，“在亚琛歌剧院当音乐指导时，我在政治上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是到了签订就任音乐总监的合同时，我的秘书来告诉我，亚琛纳粹党部的头儿已放下话来，说我的合同难以通过：被提名当音乐总监的人居然不是党员！”

“跟你说，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做比较的。我特别爱滑雪。我的陪同是一位奥地利向导，无论去哪儿滑雪我都带着他。有一回我们去瑞士的一座山，到那儿后人家却告诉我，除非加入当地的瑞士登山俱乐部，雇佣瑞士向导，否则不准在该山滑雪。我想在那儿滑雪，所以我说管他妈的什么条件都无所谓，于是我买了个会员资格并雇了个瑞士向导。对我来说，参加纳粹党也跟这事一样是迫于无奈。”

“摆在我面前的那张入纳粹党申请等于是一道门槛，跨过它就意味着可以得到无限的权力和对乐团的资助，我就可以无拘无束地指挥音乐会，还有旅行演出，可以有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我就快活得如登天堂。条件则是必须入党，还有不时地为党员们来一场演出。于是我说管他妈的什么条件都无所谓，并在申请上签了字。可叹的是从此人们便说：‘你当然是个纳粹。’”

卡拉扬当时认识了一位英国朋友，当时英国驻苏黎士的外交官埃奇·莱斯利（ Edge Leslie ）。卡拉扬曾对他说：“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得到亚琛那份工作。”他回忆说：“卡拉扬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有一次我在他的公寓接他出来吃饭，他外出散步去了，留了个字条叫我等他。他房间摆的都是些宗教方面的书籍，有些段落划了线，页边空白处还有他潦草的字迹做的批注。他回来后我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东西，他对我说：上帝的存在是事实，有无数的迹象可资证明，而不在于人们心诚与否。莫扎特还是个孩子时就写出了交响曲。那可跟遗传挨不上边。卡拉扬说。唯一的解释是：造物主选择了某些人执行他的命令，为这个丑陋的世界创造美。‘我被赋予了特殊的工具，’卡拉扬对我说，‘特出的才能。我从不怀疑我的才能是造物主的赐予。我的责任就是让它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我立志要创造尽可能完美的音乐并把它奉献给尽可能多的人。我要把音乐般上银幕。’”

“批评家把卡拉扬称作自负的神，”莱斯利说，“而卡拉扬则会说我是上帝的工具。他在执行使命时是无情的。他对我讲过：‘我做过一些糟糕的事。’但解释说是为了完成使命不得已而为之的。”

关于卡拉扬的入党日期，现在找到的文件跟卡拉扬的说法相左。 1957 年，保罗·莫尔发表了一篇关于卡拉扬的文章中，名字叫做《投机者》。文章写到：“赫伯特·冯·卡拉扬加入纳粹党不是在亚琛而是在萨尔茨堡，也不是迫于压力于 1934 年加入的。其入党时间是 1933 年 4 月 8 日，是在希特勒上台仅仅两个月零八天之后。他的党员登记卡编号是 1-607525 。他交纳了当月的党费，但四月底他回德国去了，加上他没有领取党员登记卡，就造成了档案管理上的一点麻烦。但回到乌尔姆后，他于 1933 年 5 月 1 日把情况讲清并重新作了登记，领取了编号为 3-430914 的党员登记卡。这些事实都记载在纳粹党的“名人档案”中，存于美国驻柏林外交使团档案中心，看来要比赫伯特·冯·卡拉扬本人的回忆更为可信。”

25 年后，德国音乐研究家弗雷德·普里伯格（ Fred Prieberg ）在其著作《纳粹执政的德国音乐》中重又披露了有关文件，证明卡拉扬“双重登记”参加纳粹党一事，所提入党日期以及党证编号均于莫尔 1959 年的发现相符。

对于普里伯格将他从柏林档案中心弄到的文件公诸于众，卡拉扬迅即作出了愤怒的反应。“简直是捏造，我根本就不屑谈论此事。荒谬透顶，普里伯格写这种玩意不过是为了赚钱。”

几个月后，我亲自到柏林档案中心弄到了那些文件，包括那两份党员登记卡的复印件。在阿尼夫大师的家里，我把这些东西拿给他看。他首先问了我怎样弄到的，并对这种东西居然可以随便外传表示气愤。然后他接过文件，用警觉而好奇的目光凝视片刻，再把它们拿到灯下以便看得更清楚。“哪儿有我的签名？”细查了几秒钟后他问，“这些东西并无签名，看见吗？”我问他是何看法，他耸耸肩，瞅着我道：“全是假的。”（纳粹的党员登记卡本无签名，是由党的官员填写的。）

奇怪的是，纳粹文件本身也发现一些跟卡拉扬的说法相矛盾的记载。柏林档案中心的档案中有一些纳粹党部及分部的往来信函，讨论的都是一个专门话题：卡拉扬的入党时间。要确定这些信函往来始于何人、是谁最先提出要求或者说提出询问从而使官僚机器忙乎起来是不可能的，但从存留的几封信就可以看出，其内容是相连贯的：

—— 1939 年 1 月 5 日，纳粹党莱尼里总部致函奥地利纳粹党财政部，内容是关于卡拉扬的党员资格问题。信中称卡拉扬明显地两次入党： 1939 年 4 月 8 日在萨尔茨堡（编号 1-607525 ），再次登记（未有住址变更的报告）时间为 1933 年 5 月 1 日，在乌尔姆。信中询问 4 月 8 日的“临时”党员资格是否算数。

—— 1939 年 2 月 4 日，纳粹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党代表致信慕尼黑纳粹党财政负责人，称卡拉扬 4 月 8 日的入党申请有效与否应由萨尔茨堡党部认定。

—— 1939 年 2 月 4 日，（应是）纳粹维也纳代表致信萨尔茨堡纳粹党部财政负责人，要求对上述问题作出认定。

—— 1939 年 5 月 15 日，萨尔茨堡“新城市”小组致萨尔茨堡纳粹党财政负责人。小组负责人称他曾找党员赫伯特·克莱因（ Herbert Klein ）谈过，卡拉扬入党是克莱因签署的，还收了五个先令的手续费。克莱因说，他给卡拉扬开具了一张收据，并将材料存入了萨尔茨堡的纳粹党党员招收工作办公室。纳粹党被禁后，卡拉扬去了德国。克莱因说，从那以后他再未听到过卡拉扬的消息，并说他相信卡拉扬从未在奥地利交过党费。克莱因愿意作为证人澄清事实。（此件抄送慕尼黑）

—— 1939 年 7 月 7 日，慕尼黑党总部发函给科隆 - 亚琛的纳粹财务负责人，宣告由于卡拉扬未寄交党费，其 1933 年 4 月 8 日登记的党员资格无效，宣告 1933 年 5 月 1 日的登记有效。转去卡拉扬的党员证请交其本人。

—— 1942 年 12 月 12 日，帝国高层领导人施奈德（ Schneider ）致函柏林帝国总理府，确定卡拉扬入党的正式日期为 1933 年 5 月 1 日，其党员登记号为 3-430914 ，其党证已于 1939 年 7 月 13 日办妥。

就这样，一方面是有文件为证：是从纳粹仓皇溃逃时遗留下来的堆积如山的、错综复杂又残缺不全的文件材料中节选出来并经过核实的。另一方面则是卡拉扬的断然否认。既然卡拉扬从来不隐瞒自己曾加入纳粹这一事实，那么为何在入党日期这个看起来就像没有了枪栓的枪一样无甚意义的小事上坚持自己的说法呢？我们只能这样推测：这涉及一个入党动机的问题。卡拉扬坚持说他是 1935 年入党的，就可证明他入党是为了保住职位，这条理由是较易为人们所理解并接受的。但若入党时间是在 1933 年 4 月或 5 月，亦即在希特勒上台刚刚一、两个月时，那就显得对希特勒及其政治计划多少有点热情、有点支持了。这就不那么容易为人理解了。

卡拉扬与柏林爱乐

--------------------------------------------------------------------------------

接任柏林爱乐前后
（回页首）

1954 年富特万格勒谢世。谁作为他的继任者成了热门话题。在所有候选人中，卡拉扬的位置最有利。汉斯·克纳佩茨布什无意担任终身职务；埃里希·克莱伯因为曾在柏林“苏区”工作过而使人们对他的兴趣锐减；时任汉堡爱乐指挥和拜鲁伊特首席指挥的约瑟夫·凯尔贝特（ Josef Keilberth ）又因年纪太大而难于被列作认真考虑的对象。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1945 年，一个名叫列奥·博查德（ Leo Borchard ）的人承担了重建柏林爱乐的重任。他死后，一个名叫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凯（ Sergiu Celibidache ）的一流指挥接手领导乐团，直到 1952 年富特万格勒返回为止。切利比达凯是罗马尼亚人，是同卡拉扬竞争这个职位的强劲对手，也只有他才在才干和吸引卖座率两方面都足可以与卡拉扬匹敌。但他也太过轻率，竟在海德堡的富特万格勒墓前语出不敬，说富特万格勒死得及时，因为他实际上丧失了听力。富特万格勒遵医嘱曾服用麻醉药物，确实影响了听力，但在同行相妒的音乐圈，切利比达凯的言辞难免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何况卡拉扬占国籍之利，又有维也纳、柏林、萨尔茨堡的三重政治根基，加上 1955 年访美演出美方主办者的支持，使他终于得到了他期盼已久的这份工作。

卡拉扬说，自从他 1938 年 4 月 9 日首次指挥柏林爱乐那一刻起，他就恨不得它成为供他指挥的乐团。他自小长大就听的是一流水准的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它的高水准乐音使他树立了自己所要追求的标准。后来，当他作为一名年轻指挥在乐坛起步时，指挥的是学校乐队，其后是德国各小城镇的剧院的小乐团以至小乐队，竭尽自己的全力去干。那是一条好的、或者说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但是，站在指挥台上他总不满意，脑海里回响着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乐音。后来指挥柏林爱乐，他才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找到了由汉斯·冯·彪罗、阿图尔·尼基什和富特万格勒等著名指挥家所创造的、比他梦想的水准还更高的乐音。

而他独踞柏林爱乐的雄心则过了将近二十年才变成现实。那是动乱的、前景难卜的十多年。一来富特万格勒对迅速崛起的卡拉扬嫉妒得要命，除偶尔一点机会外，老人完全不让卡拉扬染指柏林爱乐。再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政治给欧洲音乐和艺术带来的浩劫，使音乐、艺术乃至整个文明生活几近停顿，就算说它一息尚存好了。卡拉扬下赌注似地把自己绑在希特勒的战车上，差点儿毁了他不停追求的艺术生涯。好在耐心是卡拉扬的最大优势之一。他谈及指挥家的教养，认为天资、勤学和苦干精神都是事业的必备条件，并得出结论说“现实生活中，极多的人都没有毅力坚持、学习，还有等待、等待、再等待……”

卡拉扬的耐心得到了回报。 1954 年 11 月 30 日傍晚，他和安德烈·冯·马唐尼住进罗马的摄政饭店，换罢衣服出去用餐。马唐尼离开餐厅去买了份报纸，只见头版上赫然一则讣告：富特万格勒因患肺炎长期医治无效逝世，享年 68 岁。当晚从维也纳发来一份电报，没有署名：“国王驾崩。国王陛下万岁。”

忙忙碌碌的联络交涉开始了。“电话忙得不可开交”，卡拉扬回忆说。

卡拉扬说，柏林爱乐的经理在富特万格勒去世前就与他接触。“当然，他对富特万格勒是非常忠心的，但鉴于富特万格勒行将就木，他不能不未雨绸缪。万一等到最后一刻而我又不能应聘，那他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所以他对我说：‘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你愿不愿意来我们乐团？’我答应了他，但嘱咐他不要声张。”

“事实上，在富特万格勒去世的当晚和次日凌晨两点，我曾接到哥伦比亚演出公司的安德烈·梅顿斯从纽约打来的电话，他想让我知道，富特万格勒同哥伦比亚公司签有率团访美演出的合同。他说，若要继续履行合同，除非我接替指挥，否则他将宣布该合同取消。我的答复是，只有在柏林爱乐指定我为富特万格勒的继任的前提下我才能同意。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不能以试用的身份，而只能以乐团未来指挥的身份赴美。”

“他们说：‘那当然，那当然。’于是我就去指挥乐团排练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他们的许诺显得有点像是谎言。柏林参议院的成员又没聚齐。我落入了陷阱。我心急火燎地想得到这个职位，可他们说要看我访美演出的结果再做定夺。要是我受到政治上的强烈抵制，就可能得不到这份工作。所以我给柏林市长鲁伊特挂了个电话。他并不能任命我，任命权在参院，但我向市长建议就访美一事开个记者招待会，请他在招待会上当中向我提问，问我访美归来后会不会接手乐团。我们照这样办了，他问我时，我回答非常乐意。有时候你不得不豁出一切冒险。”

“还有，我必须让自己从斯卡拉歌剧院的合约中脱身。我们原已定好要演出瓦格纳的《指环》的。要得到柏林爱乐，这头就得放弃。于是我去见了总监。我告诉他只要他说声‘不’，我就绝不再提此事。但我也对他说；‘如果你放我，我会感激不尽。不让走，这事就算忘掉，我仍将信守我们的合同。’他说这是终身难逢的机会，于是同意放了我。”

在美演出期间，乐团选举卡拉扬为他们的新音乐总监。返回柏林后，这一任命得到了参院的批准。接下来便是合同之争。“我告诉他们我必须拥有选择经理的权利，”卡拉扬说。“他们说哪怕是富特万格勒也不曾享有此权。我知道他们是在撒谎，因为我得到了一份富特万格勒的合同副本。我还对他们讲，合同必须写明我这音乐总监是终身之职。除非我知道自己不会被撤换，我才可能全副热情地投入工作。我还说，要是他们觉得签终身合同有难处，写成 99 年也成。这对他们来说是破天荒，他们从来还没有签过什么‘终身合同’。磨了 12 年合同一事才最终达成协议，所以在乐团工作头 12 年我根本就没有合同。我等待着，直到我的要求得以实现。”

于是，卡拉扬同柏林爱乐间的“恋爱”大功告成。争论取代了信誓旦旦，忠贞和互敬让位于怀疑和不信任，这就是音乐圈内的事务关系。但最重要的是，这“婚姻”美满地持续了下来。算起来，卡拉扬同柏林爱乐已联手度过了 28 个辉煌的春秋。任何一位收集“世界之最前三名”的人，都会把它收入自己的记录。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两者的名字已融为一体。伟大的小提琴家梅纽因在他的《未完的旅程》中写道：‘有些指挥家，他们自己的名字与乐团的名字已成为同义语，他们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这一珠联璧合的奇观……卡拉扬同他的柏林爱乐就是如此。’有人曾问小泽征尔他认为卡拉扬对音乐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小泽征尔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和柏林爱乐的关系；如此水乳交融的结合令人惊叹——用了他整整 25 年。”

这一奇观的又一反映是团员的收入，柏林爱乐团员们的报酬比全世界任何乐团都高。他们的工资本来就相当可观（比德国其他乐团的团员高出 10% 到 15% ），加上其他收入还要翻上一番：他们灌唱片、上电视、拍电影、参加特别演出（如复活节音乐节，报酬甚丰）、教课、演出独奏等不一而足；还参加各下属音乐组织，以他们响当当的名气为其增添份量。仅柏林爱乐内部就有 13 个组织：三重奏组、四重奏组、室内乐团、铜管乐队、“十二人大提琴组”，甚至还有低音提琴组。由于冠有“柏林爱乐”的头衔，这些组、团演出的票房情况都非常之好。其中许多还灌录了唱片。柏林爱乐十二人大提琴组还于 1983 年出了一张《披头士歌曲选》，这是他们发行的第五张唱片。他们跟别的演出小组一样，生意应接不暇。正是这些组织构成了卡拉扬与乐团之间存在的问题的实质性部分。不过也并不总是那么严重。 1977 年，梅纽因写道：“卡拉扬护着他的团员，确保他们有丰厚的报酬和高品质的乐器，鼓励他们各自组织室内乐演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鼓励他们的士气。”

完美的婚姻出现裂缝
（回页首）

1981 年夏在圣特佩罗，我第一次同卡拉扬交谈，当时还没发生梅耶风波。卡拉扬为我描述了一幅他和团员间友爱如一个和睦家庭的图景，一幅互敬互爱、坦诚相见的、近乎天堂般美好的图景。他视自己如同肩负重责的慈父，说他对团员们比他们自己对自己还要了解，无论是他们的个人生活还是音乐习惯他都了如指掌。他说团员们接踵不断地找他，任何方面的私人问题都要同他讨论。孰料仅仅 18 个月后关系便恶化了。 1982 年 12 月以后，卡拉扬提起大多数团员时所能用的最友善的词是“白痴”。

恰在那时，乐团一位名叫魏尔纳·塔利钦的鼓乐兼作曲家正在写一部歌剧，剧名为《逐出天堂》，是根据波兰哲学家李兹克·科拉科乌斯基（ Werner Tharichen ）的同名小品文改编的。塔利钦说，此剧故事与乐团的情况相似。“我们就像一家子，卡拉扬是老爸，团员们是孩子。孩子们同权威赫赫的父亲之间也有矛盾。有些孩子喜欢威严的父亲，而有些则反叛了。”

柏林爱乐的内部组织机构复杂。它分有两个乐团，但都由同一班人马组成。一个是“柏林爱乐”（ Berlin Philharmonic ），由柏林市政府提供财政资助，是德国 94 个功能明确的交响乐团、歌剧团、广播乐团之一。柏林爱乐归属于“只办音乐会”一类。他们每年要在柏林演出 108 场音乐会，此外还有在欧洲或欧洲以外的巡回演出。另一个乐团，至少从名义上是另一个，叫“柏林爱乐者”乐团（ Berlin Philharmoniker ），则为团员们自己共同拥有。所有灌录唱片、拍电影电视和像复活节音乐节这样的特别演出，都是以这个组织的名义签约的。与卡拉扬签订终身合同的是柏林爱乐，而不是柏林爱乐者乐团。根据规定的权力，后者可以自己决定对领导人的取舍。而卡拉扬却作为乐团整体的领导者得到了认可。在对付这类事情方面，大师可以说是如狐狸般狡黠。他个人拥有一份同“柏林爱乐者”之间的专门合同，是以他的 1982 年开张的特里蒙代尔影片公司（在摩纳哥）的名义签订的。据称这份合同非常公平，它保证乐团每年在该地区有相当的工作量，并写明在卡拉扬缺席、生病或死亡时这一保证仍将得到履行。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在梅耶风波逐步升级时，这份形诸合同的协议将被团员们用作与卡拉扬作对的武器。

这两个不同名义的乐团都得请客座指挥。就算卡拉扬愿意，他也不可能包揽所有的演出。近年来，除了外出演出外，柏林的年计划 108 场音乐会中，他只指挥 6 场。柏林爱乐乐团可以（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由别的指挥率领灌录唱片，但先得由卡拉扬选定曲目，而且看来唱片公司所请的指挥都是卡拉扬认可的，如里卡尔多·穆蒂、克劳迪奥·阿巴多、小泽征尔和詹姆斯·李汶等都得到过他的扶掖。他们全都受到他的邀请参加过萨尔茨堡音乐节。他甚至还邀请伯恩施坦来萨尔茨堡指挥。他俩容貌多少有些相像，年龄相仿，分别称雄于大西洋两岸，因此除了互相防范外，应该说很难有什么交往。一种揣测是，卡拉扬邀请伯恩施坦是想向他表示自己并非一幅病残模样。但那位合伙人说，更像是卡拉扬想向伯恩施坦表明自己并未被他唬住。

柏林爱乐有复杂而全面的内部管理条例，从 150 名团员安排的变换到新团员的招雇，一切内容无所不包。其中许多条款跟乐团历史一样悠久，到 1982 年为止已经执行了整整一百年。一些团员说，正因为坚持执行条例，乐团才得以不断强大。这些条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人员招聘的规定：决定由乐团全体成员投票作出。但卡拉扬有否决权。所以，新人入团必须团员和指挥的意见一致才行。

申请加入乐团者自然必须通过试奏，试奏时全体团员都要出席。但与试奏者相关的那个组的意见最具份量。收到梅耶的申请后，单簧管组邀请她于 1982 年秋接受试奏。其实试奏前她就应邀参加过乐团的几场演出，这种情况已是打破常规了。梅耶接受试奏时卡拉扬不在，但以往演出中他听过她的演奏，印象相当不错。试奏后，单簧管组认为她的演奏不能跟整个单簧管音部融为一体。接着便是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团员们对梅耶的特质各持歧见，一些人认为只要假以时日，她会调整过来，另一些人则认为她属于独奏型团员，永远不会跟音部融为一体。有人提出动议试用一年，但遭到了否决。最后达成的妥协意见时，让她再参加若干音乐会检验检验她，然后再进行一次试奏。于是，赴美演出时她接到了邀请，填补了单簧管组的一个空位。卡拉扬受托对她注意观察。

访美演出中，卡拉扬对她的演奏感到满意，纽约一些听了音乐会的人士，包括批评家安德鲁·波特也对她予以好评。然而，回到柏林后，她仍然未能通过乐团的表决。而此时卡拉扬已把梅耶视为自己的“新发现”，他对表决结果大为震惊。在美期间，他对乐团本是满意的，因为这是“二战”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出自己在美国为人们真心诚意所接受。

梅耶终于被拒绝了，除了上述理由外，还包括政治方面施加的影响。这种影响自来政府，因为乐团的预算资金毕竟有一部分来自政府。据报道，在梅耶这件事情上作团员后台的是柏林参议院的文化部长。卡拉扬感觉犹如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这其实是种种事件的综合，使一系列不起眼的小矛盾突然间加剧，达到了沸点。

最令卡拉扬不安的是室内乐团的所作所为。这个 25 人的乐团在履行本职的同时，一直过份放任。团内每种乐器都配备两名首席演奏员，而大多数交响乐作品都只需要全团 150 名演奏员的 100 来人上场。比如外出演出时，室内乐团边安排人员轮番上场，其他人则在乐团登台当晚自行在外包场演出。有许多次，卡拉扬直到站在台上举起了指挥棒，才发觉若干首席团员缺场。对此他颇为生气，日积月累终于化为怒火。他宣战了。

乐团经理彼得·格尔思（ Peter Clirth ）是个性情温顺的人，在他的帮助下，卡拉扬找出了乐团契约中的一个破绽，那是一封行文不够严密的协议信函，并由此发动了攻势，宣布梅耶已受雇试用一年。团员们感到被出卖了，震惊之余把矛头指向彼得·格尔思。卡拉扬立即写了封信予以还击，上面还附了格尔思的一封信，复印后分发给每位团员。格尔思的信注明日期为 1982 年 12 月 6 日：

送上卡拉扬先生 12月3日所写之信复印件一份。我于12月6日收到原信，并要求我在下午全团排练结束后宣读，以期引起各位注意。但团长泽佩里兹（Zepperitz）先生不同意我这样做，尽管我坚持说这是卡拉扬先生的私人要求。

我不想当着全团的面跟泽佩里兹顶撞，所以经与卡拉扬先生商量，决定以信函形式通知各位。

卡拉扬的原信如下：

先生们：一年多来，我们的一个首席单簧管席位一直空着。在我毫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过许多次试奏，不幸都没有结果。维也纳电视台曾举办国际演奏大赛，我们曾指望招收获奖者入团，但这希望也落空了。因为评委认为比赛水准有限，一等奖阙如。

这次试奏结束，年轻的单簧管手梅耶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引起了乐团的注意。为了全面检验她的艺术能力，我允许她在我的指挥下参加了在柏林、洛桑、萨尔茨堡，以及赴美的演出。我完全相信，梅耶太太能胜任这个席位的一切要求，并已将我的发现提请乐团团长注意。

一个月前，乐团在我指挥下赴美演出大获成功，这一事实又一次清楚地证明了我国在音乐界的领先地位。这使我更感责任重大，决心竭尽全力以促进乐团的艺术水准更上一层楼。

在一次会议上，你们决定不给梅耶太太提供一年表现其才能的机会。其结果是令人无法容忍的缺人现象继续存在，音乐界也没人会知道，就梅耶太太一事而言，团内已发生的情况恰与我所期望的相反（尽管卡拉扬已尽最大努力，乐团艺术水准仍未有长足发展）。

决定对侯选者的取舍是你们的权利。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发现我的判断和乐团的判断截然相反。我将一如既往地忠于职守，但乐团的旅行演出、萨尔茨堡音乐节和洛桑音乐节、歌剧和音乐会的录音、电视及电影拍摄以及所有音乐制品的制作鉴于上述情况，通通暂停。

你们忠实的赫伯特·冯·卡拉扬

圈内人士对卡拉扬这封信啧有烦言，居然这般爆怒，措辞如此厉害。一位指挥竟像小孩子耍脾气一样如此攻击自己的乐团，使得稍有阅历和头脑的人无不感到震惊和沮丧。大多数人一致认为，只有老恐龙才会作出如此反应。魏尔纳·塔利钦回顾了 20 年前的一桩往事，情形与次相似：“卡拉扬想要一位圆号手，但乐团将此人拒绝了。卡拉扬很生气，成天绷着脸。我去维也纳看他，跟他谈谈。我告诉他尊重乐团意见很重要，因为团员们的意见对乐团多年来保持一流水准是发挥了作用的。我们告诉他会给他找一位水准更高的圆号手，并且做到了。”

柏林爱乐前经理沃尔夫冈·斯得雷斯曼终生致力于音乐。他写过两部交响曲，作为指挥，他曾领导过美国托莱多交响乐团和柏林广播交响乐团。他还写过四本书致使其名声更著。其中一本是关于他的，他父亲曾是威玛共和国时期的总理兼外交部长，所以斯得雷斯曼也曾考虑过以政治为职。他个子高高，身材挺直，仪容高贵，看上去将近 70 岁。灰色头发朝后梳得整整齐齐。他的脸较长，表情冷峻，睿智的目光炯炯有神。他总是耐心听取、认真考虑后才发表意见。积其在柏林爱乐工作 20 年之经验，他如是说：“卡拉扬随时会吓你一跳。指挥家们都缺乏自信。

卡拉扬作为指挥首先在德国小镇乌尔姆登台，很快就斩露出非凡的才华。正当他干得起劲时，歌剧院经理却不想与他继续签合同。虽然他非常赏识卡拉扬的才华，但认为乌尔姆确实太小，对卡拉扬今后的发展不利，因此他建议卡拉扬到别的地方去发展。

卡拉扬于是去了柏林，但当时柏林人才济济，象他这样来自一个小歌剧院的籍籍无名的年轻指挥根本找不到合适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卡拉扬认识了亚琛的剧院经理，被邀请去那里指挥一次排练。卡拉扬排练了《菲德里奥》， 9 月份演出结束后，卡拉扬就被任命为亚琛的音乐制导。后来卡拉扬在亚琛迅速崛起，成为德国小有名气的年轻指挥家。 1935 年初，他取代亚琛的音乐总监拉贝，成为德国当时最年轻的音乐总监（二十七岁）。

拉贝失去了亚琛音乐总监职位，但他随后就任第三帝国文化局音乐处处长，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兼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无论别人怎么争辩，认为不应把艺术和政治扯在一起，戈培尔的态度却非常鲜明。他就任时就宣布：“文化，是第三帝国的宣传工具。”

据卡拉扬讲，正是那时他受到了参加纳粹党的压力。“我原来不是党员”，他说，“在亚琛歌剧院当音乐指导时，我在政治上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是到了签订就任音乐总监的合同时，我的秘书来告诉我，亚琛纳粹党部的头儿已放下话来，说我的合同难以通过：被提名当音乐总监的人居然不是党员！”

“跟你说，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做比较的。我特别爱滑雪。我的陪同是一位奥地利向导，无论去哪儿滑雪我都带着他。有一回我们去瑞士的一座山，到那儿后人家却告诉我，除非加入当地的瑞士登山俱乐部，雇佣瑞士向导，否则不准在该山滑雪。我想在那儿滑雪，所以我说管他妈的什么条件都无所谓，于是我买了个会员资格并雇了个瑞士向导。对我来说，参加纳粹党也跟这事一样是迫于无奈。”

“摆在我面前的那张入纳粹党申请等于是一道门槛，跨过它就意味着可以得到无限的权力和对乐团的资助，我就可以无拘无束地指挥音乐会，还有旅行演出，可以有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我就快活得如登天堂。条件则是必须入党，还有不时地为党员们来一场演出。于是我说管他妈的什么条件都无所谓，并在申请上签了字。可叹的是从此人们便说：‘你当然是个纳粹。’”

卡拉扬当时认识了一位英国朋友，当时英国驻苏黎士的外交官埃奇·莱斯利（ Edge Leslie ）。卡拉扬曾对他说：“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得到亚琛那份工作。”他回忆说：“卡拉扬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有一次我在他的公寓接他出来吃饭，他外出散步去了，留了个字条叫我等他。他房间摆的都是些宗教方面的书籍，有些段落划了线，页边空白处还有他潦草的字迹做的批注。他回来后我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东西，他对我说：上帝的存在是事实，有无数的迹象可资证明，而不在于人们心诚与否。莫扎特还是个孩子时就写出了交响曲。那可跟遗传挨不上边。卡拉扬说。唯一的解释是：造物主选择了某些人执行他的命令，为这个丑陋的世界创造美。‘我被赋予了特殊的工具，’卡拉扬对我说，‘特出的才能。我从不怀疑我的才能是造物主的赐予。我的责任就是让它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我立志要创造尽可能完美的音乐并把它奉献给尽可能多的人。我要把音乐般上银幕。’”

“批评家把卡拉扬称作自负的神，”莱斯利说，“而卡拉扬则会说我是上帝的工具。他在执行使命时是无情的。他对我讲过：‘我做过一些糟糕的事。’但解释说是为了完成使命不得已而为之的。”

关于卡拉扬的入党日期，现在找到的文件跟卡拉扬的说法相左。 1957 年，保罗·莫尔发表了一篇关于卡拉扬的文章中，名字叫做《投机者》。文章写到：“赫伯特·冯·卡拉扬加入纳粹党不是在亚琛而是在萨尔茨堡，也不是迫于压力于 1934 年加入的。其入党时间是 1933 年 4 月 8 日，是在希特勒上台仅仅两个月零八天之后。他的党员登记卡编号是 1-607525 。他交纳了当月的党费，但四月底他回德国去了，加上他没有领取党员登记卡，就造成了档案管理上的一点麻烦。但回到乌尔姆后，他于 1933 年 5 月 1 日把情况讲清并重新作了登记，领取了编号为 3-430914 的党员登记卡。这些事实都记载在纳粹党的“名人档案”中，存于美国驻柏林外交使团档案中心，看来要比赫伯特·冯·卡拉扬本人的回忆更为可信。”

25 年后，德国音乐研究家弗雷德·普里伯格（ Fred Prieberg ）在其著作《纳粹执政的德国音乐》中重又披露了有关文件，证明卡拉扬“双重登记”参加纳粹党一事，所提入党日期以及党证编号均于莫尔 1959 年的发现相符。

对于普里伯格将他从柏林档案中心弄到的文件公诸于众，卡拉扬迅即作出了愤怒的反应。“简直是捏造，我根本就不屑谈论此事。荒谬透顶，普里伯格写这种玩意不过是为了赚钱。”

几个月后，我亲自到柏林档案中心弄到了那些文件，包括那两份党员登记卡的复印件。在阿尼夫大师的家里，我把这些东西拿给他看。他首先问了我怎样弄到的，并对这种东西居然可以随便外传表示气愤。然后他接过文件，用警觉而好奇的目光凝视片刻，再把它们拿到灯下以便看得更清楚。“哪儿有我的签名？”细查了几秒钟后他问，“这些东西并无签名，看见吗？”我问他是何看法，他耸耸肩，瞅着我道：“全是假的。”（纳粹的党员登记卡本无签名，是由党的官员填写的。）

奇怪的是，纳粹文件本身也发现一些跟卡拉扬的说法相矛盾的记载。柏林档案中心的档案中有一些纳粹党部及分部的往来信函，讨论的都是一个专门话题：卡拉扬的入党时间。要确定这些信函往来始于何人、是谁最先提出要求或者说提出询问从而使官僚机器忙乎起来是不可能的，但从存留的几封信就可以看出，其内容是相连贯的：

—— 1939 年 1 月 5 日，纳粹党莱尼里总部致函奥地利纳粹党财政部，内容是关于卡拉扬的党员资格问题。信中称卡拉扬明显地两次入党： 1939 年 4 月 8 日在萨尔茨堡（编号 1-607525 ），再次登记（未有住址变更的报告）时间为 1933 年 5 月 1 日，在乌尔姆。信中询问 4 月 8 日的“临时”党员资格是否算数。

—— 1939 年 2 月 4 日，纳粹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党代表致信慕尼黑纳粹党财政负责人，称卡拉扬 4 月 8 日的入党申请有效与否应由萨尔茨堡党部认定。

—— 1939 年 2 月 4 日，（应是）纳粹维也纳代表致信萨尔茨堡纳粹党部财政负责人，要求对上述问题作出认定。

—— 1939 年 5 月 15 日，萨尔茨堡“新城市”小组致萨尔茨堡纳粹党财政负责人。小组负责人称他曾找党员赫伯特·克莱因（ Herbert Klein ）谈过，卡拉扬入党是克莱因签署的，还收了五个先令的手续费。克莱因说，他给卡拉扬开具了一张收据，并将材料存入了萨尔茨堡的纳粹党党员招收工作办公室。纳粹党被禁后，卡拉扬去了德国。克莱因说，从那以后他再未听到过卡拉扬的消息，并说他相信卡拉扬从未在奥地利交过党费。克莱因愿意作为证人澄清事实。（此件抄送慕尼黑）

—— 1939 年 7 月 7 日，慕尼黑党总部发函给科隆 - 亚琛的纳粹财务负责人，宣告由于卡拉扬未寄交党费，其 1933 年 4 月 8 日登记的党员资格无效，宣告 1933 年 5 月 1 日的登记有效。转去卡拉扬的党员证请交其本人。

—— 1942 年 12 月 12 日，帝国高层领导人施奈德（ Schneider ）致函柏林帝国总理府，确定卡拉扬入党的正式日期为 1933 年 5 月 1 日，其党员登记号为 3-430914 ，其党证已于 1939 年 7 月 13 日办妥。

就这样，一方面是有文件为证：是从纳粹仓皇溃逃时遗留下来的堆积如山的、错综复杂又残缺不全的文件材料中节选出来并经过核实的。另一方面则是卡拉扬的断然否认。既然卡拉扬从来不隐瞒自己曾加入纳粹这一事实，那么为何在入党日期这个看起来就像没有了枪栓的枪一样无甚意义的小事上坚持自己的说法呢？我们只能这样推测：这涉及一个入党动机的问题。卡拉扬坚持说他是 1935 年入党的，就可证明他入党是为了保住职位，这条理由是较易为人们所理解并接受的。但若入党时间是在 1933 年 4 月或 5 月，亦即在希特勒上台刚刚一、两个月时，那就显得对希特勒及其政治计划多少有点热情、有点支持了。这就不那么容易为人理解了。

卡拉扬与柏林爱乐

--------------------------------------------------------------------------------

接任柏林爱乐前后
（回页首）

1954 年富特万格勒谢世。谁作为他的继任者成了热门话题。在所有候选人中，卡拉扬的位置最有利。汉斯·克纳佩茨布什无意担任终身职务；埃里希·克莱伯因为曾在柏林“苏区”工作过而使人们对他的兴趣锐减；时任汉堡爱乐指挥和拜鲁伊特首席指挥的约瑟夫·凯尔贝特（ Josef Keilberth ）又因年纪太大而难于被列作认真考虑的对象。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1945 年，一个名叫列奥·博查德（ Leo Borchard ）的人承担了重建柏林爱乐的重任。他死后，一个名叫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凯（ Sergiu Celibidache ）的一流指挥接手领导乐团，直到 1952 年富特万格勒返回为止。切利比达凯是罗马尼亚人，是同卡拉扬竞争这个职位的强劲对手，也只有他才在才干和吸引卖座率两方面都足可以与卡拉扬匹敌。但他也太过轻率，竟在海德堡的富特万格勒墓前语出不敬，说富特万格勒死得及时，因为他实际上丧失了听力。富特万格勒遵医嘱曾服用麻醉药物，确实影响了听力，但在同行相妒的音乐圈，切利比达凯的言辞难免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何况卡拉扬占国籍之利，又有维也纳、柏林、萨尔茨堡的三重政治根基，加上 1955 年访美演出美方主办者的支持，使他终于得到了他期盼已久的这份工作。

卡拉扬说，自从他 1938 年 4 月 9 日首次指挥柏林爱乐那一刻起，他就恨不得它成为供他指挥的乐团。他自小长大就听的是一流水准的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它的高水准乐音使他树立了自己所要追求的标准。后来，当他作为一名年轻指挥在乐坛起步时，指挥的是学校乐队，其后是德国各小城镇的剧院的小乐团以至小乐队，竭尽自己的全力去干。那是一条好的、或者说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但是，站在指挥台上他总不满意，脑海里回响着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乐音。后来指挥柏林爱乐，他才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找到了由汉斯·冯·彪罗、阿图尔·尼基什和富特万格勒等著名指挥家所创造的、比他梦想的水准还更高的乐音。

而他独踞柏林爱乐的雄心则过了将近二十年才变成现实。那是动乱的、前景难卜的十多年。一来富特万格勒对迅速崛起的卡拉扬嫉妒得要命，除偶尔一点机会外，老人完全不让卡拉扬染指柏林爱乐。再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政治给欧洲音乐和艺术带来的浩劫，使音乐、艺术乃至整个文明生活几近停顿，就算说它一息尚存好了。卡拉扬下赌注似地把自己绑在希特勒的战车上，差点儿毁了他不停追求的艺术生涯。好在耐心是卡拉扬的最大优势之一。他谈及指挥家的教养，认为天资、勤学和苦干精神都是事业的必备条件，并得出结论说“现实生活中，极多的人都没有毅力坚持、学习，还有等待、等待、再等待……”

卡拉扬的耐心得到了回报。 1954 年 11 月 30 日傍晚，他和安德烈·冯·马唐尼住进罗马的摄政饭店，换罢衣服出去用餐。马唐尼离开餐厅去买了份报纸，只见头版上赫然一则讣告：富特万格勒因患肺炎长期医治无效逝世，享年 68 岁。当晚从维也纳发来一份电报，没有署名：“国王驾崩。国王陛下万岁。”

忙忙碌碌的联络交涉开始了。“电话忙得不可开交”，卡拉扬回忆说。

卡拉扬说，柏林爱乐的经理在富特万格勒去世前就与他接触。“当然，他对富特万格勒是非常忠心的，但鉴于富特万格勒行将就木，他不能不未雨绸缪。万一等到最后一刻而我又不能应聘，那他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所以他对我说：‘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你愿不愿意来我们乐团？’我答应了他，但嘱咐他不要声张。”

“事实上，在富特万格勒去世的当晚和次日凌晨两点，我曾接到哥伦比亚演出公司的安德烈·梅顿斯从纽约打来的电话，他想让我知道，富特万格勒同哥伦比亚公司签有率团访美演出的合同。他说，若要继续履行合同，除非我接替指挥，否则他将宣布该合同取消。我的答复是，只有在柏林爱乐指定我为富特万格勒的继任的前提下我才能同意。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不能以试用的身份，而只能以乐团未来指挥的身份赴美。”

“他们说：‘那当然，那当然。’于是我就去指挥乐团排练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他们的许诺显得有点像是谎言。柏林参议院的成员又没聚齐。我落入了陷阱。我心急火燎地想得到这个职位，可他们说要看我访美演出的结果再做定夺。要是我受到政治上的强烈抵制，就可能得不到这份工作。所以我给柏林市长鲁伊特挂了个电话。他并不能任命我，任命权在参院，但我向市长建议就访美一事开个记者招待会，请他在招待会上当中向我提问，问我访美归来后会不会接手乐团。我们照这样办了，他问我时，我回答非常乐意。有时候你不得不豁出一切冒险。”

“还有，我必须让自己从斯卡拉歌剧院的合约中脱身。我们原已定好要演出瓦格纳的《指环》的。要得到柏林爱乐，这头就得放弃。于是我去见了总监。我告诉他只要他说声‘不’，我就绝不再提此事。但我也对他说；‘如果你放我，我会感激不尽。不让走，这事就算忘掉，我仍将信守我们的合同。’他说这是终身难逢的机会，于是同意放了我。”

在美演出期间，乐团选举卡拉扬为他们的新音乐总监。返回柏林后，这一任命得到了参院的批准。接下来便是合同之争。“我告诉他们我必须拥有选择经理的权利，”卡拉扬说。“他们说哪怕是富特万格勒也不曾享有此权。我知道他们是在撒谎，因为我得到了一份富特万格勒的合同副本。我还对他们讲，合同必须写明我这音乐总监是终身之职。除非我知道自己不会被撤换，我才可能全副热情地投入工作。我还说，要是他们觉得签终身合同有难处，写成 99 年也成。这对他们来说是破天荒，他们从来还没有签过什么‘终身合同’。磨了 12 年合同一事才最终达成协议，所以在乐团工作头 12 年我根本就没有合同。我等待着，直到我的要求得以实现。”

于是，卡拉扬同柏林爱乐间的“恋爱”大功告成。争论取代了信誓旦旦，忠贞和互敬让位于怀疑和不信任，这就是音乐圈内的事务关系。但最重要的是，这“婚姻”美满地持续了下来。算起来，卡拉扬同柏林爱乐已联手度过了 28 个辉煌的春秋。任何一位收集“世界之最前三名”的人，都会把它收入自己的记录。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两者的名字已融为一体。伟大的小提琴家梅纽因在他的《未完的旅程》中写道：‘有些指挥家，他们自己的名字与乐团的名字已成为同义语，他们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这一珠联璧合的奇观……卡拉扬同他的柏林爱乐就是如此。’有人曾问小泽征尔他认为卡拉扬对音乐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小泽征尔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和柏林爱乐的关系；如此水乳交融的结合令人惊叹——用了他整整 25 年。”

这一奇观的又一反映是团员的收入，柏林爱乐团员们的报酬比全世界任何乐团都高。他们的工资本来就相当可观（比德国其他乐团的团员高出 10% 到 15% ），加上其他收入还要翻上一番：他们灌唱片、上电视、拍电影、参加特别演出（如复活节音乐节，报酬甚丰）、教课、演出独奏等不一而足；还参加各下属音乐组织，以他们响当当的名气为其增添份量。仅柏林爱乐内部就有 13 个组织：三重奏组、四重奏组、室内乐团、铜管乐队、“十二人大提琴组”，甚至还有低音提琴组。由于冠有“柏林爱乐”的头衔，这些组、团演出的票房情况都非常之好。其中许多还灌录了唱片。柏林爱乐十二人大提琴组还于 1983 年出了一张《披头士歌曲选》，这是他们发行的第五张唱片。他们跟别的演出小组一样，生意应接不暇。正是这些组织构成了卡拉扬与乐团之间存在的问题的实质性部分。不过也并不总是那么严重。 1977 年，梅纽因写道：“卡拉扬护着他的团员，确保他们有丰厚的报酬和高品质的乐器，鼓励他们各自组织室内乐演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鼓励他们的士气。”

完美的婚姻出现裂缝
（回页首）

1981 年夏在圣特佩罗，我第一次同卡拉扬交谈，当时还没发生梅耶风波。卡拉扬为我描述了一幅他和团员间友爱如一个和睦家庭的图景，一幅互敬互爱、坦诚相见的、近乎天堂般美好的图景。他视自己如同肩负重责的慈父，说他对团员们比他们自己对自己还要了解，无论是他们的个人生活还是音乐习惯他都了如指掌。他说团员们接踵不断地找他，任何方面的私人问题都要同他讨论。孰料仅仅 18 个月后关系便恶化了。 1982 年 12 月以后，卡拉扬提起大多数团员时所能用的最友善的词是“白痴”。

恰在那时，乐团一位名叫魏尔纳·塔利钦的鼓乐兼作曲家正在写一部歌剧，剧名为《逐出天堂》，是根据波兰哲学家李兹克·科拉科乌斯基（ Werner Tharichen ）的同名小品文改编的。塔利钦说，此剧故事与乐团的情况相似。“我们就像一家子，卡拉扬是老爸，团员们是孩子。孩子们同权威赫赫的父亲之间也有矛盾。有些孩子喜欢威严的父亲，而有些则反叛了。”

柏林爱乐的内部组织机构复杂。它分有两个乐团，但都由同一班人马组成。一个是“柏林爱乐”（ Berlin Philharmonic ），由柏林市政府提供财政资助，是德国 94 个功能明确的交响乐团、歌剧团、广播乐团之一。柏林爱乐归属于“只办音乐会”一类。他们每年要在柏林演出 108 场音乐会，此外还有在欧洲或欧洲以外的巡回演出。另一个乐团，至少从名义上是另一个，叫“柏林爱乐者”乐团（ Berlin Philharmoniker ），则为团员们自己共同拥有。所有灌录唱片、拍电影电视和像复活节音乐节这样的特别演出，都是以这个组织的名义签约的。与卡拉扬签订终身合同的是柏林爱乐，而不是柏林爱乐者乐团。根据规定的权力，后者可以自己决定对领导人的取舍。而卡拉扬却作为乐团整体的领导者得到了认可。在对付这类事情方面，大师可以说是如狐狸般狡黠。他个人拥有一份同“柏林爱乐者”之间的专门合同，是以他的 1982 年开张的特里蒙代尔影片公司（在摩纳哥）的名义签订的。据称这份合同非常公平，它保证乐团每年在该地区有相当的工作量，并写明在卡拉扬缺席、生病或死亡时这一保证仍将得到履行。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在梅耶风波逐步升级时，这份形诸合同的协议将被团员们用作与卡拉扬作对的武器。

这两个不同名义的乐团都得请客座指挥。就算卡拉扬愿意，他也不可能包揽所有的演出。近年来，除了外出演出外，柏林的年计划 108 场音乐会中，他只指挥 6 场。柏林爱乐乐团可以（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由别的指挥率领灌录唱片，但先得由卡拉扬选定曲目，而且看来唱片公司所请的指挥都是卡拉扬认可的，如里卡尔多·穆蒂、克劳迪奥·阿巴多、小泽征尔和詹姆斯·李汶等都得到过他的扶掖。他们全都受到他的邀请参加过萨尔茨堡音乐节。他甚至还邀请伯恩施坦来萨尔茨堡指挥。他俩容貌多少有些相像，年龄相仿，分别称雄于大西洋两岸，因此除了互相防范外，应该说很难有什么交往。一种揣测是，卡拉扬邀请伯恩施坦是想向他表示自己并非一幅病残模样。但那位合伙人说，更像是卡拉扬想向伯恩施坦表明自己并未被他唬住。

柏林爱乐有复杂而全面的内部管理条例，从 150 名团员安排的变换到新团员的招雇，一切内容无所不包。其中许多条款跟乐团历史一样悠久，到 1982 年为止已经执行了整整一百年。一些团员说，正因为坚持执行条例，乐团才得以不断强大。这些条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人员招聘的规定：决定由乐团全体成员投票作出。但卡拉扬有否决权。所以，新人入团必须团员和指挥的意见一致才行。

申请加入乐团者自然必须通过试奏，试奏时全体团员都要出席。但与试奏者相关的那个组的意见最具份量。收到梅耶的申请后，单簧管组邀请她于 1982 年秋接受试奏。其实试奏前她就应邀参加过乐团的几场演出，这种情况已是打破常规了。梅耶接受试奏时卡拉扬不在，但以往演出中他听过她的演奏，印象相当不错。试奏后，单簧管组认为她的演奏不能跟整个单簧管音部融为一体。接着便是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团员们对梅耶的特质各持歧见，一些人认为只要假以时日，她会调整过来，另一些人则认为她属于独奏型团员，永远不会跟音部融为一体。有人提出动议试用一年，但遭到了否决。最后达成的妥协意见时，让她再参加若干音乐会检验检验她，然后再进行一次试奏。于是，赴美演出时她接到了邀请，填补了单簧管组的一个空位。卡拉扬受托对她注意观察。

访美演出中，卡拉扬对她的演奏感到满意，纽约一些听了音乐会的人士，包括批评家安德鲁·波特也对她予以好评。然而，回到柏林后，她仍然未能通过乐团的表决。而此时卡拉扬已把梅耶视为自己的“新发现”，他对表决结果大为震惊。在美期间，他对乐团本是满意的，因为这是“二战”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出自己在美国为人们真心诚意所接受。

梅耶终于被拒绝了，除了上述理由外，还包括政治方面施加的影响。这种影响自来政府，因为乐团的预算资金毕竟有一部分来自政府。据报道，在梅耶这件事情上作团员后台的是柏林参议院的文化部长。卡拉扬感觉犹如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这其实是种种事件的综合，使一系列不起眼的小矛盾突然间加剧，达到了沸点。

最令卡拉扬不安的是室内乐团的所作所为。这个 25 人的乐团在履行本职的同时，一直过份放任。团内每种乐器都配备两名首席演奏员，而大多数交响乐作品都只需要全团 150 名演奏员的 100 来人上场。比如外出演出时，室内乐团边安排人员轮番上场，其他人则在乐团登台当晚自行在外包场演出。有许多次，卡拉扬直到站在台上举起了指挥棒，才发觉若干首席团员缺场。对此他颇为生气，日积月累终于化为怒火。他宣战了。

乐团经理彼得·格尔思（ Peter Clirth ）是个性情温顺的人，在他的帮助下，卡拉扬找出了乐团契约中的一个破绽，那是一封行文不够严密的协议信函，并由此发动了攻势，宣布梅耶已受雇试用一年。团员们感到被出卖了，震惊之余把矛头指向彼得·格尔思。卡拉扬立即写了封信予以还击，上面还附了格尔思的一封信，复印后分发给每位团员。格尔思的信注明日期为 1982 年 12 月 6 日：

送上卡拉扬先生 12月3日所写之信复印件一份。我于12月6日收到原信，并要求我在下午全团排练结束后宣读，以期引起各位注意。但团长泽佩里兹（Zepperitz）先生不同意我这样做，尽管我坚持说这是卡拉扬先生的私人要求。

我不想当着全团的面跟泽佩里兹顶撞，所以经与卡拉扬先生商量，决定以信函形式通知各位。

卡拉扬的原信如下：

先生们：一年多来，我们的一个首席单簧管席位一直空着。在我毫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过许多次试奏，不幸都没有结果。维也纳电视台曾举办国际演奏大赛，我们曾指望招收获奖者入团，但这希望也落空了。因为评委认为比赛水准有限，一等奖阙如。

这次试奏结束，年轻的单簧管手梅耶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引起了乐团的注意。为了全面检验她的艺术能力，我允许她在我的指挥下参加了在柏林、洛桑、萨尔茨堡，以及赴美的演出。我完全相信，梅耶太太能胜任这个席位的一切要求，并已将我的发现提请乐团团长注意。

一个月前，乐团在我指挥下赴美演出大获成功，这一事实又一次清楚地证明了我国在音乐界的领先地位。这使我更感责任重大，决心竭尽全力以促进乐团的艺术水准更上一层楼。

在一次会议上，你们决定不给梅耶太太提供一年表现其才能的机会。其结果是令人无法容忍的缺人现象继续存在，音乐界也没人会知道，就梅耶太太一事而言，团内已发生的情况恰与我所期望的相反（尽管卡拉扬已尽最大努力，乐团艺术水准仍未有长足发展）。

决定对侯选者的取舍是你们的权利。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发现我的判断和乐团的判断截然相反。我将一如既往地忠于职守，但乐团的旅行演出、萨尔茨堡音乐节和洛桑音乐节、歌剧和音乐会的录音、电视及电影拍摄以及所有音乐制品的制作鉴于上述情况，通通暂停。

你们忠实的赫伯特·冯·卡拉扬

圈内人士对卡拉扬这封信啧有烦言，居然这般爆怒，措辞如此厉害。一位指挥竟像小孩子耍脾气一样如此攻击自己的乐团，使得稍有阅历和头脑的人无不感到震惊和沮丧。大多数人一致认为，只有老恐龙才会作出如此反应。魏尔纳·塔利钦回顾了 20 年前的一桩往事，情形与次相似：“卡拉扬想要一位圆号手，但乐团将此人拒绝了。卡拉扬很生气，成天绷着脸。我去维也纳看他，跟他谈谈。我告诉他尊重乐团意见很重要，因为团员们的意见对乐团多年来保持一流水准是发挥了作用的。我们告诉他会给他找一位水准更高的圆号手，并且做到了。”

柏林爱乐前经理沃尔夫冈·斯得雷斯曼终生致力于音乐。他写过两部交响曲，作为指挥，他曾领导过美国托莱多交响乐团和柏林广播交响乐团。他还写过四本书致使其名声更著。其中一本是关于他的，他父亲曾是威玛共和国时期的总理兼外交部长，所以斯得雷斯曼也曾考虑过以政治为职。他个子高高，身材挺直，仪容高贵，看上去将近 70 岁。灰色头发朝后梳得整整齐齐。他的脸较长，表情冷峻，睿智的目光炯炯有神。他总是耐心听取、认真考虑后才发表意见。积其在柏林爱乐工作 20 年之经验，他如是说：“卡拉扬随时会吓你一跳。指挥家们都缺乏自信。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