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实验中学特长生:宋朝王安石的变法具体遭到了哪些人的阻挠呢?

宋代，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一个远承汉唐，近启明清的重要转折时期。历史上对宋代的评价，都肯定其“文治之盛”、“风物恬熙”，又都哀叹其“国势之弱”、“被征服于人”。的确，宋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达与宋代矛盾尖锐、冲突普遍的社会，在中国封建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在这个矛盾重重的社会中，士大夫不断地在探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庆历四年（1044年）进士，历任淮南、鄞县、舒州、常州等地方官。他在上书朝廷的万言书中大声疾呼要改革，但都不为仁宗、英宗的重视。英宗死后，年轻的神宗赵顼继位，他胸怀大志，极力寻求扭转社会劣势的方法。在云云的大臣中，他选中了王安石进行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然而，纵然得到神宗的支持、纵然有王安石这样充满救国热忱的有识之士，变法的过程是曲折的，最后更在“元佑更化”中宣告全盘破产。
　　熙宁变法是王安石一生的心血，王安石的一生中都心系变法。本文将从宋初的社会矛盾、熙宁变法的内容及其失败的原因分析王安石。
　　宋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这种以文治靖国的“祖宗之法”，尽管存在着种种矛盾与冲突，在宋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宋初君臣的努力，显现出气像一新、文华物熙的成功局面。然而，这制度中的种种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显露。其主要表现为集权专制要求分化事权与各官员的相互牵制，这使官僚机构的膨胀与官员的骤增不可避免。其结果不仅导致财政需求的恶性循环，更连锁式地引起更多的社会危机：官僚机制的膨胀与相互牵制，造成官吏政治才干的下降和仕风的日趋腐败，导致宋初的“官多而佣”；民族战争需要不断加强军事力量，而集权又要求削弱武将的实力，导致宋初的“兵多而弱”；经济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需供养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导致宋初的“财多而贫”。总括来说，宋初的主要社会危机是“三冗”– 冗官、冗兵、冗费，和“两积”– 积贫、积弱。
　　就宋初深重的社会矛盾，当时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纷纷提出了改革的呼声。虽然范仲淹“庆历新政”流产的严峻形势，一度压抑了士大夫们奋作改革的热情。然而，过后，又有许多人上书要求改革。在当时众多的改革呼声中，大部份都偏向于苏轼的“汰除冗员、减缩冗费”及富弼“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一类的建议。这犹如在神宗那热切的心头，浇下一盆冷水，使神宗十分失望。于是神宗把目光移向元老重臣之外、有才干有雄心、主张“变风俗，主法度”且“享负天下盛名三十年”的王安石身上。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下几点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些具体内容：
　　一、均输法：设发运使掌管东南六路税收来源，规定发运使尽量了解京城的库存及所需物资情况，可根据“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
　　二、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官府向农民提供谷物或贷款。收获后，农民以20%的利息偿还。藉以限制大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农民的盘剥，并能增加财政收入。
　　三、方田均税法：核实土地，按土地的多少、好坏平均赋税，使官僚和大地主不能隐瞒土地、逃避赋税，以增加国家赋税收入。
　　四、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和兴修水利，以促进农业生产。
　　五、保甲法：把农村人户以保、大保为单位编定起来，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人房，出一人为保丁。保丁平时种田，农闲练兵。从而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也可以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六、募役法：征收役钱，用来雇人到官府服役。原先不服役的官僚等，也要交纳役钱。从而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亦增加了政府收入。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比较广泛，所涉及的领域也包括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集中起来看主要有两大方面的改革措施：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其中又以富国之法的篇幅最长。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对富国之法有这样的论述：
　　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
　　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困以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安石把改革的重心放在解决财政问题上，而在理财方面的主张，他则认为最好的理财方法是促进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上的收获增多了，税源自然就会充畅，只要政府再加以运筹、周转、调配，军、政等项的开支就自然不会再成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来，王安石的思想上有很强的经济观，他的富国理念是以开源为主的，这与朝廷上以节流为主的改革呼声有别；更不同于儒家“耻于理财”、“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纵然从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一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但是它可能实在过于先进，远远超出了就当时的社会可接受的限度，被保守派认为是刻意的标新立异。
　　虽然变法的基调明显有别于儒家思想，然而变法并非完全与儒家思想相违背。在变法的政策上，不难发现，重点在于富国，而强兵则次之，这也就是孔子“足食先于足兵”的主张；另外，王安石变法中的最终理想，是用制度来推行善良的“风俗”，这一点亦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儒而有为者”，他的政策都是“以礼乐刑政为常道”的。
　　王安石的新法针对了当时朝廷上“积贫”的问题，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如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为增加政府税收与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亦提出了一些压抑豪强地主、富绅的兼并，如方田均税法、募役法等。新法推行了十几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农田水利法实施后，各地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大量农田得到灌溉，政府收入有所增加。然而，变法的班底、变法的政策、变法的社会背景等，又存在着种种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大致分成三点：一、王安石的性格；二、王安石用人的问题；三、变法政策与北宋社会背景的问题；
　　王安石绝非如政敌所指的奸诈小人，他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和，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这岂是小人之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而且是高风亮节了。
　　司马光曾评价王安石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司马光所说的“执拗”是指王安石对于自己政见的执着。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并非什么缺点。相反，作为一个政治家，是应该有坚定的立场的。然而，在未有考虑到社会的接受能力，而空凭自己的满腔救国热忱去改革，即使有再坚定的立场，亦只会弄巧反拙。
　　在王安石的变法中，重点强调以人才、立制度、改风俗。其中人材就是最重要的一环。王安石未当政前，已在《材论》中指出人材的重要性；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洋洋万言，所论的不过是陶冶人才一事。然而，讽刺的是，王安石的人才主义在历代的评论中，大多都是负面的。当时除了保守派对这一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连王安石自己亦不禁概叹变法派内部涣散，他不得粗承认：“吾行新法，始终以为不可者，司马光也；始终以为可者，曾布也；其余皆出入之徒也。”那么，王安石的人才主义到底错在那里？在《两宋史研究汇编》中的《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指出，这是由于王安石着重任用干才而忽略干才的质量、理想、信念。这一政策使变法派内部莨莠不荠，并成为了保守派攻击的主要对象；两派间的斗争与变法派内部的矛盾，亦使社会上对变法的信心大大减少。
　　其实，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除了具体设计、操作中的种种问题外，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当时的社会问题的主体是中央政权的过度集中，从而导致官僚机构的臃肿；然而，王安石的变法只集中在社会经济上的改革，即使改革真的可以改善吏治、弥补财政赤字、增强军事力量，亦只会进一步加剧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矛盾。变法对于臃肿的官僚机构，由于不敢或不能大规模地裁员、简政整军，一切的改革措施充其量只是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对于基本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不想动、不敢动、不能动，只在分配领域上费煞苦心地做文章，即使把改革政策设计得处处合理、操作得处处周到，其成效亦有限！
　　相对于北宋士大夫的“言者”而言，王安石毕竟是一位“行者”。他的政治思想具有特色，他的改革精神令人钦佩。北宋君主政治的弊端注定了王安石的理想无法实现。他自己的主张也是悖论，难免在实践中碰壁。问题的根子在于用集中权力的方式去解决君权过度集中所引发的政治、社会问题。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王安石的思想及其实践注定会以悲剧结终。

朝廷中那些老大臣反对的最激烈，宋神宗的母亲祖母等人也都反对
比较出名的还有司马光，他就是因为反对新法最为激烈还被提拔当了宰相
王安石的新法给了农民一些权利，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阶级受压迫的命运
所以农民阶级也不支持他 这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

欧阳修到晚年也反对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

司马光嘛

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