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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首甘为孺子牛
　　陈延年1924年回国，夜以继日，像周恩来一生那样不知疲倦地工作并做到“六不”。他除了规划、部署、处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到各处作政治报告、工作报告和经常著文刊出之外，还深入工人群众。到广州时，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不少困难。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陈延年努力深入到工人中去，学广东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为了把人力车工人争取、团结、组织起来，他不但到这些穷苦劳动者家庭探访，还向他们学习锻炼拉人力车。他曾多次和人力车工人一起躬身拉车。当时的香港《工商日报》为了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一条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手车夫等等。陈延年看到后，却很高兴。他微笑着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由于陈延年坚持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当工人们得知他去法国、苏联留过学，竟不敢相信。工人们说：陈延年根本不像出过洋、留过学的洋学生，倒像一个地道的苦力。
　　陈延年这时在广州全面推动工人运动，并对农民运动倾注了极大的关注，还对党的建设、组织武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开办了团训班、党校、工人讲习班、并到农民讲习所亲自授课，讲得生动、系统，并有鼓动性。他写文章更是驾轻就熟、才华横溢。
　　陈延年面对广州复杂尖锐、瞬息变化的政治形势，经常与周恩来等商议、思考、筹划、处理问题；与孙中山、鲍罗庭、廖仲凯、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和各界其他的知名人士打交道；与国民党右派和已经冒头的蒋介石阴谋作斗争。他十分坚定、机警，对于党内从共产国际传达下来的退让、妥协、右倾做法，敏锐地察觉，明确地抵制，并对乃父当面表示不满，进行争论。陈延年针对廖仲凯被刺之后有的人产生的恐惧心理，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他不但在口头上，也在行动上坚决实践了自己的豪言壮语。
　　陈延年在1927年3月奉命离开广州，途经武汉，参加了党的五大筹备工作。他回上海途中在南京得知发生了“四•一二”事变，连夜赶到上海。面对大批革命者的尸体和血泊，与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李立三等联名发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文。可惜党中央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在北伐与东征问题上犹豫不决，未能接受电文的意见，丧失了挽救革命的时机。4月22日陈延年送走罗亦农、李立三到武汉参加五大以后，接替罗亦农任江浙省委书记，并在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以后决定江浙省委分开，陈延年被委任为江苏省委书记。从两广区委到江浙省委、江苏省委、陈延年都勇挑重担，担负着繁重、艰巨、危险的任务。他总是忘我无私、不知疲倦、像一头骆驼那样认真扎实地工作。他从不讲究吃穿，比一般党员、工农还清苦，是一位革命的“苦行僧”。他对同志、对群众则处处关心，无限热忱，却从不考虑自己，律己达到严酷的程度。直到他在龙华被残害为止，从不考虑个人婚姻。在广州、上海有的同志关心他的个人问题，给他找对象，他总是把全部精力扑在工作上，推说“没有时间考虑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