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视讯直播大秀:中国古代共有几次盛世？

1、汉武帝时

汉武帝时期的西汉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比较强盛的时期。在历代王朝的历史上，有“汉唐盛世”之说。这里的“汉”，主要是指的汉武帝时期。人们又常常把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提并论，因为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是秦始皇创立，由汉武帝巩固下来的。他在位54年，实行了许多新的措施，使西汉王朝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
汉武帝由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为了维护北方边境地区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汉武帝决定改变汉初以来对匈奴的和新政策，进行一场反击匈奴的战争，并于公元前127年、121年、119年对匈奴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战役。这3次战役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给匈奴贵族以致命的打击，基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威胁，保障了边境地区人民的安居生产。但这些战争消耗了国家的财富，使广大人民增加了徭役之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为了联合西域，共抗匈奴，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同西域的联系，开辟了“丝绸之路”，开创了中原和西域各地文化、物产交流的新纪元。不但促进了亚洲各地经济和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欧亚之间的联系。
2、唐太宗到唐玄宗时
开元（公元713—74年）为唐玄宗统治前期的
年号，这段时期唐王朝国势强盛，在各方面达到
了空前的盛世景况，史称“开元盛世”。
为了增强国力，加大财政收入，唐玄宗先从
经济方面人手改革。首先，打击豪门士族，争夺
土地劳力；第二，改革食实封制度，以增加政府
财政收人，减轻人民负担；第三，玄宗打击佛教
势力，淘汰僧尼；第四，发展农业。
在外交方面，玄宗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
善了民族关系，使国家得到进一步统一。同时，
开元年间和睦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
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措
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唐王朝在各方面
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繁荣
促进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在“开元盛世”期间，
唐代人口增长到五千二百九十余万人。唐代的商
业亦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更为繁
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
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各种
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装来来往
往，十分热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全盛的阶段。
3、康乾盛世
从康熙中叶起，清朝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到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国力达于鼎盛。这段时期，其时间跨度13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高峰，故中国部分历史学者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 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全国推广的结果。

在此期间，清朝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止了明末的西学东渐；对内大兴“文字狱”。所以有人认为，正是“康乾盛世” 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不值得称颂的。

一种观点认为，“康乾盛世”是骗人的，是中国部分历史学者无视历史、自欺欺人的说法。在康熙年间，对俄作战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就割让领土，如果是盛世却割让领土真是匪夷所思。无独有偶，同样处于“康乾盛世”的雍正年间，也签订了割让领土的《恰克图条约》。而且在康雍乾三个皇帝在位期间，他们做了什么？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字狱惨案，康乾数次下江南奢靡游玩，自雍正起又耗尽民脂民膏修建圆明园。而同期的西方科技文化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侵略者已是坚船利炮，而清朝军队却仍然沿用明朝的火炮，盛世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耻之尤。康熙年间的平民思想家唐甄在他的著作《潜书》里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而乾隆时期的英国使者马嘎尼来华期间，记载北京街头乞丐很多。许多百姓都是蓬头拓面，衣杉褴褛，因此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正在逐步退化到“半野蛮人”时代（见马嘎尼的中国行记）。

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

三大盛世的共同特征

中国历史上三次盛世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其共同特征。

一是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汉朝开国之初，异姓诸侯王心怀叵测，匈奴部族频频攻逼；唐朝建基之始，中原群雄割据，边塞突厥犯境；清朝入关定鼎后，内有三藩、台湾、准部之忧，外有俄罗斯之患。但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都分别平定了内乱，击溃或逼退了外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开疆拓土，军力国势日益强盛。疆域之辽阔，为中国历史上除元朝外所仅见，也为世界历史上所罕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对手能够对其构成真正的威胁和挑战，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障。

二是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这三个朝代建立之初，都承大乱之后，人口丧亡，经济凋敝。统治者能够汲取前车之鉴，励精图治，兴利除弊，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使社会总体上保持了较长久的稳定，经济逐步有了恢复和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百姓越来越殷实富足。西汉文景之际，据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武帝时，大兴水利，农业更趋发展；盐铁官营，财政愈益加强。唐代贞观年间，经济由恢复而发展，到玄宗开元全盛之时，诗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历史上汉、唐并举，无疑都证明汉、唐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清代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财政收入之丰，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经济规模和总量居当时世界之最。直至1800年（清嘉庆五年，乾隆于此前一年去世），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为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国家的安定富足，又为军力国势的强盛提供了基础。由此出现了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的局面。

三是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国势强盛、国家富足的基础之上，三个朝代的文化俱臻繁荣。汉初以来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籍文献，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浩劫之后又趋复兴。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设太学，置乐府，诞生了大气磅礴、彪炳千古的《史记》。唐人吐纳百川，镕铸古今，在科学、文学、艺术上都有卓越的创造。贞观之时，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四方来朝，“国学之盛，近古未有”。璀璨绚丽的唐诗，终在盛唐时臻于大成。“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学、史学的兴盛，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历史地位。一部《红楼梦》，堪称时代的史诗。这些文化成果，均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往往被奉为样板，竞相学习仿效。

四是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公元前179年）到宣帝去世（公元前49年），持续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公元627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年），持续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长达133年。综上可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保持了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并形成无与伦比的盛大局面。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比较清明或繁荣的时期，特别在朝代更新之初，一般都呈现出上升、发达的气象，但都称不上“盛世”。究其原因，根本有二：一是持续的时间不长，不过数年、十数年或稍长而已；二是达不成全面繁荣昌盛的局面，仅只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终没有三大盛世的恢宏气象。此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自诩的“盛世”，但大多事与愿违，有如过眼烟云，空付笑谈中。由此可见，“盛世”是历史的评价，是大跨度的时间的结论。

盛世依仗强大的武备

自古以来，世人都期盼“太平盛世”。但绝对“太平”的“盛世”，从来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美好憧憬。所以先哲反复强调：“居安思危”，“安不忘战”，“有备无患”。没有强大国防的盛世，从来就不存在。

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多民族国家，欲缔造盛世，首先必须解决边疆与民族问题，消除内忧外患，实现和保持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这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在汉、唐、清三朝，都与一系列的战争相伴随。如西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远征匈奴；唐太宗征伐突厥、吐谷浑，武后讨灭徐敬业；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乾隆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大小金川等。这些战争的胜利，无不有赖于武备的整饬，其结果则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使兴盛局面的形成和保持成为可能。

反之，国防和武备上的举措失误，必然直接危及盛世的延续。以唐代为例，玄宗时均田制日益破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呈瓦解之势，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逐渐遭到削弱。玄宗晚年，节度使权势越来越重，藩镇武装力量不断坐大，而与此同时，中央武备却日益空虚。天宝元年，边镇节度使增至10个，拥兵49万，仅安禄山掌握的兵力就达18万之多，而朝廷辖统的部队总共才有12万人，在兵力部署上出现了内轻外重的严重局面。另外，各道节度使都身兼数职，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久任一方，得以大力培植私党亲兵，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藩镇拥兵自重，割据成势，进一步刺激了他们攫取更大更高权力的欲望和野心。以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武装叛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这场叛乱最终得以平定，但唐王朝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盛世“盛极而衰”的内在根源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唐朝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世。康乾盛世是何等辉煌，但乾隆刚退位就猛然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四境骚乱，清朝自此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研究“盛极而衰”这一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重要原因。

（一）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国家的不断发展，繁荣的持久延续，需要不断地向社会注入新的动力，向社会成员提出理性而富有刺激性的新的奋斗目标，再辅以正确的政策指导，使整个社会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活力。安于现状、墨守成规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繁荣的。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保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国家的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一旦丧失了开拓的动力，迷失了努力的方向，陶醉于眼前的繁荣，沉湎于已有的辉煌，各种问题和矛盾就会逐渐滋生和酝酿。而睿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后继乏人，又直接加剧了这种局面。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有明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为之领航。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身旁都有一批志在高远、才具卓越的名臣襄助。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封建社会，归根到底属于人治，并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在实行家天下的专制王朝中，君主的素质总体上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数世之后，继位者全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才略根本不能与其太祖太宗相比，朝中则老成凋零，往往裙带风行，宦官当道。守成已难，更何言开拓进取。汉朝在武帝后期，因征发过甚，社会扰动，国家已呈现虚耗之象。武帝之后，几位君主都不免孱弱，昭、宣两代，赖有老臣辅佐，国势尚有起色，再往下，外戚擅权，朝政日益混乱败坏，贵族官僚大量兼并土地，社会矛盾愈加激化。西汉王朝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下坡。

（二）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中国先哲一再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但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大多趋向“持盈保泰”、“护守成宪”，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纵情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朝爆发，遂致不可收拾。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晚年也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真正做到善始善终，幸有良臣辅佐，及时提醒。贞观十三年，魏徵针对唐太宗渐好奢纵的倾向，呈上直言进谏的名篇《不克终十渐疏》，指出唐太宗的志业与贞观初年相比，在十个方面都出现了今不如昔的变化，求治之心锐减而骄逸之心渐萌。唐玄宗的悲剧，则直白地印证了骄纵误国、懈怠败事的道理。玄宗英武有才略，曾将武后末年濒于内乱的唐朝导向“开元盛世”，但在晚年耽于享乐，无心理政，把朝廷政事交付给外戚杨国忠之流，全然不顾政治的不断败坏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对关乎国家大计的均田之法和府兵之制日趋瓦解不事补救，坐视藩镇权势积重和中央武备的不断削弱，以至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悲惨结局，百年基业与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三）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大清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沉溺于“盛世”之中，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1787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态表示了如下看法，大清帝国的“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发迹时间相当于乾隆后期的拿破仑，则把中国称为“东亚睡狮”。确实，从1662年到1796年这135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经文艺复兴之后持续二三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促成了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业革命，经济、科技和军事踏上了不断加速发展的轨道。当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了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社会更加趋向于封闭愚昧、妄自尊大，深陷封建时代的隧道之中，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从而与西方的发展势差越拉越大。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大清朝，就在自我陶醉的“盛世”荣华之中，不知不觉地成了世界潮流的落伍者。落后就要挨打。乾隆退位仅仅不到半个世纪之后，清王朝就在鸦片战争的中西碰撞中不堪一击，成了不折不扣的挨打者。

中国封建社会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行程中，曾先后出现过几个最好的历史时期，史称“盛世”。诸如西汉“文景之治”发展到武帝而极盛、唐代“贞观之治”而至开元盛世、明代“永宣之治”称盛与清代“康雍乾盛世”等。这四个盛世一向为史家所称颂。但为史家所忽视的是战国时期，因其七雄争霸，攻伐不已，大多误为无盛世可言。其实不然，战国以独特的方式，突出地显示了盛世的丰富内涵，
本书所列五个盛世，各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它们的出现，都具有相同或相近似的历史背景。一般来说，皆承前代大乱之后，在新兴王朝的上升时期推进至盛世。西汉在秦王朝的废墟上重建一代封建王朝，历170 余年“休养生息”才达到全盛。唐代开元盛世，是在隋末大下大乱之后，重新走向大治而出现的。 其间，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道路才达到这一光辉的顶点。明削平群雄，驱逐元朝统治者出长城，一统天下，经三代人半个世纪励精图治，较快地开创了一代繁盛的局面——“永宣之治”。自神宗万历中期，天下乱象环生，经熹宗，至崇祯，终于酿成大乱而不可收拾，到清军人关前，全国已持续乱了半个世纪左右。清人主中原、剿灭李自成与张献忠两支强大的农民军。扫荡南明势力，又花费了近20 年的时间，实际是乱了近20 年。明末之乱持续时间相当长，清朝就是在明末长期大乱的基础上再建的一代王朝。又经过近70 年的岁月，终由大乱转为大治。战国与此稍有不同，表面看，七国并立呈混乱状态，实际上是经过春秋“礼崩乐坏”、长期兼并而形成的政治新格局，各国保持了长期的相对稳定，最后由强秦而统一为一国，可以认为，始达到大治的顶峰。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突出表现在人口猛增。据统计，合七国人口，总数约当2000 万左右，应是西周以前人口的倍数（范文澜：《 中国通史》 修订版第一编。） 。其中，楚国人口最多，有兵百万，如按民与兵5 : l 计算，当有人口500 万。魏国有“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卜万，奋击三十万，厮徒十万”，合计为70 万，以同样比例计算，国中人日约当350 万上下。秦国、齐国、燕国、赵国、韩国各有兵“数十万”，其人口约在二三百万至三四百万之间。城市普遍兴起，人口也迅速增加。有1 万户的城市已属常见，也不乏万户以上的城市。齐国都城临淄有居民7万户（《史记· 苏秦传》 卷六九。） ，以每户平均5 门之家计之，应为35 万人左右。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个少有的大城市。人口的大增，无疑是社会经济繁荣的反映。出于自卫或扩张的需要，各国都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像楚国有军队百万，以今天的标准看，相当于中等以上国家的兵力，是十分可观的。唐至盛所建“大一统”，是继汉之后又一次扩大。史家往往言必“汉唐”并称。在西北击败突厥，设安西都护府；在东北，彻底击败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远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以辖东北地区。开元极盛，疆域之广又远迈汉时。总之，汉唐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是中国疆域扩大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明永乐、宣德之时，从北与西北两个方向出击元朝后裔，控制了大漠南北；西南与南部即今云贵川等地行土司制，归属中央管辖。在东北即今开原以北远至外兴安岭，广设卫所，在黑龙江特林置奴儿干都司，以辖各卫所。周边的国家，如安南、暹罗、朝鲜等都是明的属国。永宣之后，长城以北和西北又为蒙古所控制，与明时战时和，几与明相始终，其疆域又有所缩小。明疆域远迈汉唐之上，其疆域之广，统一之扩大，除元朝，唯有清康乾盛世能比，且又胜过元朝。雍正帝声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 , “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清份宗实录）卷八三） 此言尚早，实际上，到乾隆二十四年才最终解决了西部准噶尔问题，如青海、新疆南北、西藏地区均完全置于中央的统辖之下。西部疆域已达喀尔巴什湖以东。北部为漠南漠北，行盟旗制，西南己改土归流，行千余年的土司制被废除。在东北，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东至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尤其是最南达到南沙群岛，皆隶版图，置行省，命官驻军，真正实现了统一。当时，已有50 多个民族共存于一个政权之下。所以，清朝的统一实属空前。它发展了“大一统”的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也突破了历代“内诸夏外夷狄”的传统做法，从康熙时放弃修长城，这就破除了2000 年限隔，使得“中外一家”成为现实，直接为现代中国的版图和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说康乾盛世把中国封建“大一统”发展到顶峰，是一点也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