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的大女儿张首芳:苏轼散文特色

苏轼——散文大家
苏轼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单纯的“载道”之具，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是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常用迂回的方法，肯定散文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哲理思考方面的作用和艺术创造的价值。苏轼指出散文也是“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是“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倘若考虑到如前所述苏轼的思想出入于儒、道、禅，而非“纯儒”，这种对文学的个人性的认识就更有其突破儒道狭隘范围的意义了。同时，苏轼对文学的艺术性是相当重视的。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一点是“以意为主”。他既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即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不过，苏轼更加重视在“意”的支配下构成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如他在《文说》中的自评：“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这段话恐怕不无自炫，但确确实实，苏轼的文章在所谓“古文”的系统中，无论比之于早期的韩、柳，还是比之于同时的欧、曾，都要少一些人为讲究，如行云流水一般，姿态横生，吻合他自己的情感基调与个性特色.
从散文中也可以感受到苏轼的个性与才华。而更能代表其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
在语言风格方面，苏轼的散文不像韩愈那样拗折奇警，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平易流转，他更重视通过捕捉意象，通过音声色彩的组合，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常点缀着富于表现力的新颖词汇，句式则是骈散文交杂，长短错落。如《赤壁赋》中“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写出人在浩渺宇宙间茫然不知所之的感受，而“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又以极精炼的文笔，写出冬日秋江上枯寒荒疏的印象。苏轼还有一些小品文也是独具风韵的妙品。晚年的一些作品，尤其言简意深，内涵丰厚。如《在儋耳书》写自己初到海南岛时环顾四面大海的心境，在表面的诙谐中有深沉的悲哀，在深沉的悲哀中又有开朗的情怀，使人读后感慨万千。
苏轼的散文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有“韩如潮水，柳如泉。欧如瀚，苏如海”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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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创作

在论及苏轼的散文创作时，首先要注意到他的文学思想与北宋文学变革运动中其他人有显著不同的地方（这不仅与散文有关）。当然，在表面的基本原则上，苏轼与欧阳修是一致的；他在为欧阳修《居士集》所写的序中，赞扬欧阳氏“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又在《上欧阳内翰书》中批评五代“文教衰落，风俗靡靡”，都是强调“明道”和“致用”这两条。但实际上，苏轼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单纯的“载道”之具，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是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常用迂回的方法，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方面的作用，肯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他指出写作如古人所言，是“有所不能已而作者”，是“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是“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这虽然不是很新鲜的见解，但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文学的个人性；倘若考虑到如前所述苏轼的思想出入于儒、道、禅，而非“纯儒”，这种对文学的个人性的认识就更有其突破儒道狭隘范围的意义了。同时，苏轼对文学的艺术性是相当重视的。一般古文家常引用孔子所说“辞达而已矣”一句，反对在文章写作中的艺术追求，苏轼则说：
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答谢民师书》）
这里公然对孔子加以曲解。孔子所谓“辞达”，原只是指用文字清楚地表述事实与思想，而苏轼却把“系风捕影”般的“求物之妙”这种以个人内在感受为基础的很高的艺术境界作为“辞达”的要求。这些地方，他比也具有艺术爱好的欧阳修走得更远了。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一点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即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这也同欧阳修一致（见《上欧阳内翰书》）。不过，苏轼更加重视在“意”的支配下构成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如他在《文说》中的自评：“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段话恐怕不无自炫，但确确实实，苏轼的文章在所谓“古文”的系统中，无论比之于早期的韩、柳，还是比之于同时的欧、曾，都要少一些格局、构架、气势之类的人为讲究，如行云流水一般，姿态横生，并且吻合他自己的情感基调与个性特征。
苏轼的散文作品中，有不少是史论或政论，如《上神宗皇帝书》、《范增论》、《留侯论》、《韩非论》、《贾谊论》、《晁错论》、《教战守策》等。这些议论往往就常见的事实翻新出奇，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和感染力。如《范增论》不一般地谈论范增功过得失，而从他应该在什么时机离开项羽这一新颖角度阐发开去，议论文人谋臣如何“明去就之分”的道理。文中忽而引证古语，忽而插入比喻，忽而转为叹息，写得虚虚实实，时张时弛，使一篇短文波澜横生。又如《贾谊论》，先是批评贾谊虽有才能却不懂得表现才能的分寸与时机，让人似乎觉得他的不幸是缘于自身的过错，后半部分却又转入人君应如何对待人才的问题，与前者合成一个完整的主题，写得跌宕起伏。这一类文章中，也有些是随意搬弄历史以显高明，写得不大合情理。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反映出苏轼好为新奇的“文人”性格，比之一般四平八稳的议论有趣味得多。这是苏文为人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所述及的，以性质而言不属文学散文，但从中可以感受到苏轼的个性与才华。而更能代表其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
这一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比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性质相近而体裁单纯、结构清楚的散文，显得更为自然、飘逸和轻松。如《石钟山记》先是对郦道元、李渤就石钟山命名缘由所作的解释提出怀疑，而后自然地转入自己的游览探察过程，最后引发出“事不目见耳闻”则不可“臆断其有无”的议论，提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全文以我为主，气脉流贯从容，叙事、写景、议论的衔接十分自然，而且最后的议论部分只是轻轻带过，不摆出一定要教训人的强硬姿态。而《放鹤亭记》则从云龙山人迁草堂、建亭缘由说到彭城的山势、亭的位置、季节与风景的变化，再说到主人的鹤与鹤飞的姿态，这才说到亭的命名。
下面一转，从自己与宾佐僚吏的游览，发出一通感叹议论，从鹤的典故说到人生情趣，又从卫懿公好鹤亡国的故事，翻转到隐士全真远祸生活的可羡，最后以山人一首高逸旷达的歌子收尾，给人以飘然远去之感。全文不过数百字，却摇曳多姿，文笔似闲散，意脉却流畅而完整。著名的《前赤壁赋》也是如此，在自夜及晨的时间流动中，贯穿了游览过程与情绪的变化，把写景、对答、引诗、议论水乳交融地汇为一体，完全摆脱了过去赋体散文呆滞的形式与结构。在苏轼这一类文章中，表现“意”即作者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所以文章结构雷同的情况很少，总是随“意”变化。
在语言风格方面，苏轼的散文不像韩愈那样拗折奇警，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平易流转，他更重视通过捕捉意象，通过音声色彩的组合，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常点缀着富于表现力的新颖词汇，句式则是骈散文交杂，长短错落。如《石钟山记》中的一节：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到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宵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
夜深人静，月照壁暗，山石矗立，栖鸟怪鸣，几笔之间，便是一个阴森逼人的境界。又如《前赤壁赋》中“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写出人在浩渺宇宙间茫然不知所之的感受，而“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又以极精炼的文笔，写出冬日秋江上枯寒荒疏的印象。前面说到苏轼因受老庄佛禅的影响，常透过无限的宇宙时空框架来体验人生，观照自然，这种理性认识其实是很多人都有的；而苏轼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找到最佳的语言形式表现他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感受。
此外，苏轼还有一些小品文也是独具风韵的妙品。晚年的一些作品，尤其言简意深，内涵丰厚。如《在儋耳书》写自己初到海南岛时环顾四面大海的心境：
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
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这篇似庄似谐的短文，在表面的诙谐中有深沉的悲哀，在深沉的悲哀中又有开朗的情怀，使人读后感慨万千。又如《记承天寺夜游》，先以小序交待自己月夜不寐，至承天寺访张怀民，恰张亦未眠，便一同漫步，正文仅三十来字：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者耳。
一幅鲜明澄澈的月夜图景，一种空渺寂寥的感受，情与景与理化成一片，意味深长。这一类文章对后世小品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苏轼，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的散文常常是“随物赋形”，“信笔抒意”，从而渲染出一种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