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怆第三章几级:中国现在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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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二战时国民党政府允许过许多犹太人来

中国避难

有这方面的原因,上海曾经接纳过好几万避难的犹太人。

而且和中国合作也能赚到钱,以色列是中国重要的进口武器的国家之一。

【同我国关系】两国于1992年1月24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92年1月,以色列副总理兼外长利维访华,两国签署了建交公报。

2005年3月,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访问以色列,会见了以外长沙洛姆和社会民主党主席贝林,就以巴形势交换了意见。6月,外交部长李肇星访以,会见了以总统卡察夫、总理沙龙、议长里夫林和外长沙洛姆。中方宣布将以列入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目的地国。9月,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访问以色列,就“脱离计划”、中东进程等问题与以方交换了看法。10月,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访以,签署了“关于加强经济贸易合作的备忘录”等协议,以宣布正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11月,外交部副部长吕新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以出席前总理拉宾遇刺十周年纪念活动,并会见了以副总理佩雷斯。同月,两国外交部第9次政治磋商在北京举行。

双方已签署“贸易协定” 、“文化交流协定” 、“民用航空协定” 、“劳务输出协议” 、“体育合作备忘录” 、“教育合作协议” 、“旅游合作协定” 、“邮电通讯合作协议” 、“工业技术研发框架协议”和“关于加强经济贸易合作的备忘录”等。

1994年9月,以色列在上海开设总领馆。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陈永龙。地址:以色列国特拉维夫市本耶胡达大街222号。电话:00972-3-5467277,传真:00972-3-5467251。

以色列驻华大使:海逸达。地址:中国北京朝阳区天泽路17号。电话:65327788, 传真:65327781。

关系不错。你知道以色列正是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他需要一些大国的支持。在美国的身上他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美国也不可能尽全力去帮助他。因为美国在以色列的身上也得不到利益。同时中国也在与美国对抗的同时也需要别国的支持。但惧于美国的淫威暂时是还没有一个国家公然的说是支持中国/<在与美国的对抗中>。而中国也需要拉拢一些邻近一点的国家或与美国有点矛盾的国家来支持自己的影响力!在这互利的情况下,您说关系会不好?

中以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在1992年1月冷战结束后正式确立,自那时起,中以两国就发展了亲密的经济、军事和战略合作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世上少数能够同时与以色列、伊朗、巴勒斯坦和整个穆斯林世界维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另外,两国虽然保持友好关系,但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中国主张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各自建立独立的国家(两国方案),并要求以色列归还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给巴勒斯坦国建国。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通过了联合国巴勒斯坦分割方案(181号决议),当时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对该决议投下了弃权票。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当时,包括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在内的中国舆论界普遍表示欢迎。5月27日,中共华北解放区的《冀中导报》指出:“定名为‘以色列’的新犹太国家,于14日宣告成立。两千年来没有祖国而到处流浪受着侮辱与屠杀的犹太人民,他们要求建立犹太国家的愿望,开始实现了。”1948年5月28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传媒机构之一的《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中第一次出现以“以色列”为题目的报道:《犹太人结束二千年流浪生活 近东成立以色列国 苏波南捷美诸国均正式承认》。这篇报道不仅提到现代以色列是“两千年来第一个犹太国”,更直言以色列的建国使得“所谓‘联合国托管’以主宰巴勒斯坦的阴谋遭受挫败”。

1949年3月1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宣布了承认以色列国,但以色列采取礼貌避让态度。1948年,以色列共产党在其党代会召开前夕向全世界的共产党发出了邀请函。当时中国共产党正苦于第二次国共内战,因此并未派出代表团。
随后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时,以色列共产党代表团在梅尔·维尔纳的率领下作为嘉宾前往北京。万隆会议后,中以两国的来往直至1980年代几乎不存在。中国支持着那些反对1948年联合国巴勒斯坦分割方案建立以色列国的阿拉伯国家,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宣称的巴勒斯坦国。因此在1980年代前,中国不会给以色列人发放签证,除非多重国籍者出示别国护照。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出兵援朝抗美。翌年2月,美国控制联大通过了定义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慑于中美在朝鲜激烈交战的严峻形势,以色列政府指示其驻外机构“不要对抗联合国多数国家”,中以外交官的接触交往遂转向“冷却”。
1955年4月,第一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在万隆召开,埃及、叙利亚等9个阿拉伯国家应邀与会,而同阿拉伯国家敌对的以色列则被拒之门外。会议于4月24日通过的最后公报中宣布“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这对以色列是个沉重打击。以政府深恐被孤立,急于发展对华关系来抵消亚非会议对已不利的影响。亚非会议刚闭幕,以政府就匆忙照会中国外交部,表示“准备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国在处理同以色列关系时,不能只顾及双边,而必须把中以关系和阿以争端以及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联结在一起统筹考虑。因为立足于整个国际和中国与中东各国关系的全局,着眼于阿拉伯世界一大片,从而确定了暂不同以色列建交的方针。但中国不否定犹太民族的平等权利,并承认以色列的客观存在。
1956年10月,英法联合以色列发动了侵略埃及的苏伊士战争。中国支持埃及纳赛尔政府反击侵略维护主权。从此,中国对阿以冲突的态度和对以色列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冰封状态。
在这20年里,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逐渐解冻、恢复、发展,以色列也开始奉行较为独立的不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因几次战争日趋恶化,而同时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却日益发展。这样的态势使以色列在发展以中关系方面所受的制约越来越少,而中国在发展中以关系方面所受的制约越来越强,于是便出现了以色列方面不断做出主动表示,而中国方面很难采取对应行动的局面。两个主权国家在双边关系中并无直接争端,却因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受制于其他方面的因素而没能建立外交关系,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埃以关系的逐步缓和,中国对以色列的冰封关系也开始了松动。
1985年,以色列内阁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华政策。以色列外交部随即拨款重开关闭了10年之久的驻香港总领事馆。以政府的目标是:利用各种途径与中国方面接触,打破以中关系僵局,争取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方针得到了当时以政坛两大政党利库德集团和以色列工党的一致认同。
在这同时,国际关系及中东形势的一系列急剧变化也为中以关系进一步升格提供了契机。
首先,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削弱了中东的主战强硬派,而加强了该地区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力量。在这一有利形势下,中东内外的各种支持和平的力量协同发挥作用,终于促成了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便面临着如何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而要真正参与进去,与冲突的一方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显然是不行的。
其次,脱离苏联独立的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各国纷纷与以色列建交,使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与以色列无外交关系的状况越来越显得不正常,也使阿拉伯国家认识到越来越多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趋势不可避免,对这一发展的心理承受力有所增强。
正是在这样一种“水到渠成”的形势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1991年12月的特拉维夫之行和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1992年1月的北京之行最终完成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外交程序。
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外长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中犹两个民族关系史崭新的一页。
2001年12月18日,中国向以色列所订购的费尔康预警机受美国压力下,合同被以色列撕毁,造成中以关系冰冷。时任以色列总理夏隆后来写信向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道歉,将1.9亿美元的前期订金退还,并额外赔偿1.6亿美元。

中国和以色列关系其实是很好的。当年二战犹太人被全球杀得到处跑的时候,中国保护了很大一批犹太人。但以色列和美国是战略联盟,是美国的干儿子。因此在官方层面不可能跟中国走的太近,但私底下其实交流非常多,以色列给中国非常多技术援助,包括军事层面,后来因为美国的干涉而黄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