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峡老君洞旅游攻略:亚洲金融危机的由来？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
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
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
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
球化趋势。
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
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
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
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
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
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
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二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
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
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
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
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
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
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
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
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
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
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
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
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
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
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由来很简单，就是由泰国的泰株贬值引起的。

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经济由“奇迹”落入“危机”，至本月，刚好八周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传染特征告诉人们，在经济活动全球化背景下，邻国和地区经济的变动并不是别人家的“门前雪”，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也不是我们可以轻易忽略的旧事。

反思：“双错位”拖垮多国经济

一般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首先表现为货币危机。也就是东南亚各国货币暴跌引发了大规模的银行信用危机，在波及和传染效果下，进一步演变为整体经济危机。作为其前提，1995年夏季以后的日元对美元贬值，导致东南亚各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使贸易收支表现赤字，直接投资魅力锐减。这种状况持续到危机爆发前夕仍没有改变。

同时，1997年中期，在全球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相继实行了汇兑制度改革，搞浮动汇率制，并允许资本自由进出，导致外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等主导的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如1995年东南亚危机各国经常收支出现410亿美元赤字，而资本收支则表现了815亿美元的顺差，1996年资本收支顺差进一步超过1000亿美元，而直接投资只有58亿美元，这意味着绝大部分资本为短期游资。短期资本具有较强的移动性，带有急剧动荡的风险。特别是，在东南亚各国的金融系统尚缺乏“金融变压器”功能的前提下，短期外资大多经本地银行直接被应用于国内长期实业投资，如房地产投资，并没有经过金融资本市场进行“变压”。这些“高能”资金直接应用于国内实业项目，好比“高压电源”未经变压器直接插入“低压电器”，其危险性可想而知。在外资源源不断流入时，这种“错位”融资尚能持续，但是，当外资集中撤离时，因资金被压在长期项目上，无法立即偿还，结果导致银行信用危机。另一方面，短期游资多为美元资金，外资集中撤离东南亚市场，导致外汇市场上集中抢购美元，抛售本地货币，直接诱发了本地货币贬值，又形成了币种上的“错位”。这种“双错位”被认为是东南亚货币金融危机的元凶。

预警：经济结构隐现新风险

八年后的今天，虽然东南亚各国经济全面复苏，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外汇储备余额全面上升。但东南亚经济在结构上又表现了新的风险。首先，当前的东南亚，在贸易结构上，形成了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四小龙之间的三角贸易关系；在产业分工上，重新确立了先日本，后“四小龙”，再中国的产业梯度。日本主要生产高附加价值的核心部件、中间产品，向东南亚四小龙和中国提供生产设备、原材料以及核心部件；“东南亚四小龙”作为次级生产基地，进行相对高级的制造生产；而中国则提供组装加工车间，并再将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和日本市场。在产业上，日本为“头雁”，在贸易上，中国则表现为“龙头”。在这种结构下，中国成为日本、东南亚的出口“中转站”，直面美国的贸易制裁风险。

其次，在汇兑制度上，自2001年前后，东南亚出现了事实上的对美元联动关系，重新表现了新形势下的汇兑风险。再次，为了保持与美元的联动关系，在前一阶段美元贬值背景下，东南亚各国大量买进美元，平衡汇率，结果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截至2004年底，包括日本在内的东南亚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中央银行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运用方向成为各国的难题。迄今为止，各国央行主要将储备的美元资产运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导致美国国债价格急剧上涨。但是鉴于以下三个因素的变化，东南亚各国的外汇储备充满了汇兑风险。第一，美国经常收支和财政收支的双赤字不断膨胀，美元颓势难改，一旦美元贬值，将给东南亚各国央行带来巨额损失；第二，近年，日本积极推动亚洲贸易“脱美元化”，与东南亚的贸易结算中，日元比例急剧提高，2004年日元结算比例首次超过美元，但东南亚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日元比例平均仍仅在5%左右，贸易与外汇储备出现新形式的币种错位；第三，在伊拉克战争和欧元升值背景下，东南亚各国央行增加了欧元储备，而近期，在美国提高利率、欧盟宪法投票遭遇挫折，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面临挑战的形势下，增储的欧元如何调整又成为东南亚各国央行的新难题。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会对中国人民币汇兑制度改革压力增强，一旦人民币汇兑制度改革仓促落实，不仅将影响国内金融系统稳定，同时因东南亚各国对我国贸易依存加深，将直接影响东南亚各国的实际对外出口，从而导致各国国际收支恶化。在东南亚金融系统依然脆弱的环境下，又将带来新的汇兑风险。

经济的相互依存客观上要求各国政策的相互协调。在东南亚危机爆发后的第八个年头，不仅需要东南亚各国彼此协调经济政策，同样也需要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主动与东南亚协调政策，共同控制潜在的经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