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房悄悄静幽幽 视频:萧红生命中的两个男人是谁？

萧红与萧军、萧红与端木蕻良

呼兰之行

去黑河的路上，是夜里，外面很黑，因此火车的咕隆咕隆声显得格外响。
在车厢里，在车灯的照耀下，能感觉到雪花飘扬。
小桌上有一本杂志，我拿起来翻。
看到了黑龙江省的地图，找到北极村，想了一会儿一个生在那儿并深入我心的人。然后去看大兴安岭，它离北极村有多远呢？我喜欢的人曾经在那儿上学、教书。再看松花江，几年前，我为一本叫《滔滔的松花江》的书做责任编辑，对作者笔下的“冰路”与江水咆哮记忆深刻……
呼兰河就这样进入视线，好像是松花江的一个触须，潇洒地往北面一甩，两者的交接点上，清晰地写着“呼兰”——在哈尔滨的近旁。
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呼兰县，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萧红的家乡。刚才，我从哈尔滨出发，当结束这次旅程时，我还要回到那里。
这是一次突然降临的旅行。匆忙带给我的腾云驾雾之感此时一扫而光。
我非常仔细地把偶遇的地图刻在心上，让它带我去频频在梦中眺望的地方。
从黑河一回到哈尔滨，很快上了黑龙江画院纪连彬先生安排的车直奔呼兰。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萧红在《呼兰河传》的开头描述。
今冬不会有这样的景致了，哈尔滨随处都听到：“今年不冷。”气温是零下二十多度，我身上裹得厚厚实实，但是车子里不需要开空调。
田野上白色苍茫，路面却很少有雪的痕迹。地硬硬的，被冻住了，车轮滚在上面，与北方话、东北人的性子、白桦树都十分吻合。
可是一切的景致对于我都成了过眼云烟。我的心里像幻灯片那样一张张转换的，都是萧红以及我所知道的跟她相关的东西。
知道萧红是因为小学读本里的《火烧云》。生长在江南的我便有了看天的习惯。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夏天的傍晚妈妈就把饭桌移到学校的空地正中，时常妈妈是红色的，白瓷碗是红色的，晚茶是红色的，妈妈说我也是红色的，我知道：“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堂堂，好像是天着了火。”
《火烧云》让我着迷，但是真正喜欢上萧红是因为《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一篇如野菊花般忧伤，又似康乃馨那样温情，充满了向日葵光辉的散文，十四五岁的我读后，深深地记住了篇末的文字：“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1930年夏天离家，之后再没有回去。虽然物换星移，我却感到一种时空的交汇，仿佛一个身影即将与我迎面而过。

“呼兰就前面吧。”司机说。他是哈尔滨人，为我第一次来这里。
我觉得不像。
我想像中的呼兰没有这么闹。街上密密匝匝的人让我很吃惊，他们扩展到了马路上，于是大车、小车嘀嘀叭叭边呼叫边往前走。
我想像中的呼兰跟外界持有一定的距离，可是“DVD减价”的红色大横幅随风狂舞，还有还珠格格真人像站在大街上冲行人微笑、那个叫郑伊健的港星，将“脸”紧贴在玻璃背后，很温情脉脉的样子……猛然间，一只红红的头顶在车窗外晃了过去，随即又来一个金黄色发丝和厚底鞋的女孩。
它又分明是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在书中，萧红直接用奔涌的河名来替代家乡的地名呼兰）小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许多年过去，当年店铺的大招牌没了，一家挨一家的格局依旧，只是一长溜的小店家里添了些新同伙，比如美容、美发。
小城算不得“繁华”，却不落伍。流行与时尚给它带来一种新的活力。我想我们正走在由东往西的方向，即将接近十字街口。
司机伸出头冲人丛说：“这儿是呼兰吧。”
“是，呼兰，就这儿。”几个人回答。
“萧红故居在哪儿呢？”他接着问。
“萧红故居？不知道。”连着几拨人对我们说。
“就是那个女作家萧红，写过《呼兰河传》，她小时候住的房子。”我说。
有人憨憨地笑：“没听说过。”
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叫住了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孩，他把我们引到与大街相垂直的巷子。
“你知道吗？作家啊！”小孩身旁的大人们露出惟恐他为我们指错路的神色。
小孩立即一脸认真地看着我们说：“我知道，我们上课的时候去过那儿。”

沿着小巷而行。喧嚣一下子被隔离了。
早上的日照洒在居家的围墙上、洒在小路上。少有行人，偶尔有一辆自行车骑过去。安宁而洁净。是我喜欢的情景。屋顶上有积雪，北方冬天的日照晒不化它们。路面很干净。我再次惊异于北方的扫雪铲冰工作，快而不让人看见，不像我所在的城市，上班的路上，总是有大扫帚扬着尘埃像烟雾弹似的直扑路人。
终于到了萧红故居，黑漆的大门紧闭，我推开旁边一扇虚掩的小门而入，雪的棉软和厚密立即直冲胸怀，它们完好地伏在地上，我禁不住伸开双臂，在心底里一次次地让自己像花瓣似的在那上面停留。我闭着眼睛，作了好一番挣扎才能移动步伐，小心地扣着自己的脚印，从雪地上的萧红石像旁走进五间房：“祖母和祖父共住两间，母亲和父亲共住两间。祖母住的是西屋，母亲住的是东屋。”故居都依照萧红的描写安排。
正房墙上挂有萧军的手迹，还有萧红与萧军的合影、萧红与端木蕻良等人的合影。萧红生命中的两个男人，他们究竟不属于她，而她也最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萧红终究只属于自己，犹如她从中国北方到最南端，一路风行，而没有归宿。茅盾先生说萧红的心境是“寂寞”的，我以为它更是空旷的。寂寞成“空”——阔。需要的是智慧与悟性，还有经历心灵多重磨难。
萧红于1940年春到达香港，十二月的时候写完了《呼兰河传》。这部笔墨极度率性而张力十足的作品中，萧红所有的忧伤和眷恋都被坐落在北方的家乡和童年时代的家园收藏。她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给了自然，“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她的精神在这样的回归里已经与天地合在一起。《呼兰河传》的完成也预示了萧红人生境界的一个飞越，她拥有了更加宽广与豁达的心智。1942年1月22日，这位漂泊者因病离开了人世。
五间房的陈列品，我格外在一条围巾前驻足，那是萧军的女儿萧芸仿造萧红生前的围巾织成。在萧红的侄儿张抗为姑姑书所作的序中读到“萧芸”这个名字，后来在北京的一个会上见到过萧芸，我们几乎没有对话，但她忙碌的身影给我留下很美好的印象，她的言行举止和眉眼神色都流露出宽厚和干练。在此见到经由她手的物品，感触的同时关于她的印象更加丰厚。

去萧红故居似乎就是为了后园。在我的心中后园是孩子的天堂，所有拥有过的人都不会将它遗忘，而再读过萧红所写的后园，对这两个字都会情有独钟。
通到园去的后门封着。当年有人居住的时候封门是因为冬天，现在呢，落雪的其他季节是否会像从前一样大开？不得而知，我找不到人来回答心中的疑问。这样的情况有时令人扫兴，有时却正适宜。
我在雪地里又小心地扣上一串脚印，沿五间房的墙走到后园。
雪埋住了后园，没有新鲜漂亮的红绿，没有花开，也没有虫鸣，更没有人，但是有麻雀，在枝头鸣叫，在雪面落脚，在天上飞；有阳光，淡淡地洒落；有祥和，丝丝密密地弥漫……刹那间，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青砖的围墙和白雪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的半空有个小女孩的声音自由自在地滑翔。
女孩就像一只蝶儿在园子里飞来飞去，她跟在祖父的身旁，祖父戴大草帽，她戴小草帽；祖父铲地，她也铲地，拿不动锄头就卸下锄头的“头”来铲，把韭菜当野草锄掉，把狗尾草当谷穗留着；祖父下种，她跟在后面用脚溜平土窝，土没盖上，反把菜籽踢飞了；祖父拔草，她就给他戴花，让他戴着插了二三十朵红玫瑰的花帽走进屋里，逗得家人大笑……她没来由地就弄出一点事来，还顶着酱缸帽子做了一回会走路的小房子。
思绪慢慢地复原。泪水涌上来，我使劲不让它们流出来，我想我应该笑，把我的笑容留给这儿的小女孩，一个永远的小女孩。
现实变得遥远并且模糊。我觉得自己睡着了。睡在萧红家的后园里。

告别萧红故居时我想买与她有关的明信片，要寄给朋友。可是没有。寻到呼兰邮局，依旧没有。于是默默在心里把在呼兰河畔的一声问候送上蓝天。我深信愿望能够自由飞翔，深信密友之间的心息相通。
因为那天去黑河前便订下了回程票，硬插入的呼兰之行就没有很多时间，而我对心仪的东西不喜欢一扫而过，于是没有去看那个下雨天淹死猪鸡猫狗之类的大泥坑（那东西肯定早已被填平了），也没上萧红书中的东二道街、西二道街走一走，更没有由着性子在小城里转悠。让它们仍伴随萧红在我的梦里吧。
回家的飞机上，S君递给我一份报纸，指着散文《纪念苦难年代的寂寞歌者——萧红逝世60周年祭》说：“你去得正是时候。”
我知道。曾经以为一辈子都来不了，一来就赶上这样的日子。
心里面充满了对那家报纸的好感。真喜欢啊，在我留连于萧红故居的时候，有思念在另一个地方飘向呼兰。肯定的，还有许许多多思念向着同样的地点飞去。
向那儿飞去的还有我们的尊敬和爱。
S君说：“我想画萧红。”
这个消息让我惊喜。画吧，S君。萧红曾说：“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把她这样的思想精髓一同画进你的画！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容易生出怜悯之心，我们情不自禁地去同情他人，无形中忘却了在精神上，人与人的相互平等。人生的滋味属于每个人自己。我们更需要以平等的心态来相互对待，即使你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

萧军、 端木蕻良

萧红叫萧军“三郎”，“郎华”是萧军的另一个笔名。

她因为识文断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旧婚姻的枷锁，然后一头撞进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时候看的报告文学，说正是她抗婚的对象，不知是否以讹传讹。总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爱情的蜜汤灌昏了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怀着身孕，被以回家取钱为由的情郎抛弃在旅馆抵债，奄奄一息。

所幸，她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救人的道路看来是行得通的。她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血气方刚的三郎受命“采访”。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倾颓的前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悄吟。他们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姓，她用火烧云的颜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术功底，又有满腔报国的慷慨，以“军”为名。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倒可以用“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煞尾。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也不能到此结束。死里逃生，不过是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每天早晨挂在对面房门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语还诱人。不知道苦捱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不是靠萧军作武术家教来糊口，而是二萧联袂，执笔闯天下。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他殴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为爱她，当她是自己人，才不见外地动了手。他是个粗疏的男人，拳脚伺候的时候，压根想不起来她并不是顾大嫂和扈三娘。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

一个孩子，对相依为命的温情的需要远远强烈过对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渴望，但是萧军给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给不了她。她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不能，因为她是个孩子，一个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与端木之后，武汉大轰炸，她还是一个人。我不免卑劣地想，这时，她会不会怀念萧军的耳光，总好过一个人守着孤岛。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是否在场，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十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

病死香港，她还是一个人。果真在明灭之际想到三郎，她深信，三郎要是知道，还会像当年一样，劈开绝望的洪水，把她从崩溃的世界边缘抢走。只是，以萧军的功底，能够奋力抵御洪水，却不能够举重若轻，来个凌波微步，轻巧跃入另一部不朽名著，与萧红气息相通。这一次，他再救不了她。

萧红最深刻的苦难也无关爱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养得起，却没生下来。枕边人与腹中胎儿的割裂感，血肉分离的剥离感，在萧红的灵魂中蚀出一个骇人的黑洞，一寸寸蔓延。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甜蜜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过萧红的文字，手头只有一些零星片断：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有文学评论说，萧红的文字有时有点罗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我一向对文学评论感到头痛，但这个评论者我很是喜欢，因为他没有渲染萧红的伟“大”，而是承认了萧红的渺“小”。她的字里行间，正是一派稚拙可爱的孩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