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洋大学 熊震海:能从生活节奏看出隋唐以后中国社会的变迁吗？那是怎样的呢？

你这个问题很难啊，偶简单的说几句吧
隋唐以后，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分裂之后，相继进入了局部统一和大一统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的最明显的新变化就是宋时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生活内容也较以往丰富多了。特别是江南一带，不仅农业连年丰收，商业也异常活跃，偶认为，若没有蒙古屠夫的出现，中国提前几百年进入资本主义也是有可能的。
可惜进入元朝，这种蓬勃发展的商业被遏制了，人们在封建专制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下重又进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候的生活谈不上节奏，普通人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的状况。
历史进入明朝，和尚兼农民兼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很重视农业，但竭力压制商业的发展，人们重又回到了那种男耕女织的生活，生活节奏很平稳，也很安定，到明成祖时大力发展对外经济，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后来的统治者就基本上无药可救了，清朝的康乾盛世也只是农业上的表现，对内对外的商品经济都举步维艰，直到鸦片战争前期中国社会还是不折不扣的男耕女织型的原始农业社会，生活节奏已经跟外国特别是欧洲没法比了。
其实这是个历史反观题，中国社会的变迁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节奏，从人们的生活节奏能看出当时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的，生活节奏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手都打字打麻了
只能到这了
仅供参考

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平稳发展。据不完全统计，除去隋唐五代文学及敦煌学专论的研究成果不算，本年度正式刊发的有关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成果，有专著20余部，论文400余篇。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北京大学的重点项目“盛唐研究计划”第一批成果，即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李孝聪主编《盛唐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下）和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以上均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共计五种六册。
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著作还有：
政治、军事、法律方面：郁贤皓、胡可先《唐九卿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李鸿宾《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民族出版社)等。
社会、文化、思想方面：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出版社)详细阐发了其经史之学和文史之学的思想。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在概论的基础上，以分论的形式论述了官方修史机构、五代史及五代史志、《晋书》和实录等史籍的编撰情况。董恩林在《唐代<老子>注释文献研究》(齐鲁书社)中对其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作了整理和再研究，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唐代《老子》注释文献。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出版社)上篇主要讲述了道教在中国的发展和流传情况，下篇主要是对道教史研究的思考和评论。与道教研究有关的还有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大华等《隋唐道家与道教》(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夏金华《缘起、佛性、成佛：隋唐佛学三大核心理论的争议之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是关于唐代佛教的专著。其他关于唐代社会文化方面的专著还有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徐连达《唐朝文化史》(复旦大学出版社)、黄治安《唐代四大类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吴刚《唐碑俗字录》(三秦出版社)、姚永铭《惠琳<一切经音义>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武秀成《<旧唐书>辨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张国印《隋唐墓志书迹研究》(文物出版社)等。其他还有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孙琴安《唐诗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鹭江出版社)等几部专著，虽与文学关系更为密切，但其文史互证的思路值得提倡。
经济、历史地理、人物及其他方面的著作：张泽咸《汉唐时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按自然区域划分十一区，每区都按秦汉、六朝和隋唐三阶段纵向探讨了农业的发展与演变。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着重研究了浙东、浙西和宣歙三道的手工业、交通业和商业布局的特点。岳麓书社将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陈明光《汉唐财政史论》和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作为“南强史学丛书”重新出版，唯杨际平旧作增添了有关完整复原的《唐令·田令》的研究成果。张沛《唐折冲府汇考》(三秦出版社)主要搜集了20世纪30年代后特别是建国以来新发现的资料，并对其做了考释。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利用中韩两国的史料，探讨了二者的关系，并论及唐将苏定方、薛仁贵等在朝鲜半岛的事迹，在附篇中介绍了与朝鲜半岛古代史有关的金石文现状和高句丽与唐关系的研究。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研究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收录了李大龙《由校尉到都护：唐代东北边疆民族的演变》、程尼娜《从唐朝对东北羁縻府州的统辖关系论渤海政权的归属问题》和孙玉良《唐征高句丽的动机与效果》等。其他关于文物考证方面的著作还有：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考》(三秦出版社)、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芝田晋唐墓葬》(科学出版社)。
2003年还出版了一些文集和论集：张泽咸《一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主要是其以前的论文的结集。其他还有张国刚主编《中国中古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是2000年8月由中国唐史学会、南开大学历史系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中古史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未在他处发表的文章共27篇)、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出版社，收录了郑炳林、冯培红、陆庆夫等兰大敦煌学研究所承担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的研究成果33篇)。
另外还应指出，在《周秦汉唐文化研究》(2辑，三秦出版社。以下简称《研究》2辑)中，有杜文玉等《2002年唐研究述评》、陈文豪《2002年台湾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综述》和陈博等《2002年中国大陆周秦汉唐文化研究论著要目》等几篇综述文章，值得一读。

一、 政治、礼法与典章制度

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关注实际运行的制度以及体制变化的本身，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了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九卿考》 对九卿的沿革、职能、品级、编制、职权、属官、别称及其与中书门下、尚书六部的关系都有阐发。 《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通过探讨唐代谏官与文学的关系，从政治文化角度中认识了中国的文人与文学。《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没有停留在集团和权利之争上，而是从政治体制变化的角度研究玄、肃之际中枢政治的演变过程。与政治制度有关的还有王雪玲《从滥赐铁券看唐朝政权的衰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3期)和介永强《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论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期)及何根海《关于隋文帝民族政策与开皇之治关系的思考》(《安徽史学》5期)等。
祖慧、龚延明《科举制定义再商榷》(《历史研究》6期)提出了“设进士、明经、制科等科目招考，取士权归中央，由朝廷定专司、专官知贡举；招考面向全国开放，不限财产、门第，原则上允许平民或官员‘投牒自举’报考；地方与中央定期、定点举行二级以上考试，命题统一，‘以文取士’”的定义。赖瑞和《唐代的翰林待诏和司天台----关于<李素墓志>和<卑失氏墓志>的再考察》(《唐研究》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论证了唐代翰林待诏的服务年限，认为司天台的官员由皇室亲近的翰林待诏出任是最妥当的一种安排。杜文玉《五代考课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3期)全面考察了五代时期考课的考限、标准、奖罚办法、上报考簿、循资序迁、流外官的考课及存在流弊等问题。另外同作者还对五代时期的俸禄制度、封爵制度、殿阁制度和叙封制度作了考察，发表了《五代俸禄制度初探》(《人文杂志》6期)、《五代十国封爵制度初探》(《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4期)、《五代殿阁制度研究》(《唐研究》9卷)和《五代叙封制度初探》(《史学月刊》10期)等文章。同是研究五代制度的还有李军《五代三司使考述》(《人文杂志》5期)和樊文礼《五代的枢密直学士》(《烟台师范学院学报》4期)等。
余蔚《唐至宋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体系的演变》(《中华文史论丛》71辑)考察了唐、五代和北宋前期此体系的演变过程，并讨论了知州体系权责转移的实质和再三兴起的“复藩镇”论问题。蒙曼《唐玄宗朝北衙禁军准内廷体制的形成及其影响》(《北大史学》9期)定义了“准内廷体制”，提出了禁军脱离南衙后渐受宦官的影响和控制并以此奠定了唐后期宫廷政治基本格局的观点。黄楼《唐宣宗早期政治探微》(《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辑。以下简称《资料》20辑)指出宣宗一方面以“至孝”为掩护，竭力拉近自己同30年前已经驾崩的宪宗的关系，以树立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另一方面又蓄意将穆宗以下四朝视为弑逆伪朝，从而给自己带上拨乱反正的光环，认为在宣宗善于纳谏、体察民情等小善的掩盖下，大中之治实际上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是一大倒退。任士英《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河北学刊》1期)指出唐时的流外官属于国家职官系列，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到明清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金滢坤《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期)以唐德宗至后周恭帝期间的宰相为例，考察了其社会出身、籍贯、科第情况并分析了其变化。胡宝华《唐代“进状”、“关白”考》(《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唐中宗时开始的弹劾程序中增加“进状”和“关白”后，削弱了御史的自主弹劾权限。韩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4期)提出士族向城市迁移，使得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陈金凤、梁琼《山东士族与隋朝政治论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6期)认为山东士族成为覆隋兴唐的力量与山东士族自周、隋以来的衰微和他们力图重振的活动相关。严耀中《唐初期的库真与察非掾述论》(《史林》1期)认为此二名皆带有鲜卑色彩，发端于北魏、北齐，承袭于隋，在唐初消失意味着鲜卑制度对中原政体影响的最后终止。毛阳光《遣使与唐代地方救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4期)分析了遣使的形式、使臣的职能等，以及唐后期遣使减少的社会原因与体制背景。其他有关唐代制度的还有张艳云、宋冰《论唐代保辜制度的实际运用----从<唐宝应元年(762)闪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谈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6期)、罗恺、毛广礼《唐代宰相制演变的七个特点》(《贵州文史丛刊》4期)、卢民华《试论唐朝的文官制度及其作用》(《黑河学刊》4期)和杜文玉《五代官告院与绫纸钱》(《唐都学刊》1期)等。
黄永年《唐玄宗朝姚宋李杨诸宰相的真实面貌----兼论李杨与宦官高力士之争》(《中国史研究》2期)论述了开元前期宰相任期短促的原因和李杨与高力士的矛盾。侯旭东《<文馆词林>载“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敕”考》（《中国史研究》2期）全面考察了这则仅见于《文馆词林》卷691的隋文帝敕。任士英《唐天宝六载王忠嗣之狱发微》(《研究》2辑)认为皇帝的意志决定了案件的性质和结果，并反映了玄宗天宝时期中枢政局的基本特征。石云涛《唐后期方镇宾主关系与牛李党争》(《许昌学院学报》1期)认为唐后期方镇使府僚佐辟署制度在朝廷党争中曾起到不良作用，宣宗时建立宰相与谏官之间幕府宾主回避制度是朝廷有惩于先前宾主在朝结为朋党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田耕宇《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性质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期)认为牛李党争是封建前后过渡期士庶混一政治斗争的产物，而北宋新旧党争则是封建庶族政权内部为维护皇权的稳固和强化中央集权采取不同政治措施的态度和观点的争论。刘高勇《玄武门事变中力量纠合的文化内因》(《南阳师范学院学报》8期)将玄武门事变置于唐初社会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中探求事变双方力量纠合的原因，并认为文化取向的不同也是导致中间力量李元吉倒向李建成的深层原因之一。胡可先《唐大和二年制科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战线》4期)认为此年的制科是中晚唐之交政治上矛盾与危机的交汇点，不仅暴露出宦官专权的矛盾，也涉及唐代文人对藩镇割据和牛李党争的态度等多方面内容。其他有关政治事件的还有吴建伟、李小凤《论中唐前期李晟、张延赏营妓之争与将相交恶》(《宁夏大学学报》3期)、张铁夫《唐顺宗被杀辨》(《史学月刊》3期)等。
地方政权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系统研究了隋唐五代尤其是盛唐时期中原王朝与东北亚地区各国各族间关系的发展，如隋唐伐高句丽、渤海之立国等引起地区形势和政治格局的变化，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尚德抑武、和平共存的思想对地区合作、安全与国际关系产生的积极影响。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3期)论述了凉州和瓜州二府建制的演变。朱悦梅、李并成《<沙州都督府图经>纂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敦煌研究》5期)分析了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中的避讳特征、书写格式、沙州升都督府的时间、驿路置废的时间、西州岸头府等军政机构名称、人名头衔等,考查了图经的详细编纂、添修时间,认为《沙州都督府图经》自永徽二年以后在《沙州图经》的基础上,历经武周,直至开元初,按照律令在不断修纂。其他相关研究还有李浩《论里正在唐代乡村行政中的地位》(《山东大学学报》2期)等。
礼仪、礼制研究方面。吴丽娱《唐代婚仪的再检讨》(《燕京学报》新15期)通过讨论通婚书的形式和内容及这些内容的实行和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探讨了中古时代的婚姻程序与古礼的区别关系，并对男到女家的婚姻形态和拜舅姑礼在唐代的落实过程作了进一步推断，为多角度认识中古婚姻的特色及其来源提供了新的证明。杨华《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唐人的礼制统一过程极其复杂，并非简单地南北选择或郑王选择，其原则是“稽周汉之旧仪”、“考图史于前典”和“因时制范”三点。
法制史研究方面。史睿《唐代外官考课的法律程序》(《文津学志》1辑)分州校考和省校考两部分厘清了外官考课的基本概论和程序，复原了考状、考解及地方政府功曹关、牒等考课文书的样式和功能，并且从立法角度来看待考课制度的运行。潘春辉《P.2979〈唐开元廿四年岐州郿县县尉牒集〉研究》(《敦煌研究》5期)在对文书校录的基础上，对其反映的唐开元后政府政令效力问题进行了探讨。黄书建《〈唐律疏议〉与犯罪预防》(《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4期)认为唐代统治者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犯罪预防机制，其内容主要体现在《唐律疏议》中。其他还有明廷强、张玉珍《试析唐律的“官司出入人罪”》(《齐鲁学刊》3期)、解梅《P.2754〈唐安西判集残卷〉研究》(《敦煌研究》5期)和陈永胜《〈宝应元年六月高昌县勘问康失芬行车伤人案〉若干法律问题探析》(《敦煌研究》5期)等。
“唐宋变革”一直是隋唐史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4期)回顾和梳理了20世纪中日学者有关唐宋变革观论据的分期理论和主要观点及对唐宋社会历史研究的影响。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期)从史学史的角度回顾了中日美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研究综述》(《湖北大学学报》6期)所论内容亦属“唐宋变革”问题。

二、经济

财政和土地制度研究方面。朱雷《唐代前期的“差科”――吐鲁番敦煌出土“差科簿”的考察》(张国刚《中国中古史论集》)指出“差科”按户等一年计日征敛，其对象过于租、庸、调之征敛对象。刘进宝《再论晚唐五代的“地子”》(《历史研究》2期)认为“地税”中除了“地子”外还有税草和税柴等，“地子”原则上由土地拥有者交纳，其税率约为亩税8升。同作者还有《隋唐五代“税草”所用计量单位考释》(《中国史研究》1期)。吴树国《唐宋之际徽州重税考》(《求是学刊》3期)认为其原因是受到税制变迁和地理环境双重因素影响造成的，且重在杂税而非正税。江晓敏《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南开学报》5期)重点分析了唐与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同。有关税收的还有刘玉峰《论唐代税收体系和结构的发展变化》(《思想战线》3期)等。吴大旬《试论唐前期租庸调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新疆大学学报》2期)利用吐鲁番文书考察了在西域地区实施租庸调制的情况。李并成、吴超《吐鲁番出土唐前期给粮帐初探》(《天水师范学院学报》6期)推测了给粮对象、给粮标准等。陆离《唐五代敦煌的司仓参军、仓曹与仓司――兼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仓廪制度》(《兰州大学学报》4期)、赵贞《唐五代“春衣”发放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3期)、何勇强《论唐宋时期圩田的三种形态――以太湖流域的圩田为中心》(《浙江学刊》2期)、郑显文《唐代债权保障制度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和缪坤和、杨华星《浅论唐宋时期的信用形式》(《思想战线》5期)等文从不同角度考察了隋唐五代财政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工商农业研究方面。张宇《唐后期的士商交游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迁》(《资料》20辑)从分析唐后期士人对商贾的看法、态度的变化入手，认为士商鸿沟的缩小、士商界限的模糊与商人入仕现象一道，标志着唐后期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之前期已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江菊美《唐中后期以商赈济兴起的背景及其历史作用》(《鹭江职业大学学报》3期)认为富裕的商人阶层的出现在维持社会稳定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商赈活动随之出现。盛会莲《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隋至宋初的宅舍交易》(张国刚《中国中古史论集》)认为当时的交易相当普遍，形式有买卖、租赁、质典等。姜望来《隋末粮仓与群雄盛衰》(《资料》20辑)论述了隋末粮仓在群雄争夺中的重要地位及粮仓得失与群雄盛衰的连环性。其他相关论述还有王志胜《论唐代的榷盐商》(《学术论坛》6期)、 魏明孔《隋代手工业前后期生产重心变化及不同结局》（《中国经济史研究》）、张超林、李鹏军《论唐代三峡地区的经商潮》(《重庆大学学报》1期)、吴丽娱《唐宋之际南通地区的盐业发展》(《文史知识》8期)和陈勇、黄修明《唐代长江下游的茶叶生产与茶叶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等。
区域经济研究方面。张荣强《唐前期剑南道地位及其特征》(《中国农史》4期)指出剑南道租赋主要配送陇右军，是西北军需供应的重要基地。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6期)阐述了从其诗中看到的唐代夔州的经济情况。

三、军事

与去年相类，关于军事方面的研究成果依然不多。陈国灿《唐代行兵中的十驮马制度――对吐鲁番所出十驮马文书的探讨》(《资料》20辑）考察了六驮马、十驮马制度的演变过程。贾志刚《唐代军籍虚占与军费》(《武汉大学学报》2期)指出军籍虚占、军功虚冒之风盛行，军费漏洞日益严重，成为国政之弊。孟宪实《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不能单从府兵制度看待河北的军事问题，并从军事制度演变的视角观察河北府兵问题，得出了自己的见解。许序雅《唐朝在中亚建立的防御体系述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6期)提出唐先后以突骑施、康国为中心，在中亚建立了针对大食的防御体系，中亚九姓胡基本上加入这个体系中。葛焕礼、王育济《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河北学刊》1期)分析了魏博牙兵素骄的原因、节帅对其的制衡及其对唐末五代政局的影响。黄寿成《唐代的突将》(《中国史研究》2期)认为突将只是招募的骁勇战士，多为节度使驱使，颇有战斗力，但也易骄横作乱。曾超《试论唐代防秋兵的地位及其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防秋兵的出现、作用及其影响。郭绍林《隋唐军事文书》(《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考察了隋唐时期重要的军事文书奏表、诏书、檄文、书信、牒令、祭文、露布等。其他有关军事研究的还有姜维东《唐丽战争中的蕃将》(《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期)等。

四、历史地理、民族与中外关系

历史地理方面。《盛唐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收入的10篇论文以地理学独特而综合的视角来观察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考察了唐代地域结构、区域开发、人口、经济、城市、文化和文献等方面的特征。宁欣、李凤先《试析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的人口流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3期)以人口流动的表现和特点来探讨幽州地区从政治重心边缘次中心到政治重心中心区的转移这一变迁过程中的人口基础。唐晓涛《唐代桂东地区发展原因浅析》（《学术论坛》2期）以岭西地区贬官最集中的桂管经略使辖区为切入点 ,考订了唐代贬往该地的官员人数,并按州对贬官的数量、补录的依据、贬官在桂的时间等问题进行逐一考析。其他还有毛双民《“刀州”已有释》(《中国史研究》3期)、刘禄山《隋唐五代时期江西的建筑》(《南方文物》3期)、梁中效《唐朝皇帝与蜀道》(《成都大学学报》4期)、乔凤岐《隋文帝平陈前后三个信州之设置及其历史沿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勾利军《唐代东都分司官居所试析》(《史学月刊》9期)、和王维坤《唐乾陵应为“寿陵”之蠡测》(《研究》2辑)等。
关于城市研究。《唐研究》第9卷是唐长安研究的专辑，收录了多篇关于长安研究的论文。荣新江《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介绍了以往对唐长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对其组织的《两京新记》读书班的缘起和主要研究方向做了说明；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考证了里与坊的异同、里坊制度的形成变化及瓦解过程、里坊的基本形态及其管理机制和特质影响，认为里坊制度的出现适应了政治军事管理的需要，其崩溃也是精神和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对长安坊里之间的隋唐文学人物进行了尝试性的解读；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认为终南山与长安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深远的传统文化与历史基础，不仅是具体的、物质上的，也是无形的、观念上的；任士英《长安宫城布局的变化与玄宗朝中枢政局----兼及“太子不居于东宫”问题》认为宫城布局的变化尤其是太子不居于东宫局面的形成，使太子权力与政治上可能的发展受到控制，旧日屡屡出现的京师宫城中拥立太子或太子直接出面以谋取最高权力的政变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考察了隋代诸王的南城立宅、唐代前期王府变迁、从五王子宅到十六王宅、王府与王宅的分离及唐后期诸王合府的出现、宦官押十六王宅等现象，指出了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与当时的政治情形密切相关；蒙曼《唐代长安的公主宅第 》 考察了武周改制前、武周末年至睿宗朝、玄宗朝以后和中晚唐的部分公主的宅居分布与形制，并分析了其与当时政治情况的关系；沈睿文《关中唐陵陵地秩序研究》研究了陵地的地理位置、陵址的选定方式和陵地的秩序问题；尚民杰《长安城郊唐皇室墓及相关问题》对埋葬于长安近郊的长安、万年、昭应三县的唐皇室的嫡系成员及妃嫔等的墓葬情况及相关的一些问题作了考察。除上述外，还有荣新江《隋唐长安史地丛考》(主要是《两京新记》读书班部分成员的考证性文字，计有“赵士茂宅即赵芬宅”、“章怀太子妃房氏宅即邠王守礼宅”等共26篇)等。
其他还有秦建明等《唐初诸陵与大明宫的空间布局初探》(《文博》4期)、刘文波《唐末五代泉州对外贸易的兴起》(《泉州师范学院学报》3期)、邓小泉《唐代科举人才区域分布概况及原因》(《西华师范学院学报》5期)等。
民族与中外关系研究方面。钱伯泉《墨离军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期)探讨了“墨离”的意思及墨离军的主体等问题。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都司”考》(《资料》20辑)指出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书的“都司”是唐朝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周边民族政权而设的综合管理机关。廖杨《回纥的宗法统治述论》(《喀什师范学院学报》4期)认为其建立政权前的宗法统治形式是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的结合，西迁回鹘建立政权以后则是宗法封建制的统治形式。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期)分析了当地七个民族的人口数量与分布。石硕《从唐初的史料记载看“附国”与“吐蕃”》认为附国并不是吐蕃。李吉和《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西藏研究》4期)指出其迁徙一方面促使吐蕃生产方式发生了变迁，另一方面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倾向。赵晓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落蕃官初探》(《中国藏学》2期)分析了出现落蕃官的原因、其地位、心理、事迹和历史作用等。朱丽双《8世纪前后吐蕃势力入西洱河地区问题研究》(《中国藏学》3期)认为正是由于唐和吐蕃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才最终造就了南诏的兴起。其他关于吐蕃研究的还有林冠群《汉文史料记载唐代吐蕃社会文化“失实部分”之研究》(《中国藏学》2期)、杨文顺《唐代麽些与吐蕃、南诏关系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3期)等。方铁《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性质》(《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认为南诏是唐统治下的一个藩属政权，或活动在西南地区的一个局部政权，并非是与其鼎立的独立国家，收于书中的还有郭声波《唐代姚州都督府建置的再研究》。刘惠琴、陈海涛《从家世渊源观念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资料》20辑)指出从精神皈依到心理认同的过程反映了唐代入华粟特人融入中原观念的具体趋势和进程。
都兴智《唐代靺鞨越喜、铁利、拂涅三部地理位置考探》(《社会科学辑刊》4期)认为越喜部在渤海东境，铁利原居地在今黑龙江巴彦、绥化、庆安和铁力一带，其东为越喜部故地，拂涅部在今黑龙江依兰以东、兴凯湖以西。李方《隋末唐初东突厥与中原势力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论述了隋末唐初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各派势力的史实、策略及几种具体措施的特点及原因等。李蓉《唐初两蕃与唐东北策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唐对契丹、奚族二蕃的策略及利用此二者对其他地区作战的情况。其他还有艾冲《唐前期东突厥羁縻都督的置废与因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吕书宝《论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