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山景泰典蓝硬图片:两书中曹操异同

《三国演义》里一共刻画了四百多个人物，但却能做到“一人有一个性格，各各不同，写来真是好看”。罗贯中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使人物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各自表现出不同性格的特点，并加以丰富生动的情节，使人物性格呈现出复杂性、立体化。在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中，曹操是颇为奇特的，一方面他承载着历朝历代卫道士们的谴责与鞭挞，同时也为人们认清生活中“曹操式的人物”的诡诈与奸险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他的“包藏宇宙之机”与“吞吐天地之志”，不知开启了多少英雄豪杰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才干。本文拟通过探讨曹操文学形象的来源，以及与《三国演义》中其他人物的对比，对曹操的性格进行再分析，让曹操能与大家“坦诚相见”。
一、曹操形象演变的轨迹
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刻画的形象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是一夜之间就能产生的了的，更不可能是单凭罗贯中老先生运用高超的艺术想象就能凭空杜撰出来的。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发展必然经历了一个过程。下面我将简单的概述一下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演变轨迹。
曹操，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又名吉利，小名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出生自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嵩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任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
生于公元155年，卒于公元220的曹操，在三国时期的历史舞台上纵横65个春秋，流传下的英雄故事，时时令后人感慨莫叹。观其一生，从举孝廉踏上仕途开始，到后来挟天子以令诸候，其间收黄巾，讨董卓，败袁术，破陶谦，平张邈，杀吕布，灭袁绍，定乌桓，降刘琮，走赤壁，克马超，战孙权，收张鲁，封魏王，弃汉中。千秋功过，任人评说。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这样的评价倒是和曹操刚刚去世时的人们对他的评价比较类似，在曹操刚刚死的一段时间，曾经在魏国出现过一阵吹捧他的热潮。曹植在《武帝诔》中描述了曹操下葬时的情景：“华夏饮泪，黎庶含悲”、“兆民号啕，仰诉上穹”。这里固然有曹植故意抬高自己父亲的成分，但是在当时魏国境内的各种文学作品中，曹操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随后在陈寿所编的《三国志》里，对曹操的评价依然很高。《三国志•武帝纪》中，陈寿大力宣扬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如《武帝纪》结尾所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陈寿对曹操“鞭挞宇内”的统一事业予以肯定，称他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而对曹操的缺点陈寿却不着痕迹，轻轻带过。如他在说曹操“少机敏，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的同时，又说“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士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赞扬。
陈寿之后，陆机对曹操的评论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陆机曾任晋朝的著作郎，他在“游乎秘阁，而见魏武遗令，怅然叹息，伤怀者久之”后，写下了著名的《吊魏武帝文并序》，称赞曹操“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员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厄奚险而弗济，敌何强而不残。……”。由于受文体的限制，这里对曹操的评价都是赞扬溢美之辞，比较片面，因此不足采信。而陆机在其另一篇文章《辨王论》中曾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人怨。”我认为陆机的这里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曹操在天下大乱之际一统北方，不论经济政治上都颇有建树，可以说是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就是因为“虐”太深，才导致百姓对其怨声载道。
西晋张辅，大概是标举尊刘贬曹旗帜的第一人。他是东汉著名文学家张衡之后，其在《名士优劣论》中，把刘备与曹操作了全面的比较，他说：“董公仁，贾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杨德祖之徒多见贼害。孔文举，桓文林等以宿恨见杀。良将不能任，行兵三十余年，无不亲征。功臣谋士，曾无列土之封，仁爱不加亲戚，惠泽不流百姓。岂若玄德威而有思，勇而有义，宽弘而大略乎”。张辅认为曹操最恶劣的品质就是多疑，暴虐。正是因为这两点，三国时期诸多俊杰如荀彧、杨修、孔融、桓晔都惨遭毒手，董昭和贾诩装疯买傻才得以幸免。而 “威而有思，勇而有义，宽弘而大略” 的刘备在他心中才是真正的名士。
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搜集了三国时代各种史料达200余种，《武帝纪》注中，虽然他也引用了王忱所著的《魏书》中褒扬曹操的史料。但是，不少《三国志》中没有提及的内容也被裴松之给补上去了，这些没有提及的史料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对曹操的形象有负面的影响。其中以《曹瞒传》和《异同杂语》为代表。
这两本书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虽然不否定曹操的事功，但是对曹操丑陋的一面加以扩大。如本来《后汉书•许劭传》中许劭对曹操的评价是：“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被孙盛在《异同杂语》中一改，就变成了“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由此可见，孙盛为了达到贬曹的目的不惜歪曲事实。至此,曹操奸雄的形象已经开始慢慢的确立了，而这也成为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塑造曹操形象的基本依据之一。
东晋习凿齿在张辅“尊刘抑曹”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将曹氏贬的一无是处。他主要的观点有二：其一，以蜀汉为正统。其二，他认为“汉亡而晋兴”。他认为魏没有资格继承正统，认为“皇晋宜越魏继汉”。他甚至连司马氏曾为魏臣都不承认，说“宣皇祖考立功于汉”。（宣皇指的是司马懿，司马炎即帝位后追封他为高祖宣皇帝）
习凿齿这么说跟当时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司马睿得以继承大统，离不开王导和王敦兄弟的鼎立支持。而东晋的实权实际上也被二人牢牢控制，司马氏不过是傀儡。这种局面与东汉末年极为相似，习凿齿此举实际上是将曹操与当时把持朝政的王敦视为一体，贬低曹操便是贬低王敦，以蜀汉为正统实质就是以司马氏为正统。习凿齿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惜篡改历史，这种做法固不可取，但这颗“重磅炸弹”的的确确是仍了出来，也为朱熹后来的思想提供了依据。
曹操的形象在南朝中的宋代也有所发展，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在其所编的《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不少曹操的故事。但大多数都是“数曹之非，揭曹之短”的，《假谲篇》第二十七所载：“魏武常谓人欲危己，已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致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由于刘义庆特殊的政治地位，因此他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南朝统治阶层对曹操的态度。而《世说新语》中所载的小故事也为《三国演义》直接提供了不少鲜活的素材。
到了唐代，人们对于曹操的评价总体来说是褒贬不一的。推崇曹操的如杜牧，他就非常看重曹操的军事才能，他说：“注曹公所定《孙武十三篇》，行于代”。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也称赞曹操为英雄，并说：“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今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对曹操的文采风流也予以褒扬。
溢美之辞虽然也有，但总的说来唐人对曹操评价的天平还是一直朝贬曹一方倾斜的。唐代著名的诗人李白在《望鹦鹉洲怀祢衡》一诗中说“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诗人将同情给予祢衡，对“蚁观”祢衡的曹操进行了谴责。徐夤《咏魏》诗中写道：“奸雄事过分明见，英识空怀许子将。”(许劭字子将)他要人们永远不忘许劭对曹操的“奸雄”的定论。而史学家刘知几则说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
唐太宗李世民在《祭魏太祖文》中，虽然称曹操“雄武之姿”，还将他于伊尹、霍光相提并论，称其为“国之栋梁”，肯定了他的匡正之功。但是与此同时又说曹操“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句中这个“乖”字非常形象的刻画了曹操的野心，明喻曹操所作所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匡扶汉室，而是为了一己私利。后面一句“有无君之迹”更是直白的将曹操“奸臣”的形象公诸于众。由于李世民的特殊身份，唐代的士人对他是十分尊崇的，因此他对曹操的看法基本上为唐人所认同。
到了宋代，我们谈论曹操此时的形象就不得不提两个人。一是司马光，一是朱熹。很多人都认为司马光是以魏为正统，“尊曹抑刘”的。证据就在于他所写的《资治通鉴》中以曹丕的年号“黄初”继承了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建安”。其实不然，司马光曾经说过：“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记诸国之事，而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正是由于不能没有岁，时，月，日来记载事件的先后，因此不得取魏的年号来标记，而“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其实司马光对曹操也没有好感，《资治通鉴》中不少地方无论是遣词造句上还是取材上，都带有明显的“非其不轨，卑其为人”的倾向。遣词上如说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在引用史料上，我们可以通过看司马光引用史料的不同窥探他的倾向性。在许劭对曹操的评价这一点上，他没有采用《后汉书》“乱世之英雄”一说。而是采用的孙盛《异同杂记》中“乱世之奸雄”的说法。虽然称曹操为奸雄早已有之，但是经过司马光这么一提倡，影响就不可跟往昔同日而语了。另外在记载曹操征讨陶谦时，他不用“语焉不详”的《三国志》，而是引用对此有详细描述的《后汉书》。最经典的一幕在于司马光对曹操杀杨彪一事的选材上。《三国志》不详其事，司马光自然不会引用。《孔融传》注引《续汉书》说“操与彪有隙，因托彪与袁术婚姻执彪”。司马光也不用这个，他偏偏使用《后汉书》的记载：“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小小一个“诬”字，却将曹操蓄意陷害他人的小人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实在是精彩。
到了南宋，更是进一步发起了一股讨曹的热潮，这一风潮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极大的关联，两者之间密不可分。赵宋南渡之后，中原地区已经被金人占据了，此时南宋的处境与孙刘偏安一隅的境遇类似，自然而然，此时的人们在看待三国那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对孙刘产生共鸣，而对与同样占据中原的曹操自然就不会有好脸色。所以在此形势下，南宋人极度仇视曹操就不难理解了。在诸多士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朱熹了。他老先生为了将曹魏斥为篡逆，甚至不惜篡改历史。朱熹在其所著的《通鉴纲目》中，将《资治通鉴》中以曹丕“黄初”承汉“建安”改为刘备的“章武”承汉“建安”纪年。朱熹还在他的《朱子语类》中说：“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指曹操）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由此可见，曹操在朱熹心中就是一个地地道道得“盗贼”。
此外，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说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南宋著名的词人陆游也曾说过：“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把曹操和侵我华夏的金朝等同起来了，这也就难怪视曹操为贼在当时成为士人的共识。
曹操的形象发展至此，离《三国演义》中所刻画的曹操也就不远了。在元明时期的学者士人心中，曹操形象基本趋于一至。概括起来即是“肯定其才能，诽议其为人”，如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武帝集题辞》中说曹操“乐府称绝，文章瑰玮”、“汉末之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之”，此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在评论其为人之时又说曹操“称王谋逆，甘心做贼”，贬的也不可谓不重。
这一观念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实际上《三国演义》不是一味的贬曹，对曹操的才能智慧及历史功绩都有所描述。可惜的是人们只记住了《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奸”的一面的刻画，而忽略了对其正面的肯定。虽然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还有几次比较有影响的对曹操形象的评论，如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修《四库全书》时对曹操的盖棺定论等等，但是这些都对《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没有影响，因此我在本文中也就略过不提了。
至此，大家对曹操形象的演变应该比较清楚了。我认为曹操从最初受万人景仰的英雄到后来的“奸雄”，肯定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南宋当时的政治形势就对曹操形象的进一步丑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追踪溯源，我认为儒家的正统思想对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不管哪朝哪代哪为君主，都不希望自己的臣子中出现曹操式的人物，对曹操的定性为反面角色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种思想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也是在所难免的了。

对于曹操形象的演变我就谈到这里，下面我将就通过对比的方法，就曹操这一人物形象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点“多疑”和“用人”进行浅析。我认为，同他人相比，曹操的多疑别具一格，带有明显的狡诈残忍的成分。在用人上，天下能做到“揽天下才而又欺天下”的也的确不多。因此我希望从这两点入手对曹操的形象进行浅析。
二、曹操性格特征之一：多疑
曹操的多疑人所共知，我们通过曹操和《三国演义》中另外两位多疑大师袁绍和司马懿进行对比，可以更好的把握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性格中的多疑的特点。
⑴曹操和袁绍：
大家都知道，袁绍集团和曹操集团是当时中原地区最主要的两大势力。
袁绍（?～202）汝南汝阳（今河南周口西南）人。出身名门望族，初平元年（190），关东州郡牧守联合起兵以讨董卓，袁绍被推为盟主，建安四年（199）在消灭幽州公孙瓒势力之后，袁绍已占据黄河下游四州，领众数十万，成为当时最大势力。性格正如郭嘉所说“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难成大器。
作为袁绍对手的曹操，虽然仅仅据有兖州一隅，但是他所具备的政治优势是无人可以比拟的。而且曹操手下谋臣猛将如云，因此是唯一具备了和袁绍抗衡资本的势力。袁绍和曹操之间最重要的对决就是官渡之战，因此以官渡之战为参照物，对二人“多疑”的性格特点进行分析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正如毛宗岗所说：“袁绍善疑，曹操亦善疑。然操之疑，荀彧决之而不疑，所以胜也；袁绍之疑，沮授决之而仍疑，许攸决之而愈疑，所以败也。曹操疑所疑，亦能信所信。……袁绍疑所不当疑，又信所不当信”曹操多疑，但他能对谋士提出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后，果断的消除疑虑，并做出正确的决策。演义中第三十回写曹孟德官渡大战袁本初，由于兵力不足，粮草不济，实际上已经处于劣势。正在此时，袁绍的谋士许攸前来投诚。当许攸问起粮草的时候，曹操隐瞒实情，起先答道“可支一年”，见许攸不信，又说“有半年耳”，再次被识破之后仍然不说实话，曰：“可支三月”，最后告之“止有此月之粮”，直到最后被许攸点破才实话实说“粮已尽矣”。此一经典情节曾无数次被人用来证明曹操的狡诈，但是从另一面看，这却恰恰是曹操取得成功的关键。作为一名军事统帅，在大战中保持足够的疑心是很有必要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岂不闻兵不厌诈”。许攸虽然是曹操的故旧，但是此时他的身份毕竟还是袁绍的谋士，当时诈降的情况比比皆是，作为一个有谋略的军事家，如果立即相信许攸，那他也就不配被成为奸雄了。在这里“疑”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当许攸出示他截获的曹操给荀彧的信之后，他就立即得出正确的判断，相信许攸是真的来投诚，于是马上诚恳的请教破敌之策，而且非常信任的采用了他的计谋，一举打败袁绍，为最后的胜利，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反观袁绍，坐拥四州之地，手下雄兵百万，猛将谋士多不胜数，实力非常雄厚。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发展，统一北方成就霸业的应该是他。但是其为人猜忌多疑“好谋而不决，貌宽百内忌”。在官渡之战以前就因为多疑、优柔寡断，丧失了数次天赐良机，他先是不接受沮授的建议“迎大架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在官渡之战之前，有没有听进田丰许攸的偷袭许都之计。如果他能把我住这两次机会中的任何一次的话，他也就不用跟曹操对垒于官渡了。但是即使错过了多次机会，他仍然有巨大的优势，可是在官渡之战中，他又偏听偏信，不但不接受许攸的良谋，反而疑心他是曹操的奸细，导致众叛亲离，最后落荒而逃，从此一蹶不振。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同样一个“疑”字，袁绍为此一败涂地，而曹操却借其成就霸业。所不同的就在于曹操能有所变通，“疑其所当疑，信其所当信”，在多疑的同时却也“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袁绍却“疑”字当头，首鼠两端，进退维谷。不但丧失了一统中原的机会，反而命丧黄泉。正如《三国志•武帝纪》所说：“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最后他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⑵曹操和司马懿：曹操与司马懿都是三国时代非常有谋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两人的性格中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多疑”。“疑”都是二人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疑”也都使他们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司马懿（179～251）三国时期魏国最重要的军事统率之一。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出身世族。曹丕代汉建魏后，司马懿累迁尚书右仆射、抚军大将军。 诸葛亮北伐时，司马懿西镇长安，指挥对蜀汉的战争。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随机应变，坚壁拒守，以逸待劳，不与决战，诸葛亮于魏青龙二年病死军中后，蜀军无功而退。司马懿功迁太尉。景初三年，司马懿与曹爽一起辅齐王芳。爽、懿争权夺利，矛盾日益尖锐。司马懿佯称病重，暗中周密布置。于嘉平元年，发动高平陵政变，一举消灭曹爽势力，独揽朝廷大权。司马氏代魏的基础从此基本奠定。
曹操的“多疑”性格中带有明显的狡诈残忍的成分。因为曹操作为一个站在风口浪尖上且为千夫所指的“乱世之奸雄”，他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时时提防他人的造反夺权。因此多疑就成了他性格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面对敌人还是朋友，都处处保持高度疑心。如曹操为防止别人于睡梦中加害他，于是自导自演了一出经典的“梦中杀人” 的好戏。《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中写到：

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常吩咐左右：“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寝帐中，被落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为操果梦中杀人，惟修知其意，临葬时指而叹曰：“丞相非在梦中，君在梦中耳！”

曹操因为多疑所以才会害怕别人暗算；因为狡诈才想出这么一招来使谋逆者气挫；因为残忍才会以他人性命来换自己平安。曹操这么做与其说其残忍，不如说是形势所然。而让他损失最大的一次多疑几乎使他半生的努力付诸东流。赤壁之战中，正因为他的重重疑心，一招不慎，中了周瑜的反间计，导致曹营中最熟悉水战的两员大将被杀，为日后的大败埋下了祸根。也彻底丧失了在其有生之年一统天下的心愿。
反观司马懿的多疑，更多的是带有“谨慎”的色彩。因为对手的神机妙算高不可测，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正因为多疑，使他多次避免了钻进诸葛亮设计的伏击圈。如《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所述，诸葛亮在收到李严吴军欲偷袭蜀中的假情报后，慌忙退兵。司马懿得知后十分谨慎的说：“孔明诡计极多，不可轻动”。当手下大将说他“畏蜀如虎”时，他仍然“坚执不从”，后来当他确信蜀兵真的退了，在遣将追击之时，仍然叮嘱道：“蜀兵退去，险阻处必有埋伏。须十分仔细，方可追之”。事实证明司马懿的判断十分准确，魏国大将张郃在追赶之后果然在剑阁中伏，自己和百余部将都被乱箭射死在木门道中。
谨慎多疑也给司马懿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诸葛抚琴退仲达”了。正是因为司马懿多疑，认为诸葛孔明平生谨慎，从不弄险，今天大开城门必有埋伏。因此不敢入城，丧失了一举擒杀诸葛亮的最好机会。正如毛宗岗在点评中所说：“仲达不疑其大胆于一时，正为信其小心平日耳”。虽然谨慎多疑让司马懿错过了许多战机，但是从全局来看，正是由于他的谨慎才能将足智多谋的诸葛亮牢牢缠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也许有人会说其实曹操也不是很多疑，这些人最主要的证据就在于《三国演义》第三十回中的描述：

于图书中捡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

从表明上看，这的确足够宽大了。可稍微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就能知道曹操这么做是有很大的原因的，与其说曹操宽大不多疑，反不如说是形势使然。当时，袁绍虽然新败，但是仍然保有冀、幽、并、青四州之地，带甲之士仍不下二三十万人。也就是说敌人并未完全消灭，胜利还需要进一步巩固。而暗通袁绍的诸人不是军中将校就是许都公卿，不难想象如果在这个时候曹操追查肃清己方私通袁军的文武百官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很可能葬送来之不易的胜利。曹操作为一代奸雄岂能不清楚个中利害，正如毛宗岗所说“光武焚书以安反侧，是怒（恕）之于人心既定之后；曹操焚书以靖众疑，是忍之于人心未定之时。一则有度量，一则有权谋，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
综上所述，多疑的确不失为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他的多疑又和《三国演义》中其他主要人物的多疑有所区别，可以说是寓异于同。多疑这一性格对曹操整体形象的鲜活丰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曹操性格特征之二：揽天下之才又欺天下
清人金人瑞在《三国志演义序》中说：“寻彼曹操一生，罪恶贯盈，神人共怒，檄之骂之，刺之药之，烧之劫之，割须折齿，堕马落堑，濒死者数，而卒免于死。为敌者众，而为辅者亦众。”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从《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操曰：“吾手下有数十人，皆当世之英雄，何谓无人？”衡曰：“愿闻”。操曰：“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机深智远，虽萧何、陈平不及也。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勇不可当，虽岑彭、马武不及也。吕虔、满宠为从事，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敦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福将。安得无人？”

曹操说这番话的时候很是有些得意。其实曹营中的人才远不止这些，如后来创立九品中正制的陈群，以及与诸葛武侯对峙多年的司马懿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曹操当时已经是声名狼藉，不臣之心人所共知，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才效忠于他呢？正如毛宗岗所说：“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因此分析曹操的形象，就很有必要对他的用人之道以及对待人才的手段进行对比分析。

⑴曹操和孙权：对比曹操和孙权最好的试金石就是庞统。下面我将通过二人对待庞统不同的态度来看曹操用人的特点。

孙权(182-252)字仲谋，三国吴帝国的创建者，孙坚次子。他聪明机智，十四岁便随兄长孙策转战，参与平定江东，孙策猝亡后，孙权接掌江东。在一代名将周瑜的辅佐下领导东吴在赤壁战胜曹操，使天下成三国鼎足之势。

《三国演义》第四十七回庞统受到周瑜吩咐随蒋干到江北献连环计。曹操一听鳯雏先生到了，大喜过望。人云卧龙鳯雏得一可安天下，今天鳯雏不请自来，爱才心切的曹操，哪里还有心思去想其中的蹊跷，一门心思只想得到这位大贤，于是急忙亲自出帐迎接。
见面之后，曹操先是指责周瑜恃才欺众不用良谋，表示自己久闻大名今得惠顾不胜荣幸的心情，接着便迫不及待地向庞统请教破敌之策。当庞统提出要看军容，曹操此时更不怀疑他新来乍到，提出这个要求是何居心。反而马上命令备马，陪同庞统一同巡视军营。看完之后回寨畅饮，庞统在宴上高谈阔论，应答如流，曹操听后深为敬服，于是更加殷勤相待。当曹操听到庞统所献连环妙计之后，立即下席而谢。并立即传令，教军中铁匠打造连环大钉。庞统见使命完成便立即想脱身回江南，慌称说服江南豪杰共同降曹，并且为了不使曹操疑心，还假装为自己居住在江边地家属，求得一张不得侵犯得文书，曹操毫无怀疑，都痛痛快快的答应了。
大家都记得，孔明曾对刘备说过“操平生为人多疑”，此话不假，大家在上文中都看到了，无论是他的故旧许攸来降，还是黄盖的苦肉计、阚泽的诈降书他都怀疑过，甚至连己方派往吴军营中的细作蔡中、蔡和的密信他都产生过怀疑，怎么可能对素昧平生而且还是从敌方阵营中过来的庞统一点都不怀疑呢？这里恐怕除了骄傲自大、求胜心切之外。求贤若渴这个因素恐怕才是最主要的。
也许有人说曹操正急于找到解决军中士卒不习水战的弱点因此才饥不择食，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首先曹营中最主要的谋士程昱和荀攸已经提醒他要注意敌军的火攻，而且他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因为当时的季节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