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中国app:有没有地理学家研究《山海经》的资料？

地理学家研究《山海经》的资料有很多。比如：

1. 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

2. 谭其骧，《〈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提要》

3. 谭其驤，《“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等等

关于 考辨《山海经》的真实性 也有很多资料。比如：

1.  陈健仲，《山海经名物考》

2. 袁珂的《山海经校注》

3.  郭世谦，《山海经考释》。。。

4. 王成祖：《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商务印书馆1988年。。。等等

《山海经》与美洲

叶雨蒙

一
我最早知道《山海经》与美洲有关系一事，是在连云山所著《谁先到达美洲》一书中，读到一则介绍：
美国学者墨兹博士研究了《山海经》，根据经上所说《东山经》在中国大海之东日出之处，他在北美，试着进行按经考察，经过几次失败，他一英里一英里地依经上记过的山系走向，河流所出和流向，山与山间的距离考察，结果胜利了。查验出美国中部和西部的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喀斯喀特山脉，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与《东山经》记载的四条山系走向、山峰、河流走向、动植物、山与山的距离完全吻合……
真是令人惊讶：一个美国人，研究了中国学者都难以读通的《山海经》，并且据此实地勘察，发现了中国古人早已到达美洲！
这件事的确让我着迷。
后业，我又读到贾兰坡老先生为这个美国博士的著作《淡淡的墨痕》（《PALE INK》，中文译著名为《几近退色的记录》）所撰写的序言。更令我惊讶的是，那位凭借双脚踏勘美洲几列山脉的美国学者竟然是位令人尊敬的女士。或许是不同译者的译名，使连云山先生将亨利艾特·墨兹误认为男性；或许是觉得独自一人冒险走遍四列山脉的人不可能是一位女子。有的译者将这位女博士的名字（Henrietta Mertz）译为亨丽艾特·茉芝，这样，中国读者一看便知是位女性。而《人民日报》驻海外记者袁先禄在一篇题为《墨淡情浓》的访问记中，将被访者的名字译为：亨丽埃特·墨茨。
据我所知，袁先禄先生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访问默茨博士的资深记者。遗憾的是，当我辗转寻访到袁先禄先生的夫人姚堤女士时，方才得知袁先生已然病故；而默茨博士呢，在袁先禄八十年代初访问她时，已经八十多岁，如今二十年过去，想来她已不在人世，令人黯然。好在袁先禄先生留给我们一篇《墨淡情浓》①，读了这篇访问记，我们好象跟随着袁先生一起，在风和日丽的芝加哥东南湖滨造访了默茨女士。
还有她留下来的那本浸透她心血的著作。
在这本书的原著序里，默茨博士回忆道，她是最先受到维宁（Edward Vining）有关著作的影响，并仔细研读了维宁翻译的中国古代典籍《山海经》。于是，“《山海经》里的这些章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也着手对证古本，一里又一里地循踪查对并绘出地图……”
真是令人汗颜！一部中国上古流传至今的宝贵典籍，却是由一些欧美学者用尽心力地在进行着再发现。
《山海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地理历史著作。清代毕沅考证其“作于禹益，述于周秦，行于汉，明于晋”。然而由于其成书年代过早，且奇闻怪事、神怪传说等夹杂，难于考证，故而二千多年来，一直有怀疑者认为该书“闳诞迂夸，奇怪 傥”，连司马迁也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清代纪晓岚编《四库全书》，干脆将《山海经》归于志怪小说一类。鲁迅也因该书记载了很多巫师祀神的宗教活动，而认为《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而疑古大师顾颉刚则更予以全盘否定。当然也有如西汉刘向、刘秀（歆）父子校订该书时，给汉成帝上表，力陈《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近年来学界对《山海经》的呼声日高。有的学者研判《山海经》，认为书中有关种种山神乃“鸟首人身”、“羊身人面”、“龙首鸟身”、“龙身马首”、“人面蛇身”等等，其实是原始初民的图腾神像和复合图腾神像，源于先民特有的图腾崇拜。这个解释是合理的。至于巫师的祀神活动，是上古部落族日常必有的宗教活动。巫字本意就是指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是代替人们承接天意的人，故而原始初民社会，部落酋长往往兼具巫师职责，率领万民祀神。
至于《山海经》中记载的大量神话，也绝不能以貌似怪诞而简单地贴上神话标签，不重视其所传述的历史内涵。其实原始初民正是通过神话传说，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记录下来。《孔子集语·子贡第二》引《尸子下》，讲了一则孔夫子解读神话的故事。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过去，传说黄帝有四个面孔，你信吗？孔子回答，这是黄帝任用了四个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去治理四方，他们彼此不用协商就和谐一致，这就叫四面，并非黄帝真有四个面孔。这似乎为我们解读《山海经》中的神话提供了一种方法。
倒是美国学者默茨直截了当地指出《山海经》中大量的有如旅行记录般的客观记载：“谁如果仅仅念上几句这样的‘神话’，就会清楚地感到写这些话的人是诚恳的……一里又一里，里程分明的记录绝不是心血来潮的梦想，也不是捕风捉影的幻境。扎扎实实的、客观的事实是：‘过流沙往南100英里，曰秃山，大河东流。”②这里没有什么奇想。
于是，在反复研读推证后，默茨背起行囊上路了。她要像中国古代的旅行者一样，用双脚去丈量勘测那些山脉。她的方法是：《山海经》中的中国古人让你向东，你就向东，让你走三百里，你就走三百里，看看会发现什么。
这位思维完全是开放型的美国女性又带给中国学者一个困窘。她写道：“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人开始在国内核对《山海经》所描写的某些山脉，但未能找到。学者们在全国寻找线索而一无所获，于是只好作罢……”
就目前所见资料看，中国人研究《山海经》还只是考证史料，查找地图。
人们发现，《山海经》中，《南山经》已写到浙江绍兴界：“又东五百里，曰会稽之山……”晋代郭璞注云：会稽之山，“今在会稽山阴县南，上有禹冢及井。”而会稽正是现在绍兴的古称。而《北山经》则写到了河北界的太行山和 沱河：“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
“木马之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 沱。”“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 沱。”
而《东山经》中所到四条山脉多无可考，因中国东部乃冲积平原，何来四列山脉，默茨所说的中国人“开始在国内核对《山海经》所描写的某些山脉，但未能找到”，指的主要是《东山经》所列的山脉。
于是，默茨便“心安理得地越过大海”，到美洲去踏勘了。
默茨历经艰难险阻，踏勘的结果是：
第一列山脉，起自今美国怀俄明州，至得克萨斯的格兰德河止，共12座山。将古华里换算为英里，与《东山经》中第一列山的距离完全相符。
第二列山脉，起于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的温尼泊，止于墨西哥的马萨特兰，共17座山。距离与《东山经》第二列山脉相合。
第三列山脉是沿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完全走太平洋海岸航行，起于阿拉斯加的怀尔沃德山，至加州的圣巴巴拉，共9座山。距离也与《东山经》所列第三条山脉相符。
第四列山脉，起于华盛顿州的雷尼尔火山，经俄勒冈州到内华达州北部，共8座山，距离与《东山经》第四列山相合。
于是默茨宣告：“过去2000多年一向被中国人认为是神话的《山海经》，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文字记录。珍藏在中国书库中的这部文献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中国人便已到达美洲探险，而这些材料迄今为止一向是很缺乏的。”
对于默茨的考察结果，中国学者能说什么？我们可以不相信，可以认为是“臆说”，但反驳必然无力，因为没有中国人也象默茨那样，迈开双脚丈量中国东部山水，找出《东山经》所列四条山脉到底在中国何处？
最有力的办法还是依旧给《山海经》贴上神话的标签，置于故纸堆中，不予理睬！
可叹，中国历史上，像徐霞客一样的旅行家实在太少了。一句“父母在，不远游”，羁绊了中国人的步伐，也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
二
其实剔除《山海经》由于年代久远，出现错简、残简、漏简等错生命线，其内容之可信，屡使后人称奇。
《山海经》古传有三十二篇，西汉刘向、刘秀（歆）父子最早校订此书时，定为十八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
刘秀最后校订完成《山海经》十八篇后，为此专门给皇帝上表，其内容今日可看做一篇出版内容简介：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风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接下来，刘秀为了向皇帝说明“其事质明有信”，还举了两个例子。其中一例是：
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
刘向、刘秀（歆）父子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校订《山海经》之人。他们看到过的《山海经》是“凡三十二篇”，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是经他们校订删编而定的十八篇。对于《山海经》，刘氏父子应最有发言权的。何况为此皇帝上表，是“臣秀昧死谨上”，岂敢胡言乱语？
今日事实证明，《山海经》确实“其事质明信”。现举几例，真让人称奇：
其一，在闻名于世的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发掘中，考古人员在一个祭器坑中发现许多保存完好的象牙，而今日成都平原又不是野象栖息地；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玉器，而成都平原并不出产玉石。翻开《山海经》便可找到答案。《山海经·中次九经》指出：“岷山……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岷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白珉即是白色的硅质类岩石。这就指明了三星堆遗址中象牙和玉石器的来源。而三星堆出土的人首鸟身青铜像，也与《山海经·中次八经》中的山神形象相合。
其二，清末民初曾任清朝政府和尼国政府驻外使节的欧阳庚先生之子欧阳可亮，耋年曾跟随其父在中南美洲生活多年，相识不少印第安人，曾有一段奇特的经历，现将欧阳可亮先生的自述摘录如下：
“笔者耋年在海外，与殷地安人（欧阳可亮认为印第安人实应为殷地安人，有殷人之意）家庭同吃同住同学同游六年，1926年6月15日，与欧阳可宏三哥、可祥五弟，受殷福布族招待，派二十名殷福布族青年水手划船，从墨西哥支华华（CHIHUAHUA）州的支华华市支华华村的甘渊汤谷（即 谷）23人上船，一路上有800公里地下钟乳古水道，实入《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之大壑、甘渊、归墟、咸池，而不自知。由黑（墨）齿国（即墨池国）之尤卡坦半岛科潘河上岸，出墨池（归墟），到拉文塔太阳神庙遗址。见日出杲杲，朝阳东升于穹桑树上，殷地安群众已集数百，礼拜太阳。20名水手也站立挺身，仰面朝天祈祷。回去时，仍由大壑、咸池，进入地下钟乳水道，在墨池归墟饮‘合虚山长寿甘泉的甘露水 ，见有地下水道岔口，钟乳下垂滴水，蔚为壮观。一水手说：这岔道是天元（TIENYUEN）日月山，常羲（CHANGSI）妈妈正在浴月，一月方至，一月方出。三哥问：怎么墨国也有轩辕呢？答：这是海外天元。指又一钟乳大岔水道说：这是羲和（SIHO）妈妈浴日的地方，共有22个地下岔道，一进去，迷了路就出不来了……我们兄弟3人1927年才回中国学汉语，当时只会说西班牙和殷地安语，23人谁也没读过《山海经》，后来才知道水手讲的同《山海经》记的多有暗合，很是惊讶……
1926年这次游历终生难忘，因我童年和殷福布族等殷地安人生活，彼此互称殷地安，自言中国人，确信美洲‘印第安’人，就是中国商殷人和少昊、夸父等中华先人的裔胃。③
其三，再说到默茨。默茨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读到开篇一句：“东海之外大壑”，并《海外东经》中羿射九日神话之源：“十日所浴，在墨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默茨认为，“大壑”便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他们在四千年前称之为‘大壑’，我们今天称它为‘大峡谷’。人们站在大峡谷边上眺望，无不为它瑰丽的景色所感动。印第安人对此不能无动于衷，中国人不能，我们也不能。”默茨进而推断道：中国关于羿射日的神话，其出处无疑就在《山海经·海外东经》。“我相信终有一天会发现，射日的故事最早发源于某一印第安人的部落，是印第安人讲给中国人听的。中国人将印第安人关于峡谷怎样形成的神话，作为大壑（大峡谷）的神话带回来……印第安人是想解释峡谷是怎样来的，想弄清为什么会流金铄石，五光十色。对诗情画意的中国人来说，这故事听来是讲得通的……应该承认，神话的根子就在美国大峡谷。”
默茨的推论虽然大胆，却不无根据。现在我们吃惊地得知，在美国大峡谷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中，确实流传着十日神话。徐松石教授经搜集考证，指出：“美洲也有墨西哥境十日浴于扶桑汤谷的故事。又有加利福尼亚沙士太印第安族的十日传说。据谓狗酋达（犬形神人）创造天地日月，造成十个太阳和十个月亮。他们本来是轮流出现的。后来有一个时候，十个太阳白天并出，十个月亮夜里并悬。弄到日间则热似焦火，夜里则冻似寒冰……人民十分痛苦。狗酋达就出来毁灭了九个太阳和九个月亮。然后人类生活得以恢复常态。”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说，美国西部的大峡谷，与《山海经》所记“东海之外大壑”方位地貌相合。而流金铄石的大峡谷应为古人眼中日出之处。大峡谷附近的印第安人与中国人有着相似的十日神话传说。至于是否古时来到大峡谷的中国人将印第安人的十日传说带回去，演变成羿射九日的神话，恐怕只能做为默茨的推想而难予考证。
三
《山海经》确实是上古先民认知世界的记录，其囊括的范围大大超越了现今的中国本土。如若不然，《山海经》又如何被分为“海内”、“海外”与“大荒”等不同地域而分别叙述呢？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海内经》和《海内南经》、《海内北经》、《海内西经》、《海内东经》诸篇中，已可以大致看到一个“海内”的轮廓，这个轮廓的东南角已达“会稽”，西北角已达“凶奴”、“东胡”，西南角甚至达到“天毒”（晋郭璞注：天毒即天竺，按指今印度），而东北角则明确记为“朝鲜”与“倭”。
请看：“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晋郭璞为此注曰：“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这就指明《山海经》之《海内北经》提到的“倭”和“朝鲜”即今日的日本和朝鲜、韩国。
既然古时已将日本和朝鲜列于“海内”，那么，《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所到达的地方，必然远于日本和朝鲜。而在日本、朝鲜以东会是哪里呢？答案不言自明，当然应是美洲。
《海外东经》记载的“汤谷”“扶桑”“黑齿国”等，必是美洲，因有其它典籍的记载佐记——《东夷传》载：“倭国东四千余里，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至也。”
至于《大荒东经》所载“东海之外大壑”，更非美洲莫属。《列子·汤问篇》云“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
而中国古人到达东部如此之远的地方，之所以“质明有信”，并非虚妄，乃是因为有人双脚丈量的结果。
《海外东经》记载道：“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晋郭璞注：“竖亥”为健行人。清郝懿行注：竖亥右手把算，算当为 。《说文》云：“ 长六寸，计历数者”。而“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这就鲜活地描写出古时测量大地者的生动形象。
“自东极至于西极”，气魄何等之大！“东极”在哪里？《大荒东经》载明，在“日月所出”之处；“西极”在哪里？《大荒西经》载明，在“日月所入”之外。《大荒西经》记载，“日月所出”之山和《大荒西经》所载“日月所入”之山各有六处之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人观察一年中不同时间，太阳出升和降落的方位稍有不同。看来，命竖亥测量由东极至于西极的里程，也许与制定历法有关。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与《五藏山经》所记大量山名有所不同，《大荒东经》记载的许多山名都不象中国的山名，比如：
“大荒东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高瞀，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 羝。”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苏门”。
“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日凶犁士丘。”
上述这些中国人听来很怪的山名，无疑是外域山名的音译，是对当地土人所称山名的直译音录。如果是“海客谈瀛”式的神侃海聊，没必要编些古怪的山名。这倒从一个角度，证明古人确确实实到达了《大荒东经》所记载的地方。
这里应该提到默茨博士在美洲的踏勘中，发现的几处古代石刻。一处位于加拿大的阿尔柏达，一处位于美国北达科他，还有一处在亚利桑那的“四角”（Four Cornnrs）。这些石刻文字明显与古玛雅象形文字不属于一个系统，反而与中国商殷之际的甲骨文极为相似，有些文字简直与甲骨文相同。难怪北达科他商业与工业开发署，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曾一度访问过北达科他”；并且在1972年再版的《关于北达科他的种种事实》一书里，附以有关中国人这次探险的记载。④
在北美洲发现的这些古代石刻，很可能就是古人“自东极至于西极”测量大地所留下的遗迹。要知道，“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是一个相当遥远的距离。如果不以古时测量步算（据说旧时丈量土地时左右两脚各向前迈一步为一测量步），仅以普通行走，两步为一公尺计，五亿步当有2.5亿公尺——已有20万公里以上了，其行走距离，早已远远超出中国本土，可以环绕地球几圈了！如果考虑古人行走时翻山越岭、涉水渡海，不可能以直线行走，“自东极至于西极”距离的记载是可信的。
并且，这项巨大的测量工程，不一定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而是可以由一批同代人或一个部落的同代人便可完成。前些年，上海有位徒步走遍全中国的壮士余纯顺。笔者虽然没有仔细核查过他的有关资料，但以他经历过的几乎走遍中国大陆上的每一个市县、行走时间历时八年的情况看，他所走过的里程相加，相信已可以绕地球一圈。远古的健行人恐怕日行不止百里，若按日行一百华里计，一年约可走三万多华里，三年便可行走十万华里，足以绕地球一周。从《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两篇记录来看，其叙述风格如出一位亲历者之手。可以推想，古时健行人完成了“自东极至于西极”的壮举，将大荒之东和大荒之西的所见所闻记了下来，并讲述给别人，因此才有了《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
伟哉，华夏先人！
默茨博士研读了《山海经》，并亲自踏勘美洲的山水河流之后，由衷的赞叹：
对于那些早在四千年前就为白雪皑皑的峻峭山峰绘制地图的刚毅无畏的中国人，我们只有低头，顶礼膜拜。⑤
而今天，我们还赶得上祖先的脚力么？
注：
①《人民日报》1982年6月6日第七版
②原译文如此，与《山海经》有出入
③《中华祖先拓荒美洲》198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④默茨《几近退色的记录》第10页
⑤默茨《几近退色的记录》第100页

《山海经》确实是上古先民认知世界的记录，其囊括的范围大大超越了现今的中国本土。如若不然，《山海经》又如何被分为“海内”、“海外”与“大荒”等不同地域而分别叙述呢？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海内经》和《海内南经》、《海内北经》、《海内西经》、《海内东经》诸篇中，已可以大致看到一个“海内”的轮廓，这个轮廓的东南角已达“会稽”，西北角已达“凶奴”、“东胡”，西南角甚至达到“天毒”（晋郭璞注：天毒即天竺，按指今印度），而东北角则明确记为“朝鲜”与“倭”。
请看：“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晋郭璞为此注曰：“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这就指明《山海经》之《海内北经》提到的“倭”和“朝鲜”即今日的日本和朝鲜、韩国。
既然古时已将日本和朝鲜列于“海内”，那么，《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所到达的地方，必然远于日本和朝鲜。而在日本、朝鲜以东会是哪里呢？答案不言自明，当然应是美洲。

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山海经》是否可以用为可信的史料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将其运用到古史研究之中是民初"思想解放"的结果，其实此书在晚清学者常备的《书目答问》之中已属史部，且已较多为清季学人使用。本文通过考察这一旧籍在近代中国学统里的沉浮，探讨民国新旧史料观的错位、传统观念怎样在"现代"学术里通过转换表现形式而延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断与更新等问题。

几年前，胡厚宣先生在回顾其治学生涯时说，他"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他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因为"当时据疑古学派看来,《山海经》是伪书，有人说作于东汉时,《尚书·尧典》亦后人所作，顾颉刚先生甚至认为作于汉武帝时"。换言之，一些疑古史家认为后出甚至可能是伪造的史籍，经此文使用地下材料印证,"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因此颇引起时人注意[注解：胡厚宣:《我和甲骨文》,《学林春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4-275页。]。

不过，疑古和使用传说材料证古两者都是民国新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疑古派的代表顾颉刚本人恰是提倡使用传说材料最力者，故二者可以说是以顾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两大基石，几乎已成为该学派的象征。但二者的互动却未必产生正面的影响，反造成相互冲突甚至对立的诡论性后果，这是很值得思考的。这个问题将另文专论[注解：有些初步的思考可参阅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本文仅通过考察近代中国学人对《山海经》这一带争议的旧籍是否可以(及怎样)用为史料的态度转变，初步探讨民国新旧史料观的错位、传统观念怎样在"现代"学术里通过转换表现形式而延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断与更新等问题；主要是提出问题并勾勒演化路向，不求全面，也无意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山海经》在清代学统中的沉浮

如果详细重建《山海经》在历代学者认知中形象的演变这一长期历程，以该书为一面镜子来映照不同时代不同学人对其内容究竟是否可信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据的态度之变化，应能对中国学术史甚至思想史产生不少启示性的认识[注解：钟敬文的《〈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341页〕从不同的角度列举了不少历代论及《山海经》的材料。]。这当然已溢出本文的范围，但简单回溯一下这一历程却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学人究竟是在怎样的学术语境下处理《山海经》有所助益。

吕子方先生曾撰有十余万字的《读〈山海经〉杂记》，他注意到，从汉代起历代诗赋多引《山海经》中事以为典故，说明该书很早就被广泛阅读[注解：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收其《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4页。]不过诗赋多属后来"文苑"的范围，儒林之中对《山海经》就未必那么看重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已面临《山海经》的处理问题，他以为:"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注解：《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3179页(标点稍有更动)。〖ZW)〗 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数术"类"形法"家，与司马迁的认知尚接近(然不同)。此后该书在古代中国目录学里所属类别有数次转换,《孔子家语·执辔篇》有"子夏曰：商闻《山书》曰：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一语，吕子方先生据此指出,"在《家语》成书时人们已承认《山海经》是一部地理书了"[注解：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5页。]。后来的《隋书·经籍志》里《山海经》列史部地理类，此后各代官私目录多随之。到清人编《四库全书》，则说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遂改列子部小说家类。然而晚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又特创一个子目"古史"来容纳像《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等引起前人或后人怀疑的书籍(详后)。

总体地说,?《山海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看做与史相关的旧籍，且一般并不怀疑其为"先秦古书"[注解：马端临：《文献通考》将《山海经》置于《经籍考·史考》中"地理"书之首，依司马迁意，承认其为"先秦古书"(《文献通考》卷204)。]。但对于司马迁不敢言的"怪、物"内容，历代学者也多有不同看法和诠释。撰《通典》的唐人杜佑认为:"《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恢怪不经。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也。"宋人胡应麟则以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注解：均转引自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2页。]。

朱熹注意到，古今说《楚辞·天问》者，皆本《山海经》和《淮南子》二书,"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本皆缘解《天问》而作"。他"常疑《山海经》与此书(按指《天问》)出入处，皆并缘此书而作。近说者反谓此书为出于彼而引彼为说，误矣。若《淮南子》明是此书训传亡疑"[注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书店1987年标点本，第238页(卷8)；朱熹:《题屈原〈天问〉后》,《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7册(卷82)，第4251页。本条材料承刘复生先生提示，谨此致谢。]从朱熹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宋人也有主张《天问》出于《山海经》的见解，此意清儒吴任臣得之，他认为"周秦诸子，惟屈原最熟读此经",《天问》中许多名物"皆原本斯经。校勘家以《山海经》为秦汉人所作，即此可辨"[注解：转引自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5页。]。

乾嘉时代是考据大兴之时，有"校勘家以《山海经》为秦汉人所作"的见解自属正常。但乾嘉时的清代汉学又向以"正统"观念著称，且《山海经》正是在这一时代所编的《四库全书》中被从史部地理类革出而归入子部小说类。此时"校勘家"的视野已及《山海经》，提示着一种学术多元化的倾向，应为治学术史者所关注。

实际上，乾嘉学者的眼光过去或有被误读的可能，至少乾嘉学风并不像过去认知的那样一统化；那时《山海经》这种"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其实已被一些人"居之以为奇货"，甚至可以傲世。最受民国辨伪者尊重的崔述当时观察到，乾嘉时已有"一二才智之士务搜揽新异，无论杂家小说、近世赝书，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以为奇货，以傲当世不读书之人。曰吾诵得《阴符》、《山海经》矣；曰吾诵得《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矣；曰吾诵得《六韬》、《三略》、《说苑》、《新序》矣；曰吾诵得《管》、《晏》、《申》、《韩》、《庄》、《列》、《淮南》、《?NFDA2?冠》矣。公然自诧于人，人亦公然诧之以为渊博；若《六经》为藜藿，而此书为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注解：崔述:《崔东壁遗书·考信录提要·释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标点本，第7页。]]

透过崔述的眼睛，我们看见的是一片泛读杂书和异端书的情景。关键在于这些人可以"公然自诧于人，人亦公然诧之以为渊博"，则世风似还倾向于他们一边。这其实也是乾嘉治学风格的自然延伸。蒙文通先生注意到,"清人好以类书为学，自矜淹博，而好丑诋宋人"[注解：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其实民初治考据有成的学人亦多承续此读类书的风习，惟不一定正面提倡之；同时民国许多趋新学者也多暗引清儒考据成就而不称，这倒不是故意剽窃，而是因趋新之势太盛，多称引清儒便有自居"学术不正确"(academic incorrect，此套用今日美国"政治正确"之义)的嫌疑。]。本来"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是中国长期流传的古训，读书尚博的风气也不始于清代，但清代考据大兴显然增强了崇尚淹博的学术风气。在此世风之下，只有多读类书才能较迅速地淹博起来。由于类书中较容易识别的材料很快便被人使用或辑出(关注类书、从中钩辑古书之风气似从晚明已开始)，这一风气发展下去便是读正统士人过去不怎么读的杂书、集部书和原处异端之书。因此，在汉学正统观念笼罩士林的同时，也出现了广读群书的趋向。与崔述大约同时而为《山海经》作注的名家就有前引的吴任臣和毕沅、郝懿行等人，可为崔氏所观现象之旁证。

实际上，崔述自述他"幼时喜涉览,《山经》、《地志》、权谋、术数之书常杂陈于几前。既泛览无所归，又性善忘，过时即都不复省忆。近三十岁始渐自悔，专求之于《六经》，不敢他有所及"[注解：崔述:《崔东壁遗书·无闻集·与董公常书》，第705页。]。所以他后来一再反对读杂书，说不定也是"自悔"的一个表现。崔述的父亲教子读书不重时文,"自解语后即教以日数官名之属，授书后即教以历代传国之次、郡县山川之名"[注解：崔述:《崔东壁遗书·考信附录·先君教述读书法》，第470页。]。不知他读《山经》、《地志》等地理书的兴趣是否便是因此而起?若是，则崔家仍视《山经》为地理书而不是"小说"。无论如何，在崔述少年时已出现泛读杂书的风气了。

成年后崔述的观念已相当正统，他认为《山海经》"书中所载，其事荒唐无稽，其文浅弱不振，盖搜辑诸子小说之言以成书者。其尤显然可见者，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郡县名，皆秦汉以后始有之，其为汉人所撰明甚。甚矣学者之好奇而不察真伪也！故悉不采。"[注解：崔述:《崔东壁遗书·夏考信录》，第110页。]其实关于这些郡县名称，颜之推早已指出是"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但他并不据此否定此书为"禹、益所记"[注解：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38页。]。应该说，就算是汉人所著书，其论及夏代的内容虽然晚出，也未必不可慎采，但这是史学方法的问题，此不赘；值得注意的是崔述对当时"学者之好奇而不察真伪"这一现象的感叹。

一般认为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是清代最好的注本，郝氏的见解与吴任臣相类，他虽同意流传的刻本有一些后人羼入之内容，但明确指出此书"寻山脉川，周览无垠。中述变怪，俾民不眩。美哉禹功，明德远矣。自非神圣，孰能修之。而后之读者，类以《夷坚》所志，方诸《齐谐》，不亦悲乎！"[注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录在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84页。]以"述变怪"来使"民不眩"，意本《左传》夏禹铸鼎事[注解：《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868页。]，而与《山海经》联系起来，是相当有想像力的诠释，但言外之义是书中所述的变怪可能未必实有。综观吴、崔、郝等人从不同角度指责其对立面的言词，乾嘉时代学者对《山海经》的看法是两歧的。

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主持编纂的《书目答问》体现了晚清学术风气的转移，该书本是"缩编"《四库全书提要》以利学子，但实际上不仅所收书籍和版本大半已出四库范围，且在书籍分类体系上也已有所变革。如史部中就新创了一个子目"古史"，其理由是"古无史例，故周秦传记体例与经、子、史相出入；散归史部，派别过繁；今汇聚一所，为古史"。而《山海经》与《逸周书》等有争议的书籍一起列入了这一子目，重新回到史部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CM(42〗张之洞在该书《略例》中说:"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而史部所选书则是〖CM)〗

"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注解：《张文襄公全集》(4)，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652、626页(卷206)。]。在这样的选择标准下纳入《山海经》，其寓意又别有不同。

这其实反映了张之洞及其一些同时代人的学术见解，在与《书目答问》同时颁下的《轩语》中，张之洞特别提倡"宜多读古书"。他认为"秦以上书，一字千金；由汉至隋，往往见宝。与其过也，无亦存之"，盖"皆有考证经义之用"也。有这样的见解，在张氏录出给学生读的"先秦以上传记(子、史及解经之书，古人通名传记)真出古人手者"中，即包括《山海经》、《逸周书》、《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他并注明，后"三书虽有假托，皆秦以前人所为"；?可知在张之洞心目中,《山海经》的可靠尚在后三书之上。特别能体现学术的时代变迁的，是张氏将清人辑录的《七经纬》也包括在"三代古传记"范围之内，并特别说明:"纬与谶异，乃三代儒者说经遗文。瑕不掩瑜，勿耳食而议之"[注解：《张文襄公全集》(4)，第607页(卷204)。]。这里"耳食"所针对的，大约即是崔述一类学者的见解。

综观《书目答问》和《轩语》所列各书，并与前引崔述抱怨时人所读的不经之书比较，除《三略》明确被指为伪书不录和《阴符》不收外，其余崔述不欲人读之书悉数出现在张之洞希望学生阅读的书目之中。或曰：张之洞是专开书目，与崔述仅仅一段抱怨之语范围相去太远，似不具可比性。但如果注意张氏所开列的是精简的选目，而且是给学识不甚丰富的学生所开的入门书目，却恰好囊括绝大多数崔述所反对阅读者，仍可看出学术认知的时代变迁已相当显著。但也应注意的是，崔述所反对的正是其许多同时代人所读之书，则这一学风的演变又是渊源有自，即乾嘉时或仍是潜流(至少过去较少为学者注意)的广读杂书的倾向到光绪年间已蔚为大潮了[注解：遍读杂书的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和专读集部书的钱氏父子(钱基博、钱钟书)都是这一风气的后期代表。不过这一风气似尚未充分影响到科举考试和相对"边远"(指学术距离)的乡村，在安徽绩溪的村庄里受学成长的胡适即不甚了解这一风气以及正统与异端的区别，他曾对鲁迅居然未能进学成为秀才颇感不解。近年更有以为鲁迅的"国学"水准还在多数同时代人之上的言说，大约也是与胡适一样的"村野"见识。当然，清季时正统与异端已相当混淆，一般认为最具正统意识的章太炎著有《管子余义》，郭沫若便发现其"好引图谶之说，甚可异"(《管子集校·叙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5),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可知当时传统学术已相当多元化，不过读杂书而得秀才仍极少见，而视之为"国学"正宗恐怕也还太超越于时代了。]。

到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任教于湖南时务学堂时，有学生就《山海经》中人面兽身事提问，梁的批答是"汉世武梁祠堂所画古帝王，多人首蛇身、人面兽身；盖古来相传，实有证据也。《山海经》言，绝非荒谬"[注解：原文出自《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日记类抄》，转引自钟敬文《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收尹达等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876页。]。按朱熹早已认为《山海经》中"说禽兽之形，往往是记录汉家宫室中所画者"[注解：《朱子诸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四库)本，第762页(卷138)。〖ZW)〗，梁此见无甚新意；但他认为"《山海经》言，绝非荒谬"的断语，却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认知。

几年后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正式撰《〈山海经〉不可疑》一文，据"西人地质学谓动植庶品递有变迁"的新知识，再引汉武梁祠所画证明"《山海经》所言皆有确据，即西人动物演为人类之说也"。他接受"地球之初，为草木禽兽之世界"的观念，视"西国古书多禁人兽相交，而中国古书亦多言人禽之界"的现象为"上古之时人类去物未远"的明证；则"《山海经》成书之时，人类及动物之争仍未尽泯，此书中所由多记奇禽怪兽也"。既如此，此书所言自不可疑[注解：文收《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950页。就史学方法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提出?:后人对所不及见之事物,"谓之不知可也，谓之妄诞不可也"。这正是后来的趋新疑古派与旧派正统学者相近之处，两者皆视其未见之古事物为不存在，所异者一以为"伪造"，而一以为"妄诞"也。]。

清季学人在20世纪初年曾经非常关注中国人种的起源问题，钟敬文先生注意到,"当时中国学者在对人种起源问题的论证上，都利用了《山海经》、《穆天子传》及其他许多古文献上的神话、传说资料"。如蒋观云于1903-1904年间的《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即其一例。蒋氏以为:"《山海经》者，中国所传之古书，真赝糅杂，未可据为典要。顾其言有可释以今义者。如云长股之民、长臂之民，殆指一种类人之猿"；只要不"专泥于人类以相求，则亦可稍无疑于其言之怪诞矣"[注解：参见钟敬文《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第854、876页。]。这样的见解与后之视《山海经》内容为"神话"还不同，已经将其目为表现方式特殊的"实录"了。

稍后刘师培著《中国历史教科书》(1906-1907年出版)，开篇即引《山海经》；他于1909年完成的《穆天子传补释》，更屡引《山海经》以为证，其中证明该书"非后人赝造"的证据之一即是其所载"地名符于《山海经》"，则后者之可据自不待言(注意这里说的是地名而非怪物一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自称"幼治此书"[注解：《刘申叔遗书》，第2178、1171-1177页，引文在第1171页。]，按《穆天子传》为一般正统士人视为后出伪书而不提倡读，刘家又是属于经古文学的世家，这样的读书人在很年轻时已在研治此书(刘师培生于1884年，说此语时不过25岁，则其口中的"幼年"当然还应更早许多年)，亦可见清季学风转变之一斑。

刘师培、蒋观云等当时尚属年轻学者，年辈更高的王先谦在20世纪初年所撰的《外国通鉴序》中也说到他读《山海经》，甚感"上古之世无大国，水船山?NFDA3?中见闻荒忽"[注解：王先谦:《外国通鉴序》,《虚受堂文集》卷6，1932年葵园四种版，第49页。〖ZW)〗。王氏虽禀湘学驳杂之风，大体仍属治学"老成"一流，可知光绪年间《山海经》已为相对正统的学者所阅。如果说《山海经》到清朝末年已较广泛地为学人所阅读并用于著述之中，应该不算过分。

民国学者对《山海经》的不同认知

这样看来，民国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山海经》一类书籍原不需特别的"思想解放"。既存研究一般似不认为光绪初年出现了多大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观念的突破,《山海经》等材料早已纳入史籍要目并被学者广泛阅读提示着新文化运动对民国史学或史料扩充倾向在解放思想方面的影响还可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从下文可以看到，民国前二三十年对《山海经》持怀疑态度甚至反对用之于证史者新旧皆有，且绝非少数人，所以胡厚宣先生才感到他证明了《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能特别引起时人注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前引胡先生所述是晚年的回忆，有些内容不一定特别精确[注解：也许是因为辨伪风气的影响，有学者常因在回忆录中"发现"不精确的内容而质疑其可靠性，我则以为有不精确内容最能证明这一回忆录真正"可靠"。因为回忆录的价值正在其为当事人之记忆，若事事精准，则"回忆"时必已参考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已成"研究"，至少记忆已被修改，反不能得"回忆"之真相，因而大大降低其史料价值。至于有意造伪者，更会努力弥缝，以增强说服力；除非造伪者能力太低，否则造出的回忆录往往比真品更少漏洞。]。《尧典》的确是顾颉刚疑为汉代作品的，而《山海经》就稍不同：影响胡先生的王国维本人在其"二重证据法"的示范中已先使用了《山海经》来考证殷王世系。王氏本主张"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故他认为:"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份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注解：王国维:《古文新证》，收入《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第52-53页。]。王国维是一个在学术方面开新而在文化理想和人生观方面相当认同于传统(也可以说是守旧)的人[注解：其实不仅王国维，像陈寅恪、汤用彤等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赏的史家，在文化理想上也是以传统派自居的。参见王?NFDA5?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他能使用这些书，应该与同光以来的晚清学风有关，很可能也与他同《书目答问》的实际作者缪荃荪的学术交往相关。

同样,《山海经》是一般不视为新派的蒙文通先生(其实他的思想和治学方法都可以说是新而不旧)论证中国上古区域文化的主要依据之一[注解：参见《蒙文通文集》第1-3卷，巴蜀书社1987、1993、1995年版。]。这可能和清季蜀学的传统有关，蒙先生的老师廖平即对朱熹和吴任臣说过的《楚辞》与《山海经》的关系深有体会，他不仅主张"《楚辞》称述，全出《山海》、《诗》、《易》之博士学"(《治学大纲》)〖HT〗；且根本认为"因《楚辞》专引《山经》，而《山经》亦因之大显"(《经学四变记》)[注解：两说皆引在闻一多《廖季平论离骚》,《闻一多全集》(5)，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另一位四川史家吕子方不知是否读到廖平此见，但他显然同意廖平的说法，并有细致的考证[注解：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4、81-94、102-115页。]。蒙先生注意到,"自清世考古之学大盛",《山海经》"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而进行了一些整理工作。但清人的工作也只限于疏通文字、辨析异同，缺乏深入探讨。后来的古史学，也只不过是根据其需要而片段地征引"。他主张从史学的角度对《山海经》"进行深入、全面和系统的分析与考察"，将其"提到古史研究的适当的地位上"[注解：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收《古学甄微》(《蒙文通文集》第1卷)，第35页。]。

从司马迁起，读书人对《山海经》的疑虑皆在其所述的怪、物太离奇，故大多以其为谬悠难信，但是游学欧洲多年的民国新史家傅斯年则与王国维和蒙文通一样认为这一旧籍之中有许多宝贵的材料。与王、蒙不同的是，傅斯年更加有意识地提出古代非正统史料的价值，他强调：经过儒家"伦理化"的史料不能全信。譬如以殷代历史而言,《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有不少错误，而《左传》、《国语》的记载又过度伦理化，它们的史料价值都低于像《山海经》和《楚辞·天问》这样带有神秘色彩的古籍[注解：傅斯年遗稿《中国上古史与考古学》，藏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引在王?NFDA5?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本段所述全本王先生文。]。

傅斯年的观念里隐含民国新史家的一个共识，即中国上古本非什么"黄金时代"。后者正是历代学者难以接受《山海经》的观念基础，凡欲证明该书可信可用者皆不能不就此给出一个能使人接受的解释，所以郝懿行才会得出以"述变怪"来使"民不眩"这样一种极富想像力的诠释。但对于有进化论特别是社会进化观为思想武器的近代学人来说，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容易解决的。明代朱长春注《管子》时即说:"《山经》简而穆，志怪于恒，上古之文也"。吕子方先生已注意及此，他进而主张:《山海经》中"后人所增添的是比较系统、完整，比较致密、文雅的东西。而书中那些比较粗陋艰懂和闳诞奇怪的东西，正是保留下来的原始社会的记录，正是精华所在，并非后人窜入"[注解：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3-4页。]。

其实，在一些道光、咸丰年间及其后兴起的学问中，正统观念本来不甚强，如在以关注"西北"为表征的历史地理学内,《山海经》就不那么受轻视；而前述清季兴起的关于中国人种来源的考辨，实际已牵涉今日所谓的神话领域或传说领域，在这里《山海经》也早就被更认真地看待。这两个方面恰是疑古派的代表顾颉刚先生所关注和涉入者，他本人也最提倡使用传说材料。所以顾先生的后继者杨宽于抗战初期作《中国上古史导论》，颇有集古史研究之大成的动机(成功与否又当别论)，即将《山海经》用为最主要的材料之一；他自述其"论古史神话"之取向便是"多据诸子及《楚辞》、《山海经》诸书以为说"。这一做法得到杨师吕思勉的认可，并鼓励其"推而搜之于《神异经》、《博物志》等书，以穷其流变"(同样可以注意的是吕思勉也非一般认为很"新"的史家)[注解：杨宽:《上吕师诚之书》，1940年2月15日,《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下引各册同)，第381页。]

这样的治史倾向与前已大不相同，时代风气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对《山海经》等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仍不少见，且不少怀疑这些文献的人都持一种看似更"严格"的"科学"史学观。考虑到前述清代学风的演变，特别是多元化倾向的逐渐增强，这些看似更"科学"的史家在相当程度上恐怕受乾嘉正统观念的影响更深，甚至可能成为其僵化的余绪而不自觉。

究竟什么样的资料才应当或可以使用是20世纪史家长期争论的问题，民初对学术研究在"眼光"上的"突破"其实新旧俱有，即使在北大之内新旧人物的学术观念也有着明显的错位。傅斯年的北大同学毛子水当然是名副其实的新派，他在1919年讨论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国故"时就说:"现在有些人用明堂比傅议会，根据《山海经》来讲学术史，说《太极图》是夏鼎上的东西--这等的论断，我觉得很不妥当"。可知身为新派的毛子水基本继承了过去读书人视《山海经》为不可信之"异端"的观念；他还把用《洪范》的材料作哲学史和用纬书的内容作孔子传视为"比用三代鼎彝的款识来说三代的文字更不可靠"[注解：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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