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黄钻网站:蒋介石与冯玉祥结拜过兄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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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全在里面
对于冯玉祥，蒋介石与对其他人不同，一来他们是拜把兄弟，二来冯玉祥是一位地方实力派人物，而且在军、政界身居要职，在军队中有很大影响。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第二次在郑州见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八月，我的军队在豫东把张宗昌打败了，俘虏了张宗昌的官兵两三万人，得了七列钢甲车。过了不久，蒋介石从南京到郑州来看我，先托马福议和刘天龄来对我说：“蒋要同我换帖作盟兄弟。”我说：“很好。”于是蒋介石亲笔写了帖子，我也写了帖子。我为的是要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而与他结盟的，字句当中写的很清楚，他能看得出来；若不实行三民主义，结盟也没用处了。

放走汉奸汪精卫的蒋介石

作者：冯玉祥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在国民政府遥拜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完了以后，大家团拜。本来那种团拜就不对，真的团拜大家应该站一个圆圈，那样彼此一恭贺，就都有了，省事情又省时间。可是这里的团拜，都是一行行地面向北面，文的向左转，武的向右转，彼此一鞠躬，这可以说是文武对拜，不配说什么团拜。礼行完后，马上就是中央委员谈话会，说：“汪精
卫飞走了。”又说：“曾仲鸣被人打死了。”蒋介石问大家意见如何?覃理鸣先生许多位都说：“要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要通缉汪精卫。”蒋介石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至于我们大家把汪精卫弄成副总裁，我们大家是瞎了眼，我们应该向国民认罪。”蒋说：“无论汪精卫怎么不对，我们应该宽待他，我们应当饶恕他。”当时在座的七嘴八舌，有骂的，有咳嗽的，有的就说：“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后来有人提议要正式开会，这样蒋介石又站了起来背遗嘱，这就算是正式开会了。这回算决定了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有的中央委员说：“我们再出门，一个人要带一把扇子，见了人民的时候，我们把扇子往脸上一遮，免得人民吐我们的口水。”我觉得蒋介石把这些话都听见了。蒋把脸往旁边转，不慌不忙地走出会场去了。

汪精卫离开重庆以前两个礼拜，他的夫人就带了家属和所有的行李坐专机走了。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所以汪精卫之到南京组织汉奸政权，说蒋事先连想也想不到，那是谁也不相信的话。因此从汪走后，直到日本投降为止，人们总说蒋和汪及其走狗们是在唱双簧，否则为什么在战时动辄有“重庆、南京合流”的谣传?为什么战后有些大汉奸，迟迟不肯判罪?而且有些明明投降过日本的军官，放了回来，仍旧重用，到现在还带着兵在打内战?

我见了蒋介石，把我在湖南、贵州检阅军队的情形当面给他报告，又写过了书面报告。重要的几件如下：一，士兵吃不饱；二，士兵穿不暖；三，各级官长不拿着士兵当人看，随便打骂；四，军队空缺太多，饷项都被各级官员中饱；五，壮丁未入营之前，在路上用绳子捆着；六，送壮丁的人在路上每到一个地方住下，叫士兵们把裤子脱下来交给官长收藏，让壮丁跑不了；七，怕士兵跑，把房门锁上，士兵们就在屋里拉屎、撒尿；八，未入营前在路上捆着不给吃饱，十天半个月的工夫肠子都饿细了，一到营里，吃得过饱，胀死的很多；九，无论什么时候士兵有了病，缺乏医生更缺乏药品。我把在遵义县照的相片给蒋介石看，蒋仔细看那照片，士兵穿得还不如叫化子。蒋站起来问我：“这是遵义的事吗?”我说：“是的，一点都不错。”蒋说：“贵州省主席是吴鼎昌，不懂军事。他的参谋长是谁?”我说：“是姓何的。”李济深将军在座，蒋问李将军：“贵州的参谋长是何什么?”李将军说：“是何辑五。”蒋说：“何辑五这个坏东西，为什么不问事呀?”李济深将军说：“以前何辑五在广东是交代不清就跑了的。”蒋说：“我马上去电报先把他换掉。”何辑五是何应钦的胞弟，后来何应钦对着别人说：“蒋介石收拾何辑五是和何应钦过不去。”这是多么可笑的事。

我住在四川重庆巴县中学里，这一天放了空袭警报，日本的飞机来了七八十架，轰炸重庆。巴县中学后边山坡上，有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学生，在那里一面躲警报，一面拿着一本书。有两个特务从她面前过，要看女学生看的什么书。那位女学生说：“我看的书，你管不着。”两个特务过去就抓，那位女学生大嚷起来，她看着两个特务蛮横无理，她就把她身上带的三角校章摘下来吃了。校章卡在喉咙里，上不来下不去，那位女学生立时喘不出气，眼看要死。两个特务把她送到中央医院，由王鹏万医师(耳、鼻、喉专家)给那位女学生把那校章从喉中取出来了。虽然能够喘出气来，可是流血过多，并未脱离危险。王医师对两个特务说：“这个女学生的伤不轻，应当静静地躺着，两个星期才能动。”特务马上拿枪对着王医师的胸膛说：“你要多说话，把你打死。”王医师不再说了，特务就把那位女学生拉着，推着走了。就在那天，王医师来对我说这件事，我为了这件事当天去见蒋介石。我问蒋说：“前方打仗，后方要安定人心，不可自己捣乱。”我就把刚才王医师对我说的话，从头到尾对蒋介石说了一遍，更说到：“政权在国民党手里，只要本着孙中山先生的教训，人民是主人，我们是仆人。老百姓喜欢的我们说，老百姓喜欢的我们做，万没有不得人心的道理，能得了人心，要用什么特务呢?这不是自己捣乱吗?”蒋介石马上叫李惟果把我说的话照记下来。我回到巴县中学，李惟果又拿着笔记来问了我一回，我问他：“你到哪里去?”他说他马上到中央医院找王医师去，我对李说：“刚才我对蒋说过的话，句句都是实在的，谁没有姊妹，谁没有儿女，为什么平白无故拿着一般女学生当强盗反叛对待呢?”李说：“我查查去，查查就放出来。”

不知道民主是什么的蒋介石

作者：冯玉祥

蒋介石找我在南山多住几天同他谈话。有一天，蒋介石向我说：“现在许多人都说民主，真是大错误。现在说民主的人细细地一看，都是共产党。共产党是要民主拿民主来打击我们。真是民主起来，我们还能建国么?大家乱吵蛤蟆坑，张说张的对，李说李的对，那还成什么事呢!”

蒋又说：“中国的共产党运动了美国的共产党，在美国的报纸上全是指摘我们：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真是岂有此理!”

我看蒋介石在说得津津有味。我说：“我有一个故事，说给你听听好不好?”当时陈布雷也在座。我说：

“有好多人说，我们中国早就有了民主，不必向外国学习。这话大错特错。我们必须跟着人家真正的民主国家学习学习才成。若是每天都说，我们都有了，都对了；那可就坏了。前几年美国国会议员裴培尔说：‘德国和日本这样疯狂的闹，我们美国应当赶紧征兵，并且应当通过一个征兵法案。’国会里头为这件事，吵了很多日子。最后一天讨论这件事，国会门口来了很多老太婆，贴了很多标语；还不算，糊了一个纸人，上面写着：国会议员裴培尔。等到国会把这议案通过了，当散会以后，裴培尔走出国会门口的时候，老太婆们拿着刀子、剪刀，就扎那纸人。而且喊着说：‘扎死裴培尔!剪死裴培尔!’最后，用一根绳子拴在纸人的脖子上，把绳子一拉吊到空中去。大家嚷着：‘勒死裴培尔!勒死裴培尔!’裴培尔站在门口对老太婆笑着说：‘这真表现出我们美国民主的精神来。’裴培尔问：‘你们知道不知道征兵的案子通过了吗?我请你们大家到咖啡店去，我向你们报告报告：为什么我提议这个案子。’老太婆们说：‘好好好。’大家喝着咖啡，裴培尔就说起来了：‘这个征兵案子一通过，你们的儿子、孙子、侄子，就要去当兵了，你们为了爱你们的孩子，就痛恨我提这个案子。你们晓得打仗的人不是都可能受伤或是阵亡的，像日俄战争一千人中死伤的不到十四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千人中不到十六个半；这不是牺牲极少数的人救了极大多数的人吗?假如我们不征兵的话，有一天德国由东边来了，日本由西边来了，到那时候美国的青年想拿枪也不行了，还不都当了俘虏么?我提这个案子，不但是救青年，还救你们这些老太婆们，因为有了征兵，敌人就不能来了。这样说起来，你们大家不但不应当反对，而且还要拥护我这案子才对哪!’说到这里，老太婆们鼓起掌来说：‘我们拥护你，我们拥护你!’”说到这里，我问蒋介石：

“你看人家被人家骂，被人家拿锤子、剪子扎他，而且用绳子吊起来，人家还是不慌不忙地把大家说服了，也没有派特务去活埋人家，用手枪、炸弹对付人家。这种说服人的精神，我们不应当学习么?你怎么说共产党才民主呢?”因为我说的话有故事在里头，蒋介石眉飞色舞地说：“这样的民主真好!这样的民主真好!”蒋口中虽然这样的说，可是办法仍是老办法，他就靠特务来维持他的政权。

关于他说到美国的报纸批评他说的事，我也不长不短地给他说了一个故事。我说：

“在战国时代，燕国派一个使臣到楚国去递国书，楚国当然也要有国书回答燕国。国书写好了，楚国国务院的秘书长拿着这文书请国务总理签名。国务总理坐在一个很矮很软的大椅子上，拿起笔来要在文书上签名。秘书在旁边端着蜡烛，端得太低了，国务总理就拿一张纸写三个大字‘高举烛’，给那边端蜡烛的秘书看。秘书一看，就把那蜡烛端高了。常说的话：‘高烛下亮’，这一来国务总理签了名，秘书长把公事拿到桌子上去，盖了国宝，封上，交给燕国来的使臣，那使臣就把这文书带到燕国去了。燕国的王把这文书打开一看，除了国书以外，还有‘高举烛’三个字，写得很飞舞。燕王就问他的军机大臣：这‘高举烛’是什么意思?有的这样说，有的那样说，到底说不出所以然来。为了弄清楚‘高举烛’的意思，于是燕王召集文武百官开会讨论。因为在燕王想来，楚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强国，若没有意思，决不会写‘高举烛’三个字放在里面。文武百官都来了，讨论的结果，百分之八十五都是说：‘烛要举得高了，下边就亮。这是不好意思明说我们国家政治黑暗，而暗示我们要修明内政，完全是把一个“明”字告诉我们。’燕王说：‘既是这样就要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黑暗都写出来。’不多的工夫，大家把一切黑暗的事都写出来了。如同：用人不公，赏罚不明，是非颠倒等等的事情。燕王说：‘我们现在就组织一个内政改革促进会好不好?’大家都赞成。燕王说：‘这一次与往日不同，谁要担这个责任，就要认真去做。如到三年，负这个责任的若没有成绩的话，必须从严治罪。’结果，在各方面，都规定出负责任的人来。果然三年以后，燕国的政治都上了轨道。有人提议说：‘我们要饮水思源呀!今天我们的国家能做到这样好，完全是楚国用‘高举烛’三个字教训了我们，我们不应当谢谢人家?’于是就备办了北方的许多礼物，备了国书，派大臣出去致谢楚国。礼物有三份：一份送给国王，一份送给总理，其余一份是送给秘书长的。使臣见了国务总理，除递国书外，口中总是千恩万谢的。国务总理总是不明白，他对燕国有什么好处，使燕国送来这样的重礼，又说这么多的好话。国务总理对秘书长说：‘公宴之外还有私享，你在你们家里预备些好酒、好菜，单同燕国的使臣谈一谈，问他我们对燕国到底有什么好处?’秘书长就照着国务总理的话去办，在他自己家里宴享燕国的使臣。到酒足饭饱的时候，秘书长问那使臣：‘你这次来说，我们对贵国有好处，到底有什么好处?请你说给我听听。’使臣说：‘可了不得!我们对别人有一点好处，总是挂在嘴上，你们待人有好处都会忘了，这真是伟大极了!’秘书长说：‘请你说出来，我们待你们有什么好处吧!’那使臣说：‘就是“高举烛”三个字，我们得到这三个字之后，是怎样的开会讨论去实行改造我们的国家，现在我们的国家上了轨道。’说着说着又是千恩万谢起来了。”

我对蒋介石把这段故事说完了，然后话归本题。我说：“我们看人家说的话，有没有意思，不管好意思或是坏意思都没有关系。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把人家的话当作教训，研究研究，看他说中了我们的毛病没有?现在你一听见美国人说你的不对，你就说这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美国人又不是小孩子，为什么这样容易受到共产党的宣传?我们国民党也派了很多人在美国宣传，美国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国民党的宣传?我们应该承认，总是我们有些坏处，人家才来批评我们，我们应该欢迎美国人的批评。如果美国说中了我们的毛病，我们就拿燕国的精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如果一听到人家说不好的话，马上就恼了，那比什么都危险!”蒋介石说：“‘高举烛’三个字好得很，我永远不会忘的。”结果如何?美国报纸一说蒋介石不好，他马上又大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