烬s8新天赋:谁有托尔斯泰小时候的故事啊？！

1828～1910) 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862年9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 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芦笛文学论坛扫校)
??
??一
??
?? 已经有六个月过去了，自从塞瓦斯托波尔的校堡射出第一枚呼啸着的炮弹，炸毁了敌区的工事之后，便有无数手榴弹、炮弹和枪弹持续地在棱堡和堑壕之间来回飞奔，而死神也在它们的上空盘旋。
??
?? 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内心蒙受了凌辱，成千上万的人获得了满足，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倒在死神的怀里。无法计算有多少被戴上的星章，又有多少被摘下；有多少安娜勋章和弗拉基米尔勋章；还有那数不清的粉红色棺材以及用亚麻布盖着的尸体!但是从棱堡上发出的炮声仍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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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落叶满阶 @ 2006-05-01 11:03 评论(0)

2005年10月23日 星期日(Sunday) 晴

重读托尔斯泰 ——曼涅托
?? 重读托尔斯泰
??
?? 作者：曼涅托
??
?? 我像又回到了小时候，做在木头椅子上，脚离地好高。偏偏椅子的横蹬没了，穿着红花条绒棉鞋的脚没着没落的，还有,椅面上有裂缝，不舒服的咯着人。但是我没有注意这些，当那个总是眨眼的人，把一个冰凉的亮的东西放在我张大的嘴里的时候，金属的陌生和强硬，让我什么都不能想，我只有尽心尽力的喊“啊”。
?? 我手拿着电话筒，用力过了，耳朵都疼了，还是往下按。我就这样听人在电话里说我小
??说的困境，简直是绝境。首先是意识到缺陷，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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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落叶满阶 @ 2005-10-23 17:19 评论(2)

2005年10月23日 星期日(Sunday) 晴

托尔斯泰的歧途（二）
?? 托尔斯泰知道，引诱村妇、经常出入妓院都是有罪的行为，并为这些罪过而自责。然而他往往更多地责怪妇女，她们都是夏娃，都是诱人的妖妇。实际上，毋庸讳言，尽管他一生生理上需要女人并且利用了她们——或许正因为如此——但他不信任她们，讨厌甚至憎恨她们。从某些方面看，他认为女性性征是令人憎恶的。晚年时，他这样说道：
??
?? “看到一个裸露着胸脯的女人总是让我恶心，甚至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
?? 从天性来说，托尔斯泰是挑剔的，甚至是清教徒式的。如果说他自己的性欲让他烦躁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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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落叶满阶 @ 2005-10-23 17:10 评论(1)

2005年10月23日 星期日(Sunday) 晴

托尔斯泰的歧途——保罗*约翰逊
?? 托尔斯泰的歧途
??
?? 作者：保罗·约翰逊[英]
?? 译者：杨正润
??
??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有着更加强烈的负罪感。然而在这方面，他的自我谴责也是奇怪地有所选择的，甚至是在纵容自己。托尔斯泰认为自已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
??
?? “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1853年5月14日)
??
?? “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1856年6月6日)
??
??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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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落叶满阶 @ 2005-10-23 17:07 评论(1)

2005年10月23日 星期日(Sunday) 晴

托尔斯泰小说的第一部中译——郭延礼
??（摘自〈中华读书报〉）
??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Н.Толстой，1828-1910)是俄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世界级的文豪，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作为俄罗斯作家，没有一个人像托尔斯泰那样熟悉中国的古典哲学，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
??
?? 直到他的晚年，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仍一如既往。
??
?? 就在他逝世的当年，他还满怀深情地说：“假如我还年青的话，那我一定要到中国去。”可见在托翁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中国情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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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落叶满阶 @ 2005-10-23 17:02 评论(0)

2005年5月15日 星期日(Sunday) 晴

列宁论托尔斯泰
?? 早在农奴制度时代，列·尼·托尔斯泰就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出现了。他在自己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主要是描写革命以前的旧俄国，即1861年以后仍然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俄国，乡村的俄国，地主和农民的俄国。在描写这一阶段的俄国历史生活时，列·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以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被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竟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了。
??
??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1910年11月26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21页
??
?? 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的虚伪。但是，他的学说与现代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和斗争是完全矛盾的。列甫·托尔斯泰的说教究竟反映了什么人的观点呢？通过他的嘴说话的，是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已经憎恨现代生活的主人，但是逐没有去同他们进行自觉的、一贯的、坚持到底和不调和的斗争。
??
?? 列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1910年12月18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2页
??
??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已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贼、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真可以说：
??
?? 俄罗斯母亲呵，
??
?? 你又贫穷又富饶，
??
?? 你又强大又软弱！①
??
??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在异常迅速地毁坏着。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
??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发表于1908年9月11日[24日]）.《列宁选集》第2卷弟370—371页
??
?? 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历史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进行斗争的准备，象托尔斯泰那样不抵抗邪恶；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
??
??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发表于1908年9月11日[24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373页
??
?? 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是空想的，就其内容来说是反动的（这里反动的一词，是就这个词的最正确最深刻的含义用的）。但是决不应该因此得出结论说，这个学说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学说里没有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
??
??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在一切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里，有一种社会主义，它代表着将代替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有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它是与那些被资产阶级所代替的阶级的思想体系相适应的。例如，封建社会主义就是后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早在六十多年以前，马克思在评价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时候就评价过了。
??
?? 其次，托尔斯泰的空想学说正象许多空想学派一样，是具有批判成分的。但是不要忘记马克思的深刻的指示：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成分的意义“恰与历史发展进程成反比例”。正在“安排”新俄国和消除现代社会灾难的那些社会力量的活动愈发展，活动的性质愈明确，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就会愈迅速地“失去任何实践的意义和任何理论的根据”。
??
?? 在二十五年以前，尽管托尔斯泰主义具有反动的和空想的特点，但是托尔斯泰学说的批判成分有时实际上还能给某些居民阶层带来好处。然而在最近十年中，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了，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世纪末，历史的发展已经前进了不少。而在我们今天，当上述许多事变已经结束了“东方的”静止不动的状态以后，当“路标派”的自觉的反动思想，在狭隘的阶级意义和自私自利的阶级意义上的反动思想在自由资产阶级中间得到这样广泛传播的时候，当这些思想甚至传染了一部分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井造成了“取消派”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候，任何想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理想化，想袒护或冲淡他的“不抵抗主义”、他的向“精神”的呼吁、他的向“道德的自我修养”的号召、他的关于“良心”和博“爱”的教义、他的禁欲主义和寂静主义的说教等等的企图，都会造成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危害。
??
??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1911年1月22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35—36页
??

# posted by 落叶满阶 @ 2005-05-15 14:08 评论(0)

2005年5月15日 星期日(Sunday) 晴

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三）
??（接上文）
?? 如果说列文这个形象对托尔斯泰来说意味着个人经验的改写，那么安娜恰好预示着一种可能：她对家庭的背弃，她的自杀，都是作者想做而未做的。因此，作者对安娜的深爱、赞赏与恐惧是不难理解的。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安娜的悲剧是由于客观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比如说脱培西之流蚁聚一处的上流社会生活圈子的压力，或者说，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悲剧是由于他们两人都无力也不愿与这个生活圈子一刀两断而导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作者高尔斯华绥认为安娜之死是作者的败笔，是不真实的。从小说本身所展现的事实来看，这一见解是说不通的。安娜与渥伦斯基结合固然会导致社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并未大到足以毁灭他们的程度，其次，假如这种爱情意味着“获救”和“幸福”，那么承受这种压力就是应有之义。至少，对于女主人公安娜来说，她在与渥伦斯基结合的过程中，她所面临的最大恐惧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摒弃，也不是谢辽莎遗弃的后果，而是她不知道爱情的对象何时会停止这种爱，从而让她的全部牺牲彻底贬值。由此，安娜进入了嫉妒——怀疑——安慰——怀疑——嫉妒的怪圈，并最终导致了厌倦。由此可见，安娜的死是由于厌倦，她的自杀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厌倦压迫着她，使他在任何时候都会采取自杀这一步骤，尽管安娜本人并非完全了解这一点。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娜的自杀带有那么一点灵机一动的神秘色彩——她去车站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去等候渥伦斯基。火车进站的鸣叫使她突然想到了死，于是她就走下了站台。她当时表现得异常“清醒”，她甚至感到自己手提包被什么东西挂了一下，又从容地解开了它，但这种清醒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迷惘。在这里，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安娜想惩罚他的情人，想让自己的死使对方感到悔恨。她动用了属于她的最后一点资源。
??
?? 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安娜的死是“注定”的，也就是说，作者托尔斯泰早就将她列入了牺牲者的名单，因为托尔斯泰对激情导致的后果已作了预先的设定，他不相信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婚姻／爱情形式有多大的前途。事实上，作者安排安娜与渥伦斯基在车站月台上的第一次见面，宿命的阴影已经将两人笼罩于其中了。
??
?? 我们再来看看列文与吉提。这对恋人虽然历经波折与坎坷，最后终于成了眷属。较之安娜和渥伦斯基，他们之间的爱情更符合托尔斯泰的理想。在这里，《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列／彼埃尔／娜塔莎的三角关系被一分为二；安德列／娜塔莎之间的充满激情的爱情在安娜——渥伦斯基身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而彼埃尔——娜塔莎宗教气息很浓的婚姻则在列文——吉提身上再一次被重写。列文与吉提的重归于好被托尔斯泰赋予了天堂般的温馨。像彼埃尔一样，列文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的“猜字游戏”式的求爱过程更像是一次赌博，不过他成了赢家。列文的求婚被接受之后，困扰着他的所有障碍仿佛在顷刻之间被瓦解了。托尔斯泰写道：“他(列文)必要的时候可以飞上天，或是举起房子的一角来。”由于有了梦寐以求的爱情，他一度深恶痛绝的沙龙聚会不再令人感到无聊，他甚至感到自己承受不住幸福的晕眩，迫不及待地与茶房彻夜长谈，婚姻的枷锁在列文那里也成了逃避自由的绝妙借口，尽管他不得不放弃自己打猎的爱好，但他为自己失去了自由而欣喜若狂：
??
?? 幸福就是妻子不让列文去猎熊，列文感到高兴，爱，不仅是征服了他，而且是整个地将他吞没了。“我心里丝毫找不出惋惜我的自由的心情。”“我高兴的正是失去我的自由。”
??
?? 然而，现实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那样，与不幸的背景相比，幸福是脆弱的，来得快，去无踪。列文与现实的和解是暂时的，忧郁与痛苦很快又回来了。爱情并未使他“获救”。为了阻断自己的自杀企图，列文像一个强迫症患者一样，把家里的绳索全部藏起来(因为他看到绳索就想上吊)，而且不敢携带枪支(开枪自杀就更容易了)。列夫·托尔斯泰仿佛被死亡这样一个巨大的诱惑迷住了，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写到了形形色色的死：列文的哥哥的死，安娜的自杀，列文的克制不住的自杀冲动，渥伦斯基的为自杀所寻找的漂亮借口(上前线并尽快地被土耳其人的子弹打死)。小说中的人物似乎没有一个有好的结局，就连密哈罗夫这样的人也成天幻想着离开世界：“要是能够逃到什么地方去就好了。”而卡列宁无疑是小说中最为悲惨的一个人物。他自始至终都在深渊中挣扎，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虚假的。糟糕的是卡列宁本人能够意识到这种虚假而根本无力改变它。在他的心目中世上的一切都是邪恶的，惟一可以支持他生命的是一种病态的责任感：他用这种责任感强迫自己办公务，用这种责任感来谈情说爱，来面对背叛他的妻子，与他的情敌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列宁自己把这种责任感解释为“侍奉上帝”的道德需要。
??
?? 毫无疑问，列文是小说中的第一主人公。托尔斯泰为了改造这个人物，动用了自己的大部分经验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列文就是托尔斯泰本人。那么，托尔斯泰借助于这个人物的苦难历程要向读者传达一个怎样的信息呢?或者说，列文这个富足的地主、患有强迫症的沉思者、具有非理性倾向的“神学家”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上帝与个人的关系。或者说，人在何种意义上需要一个上帝以及人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之下何以得救。与其说他给我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答案，还不如说留给了我们一个自相矛盾的谜团。列夫·托尔斯泰的思考留下的是一个原样的世界，但他也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列文式的坚韧与忍耐，或者以蒂利亚口吻所说出的：“上帝给予了十字架，也就给予了我们的忍受它的力量。”它与里尔克、卡夫卡所给出的答案大致相仿。
??
?? 马丁·杜伽尔曾认为，托尔斯泰是最具洞察力的作家，他的目光十分锐利，能够穿透生活的壁垒而发现隐含其中的“真实”。但我却倾向于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托尔斯泰是一个图解自我观念的作家，不管是早期还是晚期作品，主题上的联系十分清晰，尤其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部巨著，其中的人物，情节，主题多有雷同之处，他的观念的疆域并不宽广，他的素材也不丰富，但这并不妨碍托尔斯泰的伟大，正如塞万提斯的狭隘主题并不妨碍《堂吉诃德》的伟大一样。小说的真实来自他的智慧，敏感而浩翰的心灵，而更为重要的，他的诚实。维特根斯坦在读完《哈泽·穆拉特》以后曾感慨地说：“他(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
??
?? 选自 作家杂志 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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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落叶满阶 @ 2005-05-15 13:58 评论(1)

2005年5月15日 星期日(Sunday) 晴

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二）
??（接上文）
??称为一个思想家也许更合适。在他的名作《战争与和平》、《复活》中，列夫·托尔斯泰动不动就让精彩的故事突然中断，毫无顾忌地加入大段大段的议论和评述，尽管他的议论性文字不乏真知灼见，但对故事的流畅性和阅读效果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损害。福楼拜也好，托马斯·曼也好，都对托尔斯泰这一做法感到不解，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的第三部分，他为了塞进那些议论性的文字而不惜让整个故事“突然死亡”。其实，以列夫·托尔斯泰的睿智，他并非不知道这一写法会带来何种结果，他一意孤行，我行我素，说明整个写作活动已部分地脱离了作家的智慧的控制。反过来说，这种写法对作者来说是一种不可更改的习惯，是一种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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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有自身的智慧，它比作者本人的智力水平更高、更远，这种说法在列夫·托尔斯泰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在托尔斯泰晚期的作品中，作家在思想性方面的探索走得更远，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钻进了牛角尖。如果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列夫·托尔斯泰试图代替上帝进行思考。《克莱采奏鸣曲》、《伊凡·伊里奇之死》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安德烈·纪德曾经告诫人们，对于有些问题，以人类的智力，不宜推究得太深，米兰·昆德拉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但对于列夫·托尔斯泰来说，他的思索、疑问是不分畛域、没有界限的，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更近乎歌德。后者曾有一句名言：“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内心体味参详。”他又借霍蒙苦鲁斯之口说出这样令人费解的话：“一个人连‘母亲’都敢探索，就再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参见《浮士德》，董问樵译)。托尔斯泰的政治理想，价值伦理和哲学思考固然因为在印度的实践而开出了花朵，结出了果实——甘地所奉行的和平主义运动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并成为某种新的精神资源。但如用“不以暴力抗恶”或所谓的人道主义来概括托尔斯泰的思想，未免过于简单。说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也没有完全错。托尔斯泰一方面固然同情、关心农民，并一直设法让农民获得应有的土地，但他骨子里与农民属于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既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同时在内心深处对他们也有一种本能的蔑视，而且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贵族地位和优游的生活。他一生都在思考“得救”这个问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幻想在人间建立上帝的天国。他既然说出了“天国在你们心中”这句有名的箴言，但仍无法克服内心巨大的矛盾与分裂，最后终于离家出走，死在了一个荒凉的小车站上。我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托尔斯泰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他的合理身份也许还不只是一个思想家，倒更像一位没有具体信仰的神学家，关于这一点，托尔斯泰本人在忏悔录中说得十分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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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已有五十年，除了十四五年童年时代之外，我有三十五年都是个虚无主义者，这是按这个词的本意来说的：既非社会主义者，又非革命者(就人们通常赋予这个词的歪曲涵义而言)；虚无主义者，这就是说：毫无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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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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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卡列尼娜》是我最喜爱的长篇小说，这一点，我想一开始就指出来。在我们这门课的讲授计划中，我将它放在最前面，也不是没有考虑的。诸位也许和我有不一样的看法，这无关紧要。我一直认为，在文学上，没有“正确”这样一个绝对的概念，也没有任何人担保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一劳永逸的最后答案。作为教师的职责之一，仅在于阐述他个人的观点(如有必要，他也会提及文学史上的相关看法)并说明理由。《安那·卡列尼娜》不仅是我最喜欢的长篇小说，而且我也认为，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中，它也是写得最好的。《战争与和平》也许更波澜壮阔，更雄伟、更有气势，但它不如《安娜·卡列尼娜》那么纯粹，那么完美。顺便说一句，列夫·托尔斯泰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文体家，但他的文体的精美与和谐无与伦比，这并非来自作者对小说修辞、技巧、叙述方式的刻意追求，而仅仅源于艺术上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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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安娜·卡列尼娜》在文体上有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但我之所以会被这部作品迷住，是因为完全不同的另外因素。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这部作品在道德上的强烈的冲击力。众所周知，列夫·托尔斯泰在道德训戒方面的主观意图十分强烈，但也并非始终如此。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更信赖不涉及道德说教的自然，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纯粹艺术的才能要比社会意义的才能高得多。到了晚期作品中，托尔斯泰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甚至带有明显的反智，反文化、反艺术的色彩，他不仅对莎士比亚那样的纯艺术作品深恶痛绝，而且为自己身上所有的莎士比亚的倾向公开表示悔恨。我们这里要说的《安娜·卡列尼娜》恰好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段，是托尔斯泰的思想、观念、艺术倾向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俄国的德鲁日宁，安年科夫等人把《安娜·卡列尼娜》视为“纯艺术”的代表作品，我认为颇有疑问。《安娜·卡列尼娜》虽说没有《战争与和平》中那么多的议论和哲学说教，但对于“灵魂得救”这一主题的展开，作品中的思辩色彩和宗教情绪却要浓烈得多，而且，托尔斯泰晚期作品中的许多主题，倾向和叙事特点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都有所表露。因此，我认为，《安娜·卡列尼娜》对于列夫·托尔斯泰一生的创作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从艺术表现力方面来说，作者的能力日臻成熟，而且对长篇小说这个体裁的驾驭炉火纯青。这部小说写于他一生中最安宁，最幸福的时期，虽然对于绝对善、正义、真实以及“得救”的探索已为日后的创作埋下伏笔，但这方面的倾向还未来及得对他饱满的热情、宽广的视野构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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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在重读这部作品时，它的流畅性，内在的严谨与缜密仍然让我感到震惊。而实际上，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时断时续。作者一面写作，一面却对这部作品的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甚至几次中断了写作。如果不是他的责任心的驱使——仅仅为了使《俄国导报》的连载得以完成，很可能会中途夭折。当托尔斯泰写完这部作品后，他像是摆脱了一件沉重的负担似的感叹说：“我终于被迫把我的小说写成了，它简直叫我腻烦死了。”托马斯·曼认为，作者之所以写得如此困难，主要是艺术上的永不满足造成的无休止的琢磨修改：“这位惊世骇俗的圣者越是不相信艺术，对艺术越是一丝不苟。”这一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我认为，这部作品难产的另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却是作者在“生命的意义”、“价值观念”、“社会变革的理想”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危机与幻灭感。作者将那些犹疑、彷徨、甚至有些绝望的思考一起写入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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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前的课上，我每次都要向学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托尔斯泰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不喜欢在章节之间用小标题，这是作者的写作习惯所致。《安娜·卡列尼娜》似乎也不例外，但有趣的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却出人意料地使用了一个标题，那么这个小标题是什么呢?没有学生能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这说明，同学们在阅读作品时还不够细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在文体上的形式上的反常之举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好吧，我现在告诉诸位，这个小标题就是“死”。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在写下“死”这个标题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却泄露了一个重要的秘密，这部作品的主题并不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单纯，至少不是以“婚外恋”、“反叛”、“家庭伦理”一类的题目所能涵盖的。“死”这个标题在全书中那样醒目，似乎暗示了“死亡”是作者的思考中无法逾越的障碍，正如托尔斯泰在作品中说的那样，既然人人都要一死，那么他在生前的荣辱失得，衰盛毁誉，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