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纪录片:科举制度是怎样被废除的

废除科举制

　　100年前，就是1905年，中国在做什么？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是最为震动的大事。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于是，由此开始，一个贯穿百年的现代化教育在中国艰难地兴起。但是，100年前的中国，不了解世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没有100年后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想法。
　　1905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正式废除了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科举制度。从新学堂的兴起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2005年正好是科举制废除100周年
　　废除科举制度，捣毁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
　　科举制度是经历漫长历史阶段形成的，它的形成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奴役广大劳动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隋帝创立科举是“倡天下读圣贤书考进士及第”的风气。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读圣贤书，实际上是让天下人去读儒家的“经书”，而这些经书是经过历代诠释者为更好地做忠君的顺民角度去阐释的，尤其是经宋代理学家提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之类，让天下人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已。所以，我们说倡科举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让天下人读书，而在于统治者的“治天下。”所谓“治天下”，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也就是说让读书人中举，走进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可以说科举具有某些积极意义。在科举施行一千多年中，许多读书人本着“匡社稷济苍生”的目的参加科举，的确出了些治世之能臣，为人民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但科举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以科举销尽天下英雄气。”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就是中了科举的“英雄”们，做了官后，帮助统治者奴役百姓，而百姓也成了“顺民”，这样，封建官僚机构便可以正常运转。废除科举，就意味着封建官僚机构的基石被捣毁，封建官僚机构如风雨中的大厦摇摇欲坠了。结果在废除封建制度六年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废除科举制度极大地冲击儒家学说灌输在国民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学而优则仕这就是孔子的思想，也成了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本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的走上仕途。尤其科举制度施行后，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为他们为获取高官厚禄权势的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读书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他们只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不学其它的技能，不事其它的行业，多数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甚至出现了像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因无一技之长，到了科举制度后期更有甚者甚至成了无业游民。废除科举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学优而无仕了，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在苦闷、惆怅、无奈之后，为了生计，他们变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学而优则仕”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朝，成熟于宋朝，盛行于明朝、清朝。在一千多年中通过开科考试，共遴选了十万进士。这就为封建官僚机构提供了大量人才。废除科举，等于关闭这些知识分子的仕途大门。为个人的出路，为民族的复兴，这些人开始思考个人与民族的前途而去寻找新的出路。其结果，大批优秀人才纷纷走出国门，或到日本，或到欧美，他们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的理想，去学习，去奋斗。同时在这批优秀人才中的很多人加入了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并成为主力军，从事“反封建，建共和”的革命活动，同国内的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一道，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经过六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废除无疑成了革命烈火的助燃剂，历史前进的推进器。
　　废除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教育的国家。
　　中国的教育起源于三代——夏、商、周。三代建立的学校分别是校、序、庠。以后各朝各代均设立学校。科举制度施行后，全国办私塾，设学堂，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到了明清，科举制度日趋腐朽，而教育也日渐式微，明朝八股文的出现，严重地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制约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到了清末，许多有识之士，观照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的进步，发出了“科举制度非改不可”的呐喊，终于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了。
　　废除科举制度启动了现代教育，自1905年后，全国各地新学堂纷纷设立，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新学堂。新学堂引进新的教育理念，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增设了许多富国强民的学科。新学堂的知识分子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学习现代各种科学与技术。从此中国的教育开始了新的征程，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极大地推进新文化的传播。
　　废除科举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出国学习考察，或著书立说，或大量翻译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著作，大量引进西学，因而开拓民众的视野，提高了人民的思想，同时这些知识分子还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后，高扬“科学、民主”大旗，以包容的心态，北大聚集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师，而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与领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从1905年到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历时十年左右，可以说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推进了新文化的传播。

改革科举制度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之后，在如何改革，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改革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渐进的变通的方式。清末新政初期，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1901年和1902年初向清廷呈交的“江汉三奏”的改革建议中，就主张通过“变通”的方式来改革科举制度。他们主张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考试“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的内容，并建议留学学成归国者经清政府复试可以取得进士贡士的资格。清政府接受了这种改革思路，在清末新政初期，改革科举制度的办法也是渐进式的，例如辛丑年（1901年）七月，清廷命自从此为始，乡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并停止武科考试，等等。此后，取消科举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清廷的主政者在具体措施上还是渐进的。1902年张之洞首先提出十年内逐步废止科举制度，这一建议受到清廷采纳。方法是每科取士名额递减，分三科减尽，十年之后，一律从学堂取士。

第二种选择则是立即彻底废除科举。其代表人物有袁世凯、端方等人。清廷认为他们的奏议“不为无见”，此后不久，端方与袁世凯的废科举的建议被清廷采纳。清廷于1905年采取更为激进的彻底废止科举的措施，其理由可以从袁世凯、端方的奏议中看到。该奏折的大意是：——根据现在危迫情形，实同一刻千金，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悻得第之心，不能专心一致砥砺新学，民间更是相率观望，而且，私立学堂极少，公家财力有限，不可能普及学堂。因此，如继续采取渐进方式，新式学堂就没有大兴的希望。——即使现在立即废止科举，遍设学堂，也要等10多年之后，才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各类人才。如以渐进的方式废止科举，那么要培养出所需人才则要到20年以后。而在强邻相逼的窘迫环境下，中国大局必然危殆。——学堂最为新政大端，学堂对开通民智、普及教育、培养合格国民有根本的作用。因此，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不能坚定，民智不能大开，故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2] 从以上奏折内容来看，端方与袁世凯等人之所以要求迅速废除科举，其理由是，由于人心恋旧，从而妨碍了新制度的建立与开展，他们认为，在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只有迅速地取消科举制，才能釜底抽薪地消除人们对旧制的依恋，迫使士绅知识分子接受新的教育制度。这种“先破后立”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主流精英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思想方法。他们注意到了科举制度的固有惰性对变革的阻力，并且以此作为彻底废除科举的理由，而又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压力作为迅速废除这种制度的根据。但他们却较少考虑到，这种作为现存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的制度一旦突然取消将可能在社会整合上引发的问题。此外，他们也很少考虑到，一种新制度的建立与发挥成效，并非简单地“破旧立新”就能达到，新制度的发挥效能尚需要一系列的复杂条件的配合。

激进的废除科举派实际上忽视了改革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严复所指出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一种富有成效的改革必须尽可能避免整合危机所引起的社会震荡，这就必须在新旧规则之间形成一种过渡的连续性。对科举制度不是采取变通，而是采取迅速取消的办法，其结果是，一方面，变革旧制而导致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的丧失，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例如学堂教育体制）又无法单凭体制改变而及时形成，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

你没说事慈禧废除的阿，这确实事那老太太的功劳。
唉一辈子还办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