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可乐2016销售情况:抓紧了！！！！！”屈原与楚地民歌的关系？”或者”鲁迅和民间文学的关系？”

楚辞是产生于南方长江流域楚地的新文体，从楚辞体的艺术形式特色来看，它与楚地的原始神话和巫觋、工祝的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九歌》就是屈原借用巫俗、巫歌创作出来的，《招魂》更是直接仿效楚地巫觋招魂词形式写成的，而屈原代表作《离骚》中一次向重华陈词、两次向神巫问卜、三次上天下地神游，不仅吸取了很多神话，而且直接与宗教巫事活动形式有关。但是屈原并非神巫或宗教的信仰者，他吸取神话和宗教活动来结撰自己的作品，是为了倾诉自己的爱国情感，为了表达对美好事物和理想的追求，为了表现自己的心理创通和波折。这不仅摆脱了宗教性，化腐朽为神奇，还使楚辞作品充满了激情和想象力。
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乐曲和民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离骚》、《涉江》、《哀郢》等篇末的“乱”，《抽思》中的“少歌”、“倡”等都是乐曲上的名称，这表明楚辞的产生及其体制的形成受到了当时楚地乐曲的影响。楚辞的另一形式特征是句式的加长，并大量使用“兮”字语吻词，这一特征承袭和取鉴了流传于楚地的民歌，《越人歌》、《孺子歌》、《徐人歌》等楚地民歌的语言形式和造语风韵都表明楚辞体的形成和楚地歌诗的密切联系。
离骚》的艺术世界：神话世界、往古世界、香草美人世界
神话、往古、香草美人构成了《离骚》令人目眩神夺的艺术世界。首先，《离骚》中出现了一个无比神奇的神话世界。屈原从神话传说中汲取了丰富的形象，通过自己奔放不羁的自由想象，把它们结撰成层出不穷的生动情节和美丽画面，使它们成为表达诗人思想感情的艺术构思的一部分，取得了极强的抒情达意效果，如诗人的三次升天遨游。其次，诗中还出现了一个往古世界，众多历史人物纷纷登台，为全诗注入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和理性光辉。屈原借对往古盛世的回顾，为统治者的改革树立榜样；借对历史兴亡的反思，表达对楚国前途的担忧；借历史上君臣遇合的佳话，鼓舞激励自己奋进不止、探索不息。再次，屈原在《离骚》中创造了一个香草美人的世界。诗人构思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性的香花美草意象，来比喻道德的自修和品德的高洁。又借男女情爱的心理来表达自己政治生活中的失望与希望、坚贞与被嫉、苦恋与追求，更显得曲折尽致，深微动人。

民间文学的采集研究概况

大陆地区以科学方法收集民间文学作品约略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沈尹默、沉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等发出「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成立「歌谣征集处」，呼吁各界广为收集，同时提出忠实记录的要求：「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语不可改为官话。」且须附记流传情形、相关的地理、历史及风物的注释。接着1920年成立「北大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立《歌谣》周刊，除刊登各地歌谣之外，并且登载民间文学研究的文章。在此影响之下，当时如《京报》、《晨报》等各地报刊皆开始注意并发表民间文学作品。1927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成立「民俗学会」，先后出版《民间文艺》、《民俗》等刊物，还包含一系列的民俗丛书，发表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和论文。1931年至1933年，由陶茂康、钟敬文、娄子匡主编的《民间》中也刊载了大量的当时所收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此外，鲁迅《门外文谈》等一系列民间文学文章的发表，朱自清《中国歌谣》、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茅盾《神话杂论》等民间文学专着的出版，以及顾颉刚、赵景深等人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对中国民间文学的进展也激起了推波助澜之效。1950年，以郭沫若为理事长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陆续出版了《民间文学集刊》、《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专门刊物，使民间文学益加蓬勃发展。八O年代之后，大陆方面对民间文学的推展更为积极，目前正着手一项所谓「三套集成」计画，由「国务院文化部」（相当于我们的「文建会」）下达通令，要求全国各省、县地方同时搜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三者，然后将各地方的作品集中一起，以县为单位分别各出一本选集；再将各县作品集中一起，以省为单位各出一本专集，此项工作在民间文学的发展上实具划时代意义。

辞是战国后期楚国诗人屈原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新诗体，用的是楚地方言，内容又跟楚地的社会生活、山川风物有关，故称楚辞。形式自由，句式散文化；大体以四句为一小节，两句为一组；以六字句为主，间有长短句，好用语气词“兮”（不包括在六字之内），虚词置于句腰（第四、五字）上，也可以不计在字数之内，每句三拍，例如屈原《离骚》中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到了西汉，在辞的影响下又产生了赋这种新文体。汉人将辞和赋统称为辞赋，但二者仍有显著的区别：赋的句式进一步散文化，常用关联词语，长短句明显增多，内容则以咏物说理为主，写法上讲究铺排，即所谓“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主”，这就表明赋已是有韵的散文了；而辞仍然是诗，重在抒情，形式上尽管后来也有若干变化，但四句一节、每句三拍的格局还是保持了下来。

了解辞的体裁特点，对我们诵读这篇课文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四句一节的形式没有变，全篇共15节，每节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读后可作稍长停顿，这样读下来，全篇层次自然清晰。其次，仍以六字句为主（约占全文60句中的四分之三），都按三拍读，节奏整齐，音韵铿锵，亦有悦耳动心之效。

应注意的是：①有些七字句中出现了虚词，仍可作六字句读，如“（既）自以心为形役”“寓形宇内（复）几时”等。②“归去来兮”（出现两次）“已矣乎”当作一句读，适当地延长读末字的时间。③“乃瞻衡宇”以下八句皆四字句，“富贵”两句为五字句，读时节奏自当变化。

我们知道，屈原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便是继《诗经》之后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之上首创了“楚辞”这种形式自由，摇曳多姿的诗歌形式，称为“骚体”。它对后来的汉大赋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但整部《楚辞》中只有《天问》的形式与众不同 ，其遣词造句晦涩难懂，佶屈聱牙，令后代训诂家颇感头疼。基本是四字一句，表面上看与《诗经》相似，但又明显与《诗经》风马牛不相及。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近年来，北师大的青年学者过常宝先生在《楚辞与原始宗教》一书中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他的论述令我很受启发：“从《天问》中那些令人难以索解的问句形式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对形式的过分迁就的倾向，这种倾向显然超出了一种风格的要求，它应该来自试问以外的某种规范。”过先生认为《天问》的形式来自于作者所熟悉的某种巫史文献，他对这一文献进行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加工改造，使其能够在有限的程度上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接着过先生又以大量篇幅引证世界上现存的较为古老的宗教文献中连缀问句的实例，又用我国上古其它巫史文献中使用问句的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我虽然并不完全理解他的观点，但这使我认识到了《天问》可能是屈原借鉴了一种楚国固有的原始文献形式加以改造的结果，藉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其实，我国著名社会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对这一问题已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在《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曾引用梁启超的观点：“《九歌》、《天问》等篇，盖犹胚胎时代之遗响焉。南人开化，后于北人，进化之迹，历历可征也”，然后指出：“这（指《天问》、《九歌》等作品）似乎是过去文学史上的一种惯例：越接近远古社会的作家作品，往往就跟人民的固有文学艺术和风俗、习尚的关联比较严密。”这已在理论上表露了他对《天问》形式来源的观点。另外，顾颉刚、汤炳正等学者亦有类似的看法。1这些观点的提出大大促进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目前较为可信的观点。而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王逸在《天问章句》前面的叙中有关“呵壁问之”的传统说法。王逸说：“（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及古贤圣怪物行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所谓“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可能是汉以后儒家的附会，而真正的背景很可能是有关巫祭仪式的场所，屈原自幼生活在楚国这样一个巫风浓烈的环境中，对这些宗教仪式与有关文献体制非常熟悉而加以利用；另外，我想这种连珠炮似的发问形式便于抒发屈子满腔的激愤，于是便有了长诗《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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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著作中有关于中国民间文学的评述。
鲁迅写了一些由民间文学改编的小说，如补天等。
我国设立了多项与鲁迅有关的民间文学奖。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中，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赞助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战国以后，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亏。怀王恼怒，又轻率出兵伐秦。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势下，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除左徒外，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鲁等国的公族大夫，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屈原之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
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屈原的作品，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 1篇。有《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 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姜亮夫)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楚辞》简析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以后的一种新诗体。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此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同时“楚辞”又代表了楚地独特的文化特点。春秋以来，楚国长期独立的发展，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与此同时，楚国又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也发展了它固有的文化。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成为“楚辞”发展的重要源泉。
楚辞有这么几个特点： ①句子长短不一，句式参差错落，四言、五言、七言、八言均有，形式灵活多样，读起来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 ②多用“兮”字，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性，使诗人的情感得以充分表露。

3.《离骚》简析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被放逐以后。
《离骚》的题旨，司马迁解释为“离忧”，意思尚不够明白；班固进而释“离”为“罹”，以“离骚”为“遭忧作辞”；王逸则说：“离，别也；骚，愁也。”把“离骚”释为离别的忧愁。二说均可通。
我们可以把《离骚》分成前后两大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着重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过幻想方式。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即楚王）和一群“党人”，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
虽然，诗人在理智上是坚定而明确的，但这并不说明他在感情上不存在迷惘和痛苦。《离骚》后半篇借助神话材料，以幻想形式展示了他的内心深处的活动，和对未来前途的探索。《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以炽烈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对屈原所说的“美政”，如果冷静地看，我们只能说这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诗人所服膺的“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实际是儒家虚构的产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原则虽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而屈原却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他宁可怀抱这理想而死，我们决没有理由指责屈原“偏激”，指责他的理想“不切实际”。
因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类前进的光芒；为理想而奋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得以摆脱平庸苟生的伟大精神。

4.离骚的主人公形象

《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由于理想的崇高、人格的纯洁、感情的强烈，这个形象就远远地超出于流俗和现实之上。全诗始终贯穿着诗人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当残酷的现实终于使理想破灭时，他表示了以身殉理想的坚强意志。诗人以花草冠佩象征品德，富有优美的想象，再加上一些夸张的描写，就把主人公品格刻画得异常崇高。

5.诗歌的结内容构内容

《离骚》表现了诗人对实现自己崇高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的斗争精神。全诗分为前后两部分。从篇首到“岂余心已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缨之婢媛兮”到结尾为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历史的回溯，叙述了诗人的家世出身，生辰名字，以及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后一部分是描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被腐朽的贵族集团排斥在现实生活之外，他苦闷彷徨地面对未来。这一部分中诗人通过一系列虚构的境界，否定了与他爱国感情和实现理想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各种道路，最后决心一死以殉自己的理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成之所居。”这是诗人当时所能选择的唯一道路，他以死来坚持理想，反抗黑暗的政治现实。

6.诗歌的艺术特点

1.《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
2.比兴手法在《离骚》中广泛运用，它“依诗取兴、引类比喻”，而且还把比兴与要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了象征意义。比如通篇以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品质就是这种情况。《离骚》中的比兴，不像《诗经》那样只是一个片断，而是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充分表现了所要表达的内容。比兴与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如：以“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诗中诗人以女子比贤者，由此出发，又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妒贤，如课文中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以求媒比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这样一来，使所用的比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全诗也就因此而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彩。
3.抒情诗一般篇幅短小，没有故事情节。而《离骚》不仅篇幅宏伟，而且拥有大量的故事情节，把诗人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4.诗人一面采用民歌的形式，一面又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把诗句加长，构成巨篇，既有利于包纳丰富的内容，又有力地表达了奔腾澎湃的感情。

大陆地区以科学方法收集民间文学作品约略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沈尹默、沉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等发出「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成立「歌谣征集处」，呼吁各界广为收集，同时提出忠实记录的要求：「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语不可改为官话。」且须附记流传情形、相关的地理、历史及风物的注释。接着1920年成立「北大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立《歌谣》周刊，除刊登各地歌谣之外，并且登载民间文学研究的文章。在此影响之下，当时如《京报》、《晨报》等各地报刊皆开始注意并发表民间文学作品。1927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成立「民俗学会」，先后出版《民间文艺》、《民俗》等刊物，还包含一系列的民俗丛书，发表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和论文。1931年至1933年，由陶茂康、钟敬文、娄子匡主编的《民间》中也刊载了大量的当时所收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此外，鲁迅《门外文谈》等一系列民间文学文章的发表，朱自清《中国歌谣》、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茅盾《神话杂论》等民间文学专着的出版，以及顾颉刚、赵景深等人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对中国民间文学的进展也激起了推波助澜之效。1950年，以郭沫若为理事长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陆续出版了《民间文学集刊》、《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专门刊物，使民间文学益加蓬勃发展。八O年代之后，大陆方面对民间文学的推展更为积极，目前正着手一项所谓「三套集成」计画，由「国务院文化部」（相当于我们的「文建会」）下达通令，要求全国各省、县地方同时搜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三者，然后将各地方的作品集中一起，以县为单位分别各出一本选集；再将各县作品集中一起，以省为单位各出一本专集，此项工作在民间文学的发展上实具划时代意义。

辞是战国后期楚国诗人屈原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新诗体，用的是楚地方言，内容又跟楚地的社会生活、山川风物有关，故称楚辞。形式自由，句式散文化；大体以四句为一小节，两句为一组；以六字句为主，间有长短句，好用语气词“兮”（不包括在六字之内），虚词置于句腰（第四、五字）上，也可以不计在字数之内，每句三拍，例如屈原《离骚》中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到了西汉，在辞的影响下又产生了赋这种新文体。汉人将辞和赋统称为辞赋，但二者仍有显著的区别：赋的句式进一步散文化，常用关联词语，长短句明显增多，内容则以咏物说理为主，写法上讲究铺排，即所谓“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主”，这就表明赋已是有韵的散文了；而辞仍然是诗，重在抒情，形式上尽管后来也有若干变化，但四句一节、每句三拍的格局还是保持了下来。

了解辞的体裁特点，对我们诵读这篇课文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四句一节的形式没有变，全篇共15节，每节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读后可作稍长停顿，这样读下来，全篇层次自然清晰。其次，仍以六字句为主（约占全文60句中的四分之三），都按三拍读，节奏整齐，音韵铿锵，亦有悦耳动心之效。

应注意的是：①有些七字句中出现了虚词，仍可作六字句读，如“（既）自以心为形役”“寓形宇内（复）几时”等。②“归去来兮”（出现两次）“已矣乎”当作一句读，适当地延长读末字的时间。③“乃瞻衡宇”以下八句皆四字句，“富贵”两句为五字句，读时节奏自当变化。

我们知道，屈原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便是继《诗经》之后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之上首创了“楚辞”这种形式自由，摇曳多姿的诗歌形式，称为“骚体”。它对后来的汉大赋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但整部《楚辞》中只有《天问》的形式与众不同 ，其遣词造句晦涩难懂，佶屈聱牙，令后代训诂家颇感头疼。基本是四字一句，表面上看与《诗经》相似，但又明显与《诗经》风马牛不相及。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近年来，北师大的青年学者过常宝先生在《楚辞与原始宗教》一书中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他的论述令我很受启发：“从《天问》中那些令人难以索解的问句形式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对形式的过分迁就的倾向，这种倾向显然超出了一种风格的要求，它应该来自试问以外的某种规范。”过先生认为《天问》的形式来自于作者所熟悉的某种巫史文献，他对这一文献进行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加工改造，使其能够在有限的程度上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接着过先生又以大量篇幅引证世界上现存的较为古老的宗教文献中连缀问句的实例，又用我国上古其它巫史文献中使用问句的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我虽然并不完全理解他的观点，但这使我认识到了《天问》可能是屈原借鉴了一种楚国固有的原始文献形式加以改造的结果，藉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其实，我国著名社会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对这一问题已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在《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曾引用梁启超的观点：“《九歌》、《天问》等篇，盖犹胚胎时代之遗响焉。南人开化，后于北人，进化之迹，历历可征也”，然后指出：“这（指《天问》、《九歌》等作品）似乎是过去文学史上的一种惯例：越接近远古社会的作家作品，往往就跟人民的固有文学艺术和风俗、习尚的关联比较严密。”这已在理论上表露了他对《天问》形式来源的观点。另外，顾颉刚、汤炳正等学者亦有类似的看法。1这些观点的提出大大促进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目前较为可信的观点。而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王逸在《天问章句》前面的叙中有关“呵壁问之”的传统说法。王逸说：“（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及古贤圣怪物行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所谓“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可能是汉以后儒家的附会，而真正的背景很可能是有关巫祭仪式的场所，屈原自幼生活在楚国这样一个巫风浓烈的环境中，对这些宗教仪式与有关文献体制非常熟悉而加以利用；另外，我想这种连珠炮似的发问形式便于抒发屈子满腔的激愤，于是便有了长诗《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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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http://www.chinesefolklore.com/9/mssl.files/000720.htm
楚辞是产生于南方长江流域楚地的新文体，从楚辞体的艺术形式特色来看，它与楚地的原始神话和巫觋、工祝的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九歌》就是屈原借用巫俗、巫歌创作出来的，《招魂》更是直接仿效楚地巫觋招魂词形式写成的，而屈原代表作《离骚》中一次向重华陈词、两次向神巫问卜、三次上天下地神游，不仅吸取了很多神话，而且直接与宗教巫事活动形式有关。但是屈原并非神巫或宗教的信仰者，他吸取神话和宗教活动来结撰自己的作品，是为了倾诉自己的爱国情感，为了表达对美好事物和理想的追求，为了表现自己的心理创通和波折。这不仅摆脱了宗教性，化腐朽为神奇，还使楚辞作品充满了激情和想象力。
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乐曲和民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离骚》、《涉江》、《哀郢》等篇末的“乱”，《抽思》中的“少歌”、“倡”等都是乐曲上的名称，这表明楚辞的产生及其体制的形成受到了当时楚地乐曲的影响。楚辞的另一形式特征是句式的加长，并大量使用“兮”字语吻词，这一特征承袭和取鉴了流传于楚地的民歌，《越人歌》、《孺子歌》、《徐人歌》等楚地民歌的语言形式和造语风韵都表明楚辞体的形成和楚地歌诗的密切联系。
离骚》的艺术世界：神话世界、往古世界、香草美人世界
神话、往古、香草美人构成了《离骚》令人目眩神夺的艺术世界。首先，《离骚》中出现了一个无比神奇的神话世界。屈原从神话传说中汲取了丰富的形象，通过自己奔放不羁的自由想象，把它们结撰成层出不穷的生动情节和美丽画面，使它们成为表达诗人思想感情的艺术构思的一部分，取得了极强的抒情达意效果，如诗人的三次升天遨游。其次，诗中还出现了一个往古世界，众多历史人物纷纷登台，为全诗注入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和理性光辉。屈原借对往古盛世的回顾，为统治者的改革树立榜样；借对历史兴亡的反思，表达对楚国前途的担忧；借历史上君臣遇合的佳话，鼓舞激励自己奋进不止、探索不息。再次，屈原在《离骚》中创造了一个香草美人的世界。诗人构思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性的香花美草意象，来比喻道德的自修和品德的高洁。又借男女情爱的心理来表达自己政治生活中的失望与希望、坚贞与被嫉、苦恋与追求，更显得曲折尽致，深微动人。

民间文学的采集研究概况

大陆地区以科学方法收集民间文学作品约略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沈尹默、沉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等发出「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成立「歌谣征集处」，呼吁各界广为收集，同时提出忠实记录的要求：「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语不可改为官话。」且须附记流传情形、相关的地理、历史及风物的注释。接着1920年成立「北大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立《歌谣》周刊，除刊登各地歌谣之外，并且登载民间文学研究的文章。在此影响之下，当时如《京报》、《晨报》等各地报刊皆开始注意并发表民间文学作品。1927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成立「民俗学会」，先后出版《民间文艺》、《民俗》等刊物，还包含一系列的民俗丛书，发表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和论文。1931年至1933年，由陶茂康、钟敬文、娄子匡主编的《民间》中也刊载了大量的当时所收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此外，鲁迅《门外文谈》等一系列民间文学文章的发表，朱自清《中国歌谣》、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茅盾《神话杂论》等民间文学专着的出版，以及顾颉刚、赵景深等人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对中国民间文学的进展也激起了推波助澜之效。1950年，以郭沫若为理事长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陆续出版了《民间文学集刊》、《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专门刊物，使民间文学益加蓬勃发展。八O年代之后，大陆方面对民间文学的推展更为积极，目前正着手一项所谓「三套集成」计画，由「国务院文化部」（相当于我们的「文建会」）下达通令，要求全国各省、县地方同时搜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三者，然后将各地方的作品集中一起，以县为单位分别各出一本选集；再将各县作品集中一起，以省为单位各出一本专集，此项工作在民间文学的发展上实具划时代意义。

辞是战国后期楚国诗人屈原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新诗体，用的是楚地方言，内容又跟楚地的社会生活、山川风物有关，故称楚辞。形式自由，句式散文化；大体以四句为一小节，两句为一组；以六字句为主，间有长短句，好用语气词“兮”（不包括在六字之内），虚词置于句腰（第四、五字）上，也可以不计在字数之内，每句三拍，例如屈原《离骚》中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到了西汉，在辞的影响下又产生了赋这种新文体。汉人将辞和赋统称为辞赋，但二者仍有显著的区别：赋的句式进一步散文化，常用关联词语，长短句明显增多，内容则以咏物说理为主，写法上讲究铺排，即所谓“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主”，这就表明赋已是有韵的散文了；而辞仍然是诗，重在抒情，形式上尽管后来也有若干变化，但四句一节、每句三拍的格局还是保持了下来。

了解辞的体裁特点，对我们诵读这篇课文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四句一节的形式没有变，全篇共15节，每节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读后可作稍长停顿，这样读下来，全篇层次自然清晰。其次，仍以六字句为主（约占全文60句中的四分之三），都按三拍读，节奏整齐，音韵铿锵，亦有悦耳动心之效。

应注意的是：①有些七字句中出现了虚词，仍可作六字句读，如“（既）自以心为形役”“寓形宇内（复）几时”等。②“归去来兮”（出现两次）“已矣乎”当作一句读，适当地延长读末字的时间。③“乃瞻衡宇”以下八句皆四字句，“富贵”两句为五字句，读时节奏自当变化。

我们知道，屈原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便是继《诗经》之后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之上首创了“楚辞”这种形式自由，摇曳多姿的诗歌形式，称为“骚体”。它对后来的汉大赋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但整部《楚辞》中只有《天问》的形式与众不同 ，其遣词造句晦涩难懂，佶屈聱牙，令后代训诂家颇感头疼。基本是四字一句，表面上看与《诗经》相似，但又明显与《诗经》风马牛不相及。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近年来，北师大的青年学者过常宝先生在《楚辞与原始宗教》一书中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他的论述令我很受启发：“从《天问》中那些令人难以索解的问句形式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对形式的过分迁就的倾向，这种倾向显然超出了一种风格的要求，它应该来自试问以外的某种规范。”过先生认为《天问》的形式来自于作者所熟悉的某种巫史文献，他对这一文献进行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加工改造，使其能够在有限的程度上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接着过先生又以大量篇幅引证世界上现存的较为古老的宗教文献中连缀问句的实例，又用我国上古其它巫史文献中使用问句的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我虽然并不完全理解他的观点，但这使我认识到了《天问》可能是屈原借鉴了一种楚国固有的原始文献形式加以改造的结果，藉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其实，我国著名社会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对这一问题已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在《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曾引用梁启超的观点：“《九歌》、《天问》等篇，盖犹胚胎时代之遗响焉。南人开化，后于北人，进化之迹，历历可征也”，然后指出：“这（指《天问》、《九歌》等作品）似乎是过去文学史上的一种惯例：越接近远古社会的作家作品，往往就跟人民的固有文学艺术和风俗、习尚的关联比较严密。”这已在理论上表露了他对《天问》形式来源的观点。另外，顾颉刚、汤炳正等学者亦有类似的看法。1这些观点的提出大大促进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目前较为可信的观点。而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王逸在《天问章句》前面的叙中有关“呵壁问之”的传统说法。王逸说：“（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及古贤圣怪物行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所谓“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可能是汉以后儒家的附会，而真正的背景很可能是有关巫祭仪式的场所，屈原自幼生活在楚国这样一个巫风浓烈的环境中，对这些宗教仪式与有关文献体制非常熟悉而加以利用；另外，我想这种连珠炮似的发问形式便于抒发屈子满腔的激愤，于是便有了长诗《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