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视讯三女神西厢蜜桃:斯大林的大肃反究竟杀害了多少人?

苏联三十年代的大肃反运动是人类历史上耸人听闻的暴行史，但直到今天，这段历史也未完整披露过。苏联大肃反运动从1934年底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结束，约有70%的军长、60%的师长、50%的团长、20-25%其他军事人员遭清洗，共有25000-35000名红军指挥员，约占军官团的50%，遭到形式多样的清洗，许多人被送进集中营。领导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5人被处决，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除了基洛夫被暗杀外，只有19人活下来，其余均被处决或自杀。法律被撇到一边
从1922至1928年，苏公安和安全机关总共枪决了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名各类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达到了两万零两百零一人。1937年的数字是三十五万三千零七十四人，1938年的数字是三十二万八千六百一十八人。1939年下降到四千二百零一人，1940年再下降到一千九百三十九人。
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古拉格自然死亡人数为九十六万二千一百人。1937年死亡两万五千人，1938年死亡九万五千人，1939年死亡五万五千人，1940年死亡四万六千七百人，1942年猛增到二十四万八千九百人
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苏共中央主席团（即苏共政治局—赤军注）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尽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公安部长克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申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连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三百七十七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六十四万两千九百八十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二百三十六万九千二百二十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七十六万五千一百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二百九十万人的判决是由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剩下的九十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这一报告在九十年代初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部门批露出来（见《苏联历史》杂志，1991年第5期，第152至153页）。
要指出的是，在这一组数字中，包含了一部分（尽管是不大的一部分）重复的判决，就是说一个人被先后判了几次。这样的情况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左翼反对派（即所谓的托派—赤军注）成员来说的。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从1917年1990年，总计有三百八十五万三千九百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以各类刑罚，其中八十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五人被判处死刑。要补充的是，一小部分死刑犯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另外，对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罚是以政治罪名进行的，这主要牵扯到内战和二次大战时期那些趁火打劫的打砸抢份子。
1954年，苏公安部制订了一张详细的历年安全部门抓获和随后被判以各类刑罚人员表。按照这份表格，刚结束内战的1921年，被捕的全部人数是三万五千八百人，这里包含了所有的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因为初期的苏俄公安、安全部门是不分开的。1922年和1923年的相应数字是六千人和四千八百人，1928年增加到三万三千人，这个数字已经纯粹是安全部门（所谓的格柏乌，即政治保卫局—赤军注）的工作结果了。要阐明的是，这里面既仍含有部分刑事和经济犯，如走私犯、贪污受贿分子，也反映了当时苏共党内的剧烈斗争。大大小小十几个派系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带有火药味，一些反对苏共中央多数派政策的党内干部被捕、被判刑。
1930年开始，政治保卫局逮捕了二十万零八千人，创下纪录。这与刚刚开始的农业集体化有直接关系，同时，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应数字是十八万零七百人，十四万一千零九百人，二十三万九千七百人（见1994年版《俄罗斯历史大事记1917—1940年》第385—386页）。
1936年是大清洗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到1937年1月1日为止，共有不少于一百八十万人关在监狱、劳改营或是住在强制定居点。1939年进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现示，相应数字达到二百六十万人，其中约一百万人是农村来的强制移民。这些农民因为反抗强制集体化，被当局迁往人烟稀少的地区，开荒或是建立新城市。他们和一般居民的主要差别在于不享有公民权利，但是三十年代末，这一歧视性规定被政府取消，强制移民从此混同于一般居民了。

更加详尽的资料，来自古拉格（俄文“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的缩写—赤军注）领导层向公安部负责人以及后者向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材料。1940年，古拉格的中央档案里保存了八百万人的个人资料。这些人包括：1/。正在服刑人员；2/。刑满释放人员；3/。死于服刑期间的人员。从总体上讲，自1921至1953年间，总共有一千万人曾于不同时间在古拉格服刑。在1930年，古拉格在营人数为十七万五千人，1933年达到三十三万四千人。1937年达到一百一十九万六千人，1940年达到一百六十六万人，（见《苏联历史》杂志，1991年第5期，第152页）。1941年达到了二百三十万人，新增加的犯人来自波兰、波罗地海沿岸三国，以及大批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苏当局在三十年代末以严刑峻法对付工人，上班迟到或无故旷工会受到刑事处罚—赤军注）。
自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至1944年12月止，古拉格释放了三百四十四万人。仅从1941年6月12日至当年10月24日止，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释放了六十万人，其中十七万五千人被征招入伍。被释放的人主要是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和不太严重的经济犯，以及军官和各类技术人员。
与此同时，古拉格接收了二百五十五万名新犯人，主要是投敌和为德军工作的人员。1948年新的大清洗使古拉格的人数在1950年达到了二百五十六万一千人，创最高记录。
1939至1944年止，在监狱的犯人数量徘徊于三百五十万五千人（1939年1月的最高记录）和十五万五千二百人（1944年1月的最低记录）之间。（见《苏联历史》杂志，1991年第5期，第153页）

斯大林在执政的二十年间平均每两年制造一起大冤狱。以绝对数字计，斯大林杀害的老一代革命者比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原苏共持不同政见者（苏联解体后重新加入共产党）麦德维杰夫说："我党和我们革命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没有能够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比斯大林更大的危害。"〔3〕有人作过统计，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中年"〔4〕。但是安度"中年"并不等于能安度晚年，因为斯大林在1952年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新一轮清洗，即各种准备工作正在就绪，前奏曲"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已经奏响，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已被斯大林点名批判，正陷入极度的恐慌中（赫鲁晓夫不恐慌，因为十九大没点他的名）。如果不是斯大林在1953年3月突然去世，苏联社会不知又要降临什么样的腥风血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