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悲伤之仙剑传奇219:法国大革命的面包问题

1778年以后，由于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影响，有10年的时间物价是下降的。这原本对于平民来说是好事，但由于物价下降的同时工农业原料价格也随之下降。大地主们为了减少这部分损失，加大了封建赋税，将之转嫁到小农身上。农民在土地纯收入上的损失远大于他们从物价下降中得到的好处，因此，从18世纪70，80年代开始，法国早就爆发了多场抢劫面包店的“面包战”。只是每次都因为价格的稍微回落而消失。可怜的平民们没有太多的理智去思考采用怎样合理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往往采取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哄抢面包店来满足，自己对面包的渴望。在1787年－1789年的连续坏收成，小麦与面包价格飞升，1788年，巴黎地区每磅面包由11月3苏，12月的3.5苏，进入1789年形式更加严峻，到7月份面包上涨到4苏每磅，省外某些地方更是达到了8苏每磅。尽管财政大臣内克尔已经进口大量粮食并赔本抛售了。而按照当时巴黎的工资水平，作为主食的面包价格是不应超过每磅2苏的。因此，这对与勉强只能维持自己生活的低收入者来说就是对政府充满敌意的根源了。也难怪他们在革命爆发之后不是想着追求什么自由、民主，而是一直高呼着索要面包（1789年10月5日的妇女运动，就是一帮负责家庭收支的家庭妇女从巴黎步行前往凡尔赛要求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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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了望社了望讲坛第一期――《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几点看法》讲义
我们一般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发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无疑大革命确实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的爆发却恰恰与资产阶级没有太大的关系，它的最初是以由“贵族反叛”为序幕的。这个观点也许大家较少听说，但却不是一个新得观点。罗伯斯比尔早在两百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夏多布里昂也曾经这么说：“贵族开始了革命，平民赢得了革命。”
所谓得“贵族反叛”是指以司法界为主的寡头集团利用高等法院有权对国王政府的发令提出抗辩的权力围绕着政府提出的关于扩大税收的政策的合理性的一次斗争。
跟英国相似，当年查里一世企图增加税收时也不得不召开国会，希望得到允许。在法国，1789年，法国由于连年的军事行动（北美独立战争），负债40亿锂。国王的财政大臣卡洛纳企图通过扩大印花税和按土地年生产量普遍征收土地税等手段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但这些都必须提交巴黎高等法院。
而高等法院除少数亲王、公爵、主教外他的主要审议机构—贵族法庭大部分由年轻的（大部分低于35岁）法官担任。这些年轻的贵族法官一部分企图维护自己自己古已有之的反对政府权力；一部分则受启蒙思想和北美革命后的宪政所鼓励，也希望能在法国实行宪政改革。因此在面对卡洛纳和他的后继者布里安的政策时，年轻的贵族法官只答应了放松对粮食销售和出口的限制，建立省议会但却在关键的印花税上表示反对，断然拒绝了土地税，于是贵族法庭与国王的政府之间就展开了第一次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国王被迫收回关于印花税土地税的法令，法院获得了胜利。年轻的法官们在城市里燃起篝火庆祝，吹嘘自己是传统自由的捍卫者。而可爱的人民也很快成为了法官们的拥护者，参加到他们的庆祝中去，于是庆祝很快就演变成为了骚动，并在兴起之时焚烧了卡洛呐的模拟像。骚动在政府的逮捕下持续了一个星期，这是1775年粮食骚动以来，首次在首都出现的大规模群众骚动。而在这次可以称为大革命序幕的骚动中，除了律师事务的人之外，依然不见资产阶级的参加，而是我们的贵族和城市平民。
贵族反叛的另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三级会议的召开，和改革支持者内克尔的上台，而这两者恰恰就是接下来风起云涌的革命的导火线。
也许在这里，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当时的法国不是资产阶级首先发起反对旧制度的斗争，而恰恰是由享受着种种特权的贵族法官和平民百姓呢？这似乎不太符合我们印象中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形象。
其实法国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发展还算是繁荣的。重商主义从17世纪开始经过黎希流、柯贝尔等人的推行，已经促使法国商业有了重大发展。尤其是造船业，海外贸易，纺织等行业。有人在分析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时也特别指出“在商业方面，1763年这时两个国家（英、法）大致不相上下，或者如果有所区别的话，法国稍微领先一些。”而工业革命在英国如火如荼的同时也开始零星的影响法国。1733年－1778年工农业产品逐渐增加，价格也稳定上升。而这些经济上的种种发展，最终受益最深的是资产阶级。同时法国的富裕人家又将大量精力金钱花在换取一个“穿袍贵族”的名号的事业上，因此此时的资产阶级除了少数激进的派系之外，并没有过多的怨言与不满。心怀不满的只是那些小麦、面包的购买者，和有志于改革法国的年轻贵族。
1778年以后，由于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影响，有10年的时间物价是下降的。这原本对于平民来说是好事，但由于物价下降的同时工农业原料价格也随之下降。大地主们为了减少这部分损失，加大了封建赋税，将之转嫁到小农身上。农民在土地纯收入上的损失远大于他们从物价下降中得到的好处，因此，从18世纪70，80年代开始，法国早就爆发了多场抢劫面包店的“面包战”。只是每次都因为价格的稍微回落而消失。可怜的平民们没有太多的理智去思考采用怎样合理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往往采取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哄抢面包店来满足，自己对面包的渴望。在1787年－1789年的连续坏收成，小麦与面包价格飞升，1788年，巴黎地区每磅面包由11月3苏，12月的3.5苏，进入1789年形式更加严峻，到7月份面包上涨到4苏每磅，省外某些地方更是达到了8苏每磅。尽管财政大臣内克尔已经进口大量粮食并赔本抛售了。而按照当时巴黎的工资水平，作为主食的面包价格是不应超过每磅2苏的。因此，这对与勉强只能维持自己生活的低收入者来说就是对政府充满敌意的根源了。也难怪他们在革命爆发之后不是想着追求什么自由、民主，而是一直高呼着索要面包（1789年10月5日的妇女运动，就是一帮负责家庭收支的家庭妇女从巴黎步行前往凡尔赛要求面包）。
而至于以司法界为主的贵族反叛，则前面也已经稍有提到。一个是从太阳王路易十四开始，法国的君主就达到了专制的顶端，一句“朕即国家”足以表现一切。这因如此，一直处于有权审议国王的地位的高等法院，自然就受到了巨大的压制。好在莫普等人的积极改革之下（60、70年代的莫普司法改革），恢复了一定的权利，大法院被保留下来作为审理王室案件的特殊法庭，和贵族法庭（这个法庭后世称为“莫普最高法庭”）它也起着国家发令登记机构的作用，并被赋予对发令提出抗辩的权利，即可以对国王的立法方式而不是实质提出抗辩。法院的贵族法官自然不愿意自己得之不易得权利再次失效，于是积极的干预到国王得立法上来，特别是革命前那一系列敏感得财政政策。另一个就是我们年轻得法官们大多在启蒙运动中得到鼓舞，也希望自己为规范国家得宪政出一份力。还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国王提出取消贵族的不用交纳土地税的特权，按土地年生产量普遍征收土地税，也是引起贵族们不满的原因之一。于是法官们针对国王通过召开显贵会议的立法方式提出的质疑，要求必须由三级会议来立此法，于是争斗就开始了。
至此我们也大概可以了解到从微观角度看法国大革命得主要是由于物价的巨大变动引起得低收入者得不满进而演变成为骚动和革命，以及贵族法庭反对国王扩大税收政策的抵制而引发的贵族反叛，两者结合在一起，单纯的人民在贵族的煽动下变得积极起来，开始对对旧制度发起强大反抗。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这场气势恢弘的大革命本身的经历吧。几本书下来，对于整个革命过程的最大的印象就是它给人一种此起彼伏、潮起潮落、绵延不绝、没完没了的感觉。一个阶级接手于另一个阶级，一个派别接手于另一个派别，巴黎人民的革命热情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如果你将自己置身于革命当中，则革命中的种种人物种种事件，很容易让你陷入当局者迷的尴尬境界。因此，我们只好站在棋局之外观察局势之一二。我们迷惑于大革命为什么会在如此大之范围之内持续这么长久，法国社会为什么会在这时候发生一场这样激烈的社会大动荡。社会的动荡不安，自然就有导致不安的因素存在，而像大革命这样的大范围长时间的动荡则不可能只由一个因素造成，必定是多个要素杂糅在一起，就像一堆复杂的化学药品，堆放一起，搞不清谁与谁发生了反映，只知道席间必定是一连串的连锁反映才至于如此的激烈。
下面我就从探寻当日之社会不稳定因素出发来解释大革命的恢弘气势。
首先是贵族的严重逃亡。
从革命开始的的那两个月里政府总共发出了20万本护照。大批的社会名流纷纷避难它邦。我们很难去把握这些逃亡贵族在国境之外到底会不会反攻倒算，（事实上是有的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与1791年5月20日在意大利的漫图亚就与奥皇进行了会谈，策划由欧洲各君主国出面干涉法国革命）但逃亡本身已经给革命带来了压抑、肃杀的气氛。种种不安来源与革命开始后的平民对贵族的清算。农民在高喊着“面包”的同时，冲进了地方贵族的住宅，并将那些剥削了他们千百年的封建义务契约连同住宅和住宅的主人一同烧毁。农村里的地方贵族就这样在人民的激情浪漫中被淹没了，尽管他们当中确实有些人是很该死的，但无辜者也无得幸免。农村的遭殃了，城市里的贵族自然奔走相告，于是为求自保，贵族们也只能是选择是出逃吧，不管自己是不是也是人民清算得对象。于是农村城市陷入了一种混乱状态。
其二是军队得情绪变化。
在社会的大变动中，能够力挽狂澜的大概只有那些掌握军队的长官了吧。但1792年法国正规军中的军官已经有三分之二离职。这些军队的领导者的消失，就让军队失去了方向。就像一只暂时无人看管的机枪一样，谁都可以调动它的枪口，对准自己的敌人。这无疑是危险的。你永远不知道面起的这只军队到底是站在那一边的。时局充满了未知数。他们或者继续效忠于国王，或者“弃暗投明”支持第三等级，更甚者也可能成为国内叛军与国外干涉武装的合作者――三级会议期间，国王就企图通过军队的力量，改变局势。于是他从外省调集了大量的军队包围凡尔赛，对与会的代表施加压力。可惜的是孔蒂亲王的军队拒绝向抗议罢黜内克尔的巴黎人民开枪。就连王室的卫队也在巴黎的大街上高呼“第三等级万岁――”的口号。
第三是政治俱乐部的活跃。
政治俱乐部与传统的贵族沙龙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俱乐部是平民化了的沙龙。也许我们可以称只为政党的雏形。而在“政党”组织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可爱的民众一旦加入到可怕的政治斗争中来，则很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通过俱乐部的形式组织利用起来。被迷惑了的人民却成为狡猾的政客手中的王牌，谁都是代表人民的声音。人民一旦被组织利用起来，它的力量就不可估量了。
第四是书籍报刊出版业的自由化发展。
显然，旧制度下的审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必要的。正是由于原先审查制度被全部废除了，法国一下子进入了出版自由化状态。一时间几百种报刊杂志出现在大家面前。而尚未发展成熟的出版业的作者编辑们或是被自己的才情文笔所迷惑或是在金钱的雇佣下总是不负责任的向民众宣扬暴力、激进的革命色彩。政客一旦买断了某一份报纸，则一种极具煽动效果的宣传手段被开辟了。善良的群众则每天在这种宣传鼓动的文字中，渐渐发展了自己的革命情趣，群众的革命激情就这样被点燃了。
第五是地方自治状态。1789年夏爆发与全国的市镇革命早已使全国各地暂时处于自治状态。一个完整的法国被分为零星的83个省，4万多个市镇，则是将市镇的行政机构直接置于最底层，人民中间。表面上看起来这是民主的极致表现，但所谓的民主如果是建立在一种狂热革命气氛之上的话，则容易造成革命投机分子的哗众取宠，民主变成了乱来，使整个国家建筑的根基被挖空掀翻。旧社会下的省长总督已经被赶走了，人民在自己选举出来的或善或恶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进攻贵族们的住宅堡垒，随意的抢劫，杀人。人民在释放自己的满腔革命激情的同时也使原本整个温和有秩序的改革进程中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疾风骤雨似的狂热革命。
第六是社会秩序问题。
这个问题很不好解释。它既是动荡因素，又同时是动荡的表现。应该说这是在这两种身份的相互作用下，其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激烈了。由于在转化教产时发行的指卷不断贬值，以及局势的紧张，商人的囤居奇积，粮食价格不断上涨，民众的不满情绪自然也在上涨。而其引起的社会问题呢就是我们前面起到的肆意抢劫，肆意杀人尤其时针对贵族，和面包店的老板。经常星的你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听说到某某贵族被杀了，那里那里又有商店被抢了。虽然有些是小道消息，不足为信，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日之社会秩序已经荡然无存。黄仁宇老师就评价说“这时候的法国已近于霍布斯的初民状态，亦即是人与所有人作战”。
七是宗教问题。
君主立宪派上台后直接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财政赤字问题。原有的税收制度已经在自己和人民的打击中取消的差不多了，而自己政权的新的税收，财政制度却还没有建成。于是新政权面临了极大的财政危机，1789年国家负债已经由30亿锂上升至40亿锂。因此饥渴的新政权看中了旧制度下的教会财产。1789年11月制宪会议宣布全部教会财产转归国有，1790年下令拍卖教会地产同时也下令取消教会的什一税。这原本对于新政权和人民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就在但立宪派正在为自己的伟大功绩沾沾自喜的时候，一个可以说在他们意料之外也可以说是意料之内的后果正要他们去承担。虔诚而固执的教士们丢失自己的财产之后，又不屑与接受世俗政权的“恩惠”――1790年政府颁布的《教士公民组织法》规定教会的一切活动经费由政府负责；同时由政府发给教师薪俸。因为教士们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原本就属于他们的，是上帝赐予他们的财富，而不愿接受世俗政权的嗟来之食。1790年11月政府又颁布了《教士宣誓发令》要求教职人员宣誓效忠于民族效忠于国家法律，全力维护由国民议会颁布的宪法。这就等于说要求教士们从上帝那里跳槽到世俗政权。这样的要求在教士们看来简直就是一种侮辱，而遭到了强烈的抗议，罗马教皇也提出了抗议。国内的教士们也不愿意宣誓做国家的“公务员”，160名主教只有7个人宣誓了，下面的低级教士更是少之又少。而对于那些不肯宣誓的教士的处理办法，立宪派更是让人哭笑不得。规定说随便他们留不留任，但一律不发给工资。教士们对于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和“只做事不发工资”的做法，更加觉得羞辱。于是大量的教士无法忍受国内的宗教政策而出逃，而于境外的基督教成员联合起来反对法国政府。而留在境内的教士则流窜于全国各地，宣传鼓动人民不要被这种犯天渎神的政府误入歧途。甚至主张他们不要买卖教会地产，不向政府付税。至此一个天主教国家就这样分裂了。有位现代作家认为这一举“中断了全国的团结，内战于是开始了”。甚至在革命之后的19、20世纪仍是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之一。
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宗教问题，关键就在于直到现代宗教依然是全世界政治局势的一个敏感话题。宗教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技革命中销声匿迹。相反，它依然是维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精神纽带。
以上是我们在读书是简单记录前人只言片语。大革命气势恢弘，所涉及范围更是我穷一生之精力无法囊括的。对其分析自然也是挂一漏万。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些不稳定因素杂糅在一起才导致了大革命的万千气象。
看完了革命，就应该对革命做个总体的评价了。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磅礴的气势更是让人敬畏。对其进行简单的叙述尚且觉得力不从心，要对其个中的千头万绪进行归纳评价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只能是点到即止。不敢求全面客观。
大革命即以其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进程席卷了整个旧社会，则其新的国家体制也自然在涅盘中重生了。读了几本黄老先生的著作，也习惯了模仿老先生将整个国家体制比喻为一“立”字。上面的一点一横自然代表高层机构，下面一横则是国家的基层机构，中间的两点则代表上下间法律制度的联系（不仅仅只是法制也包括了种种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如风俗习惯等等）。
路易十六既然已经被杀，则宣告了君主制在法国的一去不复返（当然拿破仑帝国和后面的帝国都不能列入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制帝国），取而代之则是一套新的政治体制我们可以称为代议制或者议会制等等，其特征则是取全民之意，行民主之政。我们姑且不论其实质情况怎样，就拿其与旧制度相比已经是完全的不同了。起码不在有“朕即国家”的说法，不再有贵族的特权之说，在形式上每个人都还是平等的。立法上也得到了规范，议会在革命结束之后基本也能正确的处理国事。税收的征收体制军队的组织也都随着革命与反对国外武装干涉的进行而逐渐建立。这些对于今后的法国可以说是影响深远的。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管是谁都无法摒弃这一套国家高层机构。
其次是下层机构。封建契约也在人民的怒火中化为灰烬，公有土地即已被平均的分配给农民，封建义务已被取消，则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基层已经被建起。雅各宾派统治期间则有数千雅各宾俱乐部分布与全国各地，以及由雅各宾派出的“市井派”，充当着中央在地方的经理人，从而各项政策事务在革命期间也能在地方得到执行。各种事务在革命结束后也能在农村顺利进行。用黄老先生的话说就是“创造了一个底层机构里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奠定了日后以数字管理的基础。”
至于中间的联系则或在革命当中或在革命之后被建立起来。君主立宪派最主要的功绩在于开始完善了立法体制。颁布了《人权宣言》，将所有人都置于一个平等的地位上，而宪法的颁布则使法国从此走上了宪政的道路，也是功不可没。接下来直至拿破仑的民法典的颁布，期间都是法国社会上下机构法律制度的联系的完善过程。
整个重新建造的过程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完成，也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了。因此在过程当中也不能不采取到一些极端的手段。按照当日极端的思维思考则是不杀光所有贵族，就不能斩断封建的尾巴，不把全部人民囊括进来，就不能算是大革命――于是也就出现了国民议会以366票对361票处决了路易十六，也就有了1792年9月巴黎暴民直接到监狱杀人千人有余的现象，也就有了一张“嫌疑犯法案”，就将30万人送进监狱甚至断头台――这也许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人与所有人作战”的社会阶段吧；这也许就是为迎接新的“巨灵”的出现的血腥仪式吧――我们无权过问这到底值不值，但总之前人已经为后人付出了，则后人也应当形式上缅怀一下先人，而无需日提夜提死得值所，似乎前人就注定要为后人的幸福作出全部的牺牲，而后人则可以毫无歉意的接受前人的牺牲一样。
我们说“革命”，本来就是需要“革”掉一部分人命了，但是当一场“革命”变成了“草菅人命”，则我们作为后人不得不对“革命”本身的价值作出重新的评价。

不是，雅各宾派实行恐怖政策。控制物价。后热月政变后，雅各宾派被推翻。新政府废除针对反革命分子的恐怖政策，导致混乱。人民呼唤：“面包！，九三年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