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突然冒出很多红点:古代，巫祝将垄断的天文知识用于前兆迷信上，进而发展为？

对于儒的出处的争论由来已久，真可谓见仁见智。但有一种推测似乎流传深广，且所授受者众，尤其在晚近，那就是儒之起源，与殷周时代参与礼仪操持的巫祝史不无关系。
章太炎在《原儒》一文中写到，“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涝…… 灵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谓之儒，故曾皙之狂而志舞萼，原宪之狷而服华冠，皆以愤世为巫，辟易放志于鬼道。”胡适也认定儒是“殷民族的教士”，而以“治丧相礼”为业（见《说儒》）。而进一步发掘可以知道，在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中，亦引孔子的话说，“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日本汉学家加藤常贤亦云，“儒学与巫祝不无关系。”
果如其然，如下的假设——儒的精神与巫祝史不无关系——当是题中之义。如下的写作就试图就这一前设加以阐释和展开。而对于儒的精神的探索无疑要假借于对于巫祝史的命运的梳理之后才可以完成，同样，抛开巫祝史来谈论或者说演义儒的精神就只能是一种辞不达意的奢侈和和徒劳无功的背道而驰。
无论巫祝史最初的职能什么，在两次“绝地天通”之后，巫祝史必然有了新的定位，那就是代君主沟通天地人神，《尚书》中有云，“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当然，巫祝史宗是有分别的，尽管共同致力于同一事业，“王前巫而后史（《礼记• 礼运》）”，史“掌官书以赞治（《周礼• 天官》）”，而祝则“掌六祝”、“掌六祈”、“辩六号”、“作六辞”（《周礼• 太祝》）。而沟通天地人神的必要途径之一，就是整顿人间秩序的祭祀仪轨。由于巫祝史的特殊职能以及其在统治秩序中的地位，巫祝史成为最初的“士”，“（巫觋读作xi）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哀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国语• 楚语》）”。
如果把以上对于巫祝史的论述，作为一个参照系统，来反观、比较儒家的思想，当是解决本文预设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思路。自孔子以来，儒家思想对于“礼”的关注和阐释，可谓洋洋大观，但礼源于何？这是问题。而只有在根本上发掘出“礼”，才能最终解释“礼”。
“夫礼，必本于天，淆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十三经注疏》）”，“是故昔先王之制礼也，因其财物而致其义焉尔。故制作大事必顺天时（注：大事，祭祀也，《春秋传》曰：启蛰而郊，龙现而萼，始杀而尝，闭蛰而蒸），为朝夕，必放于日月（注：日出东方，月生西方），为高必因丘陵（注：谓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上），为下必因川泽（注：谓夏至祭地于方泽之中）（《礼记• 礼器》）”。
从上述简短的引证，可以一窥其中的历史的逻辑，这就是礼是与巫祝史的职能以及完成职能的祭祀仪轨有关的。上述也表明，礼首先是一种宇宙秩序，而这种由祭祀仪轨引申为社会秩序以至后来的“德义”（“仁”），无疑是儒者如孔子者流的“贡献”。但即使如此，这种社会秩序仍然是对于“宇宙秩序”的比附，“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礼记• 郊特牲》）。”
儒与巫祝史的承递关系似乎昭然若揭，剩余的问题就是从巫祝史到儒的过度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要做如此的转型，以及在这种转型中，儒继承了哪些巫祝史的余绪，或者说巫祝史的背景怎样影响了和影响着儒的精神。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这就是巫祝史如何退居秩序的边缘，以及巫祝史的后继者——儒如何进行回复秩序中心的努力。
对于这一问题的阐释正是我努力的方向，但限于资料搜集尚处于进行状态，因此，目前，还不能梳理出一个足以说服学界的证据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