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恁偎红翠的读音:知道周易的请帮忙

确实和风水有关，但它又不狭义。他所讲的，包括，政治军事艺术医术哲学地理天文历法。它是一门独到的科学。包括面广，内容丰富。是文明的始祖

《周易》
儒家重要经典之一。一名《易》,又称《易经》,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本是占筮书,其基本因素为阳爻(―)、阴爻（），把三爻重叠起来, 构成八卦, 即乾，坤，震,艮，离，坎，兑、巽。八卦再重叠起来，构成六十四卦，如泰，否，每卦均有六爻。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辞、爻辞四部分。卦辞是解释全卦的含义，爻辞是解释每一爻的意义。《易经》分为上下两篇，上经从乾到离，凡三十卦；下经从咸到未济，凡三十四卦，熹平石经《周易》即如此划分，知汉以来传本未变。
《易经》中传的部分称为易传，司马迁称为《易大传》，以区别于汉代其他各家易传。《易大传》是最早解释《易经》的著作易传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七部分共十篇，称为《十翼》。翼者羽翼,辅助之意,表明十翼旨在解释阐述《易经》。《彖传》是以卦象爻象来判断每一卦的意义。《象传》是解释卦象和卦辞爻辞的,分为《大象》和《小象》解释卦象和卦义的称为《大象》，解释爻象和爻义的称为《小象》，因其以卦象、爻象为根据，故曰《象传》。《系辞传》是《易经》的通论，以阐述《易》理及其作用为主，系于经之后，故曰系辞。《文言传》是解说乾坤二卦的卦辞和爻辞的，有《乾文言》一章，《坤文言》一章。《说卦传》的前一部分很简要地说明《易》的卦爻为观变穷理，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后一部分解说八卦所象的事物。《序卦传》说明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和意义。《杂卦传》将性质相对或其义相近的卦组合起来说明其卦义，因不按照《易经》六十四卦的顺序，错杂而述之，故名。
[帛书《易经》]
由八卦到六十四卦，由《易经》到《十翼》，源远流长。旧说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易》，重之为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虽未可尽信，但并非毫无根据。一般认为八卦大体起于上古，卦辞爻辞形成于西周初期。至于《易传》，虽与孔子有密切关系，但传统的说法认为《十翼》皆孔子之作，则欠确切。一些学者经过研究，认为《易传》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导源于孔子而由儒家后学在战国时写成。因其成书于战国，所以其中虽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也受到了道家、阴阳家的影响。大体上说,《彖传》成书较早,《象传》次之,《系辞》《说卦》、《文言》又晚于《象传》，《序卦》、《杂卦》最晚，可能成于战国末。《易》的经与传原来各自别行，不相杂厕。郑玄注《易》将《彖传》和《象传》分隶于各卦之下，王弼注《易》又将《文言》分隶于乾、坤二卦之后，以便于阅读，今皆从王弼本。
关于《易》学的传授,据《史记》《汉书》儒林传说:孔子授《易》于商瞿,六传而至田何,田何授丁宽,丁宽授田王孙,田王孙授施孟喜、梁丘贺。汉代《易》学有施、孟、梁丘、京氏立于学官。费氏《易》以《十翼》解说上下经，流行于民间。施氏、梁丘氏《易》衰而孟京《易》盛行,孟京《易》衰而郑玄王弼之《易》盛行。施氏 梁丘氏《易》亡于西晋。孟京《易》无传者,清代郑氏易微而王弼注盛行唐朝修《五经正义》,《易》宋王弼、韩康伯注而郑氏《易》衰，王氏独盛。
历来注释解说《易经》的书，不下千种，在群经中是最多的，大致可以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汉代《易》学偏重象数,孟京《易》学以卦气阴阳灾变讲《易》,宋代刘牧作《易数钩隐图》,邵雍以图书数理解《易》,都属于象数派。汉代《易》学遗存者有《易纬》、《京氏易传》。清代治汉《易》的如惠栋之《易汉学》、《周易述》，江藩《周易述补》，张惠言之《周易虞氏义》、《易茵录》等，都是讲汉《易》的重要著作。《易》本卜筮之书，但孔子、荀子皆不重占筮而注重义理。魏王弼注《易》，晋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一扫汉《易》象数之学,《易》、《老》结合，以玄言解《易》，宋代程颐的《程氏易传》摒斥象数，皆属义理一派。也有兼取象数、义理的，如孔颖达《周易正义》以玄学义理为主,但不完全排斥象数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以象数为主，但对玄学义理亦有所扬弃,其中采集汉魏南北朝《易》注三十余家,荀爽、虞翻等汉《易》遗说赖以保存，颇为难得。朱熹的《周易本义》以义理为主,但亦不排斥象数宋代杨万里作《诚斋易传》参证史事以解《易》。现代学者以《易》考史，以史证《易》，郭沫若引《周易》卦爻辞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闻一多撰《周易义证类纂》，胡朴安著《周易古史观》，亦为近世治《易》学的新流派。
《易》一名而含三义：变易、不易、简易。变易说明运动变化是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不易是说事物相对的稳定性，简易是以一持万，执简驭繁之道。《易》以道阴阳，推天道以明人事，故《易》理贯通天人，富于辩证法思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除哲学外还涉及天文、地理、历数、乐律、兵法、炉火炼丹、医卜星相、堪舆数术，甚至现代的科学均援《易》为说。凡此皆可视为《易》外别传，《易》学旁支。

《易经》思维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吗

http://www.sina.com.cn 2004/10/26 11:16
■《周易》对“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
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吗？
■我们也可以质疑西方为什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他们没有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造纸术。这样的质疑并非多余，它可以提醒我们看待问题需要历史的观点。

■近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没有产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可救药，我们还是有后来居上的机会———前提是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不要怨天尤人。

《周易》需要负什么责

■中山大学哲学系 张丰乾

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产生在中国，这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中国人和关心中国的外国学者都有一些耿耿于怀的问题。没有产生是一个事实，但是，为什么没有产生却有很多个答案。杨振宁教授认为《周易》所代表的思维方式阻碍了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启蒙，这实际上是他比较一贯的观点，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

常常听说，近现代以来中国因为落后而挨打，但究竟什么落后了呢？一般人都认为是科技落后了，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我们抗战的胜利和打败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权，不就是靠“小米加步枪”起家吗？同时，中国近现代的灾难始于西方列强推行鸦片贸易———难道不能说他们是野蛮和贪婪的吗？被摧残、被毒化、被掠夺的，就一定是落后的吗？

“一事不如人”的状况常常会导致“百事不如人”的心理负担，“百事不如人”的心理负担又往往会导致“为什么我的祖先没有人家那么阔”的自卑或者“我的祖上比你们阔多了”的自欺。

我们也可以质疑西方为什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他们没有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造纸术。这样的质疑并非多余，它可以提醒我们看待问题需要历史的观点。

《周易》是流传至今的思想经典，拿它和纯粹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相比较，有些道理，但是不太合适。最早翻译《几何原本》的明代大学者徐光启认识到它和中国的《九章算术》有明显区别，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创造了公理化演绎方法。这种方法，如杨振宁教授所言，对整个近现代科学有决定性的影响。徐光启（1562—1633）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认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之后，向他学习天文、历算、火器等学问，能够“尽其术”。他们一起翻译《几何原本》，把拉丁文“geome?tria”，翻译为“几何”，音义兼顾，历来被评价为神来之笔。他们所确定的几何学中最基本的一些术语，如点、线、直线、平行线、角、三角形、四边形等中文译名，也是天衣无缝，至今沿用。说明中西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同时也是需要高超智慧的。

徐光启对《几何原本》评价极高，认为“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中国传统数学最明显的特点是以算为中心，虽然也有逻辑证明，但却一直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公理化演绎体系。明末《几何原本》传入，正好弥补中国传统数学的不足。但是，在当时，像徐光启这样有见识的学者是凤毛麟角，不过，徐光启仍然坚信“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几何原本》没有产生在中国，的确是一个遗憾，但是这样的遗憾不应该由《周易》来负责。杨振宁先生认为《周易》中有归纳的方法，而没有《几何原本》中那样的演绎方法也是准确的。毕竟，《周易》中的“推演”虽然是通过“大衍之数”，有一套基于阴阳两爻，从八卦演变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但这样的系统并没有公理化，人们更多地看重的是这个系统的象征意义。有意思的是，唐宋以后的学者逐步探索出用太极图来概括《周易》的原理，北宋的邵雍则用“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来说明六十四卦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实际上是一种“图式化”的公理，和《几何原本》出发点一样，表达方式迥异。

然而，归纳的方法不能认为是对演绎方法的阻碍，而且仅仅局限于归纳而没有认识到演绎的重要性，也不应该由《周易》来负这个责任。事实上，《周易》提供的方法已经很多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医学、水利、建筑等技术都或多或少受到《周易》的影响和促进。

就近现代科学而言，有些人曾经津津乐道，说计算机的鼻祖、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因为《周易》的启发而发明了二进制。从现在公布的莱布尼兹和当时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的通信来看，莱布尼兹是因为掌握了二进制而能够读懂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他说：“即使我自己，如果未曾建立我的二元算数的话，对于伏羲图研究良久也未必能够理解。”莱布尼兹很希望当时的康熙皇帝和中国学者能够依据他所设计的二进制，了解“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的“真正含义”。他认为“这事并非无关紧要，它应能使中国人增加对欧洲科学的敬仰，进而增加对我们的宗教的敬仰”。实际上，他之前的利玛窦早就有这样的居心。而莱布尼兹的二进制也是在两百多年以后才借助于信息论和控制论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

陶醉于《周易》是二进制鼻祖当中忘乎所以，的确是自欺欺人。但是，《周易》的二进制的关系说明人类的思维方式其实是相通的，但是因为外部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其表现方式和侧重点又是不尽相同的。任何思维方式都不可能单独促进或者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很难说一个民族只有某种思维方式而没有另外的思维方式，古代当代都是这样。

一种思维方式从文字符号形式的萌芽转化为生产工具和消费产品，往往会经历漫长的过程，它产生于某个民族，并不意味着这个民族就一定会因为它而兴盛或者因为它而衰落，东方西方都是这样。

有人说，蕴含二进制思想的《周易》被用来算命，而西方的二进制则是计算机发明的基础。实际上，计算机同样可以装载算命的程序，更可以成为犯罪的利器。近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没有产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可救药，我们还是有后来居上的机会———前提是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不要怨天尤人。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郭沂

关于《周易》和近现代科学的关系，长期以来学者们的意见颇不统一。有的认为《易》理合于近现代科学，比如最近，学者们根据莱布尼茨去世当年的通信等文献证实，这位德国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所发明的二进制的确源于先天八卦图。有的则认为《周易》与科学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像杨振宁先生这样明确地称《周易》对“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的，却并不多见。这或许是杨先生宏论一出便引起极大关注的原因之一。

今观杨先生的论据，不外乎两条。一曰“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二曰“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杨先生认为，这两点都是在《周易》的影响下形成的。对此，需要作具体分析。

关于《周易》是否真的只有归纳法，没有推演法。首先看《周易》的形成过程。众所周知，相传《周易》古经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伏羲作八卦和文王将其发展为六十四卦。伏羲之作八卦，如杨先生所言，“观物取像，取像类比”，所使用的是归纳法。但杨先生有所不知，文王“重《易》六爻”，即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制作六十四卦，所使用的正是推演法。司马迁在其《报任安书》中曾经准确地将文王制作六十四卦的过程描述为“文王拘而演《周易》”。这个“演”，正是推演之义。其次，《周易·系辞》在谈到《周易》宇宙论时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种论述所表现的应该属于推演的思维方式。另外，《系辞》对占筮方法的介绍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衍”，即“演”，也就是推演。笔者认为，说《周易》乃至“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中没有推演法并将其当作“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失公允。

关于天人合一观念，我以为杨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近代科学甚至整个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客分离，主体将客观世界对象化。用杨先生的话说，即“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显然，这与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不过，也应该承认，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虽然导致了西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但由此造成的对客观世界的掠夺性开发和能源危机、环境破坏乃至异化现象等等已经引起世人的忧虑，所谓后现代思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与此不同，在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下，虽然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始终没有像近现代西方那样突飞猛进，但总的来说，在近代以前，中国的物质文明又始终在西方之上。用现在的话说，中国所走的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而，天人合一观念正可避免主客二分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在我看来，将天人合一观念用于科学，建立一种高于近现代科学的、天人合一的科学观，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说到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而杨先生从“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是值得称道的。多年前笔者曾经指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字母文字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它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或概念思维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便于将客观世界对象化。方块汉字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它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便于将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所以，书写文字的不同应该是中国天人合一概念和西方主客二分概念形成的更深层的根源。

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或概念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也就是说，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

值得强调的是，判断中国和西方的科技形态孰优孰劣还为时尚早。西方科技尤其近现代科学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我支持杨振宁关于《易经》的论述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 胡星斗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几乎完全不同。汉语文约义丰，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同时也引人遐想，趣味无穷。中国的哲学书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如《道德经》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如《论语》也是往往以寥寥数语阐述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中国人的思考是含糊不清的非概念思维、非逻辑推理的方式，这或许与中国哲学的用途有关。在中国，学哲学的目的不是做西方式的“科学家”，而是铸就有修养的“人”，只有简洁，哲学才能在民间推广，达到熏陶每个人的目的。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出的“道”，不是永恒的“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人的“真理”是无法说出来的，只能是“玄”；庄子说：“得意而忘言”，“言有尽而意无穷”，孔子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可见，对中国人来说，道理尽在不言中！

可是，科学道理却要求是“可道”的，是可以用文字符号精确表达的。我们的老祖宗擅长于比喻、暗示、象征的表达方法。比喻即以外物间接地表达自己或其他事物，特别是隐喻内心。其实，山水、马牛、虫鸟与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中国人仍然喜欢这样的简单的思维。

《易经》中之阴阳八卦以及后来的五行思想是中国式象征主义的典型代表———以阴阳二爻、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类推万事万物。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我们的古人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来次，但没人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我们早就有类似于血液循环的看法，但没有上升为理论，最终是英国人哈维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有中医、针灸，但停留在经验或五行的范围内，没有科学性。难怪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的，我们有许多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的记录，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但永远处于捕捉现象的阶段，成果永远处于初级发展水平。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医是整体疗法，头疼可能医脚；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在中国人眼里，人与大自然、社会也是一个整体，此即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

整体观、系统观当然很好，但我们还应学会局部的、解剖的、微观的、严谨的、分析的方法。

背景

杨振宁的相关论述

不久前在北京结束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演讲中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在演讲中说：“很多人曾讨论过近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萌生，我觉得和《易经》有很大关系。”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是把归纳法和推演法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中华文化的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但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徐光启第一个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徐光启翻译后了解到，推演法的一个精髓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是摆事实，次序没关系，重要的是最后的结论。

杨振宁认为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

杨振宁表示，他并非是想攻击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 ，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从天人合一产生的观念是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

链接

《易经》

中国儒家典籍，六经之一。原名《易》、《周易》，汉人通称为《易经》。“易”字，一说为“简易”之义；另一说为“变易”之义，意为推求问事之变，借以释疑。“易”前“周”字，一说指周代人的筮法；一说指周遍之易，即探求普遍的变易法则。汉人所说的《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传是对经的解释。《易经》则是指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爻辞。

《易经》成书于何时，作于何人，迄今无定论。相传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作卦辞、爻辞，孔子作传以解经。史学界认为，《易经》成书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因而有周初说、春秋说、战国说，所据不一。

《易经》虽属占卦书，但在其神秘的形式中蕴含着较深刻的理论思维和朴素的辩证观念，因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