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楼梦黛玉扮演者:“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详解

建安文学
　　乃系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种作品的形式多样，内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

　　正始文学
　　大略又可析为两个流派。一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史称“王何”。这派作者都宗尚老庄，校练名理，喜好玄谈。他们大多出身贵族，身居高位。他们的诗歌，大多以抒发道家志趣为主旨，娱心老庄、游志玄虚，所以刘勰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另一派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包括“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他们也都宗尚老庄，喜好清言，但对现实矛盾也比较关心。他们的诗歌以抒发自己的现实生活感受为主，有比较深厚的内容，加上艺术技巧比较圆熟，成就大大超过前一派，阮籍的《咏怀诗》是最优秀的代表。刘勰说：“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同前）正是指出了他们创作的基本特色。不过，由于这一派作家大多处在执掌大权的司马氏集团的政治高压之下，处境微妙而危殆，所以他们作品的锋芒和现实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着限制。总的来说，嵇、阮一派继承着建安文学的遗风，表现了时代现实的特色，而王、何一派则与建安文学传统已经脱节，开了两晋玄虚之风的先河。这两派的综合，就构成“正始体”的基本面貌。

　　太康文学

　　这是西晋时期一种诗风，或一种诗体。“太康”(公元280～289)为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体”之名，始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严说本于梁钟嵘《诗品》“太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钟嵘此论，是概述西晋初年和中期一个阶段的诗风。而严羽则明确指太康时期以左思、潘岳等为代表的诗体，即其所谓“分明别是一副语言”。
　　太康前后是西晋文坛上比较繁荣的时期，众多的作家都有不少传世之作。太康诗歌一般以陆机、潘岳为代表。他们的诗歌比较注重艺术形式的追求，讲究辞藻华美和对偶工整，“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诗歌的技巧虽更臻精美，但有时过分追求形式，往往失于雕琢，流于拙滞，笔力平弱。总之“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是这一时期诗人的总风格。不过每个作家仍有独特之处，“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其他如张协以造语新颖，“巧构形似之言”著称。左思则在太康诗风中独树一帜。其诗内容充实、语言质朴，气势雄浑，“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简贵”（《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不失汉魏遗风。

建安文学乃系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种作品的形式多样，内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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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兴盛的原因
建安文学之所以兴盛，与其时代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东汉末年州牧割据，战祸延绵，人民妻离子散，四出逃亡，或死于乱军之中，或死于饥荒疠疫。建安文人生活于这个巨变的年代，目击种种社会的惨状，极有切身的感受。故当时的文学作品，多有反映现实的主题，描写战乱、人民疾苦和渴望国家统一的作品大量产生。可见时代环境的刺激对建安文学的兴盛是有重大影响。

儒学的衰微亦助长建安文学的兴盛。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在思想上占据著统治的地位。儒学传统的文学观点乃是原道宗经，文学一直只是经学的附庸，窒碍了文学的自由发展。东汉倾颓，传统的儒学已失去了统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学开始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很多的作家都具有反传统的思想，尤以曹操、曹植父子最为明显。他们不再将文学视为阐发经义的工具，而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学的道路更为开阔。

另外，文学批评的盛行和发展也带动了建安文学的兴盛。正由于社会纷乱，儒学式微，建安文人对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有更深刻的反思，对各种文体的特点、文章的风格与作者的关系等也有更深入的研究，文人亦经常相互探讨批评，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当时最举足轻重的一篇文学批评之作，可知建安文学的发展与文学批评不无关系。

当时领袖的提倡，也使建安文学更为兴盛。曹操父子不单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更是政治的领袖人物，“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爱好文学，广招人材，曹操下令“唯才是举”，促成了一群有水准的文人共同创作，建安七子即是一例。曹氏父子招材之余，自己亦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加以其政治地位，对建安文学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他们喜好文学，对文士自然礼遇有加，不同于过去的统治者将之视作“俳优”，相反却是一同从事创作，讨论文章，相处如宾如友。是以文学风气变得活跃，建安文学兴盛，与统治者的态度有莫大关系。

最后，建安文学的兴盛，实际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两汉文学为建安之兴起了准备作用，诗、赋等等，皆启发了建安的作家们。例如建安文学的现实精神，就是师承于汉代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三祖陈王，以至建安七子，常以乐府旧题名篇反映现实。古诗十九首等亦为建安抒情诗提供了借鉴。

第五节 正始文学

一、正始时期社会状况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具体时间是240年-249年。
曹丕登上皇帝宝座后，为争取士族支持，改变了曹操“用人唯才”的政策，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按照出身门第来决定一个人政治地位的高低，于是士族地位愈益巩固。魏晋之际，曹魏与司马氏两大集团均拉拢士族，士族地位更加提高。曹魏末年，代表豪门贵族的司马氏掌握了魏国军政大权，为了对曹氏取而代之，司马氏一方面收买、拉拢、树立自己的党羽，一方面在名教的名义下，剪除异己，手段异常残酷、血腥，造成了曹魏后期正始年间政治的恐怖、黑暗。当时的文人为了全身远害，于是就饮酒服药，放浪形骸，形成了有名的"魏晋风度"。司马氏借名教而屠杀异己，与曹魏关系密切的人便往往以自然与名教对抗，于是，汉末的清议逐渐变为清谈，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盛行；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又注老子，兴起了玄学，道家思想遂而更为风行。
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是在上述魏晋易代之际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正始时期较著名的文人有竹林七贤，他们是：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世说新语·任诞》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人谓之竹林七贤”。七人在思想倾向、文化修养等方面有很相似之处，但随着司马氏恐怖政治的加深，七贤的政治态度和处世风格发生了分化：“嵇康以触犯世网被杀；刘伶以无所用而得寿终；阮籍、阮咸依违于出处之间；王戎、向秀则欣然效力于司马氏；山涛则始终在‘穷则独善’与‘达则兼济’之间，恪尽职守与望风承旨之间，保持着相当的平衡 [24]”。
竹林七贤中文学成就高者是阮籍和嵇康。他们都是有正义感的文人，与曹魏集团的联系比较密切，由于政治的高压，他们往往用隐晦曲折的方式反映现实，“忧生之嗟”、韬晦遗世等都是他们作品的主要内容，作品中往往染有老庄思想色彩。

第三章 太康文学

从泰始至元康四十多年，史称太康时期。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诗品·序》）：张载、张协、张华（一说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太康作家的人品与志趣及创作：与建安、正始的比较与差距。炫耀才华。大量制作拟诗。对现实生活的规避，对现实感受能力的退化与丧失。
此时作家的普遍习性：“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巧用文字，务为妖冶。”
※左思的《咏史》。
左思《咏史》之超越前人处，主要在于以己为主，而以史为辅；以今为主，而以史为证。前者摆脱了班固的叙事格局而入于抒情，是史向诗的过渡；后者则借古讽今，使咏史成为讽谕的手段，从而入于诗学正统。
钟嵘评左思《咏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诗品上》）
“左思风力”。
刘琨（271—318），慷慨悲凉，绝似建安诗歌。他的《扶风歌》与曹操的《苦寒行》，风格、境界都十分相似。刘琨，是建安精神的真正传人。
郭璞的《游仙诗》。
孙绰、许询的玄言诗。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建安文学乃系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种作品的形式多样，内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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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兴盛的原因
建安文学之所以兴盛，与其时代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东汉末年州牧割据，战祸延绵，人民妻离子散，四出逃亡，或死于乱军之中，或死于饥荒疠疫。建安文人生活于这个巨变的年代，目击种种社会的惨状，极有切身的感受。故当时的文学作品，多有反映现实的主题，描写战乱、人民疾苦和渴望国家统一的作品大量产生。可见时代环境的刺激对建安文学的兴盛是有重大影响。

儒学的衰微亦助长建安文学的兴盛。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在思想上占据著统治的地位。儒学传统的文学观点乃是原道宗经，文学一直只是经学的附庸，窒碍了文学的自由发展。东汉倾颓，传统的儒学已失去了统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学开始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很多的作家都具有反传统的思想，尤以曹操、曹植父子最为明显。他们不再将文学视为阐发经义的工具，而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学的道路更为开阔。

另外，文学批评的盛行和发展也带动了建安文学的兴盛。正由于社会纷乱，儒学式微，建安文人对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有更深刻的反思，对各种文体的特点、文章的风格与作者的关系等也有更深入的研究，文人亦经常相互探讨批评，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当时最举足轻重的一篇文学批评之作，可知建安文学的发展与文学批评不无关系。

当时领袖的提倡，也使建安文学更为兴盛。曹操父子不单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更是政治的领袖人物，“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爱好文学，广招人材，曹操下令“唯才是举”，促成了一群有水准的文人共同创作，建安七子即是一例。曹氏父子招材之余，自己亦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加以其政治地位，对建安文学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他们喜好文学，对文士自然礼遇有加，不同于过去的统治者将之视作“俳优”，相反却是一同从事创作，讨论文章，相处如宾如友。是以文学风气变得活跃，建安文学兴盛，与统治者的态度有莫大关系。

最后，建安文学的兴盛，实际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两汉文学为建安之兴起了准备作用，诗、赋等等，皆启发了建安的作家们。例如建安文学的现实精神，就是师承于汉代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三祖陈王，以至建安七子，常以乐府旧题名篇反映现实。古诗十九首等亦为建安抒情诗提供了借鉴。

第五节 正始文学

一、正始时期社会状况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具体时间是240年-249年。
曹丕登上皇帝宝座后，为争取士族支持，改变了曹操“用人唯才”的政策，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按照出身门第来决定一个人政治地位的高低，于是士族地位愈益巩固。魏晋之际，曹魏与司马氏两大集团均拉拢士族，士族地位更加提高。曹魏末年，代表豪门贵族的司马氏掌握了魏国军政大权，为了对曹氏取而代之，司马氏一方面收买、拉拢、树立自己的党羽，一方面在名教的名义下，剪除异己，手段异常残酷、血腥，造成了曹魏后期正始年间政治的恐怖、黑暗。当时的文人为了全身远害，于是就饮酒服药，放浪形骸，形成了有名的"魏晋风度"。司马氏借名教而屠杀异己，与曹魏关系密切的人便往往以自然与名教对抗，于是，汉末的清议逐渐变为清谈，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盛行；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又注老子，兴起了玄学，道家思想遂而更为风行。
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是在上述魏晋易代之际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正始时期较著名的文人有竹林七贤，他们是：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世说新语·任诞》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人谓之竹林七贤”。七人在思想倾向、文化修养等方面有很相似之处，但随着司马氏恐怖政治的加深，七贤的政治态度和处世风格发生了分化：“嵇康以触犯世网被杀；刘伶以无所用而得寿终；阮籍、阮咸依违于出处之间；王戎、向秀则欣然效力于司马氏；山涛则始终在‘穷则独善’与‘达则兼济’之间，恪尽职守与望风承旨之间，保持着相当的平衡 [24]”。
竹林七贤中文学成就高者是阮籍和嵇康。他们都是有正义感的文人，与曹魏集团的联系比较密切，由于政治的高压，他们往往用隐晦曲折的方式反映现实，“忧生之嗟”、韬晦遗世等都是他们作品的主要内容，作品中往往染有老庄思想色彩。

第三章 太康文学

从泰始至元康四十多年，史称太康时期。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诗品·序》）：张载、张协、张华（一说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太康作家的人品与志趣及创作：与建安、正始的比较与差距。炫耀才华。大量制作拟诗。对现实生活的规避，对现实感受能力的退化与丧失。
此时作家的普遍习性：“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巧用文字，务为妖冶。”
※左思的《咏史》。
左思《咏史》之超越前人处，主要在于以己为主，而以史为辅；以今为主，而以史为证。前者摆脱了班固的叙事格局而入于抒情，是史向诗的过渡；后者则借古讽今，使咏史成为讽谕的手段，从而入于诗学正统。
钟嵘评左思《咏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诗品上》）
“左思风力”。
刘琨（271—318），慷慨悲凉，绝似建安诗歌。他的《扶风歌》与曹操的《苦寒行》，风格、境界都十分相似。刘琨，是建安精神的真正传人。
郭璞的《游仙诗》。
孙绰、许询的玄言诗。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建安文学
乃系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种作品的形式多样，内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

正始文学
大略又可析为两个流派。一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史称“王何”。这派作者都宗尚老庄，校练名理，喜好玄谈。他们大多出身贵族，身居高位。他们的诗歌，大多以抒发道家志趣为主旨，娱心老庄、游志玄虚，所以刘勰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另一派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包括“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他们也都宗尚老庄，喜好清言，但对现实矛盾也比较关心。他们的诗歌以抒发自己的现实生活感受为主，有比较深厚的内容，加上艺术技巧比较圆熟，成就大大超过前一派，阮籍的《咏怀诗》是最优秀的代表。刘勰说：“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同前）正是指出了他们创作的基本特色。不过，由于这一派作家大多处在执掌大权的司马氏集团的政治高压之下，处境微妙而危殆，所以他们作品的锋芒和现实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着限制。总的来说，嵇、阮一派继承着建安文学的遗风，表现了时代现实的特色，而王、何一派则与建安文学传统已经脱节，开了两晋玄虚之风的先河。这两派的综合，就构成“正始体”的基本面貌。

太康文学

这是西晋时期一种诗风，或一种诗体。“太康”(公元280～289)为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体”之名，始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严说本于梁钟嵘《诗品》“太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钟嵘此论，是概述西晋初年和中期一个阶段的诗风。而严羽则明确指太康时期以左思、潘岳等为代表的诗体，即其所谓“分明别是一副语言”。
太康前后是西晋文坛上比较繁荣的时期，众多的作家都有不少传世之作。太康诗歌一般以陆机、潘岳为代表。他们的诗歌比较注重艺术形式的追求，讲究辞藻华美和对偶工整，“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诗歌的技巧虽更臻精美，但有时过分追求形式，往往失于雕琢，流于拙滞，笔力平弱。总之“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是这一时期诗人的总风格。不过每个作家仍有独特之处，“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其他如张协以造语新颖，“巧构形似之言”著称。左思则在太康诗风中独树一帜。其诗内容充实、语言质朴，气势雄浑，“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简贵”（《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不失汉魏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