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野耕太作品:培根的生平和卢梭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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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于1561年出生于伦敦,是伊丽莎白女王手下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的次子。他十二岁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但是三年后中途辍学,未获得学位。他从十六岁开始给英国驻巴黎大使当一个时期的官员。但是当培根十八岁时,他的父亲猝死,未能给他留下什么钱财。因此他开始攻读法律,二十一岁时找到一个律师的职业。

他的政治生涯就是在此后不久开始的。二十三岁时他被选为下议院议员。虽然他有高朋贵亲和显赫的才华,但是伊丽莎白女王拒绝委任他任何要职,或有利可图之职。其理由之一是他在议会中果敢地反对女王坚决支持的某项税务法案。他生活奢侈,挥霍无度,“借”债累累,无所顾忌。(实际上他曾一次因欠债而被捕)。

培根成为一位踌躇满志、深得民心的青年贵族埃塞克斯伯爵的朋友和顾问,而埃塞克斯也成了培根的朋友和慷慨的捐助人。但是当埃塞克斯野心膨胀,阴谋发动一场推翻伊丽莎白女王的政变时,是培根告诫他,要把忠实女王放在首位。尽管如此,埃塞克斯还是发动了政变,但却未遂。培根在起诉伯爵犯有叛国罪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埃塞克斯被斩首。整个事件,使许多人都对培根产生了恶感。

伊丽莎白女王于1603年去世,培根成为她的继承人詹姆斯一世国王的顾问。虽然詹姆斯拒不采纳培根的劝告,但是他却赏识培根,在詹姆斯统治期间,培根在政府步步高升。1607年培根成为法务次长,1618年被任为英国大法官,一个与美国法院院长大体相等的职务;同年被封为男爵;1621年被封为子爵。

但是乐极生悲,培根随后便大难临头。作为一个法官,培根当面接受诉讼当事人的“礼物”,虽然此事非常普遍,但是却显然违反法律。他在议会中的政敌正想抓住这个机会把他赶下台去。培根招供了,被判了徒刑,关押在伦敦塔,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同时,还被罚了一笔巨款。国王不久就将培根从狱中释放出来,免除了对他的罚款,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已告终结。

现在到处都有高级政客因受贿或以其它手段来践踏公众的信任而被捕的例子。当这样的人被捕时,他们往往起诉为自己辩护,声称每个其他人也都在行骗。如果认真对待这种辩护,看来那就意味着行骗的政客会逍遥法外,除非惩罚事有先例。培根服罪的话却与众不同:“我是这五十年来英国最正义的法官,但给我的定罪却是这两百年来议会所做的最正义的谴责”。

有这样一种积极而充实的政治生涯,似乎就无暇去做任何其它事情。但是培根不朽的名气和在本册中占有的名次皆因他的哲学著作,而不是他的政治活动。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随笔》最初发表于1597年,以后又逐年增补。该书文笔言简意赅、智睿夺目,它包含许多洞察秋毫的经验之谈,其中不仅论及政治而且还探讨许多人生哲理。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话:

青年人更适之发明而非为判断,更适之实干而非为商议,更适之创新之举而非为既定之业……老年人否定之多,磋商 之久,冒险之少……若青老两结合,必将受益匪浅,……因为彼此可以取长补短……

——《谈青年和老年》

有妻室儿女者已向命运付出了抵押品……

——《谈婚嫁与单身》

(培根自己结过婚,但没有子女)

但是培根最重要的作品是论述科学哲学的。他计划分六个部分来写一部巨著《伟大的复兴》。打算在第一部分重申我们的知识现状;第二部分描述一种新的科学调查方法;第三部分汇集实验数据;第四部分解释说明他的新科学工作方法;第五部分提出一些暂定的结论;最后一部分综述用他的新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可想而知,这项宏伟的计划——可能是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最有抱负的设想——从未得以完全实现。但是可以把《学术的进展》(1605年)和《新工具》(1620年)看作是他的伟大著作的头两个部分。

《新工具》也许是培根最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基本上是号召人们采用实验调查法。由于完全依靠亚里士多德演绎逻辑方法的荒诞可笑,因而需要一种新的逻辑方法——归纳法。知识并不是我们推论中的已知条件,而是要从条件中归纳出结论性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要达到目的的结论。人们要了解世界,就必须首先去观察世界。培根指出要首先收集事实,然后再用归纳推理手段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虽然科学家在每一个细节方面并不都是遵循培根的归纳法,但是他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对观察和实验有重大意义,构成了自那时起科学家一直所采用的方法的核心。

培根的最后一部著作是《新西特兰提斯岛》,该书描写了太平洋的一个虚构的岛上的一个乌托邦国家。虽然书中的背景令人想起托马斯·摩尔爵士的乌托邦,但是其整个观点则截然不同。在培根的书中,他的理想王国的繁荣和幸福取决于而且直接来自于集中精力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当然培根是在间接地告诉读者科研的明智应用可以使欧洲人民与他的神秘岛上的人民一样繁荣幸福。

人们完全可以说弗朗西斯·培根是一位真正的现代哲学家。他的整个世界观是现世的而不是宗教的(虽然他坚信上帝)。他是一位理性主义者而不是迷信的崇拜者,是一位经验论者而不是诡辩学者。在政治上,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家。他那渊博的学识连同精彩的文笔与科学和技术相共鸣。

虽然培根是一位忠实的英国人,但是他的洞察力远远地超过了他自己的国界。他划分出三种雄心:

其一类者,朝思暮想,惨淡经营,在本疆之内,得陇望蜀,觊觎青云;其二类者,官衣旰食,机关算尽,图他人之邦,扩己国之势,拜倒称臣者愈多愈善,此辈虽贪婪无度,然却至尊至贵;若一人披荆斩棘,努力登攀,以求人类享有经天纬地之略,驾驭宇宙之才,此实属雄心大志,…尽臻尽善。

虽然培根是科学的指路人,但是他自己却不是一位科学家,也跟不上他的同时代人所取得的进展的步伐。他忽略了纳皮尔(新近发明了对数)和开普勒,甚至还有他的英国同伴威廉·哈维。培根正确地指出热是一种运动形式—— 一个重要的科学学说,但是在天文学上他却拒绝接受哥白尼的学说。不过人们应该记住培根不是要提出一套完整、正确的科学定律,而是要提出一个应该学什么的概说。他的科学猜想意在作为进一步探讨的起点而不是作为终极的结论。

弗朗西斯·培根并不是最先认识到归纳推理用途的人,也不是最先理解科学会给社会带来各种可能利益的人。但是在他以前没有人如此热情而广泛地发表这些思想。而且部分由于培根是一位好作家,部分由于他作为一位主要政治家的名气,他对待科学的观点在实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662年当为了促进科学知识的增长而创建伦敦皇家学会时,创建者们称培根为他们的启灵人。而且当在法国启蒙运动期间编纂大部头的《百科全书》时,主要的编纂者们如狄德罗和阿朗贝尔赞誉培根是他们的作品的启灵人。如果说《新工具》和《新亚特兰提斯岛》今天比过去一度曾有的读者少了,这是因为它们的寓意已被广泛地接受。

人们有理由把培根与另一位即将来临的科学时代的先驱勒内·笛卡尔相提并论。培根比笛卡尔早一代人(三十年)。他比笛卡尔更多地强调观察和实验的重要性,但是这位法国人重大的数学发明使这种对比的天平稍微向有利于他的一边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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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
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让一雅克.卢梭生于日内瓦。父亲是钟表匠,母亲在他出生十天后即遽然去世。让一雅克自幼由姑母苏珊.卢梭抚养。一七二二年,父亲离开日内瓦,正式定居尼翁。让一雅克和表兄寄养在离日内瓦不远的傅塞城朗贝西埃牧师家。一七二四年他回日内瓦住在舅舅家,跟随一名文书当学徒。父亲在一七二六年再婚,第三年卢梭去昂西,由一名神父介绍他去见德.华伦夫人。夫人派他去都灵新教士教育院,在那里卢梭宣誓放弃新教信仰。他在都灵时曾在德.韦塞利夫人家当了三个月仆人,后来又侍候德.古封伯爵。

一七二九年回昂西住在德.华伦夫人家,然后在拉萨尔派神学院过了数月,成了大教堂唱诗班见习生。其间又去弗里堡、洛桑,在纳沙特尔教音乐课。一七三六年,卢梭和德.华伦夫人首次住进秀美园。次年根据日内瓦法律,卢梭成年,去日内瓦接受母亲的遗产。他动辄得病,对健康日益不安。一七三八年回秀美园遭到德.华伦夫人的冷遇,他一人发奋自学。一七四二年到了巴黎;卢梭经人推荐向法兰西科学院宣读他的《音乐新符号建议书》,为此获得一份证书。一七四三年卢梭当德.蒙泰古伯爵的秘书,伯爵到威尼斯当大使,他随同前往,不到一年即与德.蒙泰古闹翻。回到巴黎,在一家公寓居住时,遇到洗衣妇泰蕾兹.勃.瓦瑟。一七四五年三月与她同居。他完成歌剧《风流诗神》。结识了狄德罗和孔蒂亚克。他还把伏尔泰和拉莫合作的《拉米尔的节日》编为歌剧。

一七四六年他做杜平夫人的秘书。在杜平的乡间住宅中,卢梭写了一出诗剧:《西尔维的幽径》。他的第一个孩子出世,被他送入孤儿院。一七四七年父亲故世。他又写出喜剧《冒失的订约》。一七四九年应达朗贝尔之约,撰写《百科全书》中的音乐条目。他计划参加第戎学院组织的论文竞赛。一七五O年,第戎学院向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昌明会敦化抑或败坏凤俗》一文授奖。

一七五二年十月,他的喜歌剧《乡村先知》在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驾前演出,获极大成功。国王要召见他,他却没有前往。一七五四年卢梭由泰蕾兹陪同前往日内瓦,重新皈依加尔文教派,恢复日内瓦公民身份。一七五五年撰写《社会不平等起源论》。一七五六年卢梭和泰蕾兹住进德比内夫人家的隐庐,开始写《新爱洛依丝》。一七五七年与狄德罗争吵,后又和解。又与德比内夫人不和,十二月迁出隐庐。卢梭感到幻想失落的悲哀。爱情和友谊都把他抛弃了。他开始怀疑存在一个巨大的阴谋:所有的老朋友串通一气要坑害他。他精神颓唐,放弃许多写作计划。但是又幻想得到权贵的保护,接受德.卢森堡元帅的好意,住进蒙莫朗西的蒙路易花园。

一七六一年《朱丽》(或名《新爱洛依丝》)在巴黎出版,获巨大成功。一七六二年发表《致德.马勒泽尔布先生的信》(2月)、《社会契约论》(4月)、《爱弥儿》(5月)。不久《爱弥儿》一书被警察没收,在巴黎(索尔邦)大学受到批评,遭国会查禁。卢梭风闻当局下令逮捕他,立刻逃往瑞士,到达伊弗东,匿身在沃德山村。这时日内瓦也查封《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并也下令逮捕卢梭。卢梭只得再次逃亡,躲在属普鲁土的纳沙特尔公国内的莫蒂埃。

一七六四年写《山中书简》。十二月日内瓦出版匿名小册子《公民的感情》,影射卢梭遗弃自己的五个孩子,把他们送进孤儿院,促使卢梭决定写《忏悔录》。一七六五年卢梭被逐出莫蒂埃,去比安湖中的圣彼得岛,隐居两月后逃至斯特拉斯堡,又去巴黎,后接受英国哲学家休漠邀请前往英国。没过几个月卢梭与休漠发生争吵,写小册子相互指责,伦敦与巴黎的舆论界对这场争吵非常关注。一七六七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同意给卢梭每年一百英镑年金。卢梭离开英国伍顿,自后行踪不定。一七六八年他带了图书和在岛上采集的植物标本前往里昂,到格勒诺布尔,经过尚贝里,在布古万住下,八月与泰蕾兹正式完婚。

一七七O年去里昂参加伏尔泰塑像揭幕典礼。回巴黎住下,这时《忏悔录》手稿开始在密友中间传阅。一七七四年他跟德国音乐家格鲁克来往,为《乡村先知》重谱乐曲。一七七六年,《对话录:让一雅克评论卢梭》完稿,又写《孤独散步者的退想》第一卷。他身体衰老,生活困难,泰蕾兹也生病多时。卢梭一七七八年七月二日逝世,葬于杨树岛。一七九四年,法国大革命五年后,遗骸迁葬于巴黎先贤祠。

卢梭综述自己一生的三部书都发表于身后:《忏悔录》(1782年前六卷,1789年全文本)、《孤独散步者的遐想》(1782年)、《对话录:让一雅克评论卢梭》(1789年)。
一七六一年年底,荷兰编辑雷依向卢梭表示,希望在他的全集卷首附一篇作者生平。卢梭答复说这么一篇文章会牵连到许多人。可是他在《新爱洛依丝》这部书中已显露撰写自传的意思,要采用小说的形式,有点儿像《爱弥儿》一书的结构。这次在婉言谢绝雷依的建议后不久,他却向德.马勒泽布尔先生寄出著名的四封信,为自己画像,这可以算是《忏悔录》的正式前奏;他在信中为自己的志趣辩解,同时又否认自己是大家所说的那种愤世嫉俗的人。

一七六二年六月,发生了一件事,对卢梭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巴黎议会查禁《爱弥儿》,并下令逮捕作者。卢梭仓皇外逃。从此以后,他一直写文章在舆论面前为自己辩护。一七六四年他寄身在属纳沙特尔伯爵封邑的莫蒂埃,收到不知谁寄来的《公民的感情》一书。他没有认出真正的作者是伏尔泰,但是相信这部书是在他的老朋友德比内夫人指使下写的。这本小册子满篇粗话,对丧失天良抛弃子女的父亲,对秦蕾兹.勒.瓦瑟的情人,对卢梭标榜献给美德的一生中所有的恶行,作了可怕的揭露。卢梭这时才真正想到要写回忆录,争取后人理解。不让敌人往他的生平上抹黑。

尽管他萍踪浪迹,撰写《忏悔录》的工作却没有中断过。一七六六年年底,第一部分完稿。那时他在第六章结尾中说:“后来我年事稍长而做了些好事,我本来也会以同样的坦诚提到它们,这原是我的计划。但我必须在此搁笔。”可是经过两年的沉默,他认为敌人还在不断施阴谋,他是这个阴谋的牺牲者,若不予以还击,他将遗臭万年。一七七O年底他写到第十二章;卢梭原来还计划写第三部分,最后放弃了。

《忏悔录》共有三份手稿。第一份,最早的那份,是不完整的,在第四章便中止了。在他的委托人杜.贝伊鲁逝世后交给了纳沙特尔图书馆。第二份是全的,保存于巴黎议院图书馆。还有一份就是日内瓦手稿,卢梭把此稿定为发表的文本。

根据卢梭的意愿,《忏悔录》似乎应该在他逝世后很久才可以发表。可是第一部分在他死后四年就出版了。作者的敌人那时还健在的并没受到影响。第二部分发表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个一七八九年。有人说这些其实都是卢梭本人巧妙的安排,他深知这部书秘而不宣,或者引而不发,必然会使敌对集团深感不安。他在一七七O年正式定居巴黎,至少三次在沙龙里朗读了他的《忏悔录》,这是在给他们制造不安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确实把德比内夫人吓着了。她要求警察干预,向卢梭交涉,让他停止朗读。后来着手撰写她自己的回忆录。休谟早在一七六六年后,就发表了他与卢梭争吵的经过,狄德罗在《克洛德和奈龙的政绩》一文中暗中攻击他的老友。《忏悔录》在出版前就引起热烈讨论与争辩,这就是成功的保证。
卢梭不论在序言或正文中,口口声声要写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以昭示后人。他这部书的书名使人想起圣奥古斯丁(354—430)的《忏悔录》。卢梭未必直接读过原书。但是他在《忏悔录》第一部分提到他阅读过勒•苏厄尔《教会史与帝国史》;至少他从中可以看到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的部分摘录;还有他在秀美园读过耶稣会著作,必然使他接触到奥古斯丁学说。但是,即使有人认为卢梭在万森的顿悟犹如一种上天的启示,从而产生精神改革,类似圣奥古斯丁弃绝摩尼教而皈依基督教,还是应该说卢梭的心事与仟悔观念跟他的圣人先驱是很不相同的。

十六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是蒙田,他的《散文集》也有点自传的意味。但是卢梭在提到他时口气很不敬重:“我把蒙田看作是这类假老实的带头人物,他们讲真话也为的是骗人。他暴露自己的缺点,但是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没有一个人没有可憎的缺点。蒙田把自己画得酷似本人,但是只画了个侧面。”然而在我们看来卢梭和蒙田在精神上倒不是没有亲缘关系的。蒙田《散文集》的结论,如“懂得光明正大地去享受自己的存在,这是绝对的、甚至可说是神圣的完美”,这岂不是在准确地申述卢梭《忏悔录》中追求的幸福公式.这两本书的目标毕竟很相近,卢梭说到蒙田时气势汹汹,或许更说明他恨自己没能完全摆脱蒙田著作的影响。

十七世纪出版了许多劝人为善的回忆录,到了十八世纪又风行以第一人称撰写、作为正式回忆录发表的小说,这些对卢梭《忏悔录》体裁的形成肯定不会毫无作用。

以上所说七零八碎的影响,只是说明卢梭在写自传体小说或者小说体自传方面,不是一个绝对的创新者。但是他像所有大作家,懂得借鉴自己时代的新倾向,运用当时还摇摆不定的探索,创造了一部独特的作品;从这点来说人们可以同意他的看法,他这部作品是独一无二的。

《忏悔录》撰写前前后后的情况,都说明卢梭最初只是要为自己辩护。对他来说这是一场诉讼,在这场诉讼中他扮演的角色是被告,原告是他从前的那些朋友,他们挥舞他写的书作为罪证,列举他的种种丑恶行为,并作出这个不容驳回的判决:让—雅克是一个野人、一个坏蛋、一个魔怪。

卢梭认为他这名被告最佳的辩护,莫过于把自己的精神肖像一丝不苟地如实画出来。他“要他的灵魂在读者眼里是透明的”。他把人们指责他的缺点说个透彻,还承认其他一些埋在心底、无人知晓、时时引起他内疚的缺点。同时他还说,“一个人内心不管如何纯洁,没有不隐藏一些可憎的罪恶”。他生平每个想法、每个行动都有一种含义,这种含义有时由他直接解释,有时他让读者跟他一起去发现。同时我们还看到《忏悔录》是整个一生的镜子,叙述这一生完全是为了个人;他把这部书是当作遗嘱来写的,写的时候只怕来日无多而不能写完;写完后又不愿留给同时代人而要留给后世人去看,这些说明卢梭写这部书时的思想上的复杂性。

在隐庐订立的写作计划中有一部大著作,书名可称为《感性伦理学》或《贤者唯物主义》。他认为“大部分人在生命过程中常常不像他们自己”,从这个论点出发,卢梭建议自己“寻找这些变化的原因,研究那些取决于我们自己个人的原因,指出我们怎样掌握它们,以便使自己变得更好”。他很快放弃了这项工作,因为这样一部著作的深度和广度令他却步,但是在《忏悔录》中却提到和阐明了那部作品所支持的论点。这也说明卢梭为什么在《忏悔录》中细心叙述每件小事,从中去寻找人性屈从于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外来影响而出尔反尔的原因。他还加上一种要解释一切的意志和一种几乎是科学的方法,并说出这种做法:“感情与思想都有某种连续性,先来的影响后来的,必须了解先来的才能评判后来的。我竭力到处阐明最初的原因,为了让人看到接续的后果。”

因此,决定性格形成的最初原因,卢梭知道应该到童年中去寻找,完全意识到最初几年对他的行为的影响。我们跟随他可以看到,卢梭的童年在茫无头绪的教育下成长,又去勉力承担成年人责任的悲剧,实在是一个敏感的灵魂缺少温情慈爱的悲剧。他从未感到自己是一个家庭的焦点,他的精神状态和物质生活永远处在无间歇的波动中,他过早地接触到罗曼蒂克的遐想,罗马的盛世气象,甚至爱情的神秘。从而产生这种不着边际的自豪,隐伏了一种病态的胆怯;从而产生这种向往伟大和爱好梦想的情趣,这种对矫饰与伪装的需要,这种逃出自身而又躲入另一个暂时的人身的赋性。他的缺点如同他的优点,都与一个放任自流、把握不定的青春分不开。

他屡次提到童年时的情景,是它们决定了他的命运,标志了他那一连串再也控制不了的痛苦的开始。他不满足于提出一桩引起严重后果的祸害,而要列举连续不断地把他束缚在不可挣脱的罗网中的种种祸害。这一切都是为了强调他是一种残酷的命运的玩物。于是回顾自己一生时他发出这样的感叹:“我的出生是我的第一不幸。”

他孤苦伶仃,招人嫌恨,要走遍世界去找个栖身之地。罪过在于社会,因为社会首先误解他。这样《忏悔录》又有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位智慧复杂的人不怕离经叛道,他说他心中的恶来自社会,他的不幸是世界对这个不怕控诉世界的人的报复。于是,为自己的信仰受苦,坚持唯有自己一人掌握的真理,不惜忍受难以置信的磨难,这乃是烈士的所作所为,卢梭在这方面把自己看成是苏格拉底的同类人。他的出身与教育好像注定他一生会庸庸碌碌,然而他如同悲剧中的英雄,偏偏由于身受的苦难和不可逾越的命运,奋发自强而不同凡俗。他要为后世竖立一尊卓尔不群的雕像:他是一位非思想不能生活的思想家。
卢梭与同时代人的这场官司,如果不加上卢梭跟卢梭自己(也就是《对话录》中的让一雅克)的这场官司,或许还不会那么严重。卢梭的一生中最聪明、最严厉的法官还是他自己,其他人对他的控诉相比之下无疑会不值一提。确定其他人都有罪,这是容易办到的,但是他在这样做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遇到了自己的良心。那时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发现了什么呢.为了说明戏剧、艺术与文明的恶果,他自己则当上了剧作家、小说家、音乐家。他是一个平民百姓,却接受了王公显贵的保护。他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里幸福是美德的最高褒奖,他自己却痛苦万状。他真诚地热爱正义、真理、善良,自己却撒谎,不讲正义,做事恶劣。诚然他在世人面前大声喊冤,但是他也知道——这在《爱弥儿》中已经提过——良心在有所隐瞒时才与理智展开讨论。于是他期望的是让自己在人面前是透明的。他借这种透明来平息内心的不安。因为他知道他内心有许多善,至于恶,他愿意在后世人面前公开承认,使自己得到涤罪。青年时代有那件可悲的偷缎带事件,他诬害玛里翁,使他终生感到沉重的内疚,成年时代他遗弃自己的孩子而没有尽父亲的职责;老年时代他遇到从前有恩于他的心上人德•华伦夫人贫病交困而无动于衷;对杜德托夫人则产生不合时宜的爱情。经过这场忏悔,他重新找回最初的无辜状态,那时他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存在,逃出当时如地狱中的痛苦轮回,而走向过去的尚未完全失去的幸福。

同时,卢梭赐给自己一个完全面彻底的赦免,既然他鼓起勇气袒露了自己的内心,赦免便是受之无愧的。在他看来,他直言不讳和受尽苦楚本身就是一种补赎,洗涤了他的罪孽,他可以坦然地凝视那个迷途知返的人。

最后,他还向众人发出挑战,敢不敢袒露他们一生中荒唐的隐私。在他这一切都已具备,只待到内心去找回真正的幸福。回忆都在这里,使昔日的幸福又重现最初的鲜艳。这是他至高无上的论据,他至高无上的欢乐。每个人都怕跟隐藏最深的自我照面。而卢梭不是这样,他处在孤独的中心,远离人人都在寻欢作乐的世界,感到难以言喻的幸福。在博塞的迷人日子决不会再来,他却会重新创造,而且再生时还更加美丽。

可是,《忏悔录》并没有能够给他带来他所期望的内心的安宁。前六章频频回忆这些往事,全书喜气洋洋。第二部分调子阴郁,虽有隐庐和圣彼得岛的一段赏心乐事,但整页整页却是作者与他的原告交锋的痛苦篇章。到最后还没有结束,接着在《对话录》中继续他那不胜其烦的辩解,只是在《孤独散步者的遐想》中才达到相对的恬静。


对于艺术家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创造出自己满意的艺术品。卢梭不承认自己是作家,他向我们提到他进入文学领域是一次不吉利的顿悟造成的,他的文学生涯是层出不穷的诱惑、屈服、甚至事故形成的天命。其实他在写作过程中还是具备了一位艺术家的秉性,那就是:不妥协、勤奋和爱好形式的完美。他批评《论艺术和科学的昌明会敦化抑或败坏风俗》那篇演说辞缺乏逻辑与层次,是他的作品中“推理最差,节奏与和谐最不讲究”的一篇文章。可是十五年后他已是一位技巧娴熟的作家,他拿起笔是为了证实他不是一位作家,却使他的小说家天才得到光辉的显示。

叙述五十年的一生,不可能不对事情进行选择和解说,并给予或多或少有意义的评价。为了使他的生平成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素材,为了使读者读下来一目了然,不可避兔的要重新组织。我们看到卢梭怎样汇报他的命运,怎样指出从他的童年开始,把一切事物都朝着下述这一点编排起来:他这个人是真理的见证,天命难违,注定要当烈士。骄傲的感情,标新立异的欲望以外,还有艺术家的苛求。在这点上,让我们借用阿尔贝•加缪在《反抗者》中的说法,那是很恰当的。加缪说:小说,这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但是通过对当今世界的纠正而创造的,在我们这一个世界上,痛苦若出自本人的意愿则会持续到死后方才罢休;情欲决不会得到排遣而消失;人人抱着一个念头不放,又始终摆脱不开他人。”加缪跟着又说:“人在原有的条件下徒然追求的形式和令人宽心的界限,终于在那个想象的世界上让自己得到了。小说按照尺寸定制人的命运。小说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参加了创世纪的工作,也一时战胜了死亡。”小说家卢梭在进入自传创作领域也没有让步和犹豫。这是他,又一次看到自己的生平,跟真人真事进行争论,有时还毅然去纠正,终于在对实际人生小修小补的同时,给自己裁剪了一个“按照尺寸定制的命运”。

但是不能因此而怀疑卢梭创作《忏悔录》时的真诚。我们知道卢梭的同时代人急急忙忙否定《忏悔录》的真实性。为数不少的批评家也在他们之后表示过怀疑。布伦蒂埃说;“这不是他写的一份供词,这是他为了防范后人而采取的一个预防措施。他的回忆录不是他实际上的这个人、甚至也不是他愿意做的那个人的回忆录,干脆就是他要人家相信他是这么一个人的小说。”

卢梭是不是在给自己抹黑的同时,也在对敌人的说法布上疑阵.他写作是不是为了让他玩世不恭的谎言增加可信度.这也是大家可向自己提出的主要问题。许多人对书中的情节进行大量的旁征博引后,证明《忏侮录》中有许多日期错误和事实出入。但是同时也指出卢梭的记述实质上是非常真实的。他希望他的著作给他带来平静和安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