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鹰领主人物实力排名:曹操的品行

有才华，但疑心过重，胁天子以令诸侯，掌握天时

奸雄，有点恶劣

关于曹操，人们似乎已经无话可说--平定北方之赫赫武功、唯才是举之开明措施、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机变权谋、引一代风尚之粲然文采，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无不有所建树。作为古代官员，他位极人臣；作为历史人物，更是堪称绝对的偶像派，时至今日，仍然拥有众多拥趸。不可否认，曹操是一个魅力十足的人物，他的魅力从表层上讲在于他的强势--实为三国时代最重要之角色。面对历史的垂青，后世往往无可奈何，然则爱慕强者之心却总是人皆有之。

与强势相伴，曹操又是复杂的，而这一点才是其魅力之根源所在。曹操的复杂，举世公认，纵使罗贯中笔力强健，力图塑造一个奸相曹孟德，却仍然无法摆脱人物本身的神秘色彩，永为街巷间所津津乐道。撇开演义不谈，历史上曹操其言其行，在今天看来，同样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地方。

一

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二月公开发表了一篇《十二月己亥令》（后世命名为《让县自明本志令》），文章回顾了他自入仕途以来的主要经历，再三解释自己并无代汉之心，同时他又表示绝对不会放弃权力，为什么？"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应该算是曹操的自传，文章写得坦白直率，于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当权者"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与寂寥。文中最吸引我的是这样一段话："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多么可爱，好似小女孩整天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做艺人、当明星，仅凭这段┨?赊涞奈淖郑?液苣呀?溆肼沂兰樾哿?翟谝黄穑?蛐沓浦??有志青年"更加合适吧。其实综观曹操初入仕途时的表现，如不畏强暴、厉行法治等等，可以说他的确是一个企图改善吏治并有所作为的人，"有志青年"的称号他完全承担得起。不仅如此，早期的曹操在涉及社稷民生等方面还颇有忧国忧民之情怀，有诗（《蒿里行》）为证：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初平元年(190年)春，函谷关以东诸州郡推举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董卓。然而诸股势力虽名为勤王，实则各怀私心，踌躇观望，甚至互相火并。曹操于建安三年（198年）感怀时事，写下此诗。明代文学家钟惺赞之为"汉末实录"。其中结尾四句最为动人，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无所谓"民间疾苦"，无所谓"水深火热"，有的只是千里荒芜、累累白骨。而站在那里慨叹这满目疮痍的曹操，我们已经不能仅仅将他看作一名军人或者官吏，他更是一位悲天悯人的传统文人。

如果曹操真的就这样中规中矩地走下去，也许历史上又多了一个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从政者。可偏偏曹操是不甘如此的。让我们再把时间推回去。在关东诸军貌合神离的情势下，曹操决定去扬州募兵。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拨给曹操四千余人，回来经龙亢时，士卒多有叛逃，只剩下千余人，屯于河内。初平二年（191年），曹操"击白绕于濮阳，破之"（《三国志·武帝纪》）。初平三年（192年），曹操打败了来袭的农民军，"又击匈奴於夫罗於内黄，皆大破之" （《三国志·武帝纪》）。当年夏天，青州黄巾号称百万，进入兖州，杀死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人迎接曹操领兖州牧。操"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三国志·武帝纪》）。至此，曹操势力已经初具雏形，开始了他在兖州的发迹史。然而正当曹操志得意满之际，第二年（193年）却发生了一件对于他来说足以痛彻肺腑的祸事--曹操之父曹嵩举家迁往兖州，途经泰山郡，遭到徐州牧陶谦属下将士抢劫，嵩遇害。让我们试着去体会曹操当时的心情：做儿子的有出息了，想接老爹爹到身边来享享清福，可谁能想到这飞来横祸，以至爹爹竟死于非命。于是曹操以报父仇为名，大兴挞伐之师，"下十馀城，谦守城不敢出"。（《三国志·武帝纪》）。可是接下来曹操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我大跌眼镜："兴平元年春，……复征陶谦，……所过多所残戮" （《三国志·武帝纪》），"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堡，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依谦者皆歼"（《后汉书·陶谦传》）。毫无疑问，这是屠城。

我不禁要问：何以那个忧国忧民的"有志青年"、那个感慨生灵涂炭的传统文人，竟做出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这真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并充满矛盾的事实。我不相信屠杀无辜人民纯粹出于为父报仇，以曹操之雄才明略，不会冲动到如此疯狂的地步。那么是其封建军阀嗜杀本性之暴露？或是经历多年血雨腥风而令其麻木不仁？或是为了达到震慑对手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还是多种因素兼而有之？我无从知晓。或许曹操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卓越的军事家，天才的领导者，有着感伤情怀的文人，同时又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屠夫！

有鉴于此，我对于称曹操为杰出政治家之类的评价从不认同。凡政治家之所为，其落脚点无非四个字--为国为民，若脱离此一根本，至多一政客耳。而曹操行屠城之暴，又置人民于何地呢？在这方面，比起同时期的诸葛孔明，曹孟德差之远矣！

二

受演义影响，国人眼中的曹操一直是一个白脸奸相的角色，狡猾奸诈，事实究竟如何呢？这涉及到从为人作风上察其个性品行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回到史书中去找寻蛛丝马迹。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结尾处盛赞曹操之谋略功业，称其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评价是相当高的。然而仔细读来却不难发现：这段八十九字的评语中于操之个性品行未置一词。

翻回来，在《三国志·武帝纪》卷首，陈寿写道："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这句话我们推敲起来仍然觉得有些暧昧，所谓"少机警"或"有权数"无非是说明曹操随机应变的能力较强而已。可这却是陈寿在曹操个性品行方面仅存的描述，我们似乎可以想见其欲言又止的两难神态。值得庆幸的是，裴松之针对这句话做了一段注释，引自《曹瞒传》，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年少时比较贪玩，"游荡无度"，他的叔父经常向曹嵩（曹操之父）反映这个情况，曹操为此很头疼。一天，操在路上偶遇叔父，立刻做面目扭曲状，叔父问他怎么回事，他答道："卒中恶风。"叔父当然要向曹嵩汇报啦，于是嵩找到儿子询问病情，不料操"口貌如故"，回答道："初不中风，但失爱於叔父，故见罔耳。"曹嵩就此起了疑心，再也不相信弟弟的小报告了。曹操自此"益得肆意矣"。这段注释可真是厉害，颇得后世文艺工作者的青睐--大加引用以示曹操之奸诈。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的确属实的话，也就不仅仅是"机警"和"权数"的问题了。

或许裴松之也在《三国志·武帝纪》结尾处对陈寿只赞事功不谈德行有所察觉，于是旁征博引，以做补充。所引文字也大都是褒奖之辞，只有《曹瞒传》再次记载了曹操的劣迹。如"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袁忠做沛国相时曾欲法办曹操，当地一个叫桓邵的人对操"亦轻之"，还有陈留人边让发表过不利于操的言论，对这些人，曹操得势后皆诛之而后快；某日曹操睡午觉，吩咐身边姬妾片刻之后唤醒他，姬妾见他睡得香甜便没有按时召唤，操醒来后竟"棒杀之"；还有一次，战时恰逢粮草不足，明明是他批准粮官缩减士兵每餐的分量，以至引发众怨，却在事发后对粮官说："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遂斩之，然后贴出告示："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凡此种种，《曹瞒传》评曰："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诚然，这些毕竟是野史逸闻，可信度较之正史为低。但考虑到凡事不可能无根无源，既然出现这样的传闻，则必有其所依据之实，至于夸张程度为几何，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曹瞒传》显然受"尊刘抑曹"观念之影响，文字上有失公允实为在所难免，这样固然不对，然而究其根源，乃是曹操于个性品行上确有其消极之因素，可谓授人以柄，怪不得旁人。联系到前文所述曹操屠杀无辜人民的暴行，说明在曹操性格深处藏有凶恶的一面，以"酷虐"二字来形容并不过分。至于"变诈"，我倒觉得放在曹操用兵上面更为妥当，史载曹操"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如果将其延伸到为人与作风，具体表现就是操之善用权术，这样的例子也是不少。如建安三年（198年），别驾毕谌之母弟妻儿皆为张邈所劫，操令其自去寻母，"谌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三国志·武帝纪》），不料毕谌一出门就溜了（这小子未免有点无厘头），后来被操生擒，大家无不替他担忧，可曹操却表示懂得孝道之人必亦忠于君，拜为鲁国相；河内太守魏种深得曹操信任，后来叛变，与毕谌一样难逃被活捉的命运，"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三国志·武帝纪》）。象这些事情基本都属于收买人心之举，无他，惟权术耳。但客观来讲也未可厚非，古往今来不用权术的统治者可谓鲜矣，又何必苛责曹操一人？不过在此将其解释为“变诈”性格之延伸却是合情合理。

写到这里，似乎《曹瞒传》谓操"酷虐变诈"尚可让人接受，然而翻阅马植杰所著《三国史》之余，我发现论定曹操之个性品行并没有那么简单。

马植杰先生在"曹操的为人与作风"一节中首先分析了诸如"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类的传闻逸事，得出"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得结论。接着以比较确凿得史实为依据展开论述，兹引之如下：

"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曹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曹操对死者得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得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

看到这里我当即就晕了，何者？以上文字着实令我大为感动，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马先生笔下之曹操实为有情有义之大丈夫！若仍以权术之类猜度其心迹，未免流于狭隘了。但是说曹操待人偏厚这一点，我还是持保留态度。综观曹操的为人和作风，我认为在其个性品行方面可以这样讲：操虽"酷虐"但不寡恩，虽"变诈"却非无情。

三

当三分局势得以稳定之后，曹操在汉室中的地位问题便凸现出来。吴、蜀方面张口汉贼闭口奸相，曹魏集团内部的拥汉派同样对操诽谤不断。所以说，晚年的曹操心情颇为不平静。迫于强大的内外舆论压力，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发表《十二月己亥令》，前文已经提及，该令言辞坦诚，谓曹家受汉室重用已历三世有余，并通过先贤的事迹来说明他不会行代汉之事。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曹操的实际行动究竟如何：

“十三年春正月，……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三国志·武帝纪》）

“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 （《三国志·武帝纪》）西汉王莽进位公爵之后即行篡位。

“十九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 （《三国志·武帝纪》）

“二十一年……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 （《三国志·武帝纪》）这已经违背了异姓不得封王的高帝祖训。

“二十二年……夏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 （《三国志·武帝纪》）

由上可见，曹操虽终其一生未行代汉之事，却一直在行代汉之实，显然是说一套做一套。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曹操的令文纯属欺人之语呢？让我们继续探索。

细心的看官会发现，我在这里不用“篡位”而用“代汉”，为什么？自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入雒阳开始，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汉献帝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根本没有人去管。是曹操将他迎回来，为他设立朝廷，供给日常用度。“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 （《三国志·武帝纪》）说句公道话：曹操是对得起汉献帝的。后来曹操东征西讨，出生入死，终使北方归于一统，可以说那江山是他凭本事打下来的，早已不是刘家天下了，试问汉献帝又有什么可以让曹操来“篡”的呢？当然，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这样讲没有问题，但在当时却非如此。众所周知，早在西汉武帝年间，儒家学说便被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至三国时期已历时三百余年，“君君臣臣”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曹操也不例外。这样看来，对于《十二月己亥令》我们不能因其与曹操的实际行动有距离便斥为英雄欺人之语，相反，令文实在是曹操深受儒家学说影响之体现，这一点通过审视其初入仕途时的表现同样可以得到印证。可以说早期的曹操是有志于匡扶汉室的。但当他讨灭群雄，成为功盖当世的一代权臣之后，取而代之的想法难免不会滋生出来。大多数的时间里，两股思想在其头脑中斗争不断，二者随着外界舆论环境的变化而互有胜负。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为什么曹操在代汉问题上面言行不一。到了曹操晚期，魏势力渐趋稳固，认为操当称帝的呼声也随之高昂起来：

“魏略曰：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於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敦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馀年，功德著於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

看来无论是魏势力内部还是外部，大家在代汉问题上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蜀汉当然除外）：曹操应该即皇帝位。此时的曹操从内心来说也是当仁不让了，取汉天子而代之的想法完全占据了上风：“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终于说出了实话。

※ ※ ※

谈了这么多有关曹操的事情，无非是要说明：通过回顾历史上其言其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面的、立体的曹操——他可以吟出悲天悯人的诗句，有时却酷虐嗜杀；他可以行事诡谲变诈，有时却对待故人情深义重；他以忠君报国的姿态步入仕途，却身不由己地从“有志青年”逐渐蜕变为乱世奸雄。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千百年来可以遭到无数人的唾骂，也可以受到无数人的追捧，一切的一切，都源于曹操本身的复杂。一千七百多年过去了，当曹操的言行流传到今天，我们仍然乐此不疲地谈论着，曹操于复杂之中又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一如那个传奇般的时代。（全文完）

2005年6月1日

附录：《十二月己亥令》（《让县自明本志令》）

魏武故事载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於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后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於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天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馀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植）〔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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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操，人们似乎已经无话可说--平定北方之赫赫武功、唯才是举之开明措施、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机变权谋、引一代风尚之粲然文采，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无不有所建树。作为古代官员，他位极人臣；作为历史人物，更是堪称绝对的偶像派，时至今日，仍然拥有众多拥趸。不可否认，曹操是一个魅力十足的人物，他的魅力从表层上讲在于他的强势--实为三国时代最重要之角色。面对历史的垂青，后世往往无可奈何，然则爱慕强者之心却总是人皆有之。

与强势相伴，曹操又是复杂的，而这一点才是其魅力之根源所在。曹操的复杂，举世公认，纵使罗贯中笔力强健，力图塑造一个奸相曹孟德，却仍然无法摆脱人物本身的神秘色彩，永为街巷间所津津乐道。撇开演义不谈，历史上曹操其言其行，在今天看来，同样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地方。

一

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二月公开发表了一篇《十二月己亥令》（后世命名为《让县自明本志令》），文章回顾了他自入仕途以来的主要经历，再三解释自己并无代汉之心，同时他又表示绝对不会放弃权力，为什么？"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应该算是曹操的自传，文章写得坦白直率，于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当权者"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与寂寥。文中最吸引我的是这样一段话："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多么可爱，好似小女孩整天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做艺人、当明星，仅凭这段┨?赊涞奈淖郑?液苣呀?溆肼沂兰樾哿?翟谝黄穑?蛐沓浦??有志青年"更加合适吧。其实综观曹操初入仕途时的表现，如不畏强暴、厉行法治等等，可以说他的确是一个企图改善吏治并有所作为的人，"有志青年"的称号他完全承担得起。不仅如此，早期的曹操在涉及社稷民生等方面还颇有忧国忧民之情怀，有诗（《蒿里行》）为证：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初平元年(190年)春，函谷关以东诸州郡推举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董卓。然而诸股势力虽名为勤王，实则各怀私心，踌躇观望，甚至互相火并。曹操于建安三年（198年）感怀时事，写下此诗。明代文学家钟惺赞之为"汉末实录"。其中结尾四句最为动人，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无所谓"民间疾苦"，无所谓"水深火热"，有的只是千里荒芜、累累白骨。而站在那里慨叹这满目疮痍的曹操，我们已经不能仅仅将他看作一名军人或者官吏，他更是一位悲天悯人的传统文人。

如果曹操真的就这样中规中矩地走下去，也许历史上又多了一个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从政者。可偏偏曹操是不甘如此的。让我们再把时间推回去。在关东诸军貌合神离的情势下，曹操决定去扬州募兵。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拨给曹操四千余人，回来经龙亢时，士卒多有叛逃，只剩下千余人，屯于河内。初平二年（191年），曹操"击白绕于濮阳，破之"（《三国志·武帝纪》）。初平三年（192年），曹操打败了来袭的农民军，"又击匈奴於夫罗於内黄，皆大破之" （《三国志·武帝纪》）。当年夏天，青州黄巾号称百万，进入兖州，杀死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人迎接曹操领兖州牧。操"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三国志·武帝纪》）。至此，曹操势力已经初具雏形，开始了他在兖州的发迹史。然而正当曹操志得意满之际，第二年（193年）却发生了一件对于他来说足以痛彻肺腑的祸事--曹操之父曹嵩举家迁往兖州，途经泰山郡，遭到徐州牧陶谦属下将士抢劫，嵩遇害。让我们试着去体会曹操当时的心情：做儿子的有出息了，想接老爹爹到身边来享享清福，可谁能想到这飞来横祸，以至爹爹竟死于非命。于是曹操以报父仇为名，大兴挞伐之师，"下十馀城，谦守城不敢出"。（《三国志·武帝纪》）。可是接下来曹操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我大跌眼镜："兴平元年春，……复征陶谦，……所过多所残戮" （《三国志·武帝纪》），"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堡，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依谦者皆歼"（《后汉书·陶谦传》）。毫无疑问，这是屠城。

我不禁要问：何以那个忧国忧民的"有志青年"、那个感慨生灵涂炭的传统文人，竟做出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这真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并充满矛盾的事实。我不相信屠杀无辜人民纯粹出于为父报仇，以曹操之雄才明略，不会冲动到如此疯狂的地步。那么是其封建军阀嗜杀本性之暴露？或是经历多年血雨腥风而令其麻木不仁？或是为了达到震慑对手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还是多种因素兼而有之？我无从知晓。或许曹操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卓越的军事家，天才的领导者，有着感伤情怀的文人，同时又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屠夫！

有鉴于此，我对于称曹操为杰出政治家之类的评价从不认同。凡政治家之所为，其落脚点无非四个字--为国为民，若脱离此一根本，至多一政客耳。而曹操行屠城之暴，又置人民于何地呢？在这方面，比起同时期的诸葛孔明，曹孟德差之远矣！

二

受演义影响，国人眼中的曹操一直是一个白脸奸相的角色，狡猾奸诈，事实究竟如何呢？这涉及到从为人作风上察其个性品行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回到史书中去找寻蛛丝马迹。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结尾处盛赞曹操之谋略功业，称其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评价是相当高的。然而仔细读来却不难发现：这段八十九字的评语中于操之个性品行未置一词。

翻回来，在《三国志·武帝纪》卷首，陈寿写道："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这句话我们推敲起来仍然觉得有些暧昧，所谓"少机警"或"有权数"无非是说明曹操随机应变的能力较强而已。可这却是陈寿在曹操个性品行方面仅存的描述，我们似乎可以想见其欲言又止的两难神态。值得庆幸的是，裴松之针对这句话做了一段注释，引自《曹瞒传》，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年少时比较贪玩，"游荡无度"，他的叔父经常向曹嵩（曹操之父）反映这个情况，曹操为此很头疼。一天，操在路上偶遇叔父，立刻做面目扭曲状，叔父问他怎么回事，他答道："卒中恶风。"叔父当然要向曹嵩汇报啦，于是嵩找到儿子询问病情，不料操"口貌如故"，回答道："初不中风，但失爱於叔父，故见罔耳。"曹嵩就此起了疑心，再也不相信弟弟的小报告了。曹操自此"益得肆意矣"。这段注释可真是厉害，颇得后世文艺工作者的青睐--大加引用以示曹操之奸诈。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的确属实的话，也就不仅仅是"机警"和"权数"的问题了。

或许裴松之也在《三国志·武帝纪》结尾处对陈寿只赞事功不谈德行有所察觉，于是旁征博引，以做补充。所引文字也大都是褒奖之辞，只有《曹瞒传》再次记载了曹操的劣迹。如"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袁忠做沛国相时曾欲法办曹操，当地一个叫桓邵的人对操"亦轻之"，还有陈留人边让发表过不利于操的言论，对这些人，曹操得势后皆诛之而后快；某日曹操睡午觉，吩咐身边姬妾片刻之后唤醒他，姬妾见他睡得香甜便没有按时召唤，操醒来后竟"棒杀之"；还有一次，战时恰逢粮草不足，明明是他批准粮官缩减士兵每餐的分量，以至引发众怨，却在事发后对粮官说："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遂斩之，然后贴出告示："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凡此种种，《曹瞒传》评曰："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诚然，这些毕竟是野史逸闻，可信度较之正史为低。但考虑到凡事不可能无根无源，既然出现这样的传闻，则必有其所依据之实，至于夸张程度为几何，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曹瞒传》显然受"尊刘抑曹"观念之影响，文字上有失公允实为在所难免，这样固然不对，然而究其根源，乃是曹操于个性品行上确有其消极之因素，可谓授人以柄，怪不得旁人。联系到前文所述曹操屠杀无辜人民的暴行，说明在曹操性格深处藏有凶恶的一面，以"酷虐"二字来形容并不过分。至于"变诈"，我倒觉得放在曹操用兵上面更为妥当，史载曹操"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如果将其延伸到为人与作风，具体表现就是操之善用权术，这样的例子也是不少。如建安三年（198年），别驾毕谌之母弟妻儿皆为张邈所劫，操令其自去寻母，"谌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三国志·武帝纪》），不料毕谌一出门就溜了（这小子未免有点无厘头），后来被操生擒，大家无不替他担忧，可曹操却表示懂得孝道之人必亦忠于君，拜为鲁国相；河内太守魏种深得曹操信任，后来叛变，与毕谌一样难逃被活捉的命运，"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三国志·武帝纪》）。象这些事情基本都属于收买人心之举，无他，惟权术耳。但客观来讲也未可厚非，古往今来不用权术的统治者可谓鲜矣，又何必苛责曹操一人？不过在此将其解释为“变诈”性格之延伸却是合情合理。

写到这里，似乎《曹瞒传》谓操"酷虐变诈"尚可让人接受，然而翻阅马植杰所著《三国史》之余，我发现论定曹操之个性品行并没有那么简单。

马植杰先生在"曹操的为人与作风"一节中首先分析了诸如"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类的传闻逸事，得出"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得结论。接着以比较确凿得史实为依据展开论述，兹引之如下：

"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曹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曹操对死者得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得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

看到这里我当即就晕了，何者？以上文字着实令我大为感动，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马先生笔下之曹操实为有情有义之大丈夫！若仍以权术之类猜度其心迹，未免流于狭隘了。但是说曹操待人偏厚这一点，我还是持保留态度。综观曹操的为人和作风，我认为在其个性品行方面可以这样讲：操虽"酷虐"但不寡恩，虽"变诈"却非无情。

三

当三分局势得以稳定之后，曹操在汉室中的地位问题便凸现出来。吴、蜀方面张口汉贼闭口奸相，曹魏集团内部的拥汉派同样对操诽谤不断。所以说，晚年的曹操心情颇为不平静。迫于强大的内外舆论压力，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发表《十二月己亥令》，前文已经提及，该令言辞坦诚，谓曹家受汉室重用已历三世有余，并通过先贤的事迹来说明他不会行代汉之事。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曹操的实际行动究竟如何：

“十三年春正月，……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三国志·武帝纪》）

“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 （《三国志·武帝纪》）西汉王莽进位公爵之后即行篡位。

“十九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 （《三国志·武帝纪》）

“二十一年……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 （《三国志·武帝纪》）这已经违背了异姓不得封王的高帝祖训。

“二十二年……夏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 （《三国志·武帝纪》）

由上可见，曹操虽终其一生未行代汉之事，却一直在行代汉之实，显然是说一套做一套。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曹操的令文纯属欺人之语呢？让我们继续探索。

细心的看官会发现，我在这里不用“篡位”而用“代汉”，为什么？自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入雒阳开始，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汉献帝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根本没有人去管。是曹操将他迎回来，为他设立朝廷，供给日常用度。“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 （《三国志·武帝纪》）说句公道话：曹操是对得起汉献帝的。后来曹操东征西讨，出生入死，终使北方归于一统，可以说那江山是他凭本事打下来的，早已不是刘家天下了，试问汉献帝又有什么可以让曹操来“篡”的呢？当然，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这样讲没有问题，但在当时却非如此。众所周知，早在西汉武帝年间，儒家学说便被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至三国时期已历时三百余年，“君君臣臣”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曹操也不例外。这样看来，对于《十二月己亥令》我们不能因其与曹操的实际行动有距离便斥为英雄欺人之语，相反，令文实在是曹操深受儒家学说影响之体现，这一点通过审视其初入仕途时的表现同样可以得到印证。可以说早期的曹操是有志于匡扶汉室的。但当他讨灭群雄，成为功盖当世的一代权臣之后，取而代之的想法难免不会滋生出来。大多数的时间里，两股思想在其头脑中斗争不断，二者随着外界舆论环境的变化而互有胜负。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为什么曹操在代汉问题上面言行不一。到了曹操晚期，魏势力渐趋稳固，认为操当称帝的呼声也随之高昂起来：

“魏略曰：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於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敦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馀年，功德著於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

看来无论是魏势力内部还是外部，大家在代汉问题上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蜀汉当然除外）：曹操应该即皇帝位。此时的曹操从内心来说也是当仁不让了，取汉天子而代之的想法完全占据了上风：“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终于说出了实话。

※ ※ ※

谈了这么多有关曹操的事情，无非是要说明：通过回顾历史上其言其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面的、立体的曹操——他可以吟出悲天悯人的诗句，有时却酷虐嗜杀；他可以行事诡谲变诈，有时却对待故人情深义重；他以忠君报国的姿态步入仕途，却身不由己地从“有志青年”逐渐蜕变为乱世奸雄。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千百年来可以遭到无数人的唾骂，也可以受到无数人的追捧，一切的一切，都源于曹操本身的复杂。一千七百多年过去了，当曹操的言行流传到今天，我们仍然乐此不疲地谈论着，曹操于复杂之中又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一如那个传奇般的时代。（全文完）

2005年6月1日

附录：《十二月己亥令》（《让县自明本志令》）

魏武故事载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於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后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於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天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馀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植）〔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