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的女搜查官 迅雷:古人自学成材的事例

自学成才的典范

　　李颙（1627—1705），字中孚，陕西周至人。因为“周至”的古字在《汉书》中解释为山曲和水曲。所以人们便称他为二曲先生。

　　李颙幼年时代很好学，九岁那年入村塾，老师教他读启蒙课本《三字经》，当他读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句时，便向同学们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说人初生时性都是善的，那就应该说是‘性相同’，为什么书上却说是‘性相近’呢？”这说明他小时就爱动脑筋想问题。但在村塾刚刚学完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便因病休学。不久，他的父亲李可从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作战，战死在河南襄城。从此，李颙母子二人便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困难，有时连一日两餐都难以维持，更无钱读书了。但李颙每当他路过学校时，听到学生书声琅琅，便怦然心动。可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无法踏进学校的门槛，回家之后，他只好对着母亲伤心地哭泣。他母亲指点他说：“无师难道就不能学吗？古人都是你的师傅！”

　　他遵从母教，便把《大学》、《中庸》拿来反复学习。但当他读《论语》和《孟子》时，却遇到很多生字不认识，他便找那些识字的人问：“这是一个什么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经过刻苦努力，不到一年，李颙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了，对书中所讲的道理也逐渐理解了，慢慢做到读一本书时，只要看一遍就能记得其中的大概内容。所以当他十五六岁时已经读了很多书，掌握了广博的知识，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奇童”。

　　李颙在自学时，开始是没有什么计划和系统的，见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其中既有儒家经典，也有先秦诸子的著作和历史书籍，还有佛教和道教的书。十七岁时，他读了明代著名理学家冯从吾的文集，受到很大启发。他觉得冯从吾的书不仅使他了解了儒家学说发展的源流，而且使他懂得只有这种学说才有益于个人身心的修养，有益于移风易俗。从此以后，他便一心一意地研究儒家经典及历史著作，并且努力掌握其中的要领。在他满二十岁的那一年，周至县令樊侯辛听说他的情况以后，便亲自到他家访问。经过一番交谈，县令对李颙的学识感到十分惊叹，为表彰他，亲自题了一块“大志希贤”的匾挂在李颙家的大门上。

　　李颙虽然获得了县令的赏识，但并不因此而自满，而是继续努力学习。当时，周至县和邻近的眉县有几户世代读书为官的人家里，藏书甚丰，李颙便去借阅，这样便使他的知识越来越渊博。同时，他对自己一举一动，要求也更加严格，家里虽穷得丁当响，却从不卑躬屈膝地向别人祈求什么。他的品德修养更加高尚。这样，李颙的名声便越来越大，不论远处和附近的人，提到他的时候都称“先生”。

　　教书：被称为“海内名儒”

　　李颙三十三岁（1660年）时，杭州人骆钟麟任周至县令。他久闻李颙的道德文章，所以一到任便亲临李家访问。当他亲自看到李颙的言行风采之后，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说“自古以来最为杰出的人才，不在这里寻还到哪里去找呢？”于是拜李颙为师，经常到李家请教。这时，东西数百里的读书人，其中甚至有比李颙年龄大的人，都纷纷找到李颙家里交纳学费，要求做他的学生。从此，便在李颙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学生。

　　李颙三十九岁时，母亲生病，他千方百计找医生诊治，亲侍汤药数月之久。母亲病逝后，又去河南襄城寻找他父亲的遗骨。襄城地区的读书做官的人对李颙的一片孝心十分感佩，于是替他父亲修墓、建祠。这时，原来的周至县令骆钟麟已升为江苏常州知府，他派人迎接李颙去常州讲学。当时，常州所属的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县，均在当地的孔庙大殿设立讲席，轮着迎接李颙去讲学。李颙在江苏讲学期间听讲的学生达四千人，一些阅历丰富的老人都说这是百年未见的盛况。

　　李颙四十七岁时，陕甘总督鄂善重新修复关中书院，多次聘请李颙去讲学。鄂善亲见李颙风采，又听了他的讲论，对他的人品和学问也是十分佩服，于是以“大儒”的名义向清朝推荐李颙去北京当官。朝廷接受了，皇帝几次下圣旨要李颙去北京当官，可是李颙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拒绝为满洲贵族效劳，所以尽管各级官吏纷纷上门催他赴京，他都以体弱有病为辞拒绝前往。尽管李颙晚年闭门不出，但他的学术声望却与日俱增。当时人们把他与河南的孙奇逢和浙江的黄宗羲并称为“海内三大名儒”。李颙七十六岁（1703年），康熙皇帝西巡到陕西，闻李颙盛名，传旨召见。李颙以年老多病辞召，只将其所著之《二曲集》和《四书反身录》进献了。两年之后，李颙便病死于家中。

　　著书：反对空谈崇尚实学

　　李颙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思想家，他一生读书、教书、著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突出地强调一个“实”字，注重实修。他说，所谓实修，就是要能“悔过自新”，提高自身修养的自觉性。他认为古人讲修养的道理很多，都不如“悔过自新”这四个字目的明确。他说：“悔过自新”的目的，是为了叫人做一个真正的人。这是因为，现在人们的通病，就是不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廉耻之心丧尽。因此他说，人们再也不能空谈了，而要注意“悔过自新”，培养羞恶之心，懂得什么叫廉耻。一个人只有具有廉耻之心，他的心才是真心，人才是真正的人，学才是真正的学。

　　李颙不仅十分重视实修，而且非常重视实学，实用。他说，一个人不仅要读有利于身心修养方面的书，而且要读对实际工作、对治国平天下有用的书。他认为，一个人只有把这两方面的书都读通了，才能做到有德有才，德才兼备。

　　李颙还认为，读书不要有门户之见，即使是异学之言，只要它有益于人的身心修养，也不妨采用。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天地之间的道理，有前面的圣人没有讲过的，后面的圣人却说出来了；有儒家学者没有说过的，而那些非儒家的学者却偶尔说出来了。我们不要因人废言，只要其言有益，就该接受，而不应排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他在谈到农业的耕作方法如何做到因时制宜、方法适当时，指出不仅要读中国人徐光启著的《农政全书》、徐发仁的《水利法》，而且要读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著的《泰西水法》。他主张将这些书的要点广泛地张贴在农村、交通要道，使老百姓都能看到，以便使他们懂得如何操作，从而充分发掘土地的潜力。李颙在学术上的这种看法反映了他治学的开明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李颙不仅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而且反对真理只能由圣人垄断，凡人不能有所发现的传统观点。他说：天地之间的道理，有前面的圣人没有发现而后面的圣人却发现了的；有贤人没有发现而普通人却发现了的，不要以为出身贫贱的人就不能发现真理。他曾举出许多出身微贱的古人和明代学人为例，说明只要肯用心钻研，不论是圣贤还是平凡人，在学问上都可以有所成就。今天看来，李颙这样提倡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真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李颙不仅主张要读有用之书，而且主张学以致用，注重实行。他曾经说：走路要脚踏实地，千万不要踩空了步子，如果一个人只知道空谈理论，而轻视实行，那就像走路踩空了步子一样，难免是要摔跤的。这种重实行不尚空谈的作风，正是李颙实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