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皇帝和皇后:跪求欧洲文化 人口 经济概括 准确点

与弗朗西斯·福山的对话：历史终结于“民主资本主义”吗？
在人们最近对美国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所作的思考中，其中一些最有影响的、却并没有把握住美国必须在其中航行的这个世界的概况的理论，约翰·格雷认为，就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92]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等级论”[93]。“二者是顽固的美国中心论者，他们提供给人们的世界观是大多数欧洲人和亚洲人不可接受的。”[94] 福山认为， “民主资本主义”构成了“人类政府的最后的形式”，“西方思想的胜利”在全球无处不及。然而，福山和亨廷顿对西方的胜利又不具备足够的信心，他们一致认为东亚模式和伊斯兰模式构成对西方世界的威胁，其中东亚模式是对西方模式最大的挑战。亨廷顿还呼吁要保卫西方文明。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约翰·格雷提出了四点异议：
其一，所谓历史的终结，可能仅仅是意识形态对抗的终结。格雷承认从1789年到1989年，即从法国大革命到苏联垮台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是社会和军事冲突的主要根源，“在这个时代里，战争的起因或至少其理由是煽动起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的相互敌对的政治性宗教。但从更广泛或更慎密的历史观点看，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对立引起的战争是很少的。综观人类历史，战争起源于领土和王朝之间的冲突，起源于宗教和民族的敌对状态，起源于各个主权国家追逐的相互不一致的经济利益。即使从1789年到1989年之间的启蒙时代也是这种情况。……只有以间歇和局部的方式持续了40多年的冷战中，意识形态的分歧才是国与国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 冷战结束后，即1989年以来，作为其起因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虽然结束了，“但这也意味着战争和冲突的那些古老的原因又回来了，而且力量没有削弱。”[95]
其二，即使是启蒙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也远未结束。格雷觉得：“认为历史会结束的原因是短暂的启蒙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会结束，这种思想显示了一种难以信赖的狭隘观念。它是棉队世纪末的思想和政治生活状况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显示，这样荒谬的推测曾经也被认为是可信的。”[96]
其三，福山把现代化和西方化合二为一了，但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和中国走的都是本土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苏联的解体恰恰是对启蒙的西方化纲领的排斥，而不是追随。“它并不表示俄国接受另一个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即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信条。”同样，“中国的市场改革也不是受到任何模仿西方模式或吸收西方价值的冲动而启动的。它从来都是中国本土方式的发展，很少有可以归功于西方的建议或榜样的东西。”[97]
其四，从美国的外部观察，美国并非世界“后历史社会”的样板，“冲突的社会和政治起因，如种族、民族和宗教的分歧已经在20世纪晚期的美国大量存在。”[98]
（2）与塞缪尔·亨廷顿的对话：需要保卫“西方文明”吗？
与福山相反，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承认，现代化与西方化这两股潮流如今不是在趋同，而是在分道扬镳。亨廷顿认为后冷战世界的世界冲突将不再是各国不一致的利益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西方文明正面临着来自东亚和伊斯兰文明的挑战，如果不去“保留、保护和更新西方文明”，“团结西方各国人民”，“培育大西洋文明”，那么，“西方各国肯定被分而治之”。其保留、保护和更新西方文明、担当“西方文明领袖”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美国的肩上”，因为“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针对亨廷顿的观点，格雷提出了如下几点异议：
其一，亨廷顿的文明分类法“不符合文化事实”，“不是武断，就是不规范”，亨廷顿自己也“并非信心十足”。其暗中引入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他那带有多元文化主义的美国式的成见”，即“在政治上是活跃的”文明，“它才是一种文明”。[99]
其二，文明冲突论与历史事实相悖。格雷举两伊战争、图图族对图西族的种族灭绝、柬埔寨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为例，来说明：“现在就像过去一样，战争普遍是在不同民族之间进行，而不是在不同的‘文明’成员之间进行。不管战争由主权国家发动，还是由非正规军发动，军事竞争的逻辑通常迫使不同的‘文明’组成联盟。”[100]
其三，“文明二元论”是值得怀疑的。格雷认为亨廷顿论证文明的冲突“是按照文化两极分类法进行的，一极是文明，另一极是野蛮。他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西方和其他地方’。‘西方’是‘一’（one）；‘其他地方’是‘多’（many）。”[101]
其三，“西方文明”的“单一的认同”并不存在。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却是惟一的。它具有单一的认同，这种认同持续了漫长的时间，跨越了许多国家。格雷承认如果“西方文明”指的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它可能具有现实性”，“但这些历史上的亲密关系正在迅速消退”。目前的情况是，“人们谈论‘西方’表现出一种理性滞后的症状。它是人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形成的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战略联盟时代。”但“如今已经没有‘西方文明’可供美国领导了。亨廷顿所说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不是‘西方’的，而是美国的。”[102]正如李普塞特（Lipset）指出的那样，美国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差距都正在加大，而不是缩小。格雷分析了亨廷顿所说的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后得出结论：“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具有后基督教的性质，但在美国宗教狂热广泛传播，十分猛烈，而且通常带有原教旨主义的性质。”据格雷的统计，信仰“魔鬼”（devil）的人在美国略低于70%，而在英国是1/3，法国是1/5，瑞典是1/8。1991年，美国成年人中有68%属于一个教会，42%做礼拜。美国宗教狂热的深度和广度在发达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对于他们来说，鬼迷心窍已经不是比喻，而是真切的现实。”因此，“说美国是一个世俗社会是荒谬的。美国的世俗传统比土耳其还弱。”[103]这就推翻了启蒙思想家所宣传的“现代化和世俗化一起发展”的神话。也证伪了“单一西方文明论”或“文明趋同论”。[104]
其四，美国的“西方认同”和“单一的美国认同”都在蜕变。美国正在日益蜕变为一个非西方化的“后西方国家”。亨廷顿断言，重新确立美国在西方文明中的领导地位的主要障碍是有很多美国人拒绝接受“西方”身份。格雷确认这一点，并作了进一步的实证，“认为美国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西方’社会已经不再符合现实。有很多情况说明，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将成为正在崛起的后西方国家之一。人口统计的趋势表明，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人中的亚裔、黑人和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的人（主要指拉美文化传统的人）将接近人口的多数。到2050年，……非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传统的白人人数将从1996年占人口的73.1%降到52.8%。”由此得出一个推论，“一个欧洲文化传统不再占优势的人口群体所产生出的政治精英也不再与欧洲国家有亲密的文化联系。这种发展趋势已经明显地表现在美国政界内部的变化中。” 格雷认为，美国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他们变得越来越具有本土美国文化的性质。但他们包含的美国特性不再具有近代欧洲意识形态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