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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人物论 （续四·百年新文学余话）

? 庄 周

百年新文学，留下了太多值得论说的话题。尤其当代文学的现状令人过于失望，更需前追病灶，探讨功过；后溯究竟，展望未来。本系列短札已对散文、小说戏剧、诗歌三类创作予以点评，若就此收手，恐贻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讥，故补以余话。但为了保持体例，仍然片言择要，不做长篇大论。

载道与言志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谓三不朽。立言无关功德，明矣。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坐的就是三等车厢。故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朽有三，立言为小。然而文人不甘心叨陪末座，于是乎要“文以载道”，以代替立德；要“口诛笔伐”，以代替立功。因此中国文人是最讲道德的——是否最有道德，则不可知。以立言代立德，从孔子就开始尝试了，可惜“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差一点要“乘桴浮于海”，去海外移民。以立言代立功，也从孔子就开始尝试了，可惜乱臣贼子无所畏惧，周游列国的孔子只好惶惶如丧家犬地无功而返。于是和弟子们各言其志，希望“浴乎沂（洗洗桑拿），风乎舞雩（逛逛夜总会），咏而归（唱唱卡拉OK）”，想做陶渊明式的羲皇上人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也分别经历了世纪初的以立言代立德、世纪中的以立言代立功，最终沦落为世纪末的各言其志——一地鸡毛。

命定的沮丧

世纪初的新文学创世者，实际上是以一种君欲善其事，必先“钝”其器的方式规划我们民族新文艺的。为了表达对“德”“赛”两尊新神的崇敬，对孔孟两位旧圣的弃绝，对“普罗大众”、“京津之稗贩”的敬意，他们壮士断腕般地放弃了原已使用得精熟的文言文，改用根本无法从容驾驭的白话文。他们甚至热衷于扮演汉语的终极杀手，因为用白话替代文言只是他们伟大设想的第一步，他们更踌躇满志地设想着将方块字彻底剿灭，走拼音化道路。我等后人固然会由衷感谢先辈的拓荒之德和创调之功，但就一种艺术型貌而言，五四诸贤倡导并实践的白话文，当年实在粗陋不堪。这造成了白话文的先天性难堪。它成了一个注定的弃婴，一种过渡时期的代用品。欲检讨中国世纪文学的功过成败，这一点语言上的先天不足，是应该被铭记在心的。我们必须承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实际使用着的是一种粗陋的语言，它远未达到文言文曾经具有的高度，它对“西化”的态度至今都显得暧昧。凭这样的语言从事文学，怎么看也有点先天营养不良，怎么写也难臻高境——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人命定的沮丧。

庶民的失败

中国传统文学的阴影不是那么容易抹去的，我指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怪力乱神的阴影。中国古籍浩如烟海，然而哪一位博学之士能告诉我们，一个汉代妇女是如何在家磨豆腐的？或一名“归来头白”的兵士是如何度过戍边生涯的?就中国文学传统而言，庶民从来不曾获得胜利，他们若不是生得奇形怪状如武大郎，或有着“巧遇洞庭红”的浪漫艳遇，或具有“日必五度”的床上奇癖，便注定得不到文学上的忠诚描述。“庶民的失败”在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历史现象。也许，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竟算得上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富于审美气质的凡人。这一传统是强大的，它在本世纪虽得到一定的扭转，但与域外文学发展相较，仍显得远远不够。令人意外的是，越到当代，这一“不够”也越为明显，几至失控。

百年“树人”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