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贵族文化:李大钊的小时候的事迹

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阴历十月六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同志诞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这里，是广阔的冀东平原的东端，濒临着浪涛澎湃的渤海，紧靠着改道前的滦河。大钊同志的故居，就坐落在村子中间的高地上，远眺着一望无垠的田野。
　　大钊同志的父亲李任荣，是个读书人，早年患了肺病，十九岁上就去世了，留下怀着孕的妻子。大钊同志的母亲因感伤过度，在生下他以后不到十六个月，也相继逝世。大钊同志从小孤苦伶仃。正如他后来在《狱中自述》中所说的：“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
　　这个“垂老之祖父”叫李如珍，也是个读书人。他在东北长春、万宝山一带开过杂货铺，有九十多亩地，因为没有儿子，将侄儿任荣，即大钊同志的父亲过继为子。大钊同志出生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孙儿身上。他对这个孙儿十分宠爱，但管教非常严厉。他从传统的封建绅士的观念出发，一心要把大钊同志培养成为能光宗耀祖的读书人。
　　在祖父的督促下，大钊同志从三岁起，就学着认字块。白天教，晚上问。四、五岁时，开始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书。有时到人家串门，就认人家的对联字画；傍晚出去乘凉，认村里的告示碑文。他的童年，是在不断学习中度过的。

　　辛勤好学

　　大钊同志从小读书异常勤奋、刻苦。在幼年时，便以才思敏捷、能文善诗著称于乡里。他当时辛勤好学的一些故事，至今还在家乡传为美谈。
　　七岁时，祖父送他到附近黄瓜口村的一位塾师单子鳌那里读书。当时，读书是为了应试科举，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类，入学之始，还要先读一段蒙学。大钊同志跳过了蒙学阶段，一入学就和较大的孩子们一起读“四书”。这些宣扬孔孟之道的书虽然陈腐，但在当时大钊同志家乡一带，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所谓“新学”也还没有传过来，就只能通过这些书来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大钊同志读书非常认真，他在同学中年岁最小，但却是最用功因而也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放学了，别的同学全回家了，他还一个人留在自己的座位上背书，往往要老师几次催促：“耆年，回家去吧！”这才回去。
　　单子鳌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用功的学生，常常立在窗外，一面听着年幼的大钊同志帮助同学背书、破讲，一面不住地点头称赞。大钊同志乳名憨头，少年时，名耆年，字寿昌。耆年的学名就是这位老先生给起的。耆年，是长寿的意思。直到后来，单子鳌还常常对人说：“我教了一辈子书，生平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李耆年！”
　　爱思考，爱发问，也是大钊同志幼年读书的特点。就是对日常碰到的问题，他也不轻易放过，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一次读书，问他表姑：
　　“你看这念个啥？”
　　“我不认得字呵。”
　　“你为啥不认得字呢？”
　　“我没上过学呵。”
　　“你为啥不上学呢？”
　　“我是个女的，又不考秀才！”
　　但他还是一个劲地问下去：
　　“女的，为啥就不念书呢？”
　　……
　　就这样，小小的孩子，开始接触到了一个社会的大问题。
　　大钊同志从小勇于接受正确的教导，改正错误。当时的大黑坨村，赌博之风颇盛。村里的老母庙后边，经常有一群人在那儿聚赌。大钊同志有次放学回家，也到老母庙看了一回热闹，被祖父发觉了，大加训斥，并罚他捣粪数车。大钊同志知道了赌博的坏处，从此，再没有到老母庙去看赌钱。以后，凡是赌钱的场合，他从来不去。
　　大钊同志的学习进步很快，在黄瓜口村念了三年书，单子鳌就向他祖父提出：“耆年的学业良好，我已经教不了他，还是另请明师吧！”此后，大钊同志到小黑坨村跟一个秀才赵辉斗念书，又到井家坨的举人宋某家跟一个叫黄玉堂的老师念书，直到他十六岁考入永平府中学。
　　大钊同志读书越发刻苦努力了。在井家坨读书时，有二十多个学生，到晚间别人都睡了，他还在孜孜不倦地攻读，每天都要读到半夜。黄玉堂的妹妹多少年后还记得，他哥哥当时一回家就念叨：“有个学生，叫李耆年，念书念得特别的好！”
　　因为家里缺少人手，大钊同志十岁那年，祖父就给他完婚了。夫人赵纫兰比大钊同志大六岁①，是个贤惠的妇女。在尔后的日子里，她辛勤地操持家务，帮助大钊同志。她相信大钊同志作得对，不管家境多么困难，总是赞助、支持他的活动。
　　一九○五年，大钊同志考入永平府中学。这时，清朝政府为了维持它的反动统治，不得不作某些表面上的改良，实行了所谓废科举、办学堂。大钊同志原是报考秀才，正赶上这个变动，结果考进了中学。当时，还象考上秀才一样，村里照旧放铁炮、贴报单、坐棚车，热闹了一番。
　　在永平府中学，大钊同志仍然勤奋不懈地读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课余时间也很少游玩，是班上出名的好学生。

　　少年爱国者

　　大钊同志少年读书的时代，正是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濒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国家存亡、民族存亡的问题，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陵轧黔首，残毁学术”，“抑塞士气，摧折人权”，“口谤腹诽，诛夷立至，侧身天地，荆棘如林”②，使得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正如大钊同志在日后的文章中说的：“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飘泊之人”。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先进的分子，“相率奔驰，昭揭真理之帜，以号召俦类，……掷无量之头颅、骸骨、心思、脑血，夙兴夜寐，无时不与此贼民之徒，相激战于黯黯冤愁之天地中”；③而他们的声音愈益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大钊同志的家乡一带，由于外出经商的人多，消息比较灵通。幼年时，他就听到了鸦片战争等痛心的历史故事。五岁上，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十一岁那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冀东各地也普遍建立了义和团的组织。不久，八国联军侵至乐亭附近，占据了昌黎、滦州等地。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在大钊同志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大钊同志的家乡，大地主、大商人残酷地剥削农民，阶级分化也日益加剧。全村七千多亩土地，绝大部分掌握在几家地主手里，加以连年天灾，更使广大农民饥寒交迫。大黑坨村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线串黑豆场街卖，河里杂草上戥盘。”
　　大钊同志看到了这一切，心中充满了疑问。他常向老师问道：“为什么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问得老师也无法回答。从那时起，他就憎恨帝国主义侵略者，憎恨残暴的封建制度，憎恨腐败的清朝政府。十三岁时，听了老师黄玉堂讲太平天国的故事，他就激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
　　虽然，祖父想让他成为一个光耀门楣的读书人，他却沿着一个爱国者和革命者的道路前进了。他决心发愤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来挽救祖国于危亡之中。正象后来他在《狱中自述》里回忆的：“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在永平府中学，大钊同志进一步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常常和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他热烈搜寻当时宣传新思想的书刊，贪婪地读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几乎手不释卷。
　　在永平府念了二年书，祖父去世了，家里的财产被姑母和一个本家叔叔挥霍殆尽。大钊同志原想到通都大邑继续求学，这时不但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还面临着失学的威胁。就在这个时候，井家坨的财主宋举人有意笼络他，派小车来接他去，表示愿意资助他到外埠升学。但是，大钊同志断然拒绝了。事后，他对表姑说：“宋某做官来的钱不正，这些人的钱都不是好来的。我就是不念书，也不用他们的钱！”他终于依靠着夫人的支持，“辛苦艰难，典当挪借”，④到天津求学去了。
　　一九○七年夏天，大钊同志与两三个同学一起，到天津报考学校。当时天津有三个学校正在招考：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大钊同志不喜学军医；考银行专修所虽被录取，但他认为“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⑤一心期望着为祖国寻找出路的大钊同志，“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⑥决定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此后，大钊同志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六年，学习法政诸学和英、日语。那时，称为“新学”的资产阶级文化和“旧学”的封建文化间的斗争，正在日益开展。大钊同志比较广泛地接触了“新学”，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孕育着革命的志向。
　　少年时代的大钊同志，刻苦学习，积累了渊博的学识；追求真理，焕发着“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爱国思想，这就为他一生壮丽的革命事业种下了根苗。

平淡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