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之空官方后续作品:<水浒传>的写作艺术

你提炼一下或许还行。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无不打上元代文化的烙印。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也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从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到1368年明朝建立，元代不过百年时间，然而剽悍、质朴的草原文化（游牧文化）与成熟、丰富的中原文化（农耕文化）的碰撞，具有独特的魅力，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增添了许多新鲜的内容。在元代文化体制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并存，既行汉法，又有“国俗”（蒙古法），蒙汉二元性是元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元代文化与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水浒传》也因而成为说不尽的话题。

元代是杂剧的鼎盛时期，前期从13世纪50年代到14世纪初，杂剧的中心在大都，14世纪初以后，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是下层知识分子，元朝前期没有科举制度，他们失去了通过科举当官的希望，就从事话本、诸宫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因为他们组织创作的专业团体叫“书会”，这些剧作家也就被称为“书会才人”。

元杂剧中以水浒英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据邱树森介绍，至少有33种，今天流传下来的有19种，这些水浒杂剧的思想内容，大都是描写水浒英雄凌强扶弱、除暴安良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素材，描写了李逵主持正义、不怕官府的英雄本质，又刻画了他粗中有细、知过必改的性格。故事情节曲折，有着自己显著的艺术特色。

施耐庵在郓城当训导，熟悉梁山英雄故事，后“官钱塘二载”，使他有机会在元杂剧的基础上创作《水浒传》。

自宋代经济中心南移，元代东南沿海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这一中心区域主要指元代江浙行省的江南西道（包括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等七路和松江府），以及集庆路。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在元代处于平衡上升之中，而人口的重心，则逐渐转移到沿海地区。

随着元朝尊儒重学、优待士人政策的实施，元代文士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发生明显的转变，元代中期已趋于认同元朝的统治。但江南文士盛行隐逸之风，不少文士隐于市，混迹市井之中，因此有条件产生新的社会意识。施耐庵隐居著《水浒》也是这一文化背景的影响。

元代从中亚的突厥人、西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我国内地的许多民族，他们种族、语言、原籍都各不相同，但由于他们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于是在元代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使不同特征的各部草原牧民，逐渐形成共同的以蒙古为名、并一致使用蒙古族语言的蒙古民族。蒙、回二民族不吃猪肉，这就是《水浒传》何以避免吃猪肉的原因。在元代的军队以蒙古人为主体，蒙古人主要吃牛羊肉，元代皇帝每天的御膳要用五只羊，元顺帝即位后，“日减一羊”，受到人们称赞（元代杨禹《山居新语》）。蒙古族人喜吃羊肉，但他们传统的烹饪方法非常简单，主要是炖煮和炙烤。回回等色目民族的特色，就羊肉作为宫廷菜肴主料的基本特点也是同蒙古族是一致的。

施耐庵有遗曲《秋江送别．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与元曲中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白朴的[天净沙]《秋》等因秋感兴的诗词一样，语约意丰，余味隽永。马致远、白朴与关汉卿、王实甫同为“元曲四大家”。

请读白朴的《秋》：“孤村落日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这支曲子有秋景的清肃，却没有悲凉的情绪。与马致远的那着：“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显得更亮丽。

无名氏有沙漠小词也是因秋感兴之作：“平沙细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声新雁，黄云红叶青山。”

秋天最让人临物兴悲，但秋天更让人留恋。他们要在世俗生活中追求雅趣，马致远的套曲《秋思》便充分表现了这种超然出世与及时行乐的哲学：“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

这一幅幅完整而和谐的秋景图，使人想起那《秋江送别》，现实中存在着同主体不相容的生活苦难，暗示着作者不肯与之同流合污，同时也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爱。对秋江的描摹和陶醉，暗寓了他对美的渴望，体现了元代文人的精神追求。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施耐庵在元代文化背景创作《水浒传》及其遗曲的内在联系。

姚燧其人与号牧庵

在写作《杨琼神道碑铭与施耐庵墓志的相通性》一文，我关注过元代前期著名的散文作家姚燧（1238－1313）。近读杨新勋的文章，加深了对元代文章大手笔姚燧的认识。

姚燧，字靖甫，号牧庵，洛西（今属河南洛阳）人，祖籍营州柳城（今属辽宁朝阳）。18岁时，姚燧拜著名理学家许衡为师于长安，他的作品相当丰富，他的弟子刘致曾经将他的作品加以搜集、整理，编成《牧庵文集》五十卷，诗词文赋共689篇。

他的文章在当时文坛上很有代表性，影响广泛而深远。与他同时的吴澄在《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中曾说：“众推能文辞有风致者，曰姚曰卢。”这里的“姚”指姚燧，“卢”指卢挚。

姚燧长施耐庵（彦端）58岁，当姚燧于1313年76岁逝世时，施耐庵（1296－1370）才17岁。只有在元代，文人墨客寻找归隐，才有牧庵、耐庵之名。

在元代还有一位，被《录鬼簿》列为“前辈名公”，称其为“中丞”的陈草庵，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认为即陈英（1245－1320后），字彦卿，号草庵，大都（今北京）人，也是一位多愤世嫉俗之语的文人，效法隐者高士之风。无巧不巧，这三人：一是彦卿，号草庵；一是端甫，号牧庵；再一个是彦端，即施耐庵。

元初，佛道二教相当盛行，作为身居高位的姚燧负一世之名，免不了奉命为佛寺撰写碑记。姚燧的散文创作，大致分为序记文和碑志文两类。前者多数写得变化多姿、文笔流畅、洒脱优美、富有文学性；后者不少碑志文刻画清晰、形象生动，具有传记文学的特色。

姚燧今存诗147首，尤以古诗成就为高；词47阙，多豪放，也有委婉别致之作；散曲29首，套曲1首。他的小气为人所熟悉的莫过于[越调]《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铁崖小传与墓志铭

关注施耐庵问题，才关注杨维桢。杨维桢（1296－1370），元末“文章巨公”、诗坛领袖。他的生卒年代竟与施耐庵相同。

朱世滋著《金戈书生罗贯中》一书中，有许多章节写施耐庵、罗贯中与杨维桢的交往，当然，这是传奇。

曹晋杰、朱步楼著《施耐庵新证》是一本学术性著作，该书提到施耐庵《秋江送别》元曲中“玉洗鱼”的典故，是选用不肯入张士诚幕的杨维桢游河阳山内八景之一的秀峰时，诗句中有“玉鱼金碗埋黄土”之句，我遍查《杨维桢诗集》而不得。

杨维桢在元以御酒赐王，王遂饭维桢酒。酒酣，维桢以指写尘桌一绝：“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干？”（《席上作》，见《杨维桢诗集》第413页）曹晋杰、朱步楼《罗贯中传奇》一书中写道：当时杨维桢身旁坐的是罗贯中，也以手指蘸酒，在桌上依韵和了一首诗，以示反对降元：“吴宫处处笙歌起，边邑时时羽檄来。但闻笙歌休管檄，昌隆国运几时开？”不管真假如何，该诗已入《水浒传》，这就说明施耐庵或罗贯中至少有一人在撰著、编纂《水浒传》时与杨维桢接触过，至少是熟悉其为人或为文，不然何以引杨维桢诗入长篇小说中呢？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又号铁笛道人，抱遗老人，元绍兴路诸暨州（今浙江省诸暨市）人。生于元成宗负元二年（1296年），于泰定四年（1327年）登进士第。授天台县尹，钱清场盐司令，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曾被命为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于是江南一带，才俊之士造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每日客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他有铁笛一支，铁笛来自洞庭湖畔，当地一位铁匠在湖中掘得一把古剑，无所用，才铸为铁笛。笛长二尺九寸，凿有九孔，进于杨维桢。维桢吹之，皆合吕律，于是大喜，作《迥波引》曲，与江人、渔父和唱为乐，自号“铁笛道人”。明洪武二年，召至京师，议订各种仪礼法典。事成后，即请归，朱元璋命百官于京都西门外设宴欢送，归后不久逝世。时为明洪武三年（1370）夏五日癸丑。

杨维桢一生以50岁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出仕，汲汲于拯时济世，卓有政绩。

或执意惩治凭陵气势之黠吏，不惜弃县尹之职。后期闲处，深感“补天无术”，或优游光景，但依然国事在心，注重操守。张士诚据姑苏，召他前往，他不肯接受官职，就上《五论》：《驭将论》、《人心论》、《总制论》、《求才论》、《守城论》，其唏嘘切直，可追贾谊；朱元璋逼他出仕，他亦“往而不留”，以“岂有老妇将就木而理嫁者耶”

相推辞，并作《老客妇谣》以明志。

杨维桢的铁崖体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当时闻名于海外的学者宋濂、倪瓒等都与他结成诗文知友。其诗文特点是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既渲染气氛，又注重情调；既有绚丽的色泽，又有奇谲的意境。其壮思泉涌、妙绪纷披之作，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其绘神写形，借扬寓意之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特色。

杨维桢的著作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他死后，宋濂为其撰写墓志铭。

有人认为，明淮安人王道生写的《施耐庵墓志》不合体例是伪作，我读了宋濂撰写的杨维桢的墓志铭后，不以为然。

通观二位撰写的墓志铭有相通之处。例举如下:

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君姓杨氏，讳维桢，廉夫其字也。...时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门之士上书于郡守林君公庆，以封茔以属，林君欣然从之。...呜呼，岂其然哉!...呜呼，君真是矣。然君不可谓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勋绩，未必专攻于文，纵攻矣，未必磨砺之能精，藉日既精矣，亦未必岁积月累，发越如期之夥也。...”--录自四部丛刊本《宋学士文集》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公讳子安，字耐庵。...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

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水浒传》写的是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1前后)宋江等聚众起义的故事.事在《宋史》和宋人笔记里有多种记载,虽不一致,但都说到力量强大,威胁朝廷,在民间影响深广.南宋人龚圣与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说书中也有宋江等人的故事.到宋,元年间,话本,杂剧广泛演说,有些存留到现在,如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和元人杂剧.施耐庵把宋元以来史书,传说,话本和杂剧等"水浒"故事加以汇集,选择,加工,创作而写成《水浒传》.它以梁泊起义叙写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以深刻的思想,广泛的内容,杰出的艺术谱出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英雄史诗,革命悲剧,反映出没落衰败的封建社会深重的剥削和残酷的压迫激化着阶级矛盾,反动统治的黑暗腐朽造成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
起义发生是"乱自上作".统治者上起皇帝,大臣,下至地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乃至吏役狱卒,全国上下,朝廷内外,形成统治网,公然用恶.像梁中书两年就搜刮几十万贯给丈人蔡京庆贺生日,贿赂公行;高俅为报私仇迫害王进,为高衙内霸占人妻而害林冲,逼得本不想反的人不得不反,揭示出起义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官逼民反".小说真实地叙写了起义斗争的发展过程:从个人反抗到集体反抗,从分散斗争到有组织斗争,规模从小到大.鲁智深,林冲,武松等开始都是个人抗争,只为逃避官府缉捕而找安身立命之地;虽有梁山,二龙山,桃花山等许多山头,但彼此孤立,不能抵御逐步升级的官府"进剿";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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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孝义黑三郎:这是从宋江对待家庭关系而讲的.宋江处理家庭关系是以孝义为本,特别对他的父亲,其他不详述了.
2,及时雨:主要说他仗义疏财,接济他人,周济朋友,在《水浒传》中有25次这样的叙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宋江的英雄本色.
3,呼保义: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做出圆满解释,据考证与宋代一个官名有关,大多学者认为这个绰号反映了宋江对朝廷的态度.
宋江
关胜
林冲
杨志
___ 六百多年的历史云烟,使施耐庵成了一个若隐若现的人物.
生平已然湮没,传说经久不衰.在他笔下,民间传说变成了
经典永恒的文学.一百多年前,日本人甚至将施耐庵列入
世界百杰,与华盛顿,拿破仑并列...
《水浒传》的作者之谜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_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逼上梁山"的双重意义.
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现实.封建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确实创造了灿烂的封建文化与封建文明.但在封建社会中有许多制度,朝廷统治政策是违反人性的,造成社会在一定时期非常黑暗,腐败.因此,人民起来对不合理的社会抗争,反抗,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应该予以歌颂.许多年来,历史学家对农民起义进行了研究,说明农民起义在反抗封建专制统治方面的进步作用,应予以赞扬,但它对社会也有很大的破坏作用.《水浒传》所描写的时代是北宋末年,朝廷腐败无能,社会黑暗无度,人民起来抗争那是必然的.《水浒传》的人物与一般强盗,草寇不同,在最早的一篇序文中说,这些人物把不义之财抢了,却没害人;夺取不义之财,不加害善良之人,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它是一部歌颂英雄反抗封建统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