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七彩小驴估价多少:陶渊明归隐之后的生活怎样

陶渊明归隐之后，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彭泽归田时，陶潜的家境尚好，“童仆欢迎”，“有酒盈樽”，度日还不难。“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所以他才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情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

陶渊明归隐经过：
陶渊明，一名陶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中。他的曾祖父就是东晋著名的大将军陶侃；祖父陶茂作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任安成太守。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1] 到他的少年时代，陶家已经败落，生活贫困。
尽管如此，陶渊明从小还是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博览群书，养成了寡言少语、厌恶虚荣、不贪富贵的高洁性格。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仕途生涯，一生中，只在十三年当中断断续续地做了几次小官。

直到二十九岁时，陶渊明才谋得江州祭酒一职，却因忍受不了官场的繁文缛节，早早辞了职。在家闲居了五六年后，三十五岁时，到了荆州，在刺史桓玄属下当一名小吏，不到一年功夫，又因母亲去世辞职归家，一住又是五六年。
陶渊明终究是名将的后代，官场里知道他的人很多。公元405年，当他四十一岁时，又被推荐到彭泽(今江西九江东北)当了县令。
好不容易在彭泽当了几十天县令，一天，陶渊明得到一个消息：东晋的权臣刘裕已封自己为车骑将军，总督各州军事；这个野心家只差一步就要夺取皇位了。
陶渊明预感到晋朝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他十分灰心，便离开衙门回家去了。
妻子翟氏见陶渊明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好多问。翟氏端上酒菜，可陶渊明却不动筷，仍然坐在那里叹气。过了一会，陶渊明冷不丁地说：“我想辞职回家乡!”
翟氏一听就知道他又在官场上受气了，因为像这种辞职回家的话，陶渊明不知讲过多少次了。几个月前，陶渊明曾想辞职，还是翟氏提醒他，上百亩官田就要种上稻子了，待收成以后再辞职吧。当时陶渊明总算听了妻子的话，口气缓了下来。这次翟氏仍然用官田收稻之事来劝他，陶渊明听了以后，长长叹了一口气：“唉，真没办法，难道我还是要做粮食的奴隶!”在翟氏体贴的慰劝下，陶渊明这才举起了酒杯。
时局的因素，加上陶渊明一副傲骨，他的辞官念头始终没有打消过。一天，衙役来报：过几天郡里派的督邮要到彭泽来视察。那个督邮陶渊明认识，是个专门依仗权势、阿谀逢迎，却又无知无识的花花公子。陶渊明想到自己将要整冠束带、强作笑脸去迎候这种小人，实在忍受不了。他的倔脾气又发作了：“我怎么能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种卑鄙小人折腰呢?”
于是，陶渊明离开衙门，板着脸回到了家，冲着翟氏：“收拾行装，回乡!”
翟氏告诉他，稻谷只差几天就要收割了。
“随它去吧!”这回陶渊明已经铁了心要辞职了。翟氏问清原由后，也就不再劝说了，默默地去收拾行装。
第二天，陶渊明乘船离开了彭泽。他出任彭泽令，在任仅八十余日，十三年的仕途生涯终于结束。

陶渊明归隐之后具体情况
陶渊明并不热衷仕途，他用自己的笔去赞美躬耕，描绘了一幅幅农村劳动生活的图画，使他的作品沾有“夕露”，散发出泥土的香味。从官场回归园林，诗人感受到了乡居的乐趣和躬耕的快乐。具体而形象地描写了这种快乐，说自己劳动收工后，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下山，先在溪边“濯足”，然后回家“漉酒”，杀鸡，邀请邻人共进晚餐，用“荆薪”代替“明烛”，欢乐至“天旭”。有时，他站在庄稼地里看见禾苗长势良好，有丰收的希望，十分高兴。《怀古田舍》写了这种喜悦：“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当秋收的季节到来的时候，他更高兴了，“不言春作苦”，似乎忘记了往日耕耘的劳累，“束带候鸡鸣”，准备出发去秋收。
由于失去俸禄，再加上诗人本不善农耕，所以家境一年不如一年。诗人开始懂得躬耕有乐，亦有苦忧。陶渊明忧心庄稼，“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其二）诗人像老农一样直接关心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忧虑天灾的突然袭击，可见诗人确实经历过天灾给他带来的苦头。另一方面，劳动又是如此艰辛，“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到南山豆地里锄草，晨出夜归，披星戴月，劳动地点那么远，劳动时间又那么长，其艰苦性可想而知。彭泽归隐之前，陶渊明也参加过农村劳动，那时还不怎么体会田家的辛苦，还“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怀古田舍》），而如今，他已不是“劝农人”，而是站出来为田家呼喊：“弗获辞此难！”躬耕固然苦，固然累，但比起黑暗的官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渊明岁岁辛苦，悉心躬耕，生活却日渐贫寒，特别是在遭了火灾之后，损失巨大，“林室顿烧燔”，一家人以船为家。后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接连遭受风灾、水患、虫害，他已经到了“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的困境。
饥饿和寒冷折磨着诗人，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诗人的辛酸蕴含其中。“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他只希望用“菽麦”来果腹，对于“甘肥”之类想也不敢想了，“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没吃，没穿，日子苦熬着，时至年关岁暮，白白辛苦了一年，诗人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最后，贫病交加的渊明竟然沦落到上街乞讨的地步，“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靠“乞食”为生的陶潜，不再讴歌田园风光，只说自己的贫困，最终，一代田园大师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陶渊明归隐之后作品的思想
陶渊明熟读“六经”，但并不恪守“六经”。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渊明并不十分热衷仕途，先仕后隐。在他归隐初年，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群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归隐的决心的一种方法，他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
归隐初年，生活尚可。陶渊明甘为农人，过着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并在无意间进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精神境界，一切融于自然，一切发端自然。他厌倦黑暗腐败的官场，在美好的田园生活中经营人生。他用他的笔描绘出“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的美好画面，从而反衬出官场的黑暗现实。
后来，随着生活的日渐贫困，诗人开始关注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感到难以生存，甚至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诗人已经接触到劳者不获，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对于不劳而获的剥削者，诗人在自己的作品里发出的怨气。另一方面，辛苦的躬耕也让诗人与田家朝同往，暮同归，更多地了解百姓疾苦，代表百姓声音。有些田园诗写自己的贫困和农村的凋敝，如《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途。”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而部分咏史诗借史实为媒介，表现作者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
生活越来越贫困，饥寒纠缠着陶渊明，贫困考验着陶渊明。如何才能摆脱贫困？最便捷的方法是重返仕途，再食俸禄。好心的老农清晨叩门，劝他“纡辔”再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渊明去世前一年，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来探望，颂扬他“贤者”并劝他出仕，他却拒绝到：“潜也何敢望贤”，檀道济馈赠粱肉，渊明“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一面拒收馈赠，一面又叩门“乞食”，他宁肯穷的要饭也不重返仕途，“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固穷守节的道德情操，在当时具有反抗意识，是他“有志不获聘”以后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抗议。昔日彭泽辞官的时候，他不为武斗米折腰；如今老死穷庐的时候，他不食“嗟来之食”，渊明有着不与统治集团合作的傲骨。
陶渊明所处的晋宋社会是一个动乱的社会，战争频繁，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井灶无遗处，桑竹残朽株”（《归园田居》），社会风气败坏，而且极不公平，贫富差距悬殊。他在“念黄虞”、忆“羲农”中，否定眼下的黑暗社会；在歌颂荆轲、“三良”、“二疏”、精卫、刑天等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中，盼望现实社会中也可以出现这样的人物。同时也是在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诗人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到了晚年，贫病交加的陶渊明对现实社会观察得更深，同时也就更不满意和更加憎恨黑暗的现实。此时，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一幅美好的社会理想，就是虚构的超越尘世的“桃源社会”。他用那支优美的笔写出了《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把美好的社会理想形象细致地展现出来。长期以来，苦难的人们追求美好的社会现实，终于在桃源中实现：与俗世隔绝，男耕女织，鸡鸣犬吠，其乐融融。但他又将这个社会架空于“避秦时乱”而隐居的先人之中，分明表现出他回归本源的愿望以及对现实的失望，理想之中还透出一丝哀愁。
至此，陶渊明的思想已基本形成，即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试看《劝农》诗中的一节：“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美化的结果。《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 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陶渊明简介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1] ），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2] ，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3] ”，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因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与官场彻底决裂义熙四年，即归隐后第二年，他家乡遭焚，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但他安贫乐道；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官，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山，他守节不仕。
　　生活从他的诗中可以体现：
　　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苍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诗共五首，是陶渊明归隐之初的作品。这一首《少无适俗韵》与另一首《种豆南山下》都是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向来十分著名。
　　这首诗共二十句。前面的八句，诗人坦诚地倾吐了对过去仕途生活方式的鄙弃，和退隐归田、从自在中寻找新的生命价值的怀抱，也刻画了诗人与世俗不合，热爱自然、崇尚真朴的性格。他把求取功名进入仕途看作是“误落尘网”。一个“网”字，包含了他对虚伪的、束缚人们精神的官场生活的极度厌恶和否定。“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三十年的时光已经在尘风中虚度了，只有回到了田园中，才呼吸到了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内心充满了得到自由的幸福感。这里的“三十年”，有人认为当是“十三年”，因为从他二十九岁入仕算起，到四十二岁写这首诗时，正好合“十三”之数。但若从他“少无适俗韵”的少年时代算起，则差不多是三十年。其实，诗中的数字往往不应过实地去理解。在这里，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不过是一虚一实罢了。从诗的表现特点来说，宜虚不宜实，因此还以“三十”为好。诗人用“羁鸟恋旧林”和“池鱼思故渊”来表达自己对园田故居的依恋。自然，接下来的“开荒南野际”，就不是述其艰苦的劳动，倒是具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情绪。他回到田园是实践了他“返朴归真”的社会主张。在他看来，这样接近自然的生活，才是人最正常、最基本的生活方式。
　　从“方宅十余亩”开始，他细腻生动地描绘了园田居的农家风貌。虽是极平常的景物，却代表着农村景象的典型特征：宅院、茅屋、榆柳、桃李，远处的村落，袅袅的炊烟……特别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两句，就更具生气。宋代张戒说：“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非以咏田园。”这就是说，作者的本意并不在写田园景物之美，而在于田园生活之趣，这是很好的见地。在这首诗中，诗人所写的景物都是田园中人们极常见的，孤立地看，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审美价值。可是，在这里诗人为这些平常的景物赋于了“灵性”，它们处处洋溢着诗人归田后所体味到的农村生活情趣。在诗中，榆柳、桃李是那样适意，狗和鸡也是那样适意，而主人更是适意的，最平常的景物也给他亲切感，使他感到自由自在。而读者，则并不对这些常见的景物感到乏味，反而受了诗的感染，发现了这些平时没有引起注意的东西竟是这般美好，这般有趣。以诗的主观感受注入所写的景物，这是陶渊明归隐初期田园诗的一个特色。这种重在写意不在写实的表现方法也是浪漫主义的特征之一。
　　诗人为可对农村的平常景物产生这样的感情呢？诗的最后两句回答了这个问题：“永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正因为过去有那种如在樊笼的生活，才能懂得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之可贵。这里的生活尽管简朴，但是和那种充满机诈的、虚伪的、喧嚣的生活相比，它宁静，适意，自然，更符合陶渊明的生活理想。
　　这首诗用了许多对句。这是格律诗产生之前诗歌中大量使用对句的一个范例。可贵的是这些对句不仅词语工整，表现出汉语的语言形式美，而且具有内在的韵律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来顺势而成，毫不费力，从节奏上、意境上，恰具了平淡自然的韵味。
　　陶渊明在这首诗以及不少田园诗作中所主张的生活方式对于当时黑暗的政治来说，无疑是一个对立。可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主张返回自然，主张保持原始的古朴生活的思想，也有其落后的一面。这也算是陶渊明的一个局限吧。

《五柳先生传》写作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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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uiwen.com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2002-12-27

文/刘建明

陶渊明为什么要托名五柳先生为自己作传呢?
?对于陶渊明托名写自传，自从有了沈约与萧统的“实录”“自况”之说以来，历代论者多多，其看法却大都与此相同，这儿无须赘述。然而，陶渊明为自己作传，何以要采用托名呢?笔者曾查阅许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可这又是在教学中必然会遇到并且必须得解决的实际问题。联系陶渊明的生平和性格志趣，笔者认为，这和他归隐之后的生活现实与久藏在心底而始终未能实现的理想壮志冲突有很大关系。此外，也与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直接去写，在多层面展示自我形象方面会受到种种限制有关。
?陶渊明的家乡是靠近庐山的江南农村（今江西九江西南），他在田园生活到29岁才出仕。江南农村特有的秀丽风光陶冶了他率真洁净、无拘无束的品格，直至终老也没有改变。他虽然“性本爱丘山”，但并不甘心终老田园。青年时代的他也曾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渴望自己也能像先祖那样有所作为。但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八表同昏，平陆成江”的乱世，使他“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的可能。他既没有高贵的门阀可资凭借，又“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尽管也曾不止一次进入仕途，但总觉得“志愿多所耻”，每次都很快就辞官归隐。几次出仕与归隐的经历，暗含着他的理想壮志屡次碰壁。每当他愤慨于官场的污浊黑暗时，心中就不免燃起对乡居生活的怀念。终于，在41岁那年，他毅然拂袖归田，矢志躬耕，直至终老。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静谧闲散和贫病中度过的。这里，没有暴力，没有虚假，也不会再去为“五斗米”而躬上凌下，矫情伪饰。“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闲适、愉悦的田园中，他“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这种淳朴天真、和谐自然的境界与他从小就熟悉、喜爱的田园情景十分相近，从而使他流连其中，难以舍离，也因此而使他暂时忘却了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贫困。然而，田园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归隐本非他的素志。他本是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自然灵长，况且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具有侠义风骨，别有远大抱负，如今被迫走上归隐这条路，他的内心深处不愿，更不甘。“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既是他义愤填膺的呐喊，也是他痛苦心迹的自然流露。但现实如此，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在躬耕之余，饮酒、读书、著文，坚守他“但使愿无违”的崇高气节。胸中有块垒，不吐不快；心中有高趣，不抒不行。可是不慕荣利、不求闻达的性格，又使得他不便直说，也不愿直说，于是便巧用“托名”，借五柳先生以“自况”，以为他人作传来寄意。这样，既能从容自如地从各个侧面展现自我，“颇示己志”，坦露心声，又避免给人以“王婆卖瓜”之嫌，可谓一箭双雕。
?既要假托，又要让人觉得确有其事，于是“虚晃一枪”的写法在所难免。比如开头的“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似乎这真地是另一个人，而非我陶渊明自己。再如，古人写传，传末要加评论，如《史记》里的“太史公曰”。但那是给别人立传，《五柳先生传》的“赞曰”，实为陶渊明的“自赞”，是他的自我评价，却也写得好像与己无关而作纯客观的评论。这都是本文不同于其他传记文章的独到之处。但是，我们通过文中所记叙的几个典型事例——“好读书”“性嗜酒”“家贫”“著文章”等，不仅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不同于流俗、情操高洁的作者自我形象，而且透过人物的喜怒哀乐，还可以进一步窥视到当时社会的某些侧面以及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中国基础教育21世纪

十分清贫，但还是有一个人伺候着。

生活清贫，劳作农间，勉强维生；好酒无钱，友人乡邻时或送酒邀醉；其人自作《五柳先生》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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