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月季花的画法:什麽是“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一种社会学的阐释

〔美〕拉什（S.Lash）

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美学、伦理学、哲学的话语对象，但是它还未成为严肃的系统的分析对象，尤其是还未成为严肃的社会学分析对象。本文作者的目的，就是本着严肃的态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系统的社会学描述。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社会类型，而是一种文化范式。后现代主义表征的是一种非常特异的文化的意义状况。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消解差异，因此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在文化领域消除分化和差异的过程。

如今，“后现代主义”一词已是家喻户晓了。在不少国家里，那些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论述后现代主义的文章。电视里播放着无数的有关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节目。从洛杉矶到柏林，发型设计师和年轻人经常光顾的时装店的营业员都听说过后现代主义，甚至可能对它还有自己的观点。在世界的主要都市里，那些能说会道的出租车司机总会把客人载到他们城市的市区，在那里就会发现新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物。

后现代主义一词在流行的同时，也变成了某种到处传播的陈词滥调。只要与文化沾上一星半点关系的学术刊物，都发表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专稿。各类出版社也不怕难为情地争相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自己的新丛书装门面，有的就直接把后现代主义标在书名中。然而，后现代主义一词却使不少具有左倾政治信念的严肃学者和知识分子感到心里很不自在。一些刊物的编辑自豪地宣称，他们从未刊登过一篇有关后现代性的文章。1987年12月在法兰克福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和文化上的领袖人物格洛茨（P.Glotz ）召集的德国社会主义知识界的一次历史性集会上，“后现代”一词频繁出现，当然，它只不过作为一个被嘲笑的字眼出现而已，而非漫骂。

可是当1989年夏我着手写作本书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已由5年前仅局限在对城市居住区的建筑风格的争论，发展成为知识分子和公众生活中的主要趋势，尤其对于年轻知识分子，后现代主义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参加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圆桌会议和研讨会。因为这一主题比任何其他主题更能吸引人。这部分地是由于人们多多少少都在谈论后现代性，而且每个人对这个主题都有自己的见解，都已经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专家了。即使当“后现代主义”这个词语完全地丧失了它的文化价值，而且公开承认作为后现代主义者已经令人难堪的情景下，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话题和出版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人们关注的中心。这种新的文化范式的反对者，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Habermas），就与后现代主义的热衷者同样甚至比后者更加关注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所以一直处于人们关注的中心，固然有诸多原因，但最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的代沟问题引起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后现代主义的形成期。在这期间，后现代主义如同60年代末已经达到成熟期的马克思主义那样，处于社会思潮的中心地位。在年轻人中间，毛头小伙子比起他们的学院派同龄人来说，一般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可是，那些年纪比他们大一截的“六八式”教师们则不能容忍他们明显的“文化主义”思想，就像50年代的“意识形态的终结”那一代人不能容忍这些“六八式”一样。

后现代主义作为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看来人们今后仍会继续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要是没有后现代主义，那么，当今思想舞台上会上演什么呢？一方面是对后现代主义无批判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赞扬，如法国社会理论家和评论家鲍德里亚（J.Baudrillard ）。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后现代主义的拒斥、攻击和道德哲学上的警告，如哈贝马斯。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美学的、伦理学的和哲学的论述对象，却并没有成为严肃的系统的分析对象，尤其是它还没有成为严肃的社会学的分析对象。

这种严肃的社会学分析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我的目的是，要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或文化）科学的概念，从其所处的被人或褒或贬的境遇中拯救出来。我要说服科学界和政治左派都去严肃地对待后现代主义。要完成此项工作，我想首先必须使后现代主义“可操作化”，就是说我要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描述。然后，我要对这个文化“范式”作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社会学阐释。科学哲学家们如迪昂（P.M.M.Duhem）和彭加勒（J.H.Poincare）都认为，简明性是科学理论的一种优点。简明性意味着建立把复杂的具体现象高度抽象化的结构模型和范式的必要性。不过，我会运用大量的具体现象为例证，以使读者诸君信服我的纲要性的描述模型和解释模型的正确。

本人并非后现代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个“民众主义者”，而根据我的爱好甚至可以说是个“生意人”。我喜欢足球运动，并且仍在打篮球。每当晚上回到家中，我总是习惯地打开收录机听上“迈阿密之声”播放的几段乐曲。我还喜欢在纽约城的爱尔兰酒吧里小斟。我认为马丁（S.Martin）是一位上佳的喜剧演员。而且在我看来，科勒（Klee）和康丁斯基（Kandinsky ）在视觉艺术领域不用说是占据着重要地位，而沃霍（Warhol）和利希滕斯坦（Lichtenstein）以及如今的贝斯利兹（Baselitz）均难望其项背。我的确认认真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合法性和“自然的权利”。我本人目前的研究程度模式毫无疑问是完全理性主义的。这种模式的运用，始终都必须面对明显地存在于“文化的”现代主义和经济的、社会的现代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尤其是存在于（社会）科学的解释与艺术的解释之间的差别。我还认为，总的说来，后现代主义文化并没有为政治左派提供有利的阵地，而现代主义为左派进行文化斗争提供了有利的竞技场。但是，我希望在本书中向人们揭示出这样一种现实的状况：我们今天全都生活、工作、爱和斗争在于此的文化领域，已经弥漫着后现代主义的气息。若果真如此，那么左派忽视后现代主义便是很不明智的了。

本书要探讨几个论题。第一个必须探讨的论题是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第二个必须探讨的论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对它做出社会学的说明。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既不是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也不是后工业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社会类型，即在人们谈论工业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现代社会这个意义上所说的社会。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只局限于文化的领域。后工业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它是一种严格的经济特征，而不是文化特征。因此，正如很有影响的《后现代状况》一书的作者利奥塔（J-F.Lyotard）所认为的那样，后工业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处于一种协调性的关系之中，而且是处于与一种重要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的协调性关系之中。

描述性的后现代主义：一种意义状况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严格地说是文化的。它确实是一种文化的“范式”。文化范式，与科学范式一样是一种时空结构。在“空间上”，它们构成一种具有或多或少的柔韧性的符号结构，当这个结构因弯曲太大而发生变形时，它便开始形成另一种性质的文化范式。在时间上，与库恩（Kuhn）的科学范式或福柯（M.Foucault）的论述一样，它们的形式会存在一段时间，然后就瓦解了。当帕森斯（T.Parsons ）在他的《社会行为结构》中，根据对某一宗教所接受的宇宙观是内在性的还是超验性的区别来描述宗教时，他就是在开始描述文化的范式。或者说，当韦伯在追溯古犹太教的四大因素——理性主义、普遍性、超验和伦理学——的历史时，他实质上更是在描述一种文化范式。这四个因素是犹太教得以存在的条件。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文化范式，例如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巴洛克式风格和哥特式风格，等等。

尤其特别的是，我把后现代主义和其他的文化范式统称为“意义状况”。我的这一想法来自于“制度学派”政治经济学家们提出的“积累状况”的观点。积累状况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概念，它不像别的概念，比如说“生产方式”概念。它清楚地包含着一个时间范围。进一步说，与生产方式不同，积累状况表明在决定积累方面，人们如何消费与人们如何生产是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的。所以，积累状况把市场看得与生产所达到的程度一样重要。不过，在“意义状况”中生产的只是文化对象而已。所有的意义状况都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特殊的“文化经济”。一种特定的文化经济必然包括：（1）诸文化对象的特殊的生产关系；（2）特殊的接受（消费）条件；（3）联结生产与消费的一种特定的结构；（4）文化对象得以在其中循环的一条特别路径。任何意义状况的第二部分是它的特殊的意义模型。根据这一模型，我认为它的文化对象取决于表示符号意义者（能指）、符号表示的意义（所指）和被指涉物（所指项）间的特殊关系。这里，能指可以是一个声音，一个图像，一个单词，或者一个陈述；所指表示一个概念或一个意思；所指项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对象，能指和所指都跟这个对象相联系。

现代化和分化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非常特异的意义状况。它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消解分化（差异）”。我所指的消解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与鲍德里亚的“爆聚”概念是相通的。但是我的出发点不是鲍德里亚，而是传统的社会学。使用分化概念体现的是标准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现代化思想。但是，根据韦伯著名的宗教社会学的方法论著作和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观点，我认为分化和现代化仅仅限制在文化领域。我的看法是，如果现代化是一个文化分化，或者如德国分析学家所谓的“差异外显（Ausdifferenzierung）”的过程，那么，“后现代化”就是一个消解分化，或者说是“差异消除（Entidifferenzierung）”的过程。

按照以上说法，可以很方便地把现代化的过程设想为大致由“未开化的”、“宗教玄奥的”和“现代的”

三个阶段构成。这种阶段性的划分出自于皮亚杰（Piaget），并与他的发展心理学相对应。而最初主要地而且是系统地以差异模型的观点，探讨文化现代化问题的则是黑格尔论美学的成熟著作。下面，我并不想为这一模型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但是要为阐明这个模型提供一些例证。

这里只是作一个最简略的概括。在未开化社会，文化和社会尚未分化，宗教及其仪式的的确确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神圣是内在于世俗之中的。后来，在泛灵论和图腾崇拜中，大自然和神灵依然是未分化的。巫师的作用是强调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差异的模糊性，而祭司的职能还没有独立和专业化。

在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宗教玄奥的阶段”，现代化导致文化与社会的分化，导致世界上各种宗教中神圣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的分化。在这里，现代化的过程看起来在基督教中比在欧洲诸宗教中，在新教中比在天主教中，使得神灵与社会之间产生了更重大的分化。沿着这一轨道，进一步的现代化发生在世俗文化脱离宗教文化而独立的文艺复兴时期，更表现在18世纪时期康德对文化所作的思辨的、伦理学的和美学的三个领域的划分上。文化领域的这种分化和自主化，开启了艺术上和认识论上的“现实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美学的现实主义只可能建立在下述三种前分化类型的基础上。

（1）文化必须成为一个独立于社会的领域。美学现实主义是以“描述”的可能性为前提的，在描述中某种类型的存在必须描述另一类型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符号存在于未开化社会中，而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却并非如此。因此，人类学家是通过符号这个方法来研究文化的，在他们那里，文化概念与社会概念并无二致。与此不同的是，当代文化和传媒研究中，关于文化统治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则是靠描述获得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符号与描述一起双双引入当代文化的研究中。描述与符号一样都是指称。但是，符号性指称，如言说，是内在性的，而描述性指称则是超验性的并且预设了一个先在的文化与社会的分化。

（2）美学现实主义预设了美学与哲学思辨的分离。也就是说，必须清楚一个重要的观念，绘画和文学中的描述不是“真的”运用与科学描述或科学概念同样的方式。

（3）美学现实主义预设了独立于宗教文化的世俗文化，并且假定其构成方式采取的是艺术的形式。因此，绘画的现实主义起源于15世纪兴起的透视画法对宗教前提的摈弃。阿伯丁（Alberti ）的写实性的“世界之窗”概念是建立在二维空间描摹三维对象的基础上的。所以，这个空间介于对象与眼睛之间。它运用几何透视法和比例将摹拟的对象通过二维空间聚焦于人的眼睛。二维空间几乎就是一扇“窗户”，不过这个窗户上的现实是模拟的。这样，绘画现实主义就与中世纪绘画的宗教世界观决裂了。在绘画现实主义那里，科学原则取代了中世纪绘画呆板的画法和失真的比例。现实主义绘画并不以宗教世界观的内容为依据，因为中世纪绘画所描绘的只是想象中的东西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

“叙事现实主义”同样依凭于科学与宗教世界观的分离。最典型的叙事现实主义很可能是19世纪的小说。

它要求故事有开头、中间和结尾，还要求事件必须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从而构成故事的起因和结果。它几乎千篇一律地总是以某种类型的心理活动为开头，而以行为活动作结尾，这些行为不是源于小说角色的性格便是源于小说角色的个人目的。在叙事现实主义作品中，各个事件不能像在情节剧中那样可以叠合，但是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它们起码要能够自圆其说，并且能够根据前面已发生的事件预测后来的结局。在叙事现实主义看来，因果关系不应当是目的论的，故事既不能是由一个外在原因引起的，也不能像在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学中所描述的那样是由一个“内在原因”引起的。原因必须或者是时间上在先的，或者是与结果同时发生的。

认识论的现实主义，即所谓能够或多或少提供关于现实的真实图像的观念或者思想，也是以现代化过程中的分化为基础的。它再次预设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相分离，并由此背弃了关于现实的神学观念。而且它还预设了思想观念是区别于自然（和社会）的，以便使前者能够描述自然。在伦理学和道德规范领域，情况更是如此。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康德的“自然法则”的伦理思想都设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抛弃以神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例如在托玛斯主义的思想中发现的那样），设定一种以自然或理性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但是，自然法则的确立有一个重要前提，这就是必须预设文化与社会的全面分化，并且分别在“应当”的领域和“是”的领域内再生产自身。在这些道德规范中，神圣的“应当”不是归于自然领域就是归于理性领域，完全与现存的日常生活的世俗领域无涉。

现代主义的自洽性

进一步的分化和自主化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的文化现代化阶段。在“现代”中，每个文化领域都获得了最充分的可能的自洽性，每个领域都获得了韦伯所谓的自主权。这就意味着每个领域都变成是自我立法的。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主义的（或者更加错误地说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形态是“自我指涉的”。我发现这种说法会使人产生误解。这种自我指涉性的思想在此可能是来源于索绪尔的意义出自差异的观点。许多分析学家认为，符号的意义关系实际上只是语言中众多符号差异中的一项内容。索绪尔本人对这项内容的解释是相当含糊的，而现代的索绪尔主义者却把它过于简单化了。这确实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看法。因为在任何语言中，语义不仅取决于诸符号间的关系，而且取决于诸指称间的关系，并且还取决于相关的符号和指称规则的确立。况且，即使意义完全是由诸符号间的差异所决定的，它也不意味着符号是自我指涉的。这毋宁意味着它们对自身的外在指涉（例如指称）的能力，是由它们自身之间的差异决定的。现代主义的另一类型的“自我指涉”的例证，就是画面显得单调呆板的现代主义绘画。我们姑且承认，现代主义绘画对于美学合法性的继承权并不取决于它表现外部世界中某一被指涉对象的能力如何，但是，现代主义绘画对于美学价值的继承权也完全不取决于它表现自身的能力如何。

在我看来，韦伯的“自我立法”比起“自我指涉”更能体现出一种现代主义的准则。说某一领域是“自我立法”的，就是说它能够改进自己的习惯常规和评价模式。这就意味着某一领域的内在价值如何，取决于这个领域中的文化对象如何真正地达到这个领域自身的标准。所以，在理论领域中某个命题的价值如何，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它再现现实的程度，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为支持这一命题进行“理论论证”的争辩和论据。在伦理学领域中，关于实践理性的论争同样如此。在美学领域中，价值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复制，而是如格林伯格（C.Greeberg）所指出的，通过存在于给定的美学内涵之中的潜势而进行的系统的创作工作本身。

在美学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和理论思辨领域（我在此借用哈贝马斯的三分法），现代主义羽翼丰满之后便摈弃了“基础主义”。基础主义是与自治法则和自洽法则相对立的。它是一种由诸如本质、理性、现实和上帝之类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决定的他治性法则。所以在现代性情境下，理论思辨领域和美学领域不再存在来自于“现实”的他治性法则。在伦理学领域，自然律学说和绝对命令被抛弃了。合理性论证与其说证明了康德的建立在本质主义基础上的理性观，不如说证明了伦理学的命题。

在讲到“后现代化”之前，有必要扼要地对现代性做两点进一步的说明：第一点是关于古典社会学的起源问题。古典社会学的诞生与我刚才提到的在伦理学、美学和认识论领域中发生的变革大致同时。古典社会学家如韦伯和迪尔凯姆放弃了实在论的认识论和理性主义伦理学，他们像马克思和尼采那样，选择了“社会学的”

认识论和伦理学。这意味着道德和认识是由各种社会因素或者说是由各种社会利益决定的。与前述现代主义伦理学和认识论在艺术上的、更多地是在哲学上的探讨不同，古典社会学的认识论和伦理学最关注的问题不是它的理论命题或规范命题的正当性，而是它的来源。这些来源不是某个特定领域的自洽法则，而是诸如某个社会阶级和某个民族这样一些另外的社会存在。总之，它们不是像“本质”或“现实”之类的普遍性的存在。因此它不是一种完全的基础主义。的确，根据韦伯和迪尔凯姆对文化的社会学阐释，伦理学和哲学思辨只是同一个“生命形式”如某种民族或某一社会阶级的构成部分，而且正因如此，才具有它自身“内在的”规定。

第二点是关于理性问题。有些分析者如肖斯科（C.Schorske）、贝尔（D.Bell）和弗里斯比（D.Frisby）等人把现代主义理解为主要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现象。另一些人如哈贝马斯、阿多诺（Sdorno）和格林伯格却声称，现代主义基本上具有理性的特征。我认为，文化领域的自洽化既为非理性主义又为理性主义留下了发展空间。这就是说，他治法则的摈弃，开辟了通向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各自道路。这样，在理性的自我下面显露出来的无意识本能层次的空间，既可以导向弗洛伊德式的由理性本身决定的自我的拓殖，也可以导向尼采式的对本能的权力意志的非理性主义的礼赞。在绘画艺术中，消除了由现实决定的他治法则，这就既为非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表现派，也为明显地属于理性主义的立体派和构成派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在我看来，古典社会学本身就是现代主义中理性主义起点的主要部分。社会学很可能就是在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对启蒙理性的反作用中诞生的。但是当阶级、道德心共同体、民族等这些特定范畴终于成为社会学的术语时，社会学向人们表明：它依靠理性赢得了胜利。在那些具有科学特征的新的学科理论命题中，社会学的、现代主义的理性精神是显著的。况且，认可理性的论证正是为了支持这些命题。接下来，西梅尔（C.Simmel）、迪尔凯姆、韦伯都致力于对社会秩序，以至对社会本身的合理性的探究。最后，这些理论家终于把道德与理性的社会法规相互联系起来。

后现代主义的消除分化

如果说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分化的过程，那么后现代化就是一个消除分化的过程。如果说韦伯是现代（以及作为分化的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家，那么后现代范式的理论家就不是鲍德里亚，而是本杰明（W.Benjamin）。一个既定的文化范式是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的，它们是：（1）不同类型的文化对象——美学的、思辨的、伦理的，等等——之间的关系；（2）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3）它的“文化经济”。

构成文化经济的诸因素，如文化机制、文化产品流通的方式，以及文化产品本身都是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的条件；（4）意义表达方式，即表示符号意义者（能指）、符号所表示的意义（所指）和符号指涉物（所指项）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现代化使得所有这些部分产生分化，那么后现代化则意味着要对这四个部分的每一个分化予以消除。

首先，三个主要的文化领域在后现代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它们的自治性。例如，美学领域已开始向理论思辨领域和道德政治学领域扩张。其次，用本杰明的话说，文化领域不再“奥拉蒂克”（auratic），就是说，文化不再有意地与社会相分离。这样，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部分地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高雅文化赢得了大量的受众。但这也是文化交往的一个新的内在性要素，在文化交往中，表述也具有符号的功能。

第三，“文化经济”变成了对分化的消除。在文化的生产方面，那些颇受后结构主义者推崇的著名作者或者消失了，或者被融入了文化产品之中，就像在80年代后期的传记小说中以及在从安德森（L.Anderson）到麦克莱恩（B.Maclean）的表演艺术中那样。在文化的消费方面，差别（分化）正在消除。例如自从60年代中期以来，某些戏剧类型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倾向，包括观众本身也成为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文化的最重要“机制”之一就是评论，它介于文化产品和消费者之间。一些评论家已经开始对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之间的区别提出质疑，正如他们对文化机制和文化对象之间的区别提出质疑一样。其他的“机制”还包括那些商业性地运作的文化对象，以及在这种商业性运作过程中广告所起的作用。随着流行录像和伪装成流行歌曲的广告的出现（在80年代后期，就像在60年代初期的黑人音乐那样），使人难以说清商业运作机制到哪儿停止，文化产品又从哪儿开始。

最重要的或许是表述方式本身。如上所述，现代主义把能指、所指和指涉物的角色地位作了明显的划分和自洽。与此相反，对于后现代化而言这些差异是未定的，尤其是能指与指涉物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或者换一种说法，表述与现实的关系不是预先确定的。在这里，通过意象而不是文字意义在表述过程中所占的比率的不断增大。这就是消除差异（分化）。在消除差异的过程中，与文字相比，意象在更大程度上与指涉物相似。公正地讲，指涉物本身更主要地是面对能指。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变得充满现实感的原因，在电视、广告、录像、电脑化、随身听、汽车卡式录音机，以及发展至今的CD、VCD和DAT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表述。这种指涉物对能指空间的入侵和能指对指涉物空间的入侵，正是沃霍尔（A.Warhol）所谓“过滤网”理论的明确主题。

看起来这像是向现实主义的回归，但是实际上它所刻划的现实对象本身就是一种意象。克罗伯格（D.Cronenberg）执导的影片《录像场》就十分强调这一点。在这部影片中，主角詹姆斯·伍兹（James Woods ）的身体越来越多地具有录像机的功能，而录像带本身则变成了一种不知是什么样的粘糊糊的东西。

我提示的这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确有某些可取之处。其一，意义状况这个概念不只是针对语言和结构而言，它完全超越了这一范围，涵盖后现代主义文化对象的所有领域。其二，无论是要说明文化对象的生产状况，还是要说明文化对象的接受（消费）状况，对于这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说来都是能够胜任的。其三，分化与消除分化两者的周期性转化。某些论者并不清楚他们所谈论的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有别于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不同于现代主义。这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把现实主义看作是文化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实主义仅仅是分化进程中的一个节点，它不如现代主义在分化的道路上走得那么远。

直截了当地说，我并不认为当代文化整个地或者绝大部分地必然是后现代化的。在这个时代还流行着各种文化对象——包括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以及诸如哥特式的和基督教的文化对象之类的前现实主义的文化。其次，还应当看到许多经验地存在着的文化对象融合了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所以，我只是把“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作为理想类型来使用，在文化史上也是如此，完全不存在文化范式间严格的前后更替的序列。例如，我认为超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后现代的，然而从表面上看它又处于现代主义的鼎盛期。但是即便如此，本书的论纲还是指出，现代主义的文化对象是从19世纪后期起蔓延开来的，后现代主义则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开始了影响日甚的扩张。

所有这一切表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差别。在我看来，这一差别与其他的差别相比意义更为重大、更为根本。这个差别是：现代主义认为陈述是或然性的，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却把现实或然化了。让我对此作个解释。按照观念型“现实主义”的观点，文化形式无疑是能指，而能指无疑又是被设定用于陈述现实。因而现实主义既不把陈述也不把现实看作是或然性的。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现代主义的自主化，也是文化形式对于现实的自主化。所以当陈述变成自我

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理论界一般认为：它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文化思潮，在哲学、宗教宗教
宗教、建筑、文学中均有充分的反映。它与现代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自然有其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一般认为, 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直接导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西方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的骇人昕闻的暴行以及原子弹爆炸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 使人们对昔日一贯遵从的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以美国为例, 黑人抗暴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肯尼迪总统被杀……社会愈来愈动荡不安, 人们的精神也越来越困惑。“我们有一个富裕的社会, 我们也有着混乱的价值观念, 我们面对的美国再也不是早期的美国”。这个社会是“一个相对来说舒适的、半福利半兵营的社会”；“全体居民变得被动、冷漠,分裂成原子”；“传统的忠诚、相互关系的纽带、社团的联系都松弛了, 甚至分解了”；“人成为消费者,他自身就像他所享用、摄取、汲取的产品、娱乐和价值观念一样被成批地生产出来”。

这样一个“非人化”社会的出现同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信息化、程式化、电脑化, 社会越来越像一架精密的大机器, 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有固定位置的小齿轮、小螺丝钉。昔日过度激化的劳资矛盾转化为技术和管理矛盾。20世纪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和交通、通讯的发展使整个人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空间的障碍被迅速地跨越,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共同居住在“地球村”上。现代出版业、新闻业、影视业的巨大发展, 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人类历史上一个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国际间的文化传播时代已经开始, 这便是所谓“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再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是“信息就是效益”,“效益就是目的”。由于现代世界的日新月异, 现代知识的瞬息万变, 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知识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由永恒的本质决定的, 而是由它们各自的样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

高科技的发展还必然带来大规模的机械复制和数码复制, 从此不再有真实和原作, 一切都成为类像和虚假。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最终使文化也成为机械复制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随后又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录像、录音、书籍、光盘、软盘等产品无穷复制, 使我们失去了个性、风格乃至私人生活。原稿、原件不复存在, 一切都是类像, 整个世界漂浮在表面上, 没有了真实感。到处都是互文性和超文本。人们突然悲哀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还同结构主义, 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兴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后结构主义揭露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偏见和自相矛盾, 打破既定的文学标准, 将意义和价值归之于语言、系统和关系等更大的问题。后结构主义认为, 文本不是作者和读者相遇的固定地点, 而是一个表意关系所在。意义是不确定的, 一切意义都在"延异"中发生变化。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文化思潮进一步将这种解构中心、消解权威的精神扩展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显然, 以上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形象表达。总的说来,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不确定性的创作原则、创作方法的多元性、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下面我们分而述之:

1.不确定性的创作原则
被誉为“后现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的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就这样声明:“我的歌中之歌是不确定原则。”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又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主题的不确定、形象的不确定、情节的不确定和语言的不确定。

(1)主题的不确定。如果说, 在现实主义那里,主题基本上是确定的, 作者强调的就是突出主题；在现代主义那里, 作者反对的是现实主义的主题, 他们并不反对主题本身, 相反, 他们往往苦心孤诣地建构自己的主题。而在后现代主义那里, 主题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意义不存在, 中心不存在, 质也不存在,“一切都四散了”。一切都在同一个平面上, 没有主题, 也没有“副题”,甚至连“题”都没有。这样一来, 后现代主义作家便强调创作的随意性、即兴性和拼凑性, 并重视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参与和创造。

这种主题的不确定与后现代主义者理性、信仰、道德和日常生活准则的危机和失落是密不可分的。譬如“垮掉的一代”就是从精神到肉体的全面垮掉。乔治·曼德尔指出,当时“整个国家的人民都以各自的方式暂时失去了知觉:在教堂里,在电影院里,在电视机前,在酒吧间里,在书本里……整个世界都在努力寻找它的麻醉剂……瘾君子的哲学家、娼妓和诗人、艺术家和窃贼、情人们、梦想家们、玩忽职守者,以及美国各式各样的无家可归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一步一步祈祷地爬上摇摇欲坠的塔顶, 向某个天堂的幻影前进, 还是一点一滴地, 从一场无聊的电影到一针海洛因, 赢得任何一条可能的逃避途径一一全世界都陷进了圈套”。 “垮掉的一代”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但他们更加突出了存在主义软弱、绝望的一面一一物质世界的荒诞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孤独一一而将存在主义重在行动与选择的进步因素抛弃了。另外, 他们在精神分析学说和佛教禅宗的影响下,强调人的精神活动的非理性、潜意识活动, 用虚无主义对抗生存危机。因此,“垮掉的一代”在思想倾向上又表现出两个特点: 第一, 以虚无主义目光看待一切, 致使他们的人生观彻底“垮掉”,他们对政治、社会、理想、前途、人民的命运、人类的未来统统漠不关心。第二他们用感官主义把握世界, 导致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彻底“垮掉”, 他们热衷于酣酒、吸毒、群居和漫游的放荡生活。“垮掉的一代”在“垮掉”之后, 便毫不羞愧、毫无顾忌地在作品中坦述自己最隐私、最深刻的感性, 他们称自己的创作为“自发创作”,他们要随意地、即兴地表现自我。“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就是这样一部自传体小说, 它根据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小说表现了“垮掉”分子“在路上”的精神状态: 纵横交错、飘忽不定。他们一方面抛弃了旧有的社会道德和价值标准, 另一方面, 他们在青芜庞杂的社会思潮面前又茫然失措。作者认为, 生活就是一条永无尽头的大路, 虽然人们走走停停, 但永远都是在路上。作者为了最好地表达这一思想, 他将一长卷白纸塞入打字机, 不假思索地把他的流浪生活和同伙的谈话记录下来 ,三周之内便匆匆写成了这部20余万字的小说。

（2）形象的不确定。如果说在现实主义那里, 人物即人, 在现代主义那里,人物即人格的话,那么, 在后现代主义那里, 人即人影, 人物即影像。后现代主义在宣告主体死亡、作者死亡时, 文学中的人物也自然死亡。当代理论家费德曼说:“小说人物乃虚构的存在者, 他或她不再是有血有肉、有固定本体的人物。这固定本体是一套稳定的社会和心理品性-一一个姓名,一种处境,一种职业, 一个条件等等。新小说中的生灵将变得多变、虚幻、无名、不可名、诡诈、不可预测, 就像构成这些生灵的话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木偶。相反, 他们的存在事实上将更加真实、更加复杂,更加忠实于生活, 因为他们并非仅仅貌如其所是；他们是其真所是:文字存在者。” 有人将后现代主义的这种人物形象特征概括为“无理无本无我无根无绘无喻”,其中“无绘”指的是没有人物形象的描绘代码, 它不给人物一幅肖像；“无喻”的意思是没有比喻和转喻代码 ,因为在后现代主义文学那里, 根本就没有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意义”可以探寻。正是这"六无", 使得后现代主义文学形象的确定性完全被肢解了。

这种“形象的不确定”还体现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人公已经从昔日的“非英雄”走向了“反英雄”。美国当代作家巴塞尔姆是比较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 他的短篇小说《辛伯达》可算是经典的后现代文本。小说中有两个主人公: 一个是具有丰富的浪漫航海历险经历的水手辛伯达；另一个是80年代的美国教师“我”。“我”生活贫困, 衣着寒酸, 被白天上课的学生看不起, 但充满浪漫激情的诗一般的语言还是打动了学生们, “要像辛伯达一样!迎着风浪前进!……我告诉你们,与大海融为一体吧!”学生们却说, 外面什么也没有。“我”说, 你们完全错了。那里“有华尔兹, 剑杖和耀眼炫目的漂积海草。”这里说的华尔兹, 是指小说前面提及的水手辛伯达在他第八次航海失事后向传来华尔兹音乐的树林走去。在这里,人们难以分清讲话的人是水手辛伯达还是大学教师“我”, 或者水手辛伯达与“我”原本就是同一人?小说的主人公究竟有几个, 两个还是一个? 也许正是过去的水手辛伯达现在成了大学教师“我”? 所有这些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似是而非、或此或彼的人物形象使任何试图捕捉准确的意义的企图都完全落空, 剩下的便只能是后现代主义的“怎样都行”, 你把它理解成什么, 它就是什么。

（3）情节的不确定。后现代主义作家反对故事情节的逻辑性、连贯性和封闭性。他们认为,前现代主义的那种意义的连贯、人物行动的合乎逻辑、情节的完整统一是一种封闭性结构, 是作家们一厢情愿的想像, 并非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 因此, 必须打破这种封闭体, 并用一种充满错位式的开放体情节结构取而代之。这样一来, 后现代主义作家便终止情节的逻辑性和连贯性, 将现实时间、历史时间和未来时间随意颠倒, 将现在、过去和将来随意置换, 将现实空间不断地分割切断, 使得文学作品的情节呈现出多种或无限的可能性。

新小说便一反传统小说情节的确定性, 而精心建构一种迷宫式的情节结构。新小说因为反对有计划地安排人物的命运和遭遇, 反对将生活编写成连贯集中、惊心动魄的样子, 反对塑造典型人物, 因此, 新小说在写作手法上也大都打破传统的时间概念, 把过去、未来、现在混为一体, 将现实、幻觉、回忆交织一团, 从而构成了一些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 表面上杂乱无章的场面, 而这一切其实都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布托尔在谈到他的小说时曾说过,“它不仅是一座空间的迷宫,也是一座时间的迷宫”。新小说家把形式看得高于一切, 认为作家构造一部小说, 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 而在于怎么写, 因此他们尽可能将作品的情节结构安排得错综复杂, 独具匠心。比如,布托尔的日记体小说《时间表》分为5个部分, 这5个部分即日记中的5个月(5一9月)。主人公在这个迷宫般的城市里所写的日记已不是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来展开, 而是将现在、过去、未来, 现实、历史、幻想交织在一起。书中的时间顺序重叠交错, 但又有一定的规律, 就像是一个递进的乘法口诀表或铁路上的价格表。5个月首先按5、6、7、8、9直线顺序写,然后从5月到2月按斜线的顺序写;其次,每一个月所写的东西在递增,因此每一个月的日记增加对一个月的记述, 这样一来, 虽然只写了5个月, 但12个月的事都包含在这5个月里, 而这一年又象征着人的一生, 象征着整个时代。这种纵横交错的时间又同迷宫般的空间交织在一起, 使得小说的结构更加复杂精巧。读者如果以读巴尔扎克式的小说的神智去读这部小说, 就会如坠五里云雾, 不知所云, 以为这是作者在“发神经病”；读者如果按照新小说的方式阅读新小说, 层层解析作者精心设计的结构, 就会产生一种一步一步走出迷宫的愉悦和快感, 就不得不叹服作者独具匠心。

（4）语言的不确定。语言是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视的因素, 它甚至都上升到了主体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 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就是语言的不确定性。对此我们后面还有论述。

2.创作方法的多元性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创作原则必然导致其创作方法的多元性。多元性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又一基本特征。国际比较文学学者伊布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曾经指出, “绝对主义的对立面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以不同标准的多元共存为前提”, “多元主义意指多样性的互动。这一概念的主要长处在于, 它允许不同诠释框架的奉行者互相交流, 进而使他们参与到不同的框架中, 从而避免相互隔绝”。进入90年代以来, 由于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 以“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为代表的文化绝对主义已成为众矢之的, 世界各地的思想家和学者都开始思考、关注如何建立起新的国际文化关系这一最新课题。在失去中心与绝对之后, 全球人类共同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世界文化呈现出一派多元发展态势, 人们所重视的, 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多元性元疑同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倾向不无关系。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这种多元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融合贯通之中。
(1)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精神虽然与现实主义相去甚远, 但在表现手法上却有着许多相通之处。譬如魔幻现实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神奇结合。魔幻现实主义是后现代文化的产物, 其总体精神及创作方法都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 但是,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从来就没有远离过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首先是对现实的一种态度。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面对现实,力图深入现实, 去发现现实中、生活中、人类活动中的神秘所在。”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大都非常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创作目的明确, 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鲜明的爱憎观念。略萨说, 作为一个作家, “意味着同时负担起一种社会的责任: 在发展个人的文学事业的同时, 通过写作及其活动, 还应该是解决社会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的积极参加者”。因此,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于典型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 他们并不热衷于描写个人内心的非理性的变态心理, 而是牢牢扎根于客观现实,尽情地揭露当代拉丁美洲的政治寡头、大庄园主和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 表达作家对人民的同情,对民族与人民的命运的思考。卡彭铁尔对超现实主义的精神错乱的梦呓文学, 从一开始的欣赏到后来的厌倦到最后的决裂, 乃是因为他用理性对这类文学进行了严格的分析和审查, 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要表现美洲大陆的愿望。马尔克斯说, 他内心深处有两种信念:“一、优秀的小说应该是现实的艺术再现；二、人类最临近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他的《百年孤独》通过布恩地亚一家七代人的离奇曲折的遭遇和充满传奇色彩的坎坷经历, 描写了加勒比海沿岸小城马孔多百余年的历史变迁, 反映了哥伦比亚农村从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的百年沧桑, 表达了作者渴望和平、痛恨社会动乱、憎恶战争、反对外来势力、主张民族独立和团结的思想, 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因素非常突出。

(2)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在大部分分歧点上, 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似乎都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它们与其说是异中之同, 不如说是同中之异, 所以, 要将二者严格地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作家都受到过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 而许多现代主义作家又常常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某种后现代色彩。乔伊斯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家, 但近年来他又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开创者。他的《芬尼根守灵夜》常常被视为英美后现代主义新纪元的开始, 因为这部作品体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主义”向“以语言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的过渡。在这部小说中, 乔伊斯对语言实验和文本构造的关注超越了合理的界限。为了文本的需要, 他不仅采用了一种世界语言史上绝无仅有的“梦语”, 而且还让其他任何他认为可用的素材堂而皇之地进入他的作品, 由此他向读者展示的, 是一个独立而又封闭的小说世界和一座永远也无法走出的迷宫。乔伊斯此时想做的, 已经不是像他早年那样, 试图通过某种奇特的语言和文本反映点什么, 而是旨在通过语言创造出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乔伊斯终于完成了他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像乔伊斯这样跨越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界限的作家并不算少数, 卡夫卡、福克纳、贝克特、威廉斯、阿尔比等都是这样。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黑色幽默”显然受到过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影响。“黑色幽默”作家正是在将世界视为荒诞不经、无可理喻之后, 才采取了付之一笑的态度。这些“黑色幽默”作家“对于自己所描述的世界怀着深度的厌恶以至绝望, 他们用强烈的夸张到荒诞程度的幽默、嘲讽的手法, 甚至不惜用‘歪曲'现象以致使读者禁不住对本质发生怀疑的惊世骇俗之笔, 用似乎‘不可能'来揭示‘可能'发生或实际发生的事情, 从反面揭示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本质, 以荒诞隐喻真理。他们把精神、道德、真理、文明等等的价值标准一股脑儿颠倒过来( 其实是现实把这一切都已颠倒了 ), 对丑的、恶的、畸形的、非理性的东西, 使人尴尬、窘困的处境, 一概报之以幽默、嘲讽, 甚至‘赞赏'的大笑, 以寄托他们阴沉的心情和深渊般的绝望。” 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作者原本要以人类的智慧去嘲讽那些统治社会的军事官僚体制和控制人的生存权的大人物, 而最终这部“第二十二条军规”却成了无时无处不在、无法摆脱的人类荒诞处境的一个象征、一个圈套, 具有了永恒的意义, 甚至智慧也无法幸免于这一圈套。因此, 海勒对生与死、情与爱、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都采取了极端与陌生的讥讽嘲笑的态度。甚至昔日在莎士比亚笔下庄严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 在海勒笔下也成了戏谑之语:“死还是不死,这就是要考虑的问题。”小说在总体精神上更多属于后现代主义, 而在艺术手法上则更多地属于现代主义。

(3)后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正像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有着许多密切的联系一样, 后现代主义也常常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譬如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美国崛起的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一一自白派就是将浪漫主义的“抒发个人情感”这一特征推向了极点。自白派诗人坚决反对艾略特的诗歌创作原则和新批评理论。艾略特认为, 文化史的重大压力比诗人本人的创作冲动要强大得多,因此, “诗不是放纵感情, 而是逃避感情, 不是表现个性, 而是逃避个性”, 这就是艾略特著名的“非个性化”创作原则。新批评派在艾略特的这一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了“意图谬误”论。他们认为,因为人们常常将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对作品的价值判断混为一谈, 并以前者代替后者, 这样便导致了“意图谬误”, 因此, 批评家应当将作者的创作意图排除在文学批评之外。针对艾略特与新批评派的理论, 以及美国学院派诗歌创作的传统, 自白派诗人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毫无顾忌地揭示自己的个人隐私, 比如性欲、死念、羞辱、绝望、精神失常、接受外科手术、与雇主的矛盾, 以及对妻子、父母、兄妹、子女的扭曲的变态心理等, 由此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回归浪漫主义, 从而开创了60年代风行一时的“自白诗”运动。

3.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
人们通常认为,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现代主义是以“自我”为中心, 而后现代主义是以“语言”为中心。早在1932年法国作家贝克特就在他的小说《难以名状者》中通过主人公发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呐喊, “所有一切归结起来是个词语问题”,“一切都是词语, 仅此而已”。 一般来说, 现代主义遵循以自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 将认识精神世界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而后现代主义则倡导以语言为中心的创作方法, 高度关注语言的游戏和实验。前者通常将人的意识、潜意识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加以描绘, 刻意揭示人物的内在真实和心灵的真实, 进而反映出社会的“真貌”。而后者则热衷于开发语言的符号和代码功能, 醉心于探索新的语言艺术, 并试图通过语言自治的方式使作品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身指涉”和完全自足的语言体系。他们的意图不是表现世界、也不是抒发内心情感、揭示内心世界的隐秘, 而是要用语言来制造一个新的世界, 从而极大地淡化, 甚至取消文学作品反映生活、描绘现实的基本功能。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 后现代主义文学首先要揭露的就是所谓"现实"的虚假性, 即“现实”只不过是语言虚构的假象。在这一点上, 后现代主义的元小说可以作为代表。元小说( 又称反小说 )就是以戏仿( 或讽仿 )为主要范式, 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述本身进行反思、解构和颠覆, 这就在形式上和语言上导致了传统小说和叙述方式的解体, 宣告了传统叙事的无效和虚假。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家们认为, 现实是语言造就的, 而虚假的语言造就了虚假的现实。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就是虚假现实的造就者之一: 它虚构出一个虚假的故事去“反映”本身就是虚假的现实, 从而把读者引人双重虚假之中。 因此, 小说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揭穿这种欺骗, 把现实的虚假和虚构的虚假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 促使他们去思考, 去重新认识现实和语言。元小说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是“小说何以成为小说的小说”。 它自我揭示虚构、自我戏仿, 把小说自我操作的痕迹有意暴露在读者面前, 自我揭穿了叙述世界的虚构性和伪造性。“小说的真相就是:事实即幻象；虚构的故事是世界的原型”。这样一来, 在元小说中, 所谓的“现实”便只存在于用来描绘它的语言之中，而“意义”则仅存在于小说的创作与解读的过程中。

巴思的短篇小说《扉叶》就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创作的。在小说开始, 叙述者“我”正烦恼不己, 因为小说写了一多半仍“缺乏激情、抽象、职业化、不连贯性”, 有了“冲突、纠葛, 没有高潮”。“我”考虑小说如何结尾, 可是怎么思考也超不出“我们生活的故事”。“我”于是决定, 既然我们这些“靠耍笔杆子为生的”人都像“积习难改的编谎家”, 那就“换个常用名词”,“接着编吧”。原来, 传统的叙述世界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推而广之, 人类的许多“真理体系”, 如历史、宗教、道德、意识形态、伦理价值等等又何尝不是一种“叙述方式”呢? 正是这种叙述方式将那些散乱的表意符号用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因果逻辑整合起来, 组织起来, 构成了我们过去所说的“现实”。

同样, 在消解了“现实”的真实性后, 后现代主义者便相信, 语言本身就是意义, 语言再无须依附在其他的“现实”基础上。譬如在后现代主义诗歌那里, 语言本身就是意义,它拒绝表达,“每个词是块石头/象拳头般大小一一/我一块块扔向/黑暗的玻璃窗”。“我们使用这语言就仿佛我们制造了语言”, “这语言就是目的, 这语言就是地图”。 语言诗派更是直截了当地表明, 诗歌的主要原料是语言, 是语言产生经验。于是, 后现代主义诗人便在语言中找到了自己的家, 并在语言中自由自在地嬉戏。譬如史蒂文斯的代表作《风琴》, 就以纯粹的语言游戏, 狂喜的吵吵嚷嚷,改变了美国诗歌的语言风格。肯尼斯·科克干脆就指导学生用游戏的方法作诗 ,他让全班作一首诗, 每个孩子凑上一行。最终使得文字游戏、无聊话儿、非逻辑的表达都变成了后现代主义诗歌。与此同时, 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实验繁多, “诗人开始与声音,也与音乐和其他艺术合作。无数的译自多种语言的作品出现”。 出现在20世纪中叶的德国的具体诗, 又被称作“语言实验诗”。对于实验诗人来说, 文字不再具有确定的意义, 它只是一种与其语法职能或地位无关的符号, 是诗人用以构成某种图形的原料, 而这些图形似的文本本身就是目的和意义。譬如诗人戈姆德林就这样写道:“字是影子/影子变成字/字是游戏/游戏变成字。”正像字是游戏一样, 诗也是游戏。
既然语言能够制造“现实”, 语言本身就是意义, 那么, 后现代主义者只要沉溺于语言之中自由嬉戏, 就能获得充分的意义和乐趣。于是, 后现代主义作家一方面对传统文学进行戏仿, 在语言游戏中自得其乐: 巴塞尔姆将巴尔扎克的小说翻说成笑剧；巴思用“现代思辨精神”重写古希腊神话；戴伦坡把《诗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经验并置；伯吉斯反说莎士比亚抄袭《莎氏全集》；艾米斯“在现实中”重逢自己在小说中创造的人物, 惨遭愚弄。另一方面, 后现代主义作家又抹去了小说及其对象的差别, 将小说的虚构与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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