倩女幽魂虎咪元神:<左传>一书的优缺点

《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管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钱钟书的《管锥编》里谈到过左传，认为里面许多“密室之谋，闺房之议”是除了当事人之外的人无从知道的，钱的结论是左传有文学性，即虚构。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首先一点是左传的内容，其实几乎全部是列国世卿们的故事。在当时，各国的世卿其实是一个非常一体化的贵族圈子，大家互相都比较了解。作为一个合格的士大夫，要有一个基本功：“辩于列国卿大夫之班爵、贵贱、高低、能否”（大概是郑国子产时期的一个家伙说的，不是原文）。对于年轻人，这种能力应该主要是从家中的父辈那里学来的，学别人的家史是和人家打交道用，了解自家家史则是一种义务，没有这些共同语言，一个人恐怕别想在贵族圈子里混。

把这句话改一下就更贴切了：“明于列国卿大夫之班爵、贵贱、言语、掌故”。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不仅各家是怎么立的，列祖都干过什么大事，人品如何等等；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也也能迅速传布开，与士大夫有关的事件，包括盟会、战争、奔立斗争等等，也会马上在这个贵族圈子里形成一种比较固定的“说法”，当事者也在这种说法中形成了自己的固定角色。当然，这种公认的说法未必百分之百符合实际。

左传其实就是这些掌故的编年记录。所以我感觉它的作者应该也是贵族圈子中人，其叙事来源应该是家传。像孔子这种没什么根底的私生子，应该是写不出这种东西来的（“子入太庙，每事问。”混进这个圈子后，他肯定觉得要补的课太多太多）。

基于前面这些，我猜想左传可能是臧孙氏的人所写：首先，是鲁国贵族的可能性比较大；其二，书中对三桓家族的记录都几乎没有什么避讳，哪家都记了几件上不了台面的事；惟独对臧孙氏，几乎都是说好话的；当然，臧氏到后期是臧为继统，这仁兄是个偷大哥的王八壳的丑角，可以认定不是他这枝的人写的。最后，左传的开端也几乎和臧氏立家同时。

当然，作者问题也只能这么说说，应该是找不到什么外证的。不过我还想到另一部书——《世说新语》，虽然两书体例不同，但都是对贵族圈子里的一些掌故的记录，所以有些相通的东西。比如对同一个人，都爱用多种不同的称呼，这应该是因为作者和书中人物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对他们的家世比较熟悉的原因；另外就是，圈儿里人在谈起某个前辈人物（不一定是本家）的时候，往往也会有一个不太直露的称谓。比如东晋的王导被称为“王大将军”，其实他是篡反不成而死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左传的贵族风韵和遗老情结。左传的前几公部分比较简略，主要是国际事件，列卿事迹较少。中间一大段就主要是列卿故事了，“华彩乐章”部分应该算是郑子产和晋叔向，这大概是作者向往的贵族黄金时代。到定、哀公就少有对列卿风采、盟会精彩言论的记录了，变成了各国各家混乱相争、一片狗咬狗两嘴毛的场景。左传可能是作者基于对已经逝去的那个贵族黄金时代的留恋之情而做。

（我又有一个疑问：儒家爱说周公制礼作乐，可我怀疑像周公那个时代，周人面临的可是血淋淋的统治问题，制定一些统治制度是肯定的，但应该顾不上文化性太强的东西。春秋贵族社会的很多讲究，产生的渊源应该不会太远，比如赋诗之风，应该就是春秋中期世卿们繁荣的时候兴起的。可汉代确实鲁地多儒，莫非只是从孔子开始的？）

西欧的贵族时代也形成了一些贵族作风，和左传世说大体相同，都是基于身份优越感而产生的，骨子里都是一种顾影自怜。这个话题太大，现在没法多说。但最后一点：好象都是贵族社会开始面临威胁的时候，对贵族文化的热情也才发展到高潮；所以左传产生于战国，世说产生于南朝，而反映西欧贵族风貌的经典，我想应该产生在法国大革命前后了。这样说来，左传跟红楼梦又有神韵相同之处了。是不是所有的文史巨著都是贵族风韵挽歌和遗老情结的产物？其实未必，史记就不是这样。

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左传》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众说不一。这主要是对“起源”的认识不一致造成的。对小说起源的探讨，需要建立一个学术规范和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探讨小说起源易于达成共识。“史传”与“小说”的关系是小说研究界最关注的话题之一。经过考证，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左传》。
关键词：小说起源；史传；《左传》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4)01—0062—05

小说起源探讨的学术规范与逻辑起点
小说起源的探讨是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最困惑的问题之一，正如著名小说理论家萧相恺所说：“小说概念和小说起源这两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里争论最多的两个问题，历来争议颇多，迄无共识。就小说概念而言，在古代的中国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情况。有三种情况窃以为首先必须分清：一是古体小说，也即通常所说文言小说的‘小说’概念；二是滥觞于唐而盛于宋后的通俗小说，也称白话小说的‘小说’（或称说部小说）概念；三是清代末期引进的西方的小说概念。这三种‘小说’概念既有明显的不同，又有交叉重叠的地方。”①这三种不同的“小说”概念，导致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评估大为不同。用“文言小说”概念（这个概念出现得最早）来探讨小说起源的话，有人就追溯到《庄子》那段著名的论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一直到清末，有人依然用这种观念研究小说；也有人用清末引进的西方小说观念来研究中国小说，认为小说起源于唐，唐以前是小说史的空白。
小说起源产生如此众多歧义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小说起源中“起源”二字的认识不同，很多人将“起源”与“来源”混为一谈。但是，“来源”与“起源”是有本质区别的：“起源标志着某一事物的诞生，而来源却只表明构成这一事物的某种因素，这种因素完全可以来自不同性质的别一事物”②所以，小说的起源应该是指小说产生的母胎，而不应该是它的“来源”，来源固然应该考察，但不应该和“起源”等同起来。所以说神话、寓言等只能是小说的“来源”，而不是“起源”。二是对“小说”概念的理解不同：它究竟是口头传说还是书面作品，研究者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分歧是很大的。在这里我们先不按照现代的小说观念来衡量古代小说，但起码应该将小说看作书面作品，而不应该看作是口头故事。如果我们把小说看作书面作品的话，那么小说的起源就应该是作为书面作品的小说起源。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注意将小说文体的起源与小说因素的起源区分开，把和小说有渊源的事物及文体与小说文体的起源区别开，这样来探讨小说起源就会更科学和更有实际意义。就这个问题，萧相恺先生曾有精辟的论述：“即使我们用现代的小说观念去考察中国小说的起源，我觉得也有三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小说文体的起源和小说因素的起源；二是小说的起源和小说的渊源；三是小说的主源和小说的支源”；“有人把小说文体的起源等同于小说因素的起源，把和小说有渊源的事物及文体与小说文体的起源不恰当地关联在一起，对小说的主源与小说的支源不加区别”③。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文艺学范围内的文体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学、价值学兼有一部分文体学意义上的观念。每个人在研究过程中若都各取所需，就难免造成这种混乱。因此，小说起源研究需要一种学术规范和逻辑起点，即以小说文体的起源为中心来研究小说起源，这样才不会导致小说概念与小说本体的错位。小说是书面作品，这是最低也是最起码的逻辑起点，抛开这个去探讨小说起源只能越来越混乱。小说最起码的要求是必须具备可供阅读性。对小说起源的探讨，一是要限定在作为文字作品的小说的最初出现这一特殊意义上来进行，不是文字性的作品是无法作为小说来对待的；二是要注意区分作为“文类”的“小说”与作为“文体”的“小说”。唐以前的“小说”二字事实上是属于“文类”方面的，是历代公私书目著录的一种文章类别，与“文体”意义上的小说基本上是不同的。那些在唐以前被名之为“小说”的，在今天看来基本上都不是小说；而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小说的，在唐以前基本上没有用“小说”二字名之。叙事是小说文体的核心，离开中国的叙事传统是无法探讨小说起源的。无论是从古典小说发展的实际出发，还是从现代小说观念出发，都可以判定，叙事是小说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内在本质。只要是小说，不管它采用什么语言，不管是用散文还是韵文写成，它都必须是叙事作品。因此，对小说起源的探讨，就应该从最具叙事性的作品或文本中来寻求。
李剑国在论述小说起源时这样说：
从小说理论上说，所谓小说的起源实际包含着两种含义，人们在使用小说起源这一概念时，实际上也存在着两种着眼角度。一是指小说独立文体出现之前的小说前形态；一是指小说被孕育在何处，也就是小说前形态过渡到小说形态的过渡形式。而小说的形成是指这一过渡过程的完成和小说文体的建立。不过由于古小说文体的完善有一个过程，而且也必须考虑小说各种类型的形成过程，因此讨论小说的形成范围要更宽泛一些，但所谓小说的发端或起点，只能是已经取得或基本取得独立文体的初始小说群。自然，起源和形成二者是有联系的，因为初始小说群的形成也正是小说的前形态因素凝固为书面文体的过程。但从理论上说，起源和形成毕竟是属于小说发生学上的两个阶段。④
这段论述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对小说起源的研究应从“书面文体”做起，二是小说的起源与形成有本质区别。小说的起源是探讨小说的发端或起点，其中包含有起于何处的意思，而形成则是一个过程，尽管对小说形成过程的探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两者的关系不能混淆。
据此我们认为，小说的起源应该从具有书面作品形态、具有鲜明叙事特征的史传中寻找，然后从史传中找出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就是小说的起源之所。
几种小说起源说的辨析兼论
史传对小说的生育作用到目前为止，关于小说的起源大约有五种最有影响的说法：（1）稗官说。出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稗官说影响深远，到了明清之世，不少人把小说直接称作“稗官”。但究竟什么是“稗官”，“稗官”和小说有什么关系，班固都没有说清楚。（2）方士说。出自张衡在《西京赋》中所说的“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以及《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方士说认为，方士们将各种行术的方法、方术故事及有关的科学文化资料纪录下来，行诸文字，便是最初的小说作品，虞初就是这些方士的代表。（3）神话说。出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传说。”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还说：“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在鲁迅之后，小说研究者多承袭这种观点，如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古代神话为后来小说的滥觞，无论中国外国都是如此。”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吴组缃的《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理论》都持这个观点。（4）史传说。这种观点认为小说是从史传文学演化而来，如冯梦龙就认为“史统散而小说兴”（《古今小说序》）；马端临也说：“正史之流而为杂史也，杂史之流而为类书、为小说、为家传也。”（《颍水遗编·说史中》）当代学者黄均也说：“中国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我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地理、农医，大都从史学分流而出，我国的小说也自然成为史乘支流之一。”⑤（5）战国说。这种说法是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提出来的：“如果承认《汉书·艺文志》的‘小说’概念具有本体认定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不能轻视该志所著录的古小说文献在小说发生学上的价值，而且由这些古小说文献可以进一步推论：中国小说发端于战国”。⑥
除此以外，还有庄子说、诸子寓言说、劳动休息说等。但是近十几年来，不少学者主张“多源说”。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直接称之为“多祖现象”；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里，把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载有这些内容的先秦诸子和史传，均作为对小说产生过影响的文体和著作，并认为这些著作孕育了小说文体。
在以上诸说中，真正直接回答了小说起源的是张衡的“方士说”。《文选》卷二载《西京赋》云：“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其中，“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就直接回答了小说起源的问题，认为小说这种文体是汉武帝时的方士虞初创造的。王齐洲在《中国小说起源探迹》一文中，坚信张衡之说。通过大量考证，他得出的结论是：“‘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是符合汉代小说发展实际的”⑦。但是，这里所谓的“小说九百”只是具备了某些小说因素，并不是具有文体意义的小说。
但从历史上看，班固的“稗官说”出来以后，不相信“稗官说”的也大有人在，如鲁迅所言：“《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造也。”⑧据如淳所注：“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⑨。但是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之前，未见任何典籍有稗官的记载，而且对于这个“稗官”的所有口头传言，都没有文字性的著述，所以“稗官”无论如何不能算作小说的起源。
对于“神话说”，石昌渝评价说：“一般认为小说起源于神话，这个说法假若是就意识形态的源流而言，亦无不可。神话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始祖，不要说是小说这样的一个文学的门类，就是所有的文学艺术，所有的意识形态如宗教、道德等等，都发端于神话。所以我们说小说起源于神话，并没有解决小说的什么问题。”“神话文体是一个无法讨论的问题，所以，小说从文体上与神话有什么传承关系，也是说不清楚的问题，……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题材和精神。”⑩欧洲小说起源于神话，其发展轨迹为：神话－史诗－传奇－小说。但是中国小说与神话之间没有一个文学的中介，因为中国没有欧洲的史诗和传奇，所以“神话”只是小说形成过程中的来源之一，具备一些小说的文体因素，但并不能解决小说的起源问题。
在小说起源诸说中，“史传”说最切近小说文体起源的本质。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有《小说文体的孕育》一章，专论史传对小说的孕育：“中国却有叙事水平很高的史传，史传生育了小说。”?B11“从叙事传统来看，……史传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不论是在处理巨大题材的时空上，还是在叙事结构和方式上，还是语言运用的技巧上，都为小说艺术准备了条件。”?B12沿着石昌渝先生“史传生育了小说”这一重要小说起源观继续向前推进，结合小说所具有的文体要素，我们可以发现，小说起源于《左传》。
小说起源于《左传》
这里不谈小说起源于《史记》，是因为《史记》的产生比《左传》要晚许多年，而且，《史记》在写作体例和叙述方式上还借鉴了《左传》的很多手法。在先秦史书里，叙事性较强的史书是《春秋》、《国语》和《战国策》。《春秋》是孔子编订的，但记事极为简略，最长段落不过四十多字，最短的仅一个字，它根本不具备叙事文体的特征；《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初年。《国语》以记言为主，也记事，有些篇章写得还相当精彩，但其成书时间比《左传》晚，且总体文学成就不如《左传》；《战国策》是记载战国谋臣策士活动的一部杂史，大约是秦汉人杂采各种史料，以追述之笔编撰而成，后经过西汉刘向整理，才定名为《战国策》。《战国策》在叙事、描写、形象塑造、情节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在写人上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同时又有所发展，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范例，这显示出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趋势。不过，和《国语》一样，这一切都是在继承《左传》的基础上才得以进一步发展的。
根据牛津英文辞典的定义，小说有三个要点：（1）小说是虚构的故事；（2）小说具有相当的长度；（3）小说中的人物和事迹所描述的人生，是以某种复杂程度的情节建构而成的。一般认为，小说必须具备五个要素：主题，人物，故事，技巧，结构。就这些内容来看，“虚构”和《左传》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但事实却不尽然。作为史书，自然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但是到具体行文和描写中，特别是一些场景和细节描写，却有大量的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在里面。《左传》的叙事绝不像福斯特所说的那样是“历史家记录”，而是依据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对情节和细节精心地选择、巧妙地组织和细致地描绘，在写人叙事上不乏想象和虚构成分，如同钱钟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之前之问答，宣公二年磓?自杀前之感叹，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者。”钱先生在列举了大量的想象和虚构的事例后归纳总结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B13所以，史书并非只有“实录”没有“虚构”，而是“实录”与“虚构”的统一。
《左传》是中国历史著作中最古老、最著名的范本之一，对后代的叙事作品产生了巨大影响。《左传》既是一部史书，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唐代的大史学家刘知几说它“公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B14；近代大学者梁启超也高度评价说：“《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对于极其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B15梁启超的三个“极”字充分肯定了《左传》的叙事成就；金圣叹、戚蓼生等也在论述《水浒传》、《红楼梦》时谈及《左传》对这两部小说的影响。与这种赞美相反，史学家对《左传》的批评恰好从另一面说明了《左传》所具有的小说意义：“这些记事显然都不是史官的记录，而是经过文人加工过的，写作时间距离史事发生已远，明确时间没有保存下来，而且也不能追忆，只好付之阙如。正因为如此，记事者得以铺张夸大，不免有失实之处。”?B16而《左传》中最具文体意义的小说大多汇聚在这类作品中。
《左传》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早、最完备的叙事典范。它在叙事上的典范意义，既为史著同时也为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左传》的小说性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情节结构上以时间为线索，在叙述上倒叙与预叙、插叙和补叙同时使用；二是叙事富有戏剧性，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情节曲折起伏，紧张动人，最突出的成就表现在描写战争上；三是大量使用行动和对话来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能表现人物性格的变化发展历程；四是不管是记言还是记事，多用虚构和想象。在这方面，更深入更有说服力的探讨首推美国著名学者王靖宇先生，他在《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一书中，专门探讨了作为叙事作品的《左传》与中国叙事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是《左传》建立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基本理论并最终得以发展。王靖宇采用西方著名的批评家罗伯特·斯科尔斯和罗伯特·凯洛格的理论观点，分别论述了情节、人物、观点和意义这四个叙事要素在《左传》中的作用。（一）情节。作者认为，就时间的流动来看，《左传》情节的性质是线性的；从情节模式上看，《左传》有三种情节类型或次情节类型，这三种类型是传记性的、游记性的和戏剧性的，它们都对后代的小说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二）人物。《左传》以塑造大量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著称。按照福斯特的观点，《左传》中“扁平人物”居多，韦勒克、沃伦把这类人物称之为“静止的人物”。同大多数小说一样，《左传》描写人物最普遍的方法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和行动，间或通过其他人物的评论。（三）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叙述人的观点。《左传》采用的是无处不在、身临其境的第三人称观点。作者采用这种基本上客观和不带个人感情的写作方式，能够对事件作生动的富于戏剧性的描述，从而使读者对所叙述的事件不会产生怀疑，确保其叙事的权威性。（四）意义。无论是情节的设计、人物的描写还是观点的处理，最终目的是为了传达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左传》的历史是一部高度道德化的历史，它表达了作者对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意义的一种诠释。
王靖宇对《左传》的这四个方面（情节、人物、观点、意义）的分析与论述，与前面我们所分析的小说五要素(主题、人物、故事、技巧、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主题对应意义、人物对应人物、观点对应技巧、情节对应故事，而情节、故事与叙事观点的运用又能够表现出结构上的特色。说得更具体细致一点，就是《左传》在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和修辞传统等方面都直接具备了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文本特征，如《左传》的编年体体例，以年月时序为经，以事实为纬，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作连续的叙述，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具完整性，同时也使人物性格的发展演变更具可信性。当然这种编年体也有它的局限，有时对于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不能作连贯的完整的叙述，这些人物或事件往往被迫拆开放到时间叙述链中。为了克服这种缺陷，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方式，用“本纪”记述帝王、用“世家”记述王侯及特殊人物、用“表”统系年代世系及人物、用“列传”记述人物，《左传》的编年体是以事件为中心，而纪传体的《史记》则是以人物为中心，这两种结构方式都为后代长篇小说结构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三国志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在总体上采用编年体，而在小说的情节上基本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结构；《水浒传》、《儒林外史》采用的则是纪传体结构。综观中国古代小说，按照编年体结构方式写作的占大多数。由于《左传》的叙事方式为后代小说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模式，所以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卷六·叙事》中将这种叙事方式分作四体：一是“直纪其才行”；二是“唯书其事迹”；三是“因言语而可知”；四是“假赞论而自见”。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将中国小说的基本要素概括为：“一，描写才行；二，记叙事迹；三，记录言语；四，作者议论。”他认为，“这四体，合并起来恰好就是小说文体的全部，描写、叙述、人物对话和作者议论，小说的叙述成分莫过于此”。?B17因此，石昌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史传在文体上孕育了小说，换句话说，小说来源于史传”?B18。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也指出：“《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过也。”?B19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也曾说：“千古文章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B20。杨义也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干脆称《左传》为“小说之祖”。完全可以说，《左传》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小说叙事体系和杰出的叙事典范，它对后代小说的影响决不是简单的孕育因素，而是直接“生育了”古代小说，换言之，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左传》。

《左传》在文学上和语言上的成就很大。其善于叙事，往往能用简洁准确的语言，将头绪复杂的事件交代得清清楚楚，生动传神。特别是对春秋时期几次大规模的战争的描写，备受后人推崇。书中记述的辞令，尤其是外交辞令也很出色。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曲，意味深长。只是平心静气地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真所谓恰到好处。这固然是当时风气如此，但不经作者的润饰，也绝不会那样在纸上活跃的。”这些对后代文学、史学和语言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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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 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 特点。《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 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 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 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 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 心协力。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 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 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 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至此，叙述圆 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如，作者 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不 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 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以《左传》 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 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 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 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 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在这些看似 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 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 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他：
一． 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事件的故事情节化。如，《郑伯克段于鄢》，记叙春秋初期郑国王室内部兄弟、母子之间一场争夺王位的残酷斗争。这一场历时长久的劝争，《左传》作者仅用了500余字，就把时间的起因、发展、结尾叙述的得明白生动。
二． 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如，《晋公子重耳之亡》叙述重耳历经19年的流亡生涯，从一个贪图安逸的贵公子，最终成长为一位心胸宽阔、胆识具备的政治家。
三． 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左传》擅长写战争著称，它记叙了春秋时期许多场大大小小的战役，往往注重对双方战前谋划的叙述。
四． 善于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左传》。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纯用义理解释《春秋》，而《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书中虽仍有不少讲天道鬼神的地方，但其重要性却已在“民”之下。
书中反映出作者儒家的政治理想，但是，试图用简截鲜明的道德观念评价复杂的历史，难免要遇到麻烦。最明显的，对于各国间频繁的战争，作者总是要首先辨明双方在道义上的曲直是非，并将此同胜负结果直接联系起来，企图说明正义之师必胜的道理。因而作者勉强作出的评述，常显得迂腐可笑。
《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应该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较以前任何著作，叙事能力有惊人的发展。这种叙事能力，对后来的历史、文学著作，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左传》所记外文辞令也很精彩。虽然是对原始的官方记录的处理，显得精炼、严密而有力。与《尚书》乃至《国语》所记言辞相比，差别是很明显的。
从文学上看，《左传》叙事记人时，重视故事的生动有趣，常以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形象。虽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与戏剧的产生相当迟，但《左传》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的这一类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这种传统为后代的小说、戏剧提供了经验，及丰富的素材。

■《尚书》重于记言，《春秋》重于记事。
■《春秋》的记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
■《春秋》的编写体例是编年体。
■《左传》和《国语》的作者，司马迁认为是左丘明，对此，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无名氏的作品。其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十七年。
■“艳而富”的是评价《左传》的特点。
■《左传》最突出的是民本思想。
■《左传》辞令的特点是委婉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