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那个妇科大夫好:什么叫社会主义单位制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单位制

　　一，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不仅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出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也是存在很多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东西的（只是不用这种方式表述而已），比如户籍制，档案制和单位制等。而作者对其中的单位制深感兴趣，于是由对单位与单位制的含义与特征的讨论开始，逐步阐述了单位制的形成过程与历史渊源，内部存在的各种复杂的关系，改革开放对它的冲击与带来的变化以及中国单位制之所以可以称之为特色的一些特性。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来使人对中国单位制这一独特的东西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从而进一步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理解当今社会中一些独特的社会现象。

　　二， 关键词：

　　单位制 分配制 短缺经济

　　组织 关系

　　三，正文：

　　现在人们总是津津乐道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谈论着中国历史的变迁。的确，改革开放后中国所走的一条个性鲜明的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明显的。不过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同样走着一条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户籍制度，档案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单位制度等①。这些制度都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而本文要论述的，是其中的“单位制”。

　　一， 什么是单位和单位制

　　要弄清楚什么是“单位制”，就必须弄清楚一个概念——“单位”。提起“单位”，中国人特别是城镇居民总是会觉得特别的熟悉，因为就在不久以前，几乎所有的城镇居民都还被包括在这个特殊的组织之中，是其中的一分子。即便今天，人们依旧会习惯性的问：“请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它等同于问“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您在哪里高就？”。这就是中国几十年来总体性社会的积习，是行政性整合远远强于契约性整合所造成的结果。不过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自由流动资源”的增多和“自由流动空间”的加大，“单位”的意义越来越模糊，也正在逐渐被其他词语代替或转变意思，例如工厂，机关等。

　　在很多人看来，单位就是进行生产性工作的场所，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单位并不等同于西方的工厂，也不是当时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它是国家建立并实施有效控制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科层化组织，是国家为实现对社会活动资源的再分配，实现对城镇的有效的政治控制与社会动员的一个系统。是一种再分配的制度化组织，是一种国家实现统治与个人取得利益的工具。也就是说，在国家掌握几乎所有资源的大前提下，单位是为国家将资源分配到个人的工具，同时，单位又是国家控制个人的工具，单位成员是有严格的身份的——这种身份往往将伴随这个人的一生。单位为成员提供住房，交通等一切生活所需，而这种所需，则需要单位成员牺牲自己的一些权利。单位帮助国家实现了严格的人生控制，同时单位又是完成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由于单位几乎掌握了个人的一切，因此当需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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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很多人认为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在照搬照抄苏联的模式，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前，中国领导人就已经力图在寻找中国自己的特色道路了，特别是在1956年以后，中国领导人开始做种种个性鲜明的探索，尽管有一些失败了，但它们依旧是中国特色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说是照搬苏联模式。

　　通过单位往往可以达到最好的动员效果，中国改革开放前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就往往是先在单位和合作社内开展的。

　　这就是单位，实际上它的政治与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生产意义，它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保姆”。而当单位普及中国城市的各种组织之中，成为一种成型的制度时，中国城市的基本统治形式——“单位制”形成了。

　　单位制存在有两种基本的组织：以自身专业分工为基本组织目标的社会基层组织和以执行国家意志为主要目标的行政组织。这类似于韦伯的利益性统治形式与强制性统治形式，所谓利益性的统治是指以报酬为基础的，具有交易性特征的关系，它主要通过经济组织来实施；而强制性统治则是独立于利益之外的，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权力，它往往通过官僚组织来实施。然而在新中国，两者是实现高度的统一的，经济组织与行政性组织高度集合，形成了中国的两大组织系统制度——“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度”。也就是说，实际上单位同时也是行政组织，单位领导同时也是国家干部。单位制——实现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集成，经济性组织和行政性组织的统一，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全面的，下级对上级的，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的向度和结构。国家得以完成对社会的完全取代，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模式。

　　在自身的发展中，单位制逐渐衍生出了以下的一些特征①：

　　1. 短缺经济与福利的分配制以及单位与个人关系的非契约性。在建国初期，实际上物资是十分匮乏的，即出现了所谓的短缺经济，而随着单位制的建立，这种短缺经济却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各种生产生活必需的资源，就不得不采取分配的方式，而单位，就是分配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单位中，除了工资以外，还负责福利的分配，比如住房，医疗，教育，交通工具等。也就是单位完全负责个人生活的一切，这种福利的分配制等同于是一种完全的承包，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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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考虑到单位制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因此我认为它的这些特征也是逐步形成而不是立刻定型的。

　　面保证了资源的合理分配，帮助度过了经济短缺时代①。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严密的社会控制等政治目的与方便快速的实现全民动员等社会目的。而同时，这种分配方式也导致了单位与个人的非契约性。共产主义是没有失业的，而户籍制度的实行也要求个人有很稳定的职业，因此，单位与职工也就形成了一种依赖与控制的关系，而不是西方普遍的契约性关系。

　　2. 多重控制项与多重功能的合一性。在当时的中国，对单位领导的考核，对单位领导的评价，并不是仅仅取决于单位的经济效益，单位所创造的利润。经济参数只是考核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单位职工的意识形态与思想状况如何，政治运动的好坏，环境的好坏，单位职工生活的好坏等都成了考察的内容，有时候甚至起决定性作用。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则是由于单位功能的合一性，单位身兼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等多重功能，这种全包式的组织形式就决定了对于它的考核必须采用多重标准项。

　　3. “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分离。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组织的结构都符合科层化的形式，所有的资源都被科层制所垄断，所有组织都被官僚体制纳入吸收，实现了“结构”科层化。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结构”科层化的同时，一切科层化的游戏规则在中国被抛弃，“事本主义”没有得到遵守，所有的章程被搁置而没有很好的实行，一切变的以“人”为本，理性化的真正的科层制被拒绝。变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中国有高度发达的科层制，但在这种科层制下却是一种很低的生产效率。科层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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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当然其中也出现了十年自然灾害等事件，但总得来说，单位制对于福利的合理分配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而至于一直处于短缺经济，则我们后面会说到是由于单位制对于生产的抑制作用，但这与它对分配的贡献无关。

　　4. 非流动性与永久性的就业。这种非流动性包括劳动力的非流动性，也包括资源等的非流动性。户籍制将人们都锁在了自己的单位之中，人的流动性变得很小，而且即使流动也是向上的流动，而金字塔形的行政组织结构就已经决定了这种流动的微弱性，而另一方面，资源的完全性的国家分配也使得“自由流动资源”的存在几乎就是不可能。而永久性的就业，则使得单位的领导者缺乏有效的实现企业内资源的优化，工人也缺少努力生产的动力与压力。

　　实际上这些既是单位制的特征，同时也是单位制形成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特征使得中国的“单位制”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同时也对中国的社会特别是城镇社会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二， 单位制的形成

　　前面已经大概的论述了单位和单位制的含义以及特征，那么单位制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单位制实际上是党的组织系统向一切社会组织延伸的产物。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力量过于弱小而被迫长期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反抗各种压迫与困难，形成了一套对付资源严重匮乏的农村短缺经济的有效手段——根据地的建设——党为了能有效发动群众而深入基层①，建立各种群众组织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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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农村基层是党的战争资源的主要来源：多数红军战士是农民，军装，粮食等后勤物资也都来自于农村，对战争资源的运输也多依靠农民，因此对农村的控制对于共产党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大事，根据地必须建设好。

　　构以进行革命与建设，但这些群众组织与机构都隶属于党政机关或军队，是建立在对党的绝对忠诚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机构严格执行略带等级性质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这实际上是单位制的雏形，这些组织与机构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功能于一身，实现了用一种相对平均的方式分配匮乏的资源，当然同时也实现了对资源的垄断。而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由于对社会各种组织的控制都由党领导的军队直接接管——革命战争期间，党没有精力与时间培养和锻炼专业行政人员，因此不得不使用自己信任的军队人员来接替单位中一些重要的领导职位。这样一来，习惯于根据地组织系统的各级领导人员为了克服解放初期的短缺经济，就将这套根据地组织方式带入自己所领导的各类城市社会组织之中，成为了城市的最基本组成元素——单位。

　　当然，没有共产党自己的意愿，任何“转职军人”都是无法做到将在农村根据地的一套在城市单位中使用的，更无法使单位成为城市的最基本组织形式的。而在当时，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境遇：在连年的战争和腐败的统治以后的破烂的中国，一个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的贫困的社会，只有少的可怜的一点工业基础，现代化的科技与知识更是无从谈起，而发达的生产方式与组织形式也只是一种空谈，甚至于我们一直以为骄傲的民族主义精神都是涣散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两大历史任务：结束自清朝中期就已经形成的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实现富国强兵和工业化。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对极端的手段，建立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总体性社会。而这种总体性社会在城市实现的重要形式和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单位制。“掌握了国家机器的党把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军事化组织方法和向往平均主义的大同世界的群众激情当作克服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手段。在这样一个对社会重新组织过程中，单位遂成为现代中国一切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①

　　在各种政治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在一系列的政策实施以后，二元制的城乡关系结构建立起来，私人经济被消灭，市场活动被压抑，农民与农村经济成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服务的“机器”并无法得到工农联盟中应该享受的优势地位，一切国家行为都被纳入计划之中，计划经济正式形成。“计划管理的特点是：计划的决策是政治性的，计划的制定，下达，执行和监督按行政程序进行，因此，一个等级森严，金字塔形的行政组织体系是中央集权几乎管理的必然配合物。不仅国营组织成为行政组织的附属单位，就连城镇组织也随计划范围的扩大而被“归口”管理，成了单位。”②。

　　在这样一种计划体制下，一切自由的人员与资源流动都不可能发生，而社会主义是不能存在失业的③。因而安排城镇居民就业也就成了国家必须的责任。就这样，当职工将自己的部分权利转让给国家以后，国家也担任起了相应的责任，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的问题国家当然必须予以解决，于是所有职工的福利都被国家承担了下来。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资源是短缺的，没有那么多富足的资源可以分配给大量流动的人口，而且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也不利于社会治安与行政管理，另一方面，国家也没有那么多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岗位给对当时来说过多的城镇人口，于是国家就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严格控制社会组织以缓解个方面的压力。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特别是户籍制度的实施，使得单位制的人身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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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引自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单位组织形式》（中国社会参考资料）

　　②引自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单位组织形式》（中国社会参考资料）

　　③这是当时社会普遍的看法，这种看法甚至在改革开放初期依旧存在。

　　被定型下来，单位制得到了完善。

　　三， 单位制中的各种关系

　　在阐述完单位制的形成以后，我觉得有必要阐述一下单位中存在的复杂的各种关系，因为正是这些关系的存在，才使中国的单位制显得如此有特色，也正是这些关系的存在，造成了单位中的种种问题，有些因素甚至影响到现在。

　　1. 单位与国家的关系。一方面单位依赖于国家，因为单位可以说完全是依照国家的意愿而建立的，而它对其成员所分配的资源也来源于国家，它的领导人的任免与转变由国家决定，一旦离开国家，可以说单位就无法存活。但另一方面，国家又有赖于这些单位来进行控制与社会整合，单位是国家与个人间的联系纽带与缓冲层，只有在单位的帮助下，国家才能有效的实现自己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统治模式，一旦单位被瓦解，而新的管理体制没有形成的话，国家就不得不直接赤裸裸的面对人民，却没有有效的手段可以实现社会的控制与整合。

　　所以说国家和单位是相互以来生存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它们又是相互独立的，国家完全可以离开单位，抛弃单位，只要它用一种更好更有效的管理体制替代单位制。而单位是一个“人治”的“小社会”，是一个“家族化”了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虽然资源来源于国家，但是对它的分配却取决于单位的领导人，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和庇护关系使得单位并不是仅仅听命于国家，而是成为有自己的意志的特殊的群体。因而可以说单位与国家是一种依附与控制，但同时有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关系。

　　2. 单位内部的各种关系。在单位内部的人际关系，可以分为纵向的上下级关系和横向的同事关系，前面已经说过，在单位中实行的是一种等级制的平均主义，但实际上等级之间的收入差别是很小的，更多的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倾向。但是对于福利的分配中的不平均主义却是很明显的，因此在这种取得“福利分配者”——领导的欢心就显得如此重要，于是单位中的派系结构形成了：那些和领导关系密切的人成为积极分子，而与领导人若即若离的则成为边缘分子；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亲疏与争斗，这样一来积极分子又分成了很多的派别，而边缘分子也由于自己的一直而形成了各种派别。这种纵横交错的派系结构是以利益为主线的，但它却成为了单位内基本的权力，利益和行动结构——在职工依靠领导人得到更多的资源的同时，领导人为实施自己的意图，获得更多的非正式资源，也必须依靠职工，这种相互依赖与利用的关系最后导致了单位“家族制”和寻租现象的出现。“所谓寻租是经济学家图洛克最早在研究垄断资本时发现的一种现象。所谓寻租指浪费资源以夺取人为权利转移活动中的租金。由于在单位这种制度化组织中，人们浪费大量精力来建立与领导的关系，进入派系渠道，来赢得短缺资源的优先分配；而同时对整个再分配体制而言也付出许多代价，设计了许多组织机制来防备这种派系结构和非正式关系对组织可能产生的耗蚀作用。这表明单位内影响活动带有很强烈的寻租特点，也就是影响活动是以产生大量机会成本的代价维持再分配体制”①这就是“家族化”了的单位中的人际关系，下级对上级权威的服从与对他的权力的依赖，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同志”关系的形成，这种同志使得人与人之间实现平等的同时，“人情”消失了，但“同志”间的亲疏却存在，“朋友”关系没有了，个人在追求利益时被“原子化”。总之，单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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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引自李猛，周飞舟，李康 《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资料）

　　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中的特殊形式的派系结构。

　　3. 单位与个人的关系，由于个人的一切资源都是来源于单位的，单位负责个人的住房，医疗等各项事物，因此单位与个人是一种控制与依附的关系，但是这种控制是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的：首先是个人对领导的依附，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单位是一个“人治”的“小社会”，因此领导在其中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实际上单位是无法真正做到很严格控制个人的；另一方面，单位矛盾的解决在于“幕后”，为了保持形式上的一致与团结，一切的矛盾都不可能放到台面上来，这种游戏规则使得单位对个人的控制出现了很大的真空。而在单位方面来说，个人对于单位也是很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个人是单位的基本组成成分，是单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同时也因为他对单位中权力的分配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权力不仅仅取决于权威性，同时也受到所处的位置，具体的权利安排的影响，而权力的源泉则是社会关系，单位中的权力基础是由非正式精英关系网和群众关系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人治”的单位中，对单位权力的掌握除了国家的任命以外，还有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个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是很讲究“关系”的社会，因此我们通过对单位与国家关系；单位内部各种关系；单位与个人的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到单位制这种体制的特殊性，也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单位制。

　　四， 单位制的变迁

　　1978年，中国经历了历史的又一转折——改革开放，它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单位制，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单位组织生存的基本制度基础并未发生改变，改革开放更多的是引进了西方的企业与其管理形式，是创新而不是去旧，这在改革初期表现的尤为明显。之所以说生存的基本制度基础没有发生改变，是因为单位制的完全依赖性结构体制没有发生改变：国有资产依旧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主导性优势；所有的单位组织仍然隶属于国家，这里说的是单位组织，而不是所有的社会组织，在改革开放以后单位组织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但是对于单位组织来说，它们依旧是国家控制的，在很大程度上依旧要依附国家以继续生存；国家仍然掌握了对单位领导人的任免权。

　　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制生存的最基本的要素并没有被撼动，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单位制在改革开放以后，确实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 单位自主性的加强，国家的“放权让利”的政策使得单位“自由流动资源增多”和“自由流动空间扩大”，这使得社会成为机会的独立来源，国家一统资源的时代结束了，单位的自主性得到了加强。单位有了一些独立的资源来源，而不必再过分依赖国家，破产，合并，下岗等机制的引进使得单位有了活力并开始了市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单位作为行政组织的功能与再分配功能都明显弱化了，单位都开始重视经济功能而不是追求一应俱全，面面俱到，单位不再愿意成为“保姆”，不再负责单位成员个人所有的福利，单位“小社会”解散了，“社区”开始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很多领导人开始追求经济法人的地位而不是拼命向上爬，提高行政级别。单位开始成为“雇主”，契约性关系被引进，一些单位开始向厂商，企业转变。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困难是很大的，前面所论述的依赖性体制结构一天不消失，单位制就会继续存在。

　　2. “内部人控制”的出现。国家控制的放松使得单位内部人员对于单位的控制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国家对单位实行“利改税”，利润留成等变相的承包制等政策以后，单位本身的自主权进一步，单位法团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而内部人的控制，是其中最实质性的表现。现代企业都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而“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就会产生内部控制问题。单位也是如此，只不过在改革开放前的这种关系由于国家强劲的控制力和单位资源的完全依靠国家而并不是特别明显。但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单位内部控制问题变的越来越明显。单位领导人和单位职工对单位的控制力随单位自主性的加强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尚未完善而变得很强，于是开始更多的追求自身的利益。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单位的福利化，如果单位内部职工监督控制权的扩大，职工越来越有机会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福利，甚至将这种扩大化的福利建立在损害单位的效益和国家的利益上；另一个是领导人的腐败问题开始突现，如果单位内职工的监督力度不够的话，单位领导人就变的很有机会腐化堕落，有些领导人的腐败是表现在有公款大吃大喝，中饱私囊上的；有些则是在单位股份制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谋取更多的利益，使自己由权力精英转变为经济精英，把单位分光吃净；有的则表现在收受贿赂，变卖单位上。总之形式多样，五花八门。这种单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变化对单位产生的很不利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

　　3. 契约关系的引进与单位和个人关系的变化。改革开放给单位带来了股份制，带来了法团主义，同时也带来了契约。于是下岗成了一个很时兴的话题，单位不再是终身保姆，不再完全负责职工生活中的一切。它开始引进西方企业的那套福利机制，开始使自己变成仅仅是生产场所而不是生活场所。“小社会”开始消失，现代性的工厂开始出现。在单位只负责一部分医疗，住房的同时，个人获得“自由流动资源的机会”加大，“自由流动空间”扩展。个人不必再完全以来于单位，特别是契约的引进使得“铁饭碗”成为空谈，因此单位与个人的控制与依附关系明显弱化了。而伴随着这种福利性的强化和依附关系弱化的，则是派系结构的分化，有些单位的派系结构消失了，而有些则得到了加强，这都往往由单位的性质和效益的好坏以及单位领导人与职工的能力等因素所决定。

　　4. 单位内部涣散和单位的市场化。随改革的深入，单位和国家的联系越来越不紧密，国家不再负责单位的原料供给和产品的销售，这样单位就不得不直接面对市场，加入市场竞争，为自己寻找出路，单位走向市场化。与单位市场化同步进行的是单位内部机制的涣散，由于长久以来单位一直习惯于作为国家的大车间，因此当市场化来临时，它显得如此的不适应。于是单位内传统的“工厂-车间-班组”的严密结构形式被打乱，契约的引进使得单位不必再无限制的负责各种杂乱事物而可以专心从事本职，但同时如何安置单位内部富余人员，如何克服自身体制缺陷，如何摆脱长久以来的亏损和债务，这些问题都浮现出来。终于，一种异质性的产权关系形成了——单位，特别是有实力的单位大量在外面开办分企业，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自身的母体却依旧亏损并承担着债务，“子母型企业集团”形成了。这种形式使得原有的单位结构被破坏，企业内部涣散了。

　　改革开放还给单位带来了其他的一些变化，比如破产制度的引进使得“不倒翁”倒下了，追求经济效益再次成为单位的第一要务，这种“要务”甚至于流行到了本不应该流行的单位中，比如行政单位的“政绩工程”和经济化，事业单位的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等。我们无法评价这种变化是好还是坏，但是有一点，单位制确实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五， 中国单位制的一些特性

　　前面已经说过单位制和户籍制等一样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这种中国特色又是体现在哪里呢？中国的单位制在开始的时候除了是把根据地组织的城镇化以外，实际上还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所以在一些外国学者看来，中国的单位制和苏东的单位制是相同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很牵强的，中国的单位制在与自己国情结合以后，可以说已经完全被本土化，有了自己的特性了。

　　1. “结构”科层化和“功能”科层化的分离以及仪式化的组织形式，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单位是一个高度科层化体制下的低效率，而在苏东地区，科层化制度十分严格，组织很正规化，一切都以国家的政策和单位内部的规则为依据，“人”的因素十分少。在中国单位这种分离的状态下，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制度化和仪式性组织形式，而对单位的技术性不重视。这种仪式性质是由中国单位的“德性再分配体制”所造成的，在这种分配体制下，单位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不是按照经济效益与经济贡献，而是按照品德与政治觉悟的标准，而这种品德与政治觉悟是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的，因此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的色彩，同时使得形式主义现象严重，而单位内部的派系结构则使得“幕后”解决矛盾的方式得以存在。这样一来，单位的仪式性质就形成了。

　　2. 单位内资源与依赖交换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交换的全面性，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存在像中国的单位制这样的特殊状态——单位负责个人的一切福利，从住房到吃饭一切全包，这种仪式性的福利状态是在其他社会是找不到的，同时个人用来交换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劳动力，还包括一部分的自由等权利。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