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x合法的世界女主:汉代的古近文之争及历史影响

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学术公案——古今文之争——的序幕。在此之后，古今文学派之间的争论持续不绝，一直延续了十几个世纪，直到近代，两派的对立还存在着。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学术史，而且波及到了思想、政治等诸多领域。
　　早在西汉成帝年间，当刘歆随其父奉诏校秘书图书时，他就发现了用古代的“蝌蚪文”写成的《春秋左氏传》。当他对这本书进行学习与研究时，他发现这部《春秋》“传”可能比当时已经立为官学的《公羊传》和《谷梁传》更好，因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刘歆又引传文释经，“转相发明”，在《春秋》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当时，鲁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逸礼》，还有毛公的《毛诗》已经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并有了一定的学术影响。于是，刘歆本着传承文化，弘扬儒道的目的，借自己亲近哀帝的机会，提出了立这些“野学”为“官学”，立这四经博士的建议。之后，哀帝就下诏令五经博士与刘歆讨论着这一建议，但出乎意料的是，“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在这种情况下，刘歆就作了这篇《移让太常博士书》来谴责诸博士的顽冥不化。
　　这篇“惹祸”之文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他叙述了儒家的道自远古到西汉的流布情况，其中着重叙述了孔子以后，道的载体六经在秦代的遭遇及汉初恢复的艰难，同时也说明了今文经的先天不足。在第二部分，他叙说了古文经的发现经过、价值及其受到的冷遇。第三部分，刘歆把哀帝“悯文学错乱”与诸博士“深闭自固”，“绝灭微学”的行为对比，对当时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今文博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最后，作者从“礼失求诸于野”的理念出发，论证了立古文经博士的必要性。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刘歆那种为“道”的传承与发扬而呐喊的精神，这是一种以学术传承为己任的大无畏的精神。何以言之？实际上，呐喊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刘歆所责让的人是五经博士，这些人是学术上的权威，但同时，他们的背后却是政治上的权臣。学术权威不能杀人，政治的权臣却能够杀人。虽然当时刘歆与哀帝“亲近”，也还是经受了巨大的政治威胁，当师丹做了大司空以后就劾奏刘歆一个“改乱旧章，非毁先帝”的罪名。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刘歆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流放”，“求出补吏”来缓解来自权臣方面的压力。所以，刘歆确实是“卫道”的勇士，学者中的英雄！
　　现在让我们反过头来看看刘歆的对立面，当时的学术权威——太常的博士。他们对于刘歆要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的反应是“不肯置对”，这种反应的背后则是他们不言而明的态度——反对。他们为什么反对呢？由于他们“不肯置对”的态度，使我们无从知道，这实在是有些遗憾。但是，有趣的是，历史的相似性又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一些他们的理由。东汉光武年间，一个叫韩歆的尚书令又提出了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虽然他要立的具体的“经”与刘歆欲立的不同，但遭到诸博士反对的结果却是相同的。然而这一次，由于来自皇帝的压力，诸博士们已经不能用“不肯置对”来应付了。于是，一个叫范升的家伙就留下了一篇文章，正是这篇文章使我们有幸看到了“反对者” 们的真实想法。范升的观点主要有三：1、“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比类”,你也要立为博士，我也要立为博士，立起来没完。2、先帝不立，所以不能立。3、“道”的传承必须“闻疑传疑，闻信传信”，不可更改。对于范先生的这些理由，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很明显，都是些不攻自破的歪理。然而，正是这些说辞，在大汉帝国时代，却畅行无阻，堂而皇之地阻碍着学术的正常发展。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毕竟，人性各有弱点，为了既得利益，大多数人还是宁愿选择“抱残守缺”的。我想，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那种体制，正因为有了官学，有了博士制度，才有了既得利益，才有了被压抑的“野学”，于是，才有了《移让太常博士书》。对于科学来说，是不应该人为的立“权威”的，那只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及学术自由。当然，即使不立权威，“绝学”、“微学”的成长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样就要求有良知的学者能够发扬刘歆这种为“道”而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人人都有“移让太常博士”的精神，这样才容易作出通天的“文章” ！
　　当然，我们也要相信，真理早晚会有出头之日。
　　（作者系历史文化学院2003级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先驱者之歌
　　——读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
　　刘冬蕊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杰出人物层出不穷。有投笔从戎者，也有用笔作武器进行战斗者。有一位学者，他就用自己的笔在学术史上写下了不凡的篇章，他就是刘歆，一位为经学和儒学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学者。因为他的识见，因为他的执着，因为他吟唱的那首先驱者之歌——《移让太常博士书》。
　　刘歆，字子骏，汉皇族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刘向少子，自幼聪慧好学，通《诗》《书 》，良好的家学渊源使他获得了渊博的知识，并对当时学术状况有了一定的看法。成帝时被任命为黄门郎，后随父刘向受诏领校秘书，通晓六艺传记。刘向死后，他继承父业，在刘向所撰《别录》基础上撰写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这种知识储备成为他日后研究古文经学的坚实基础。
　　西汉后期，作为显学的今文经学日益衰落并趋于神秘化，“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而与此同时，原在民间流传的古文经学逐渐兴起。古文经传虽经秦时焚毁和秦汉战乱，仍有很多留存于世。至汉武帝时，朝廷已收集了大量先秦时代的经传古文本。司马迁《史记》中多次提到“古文”，如“《诗》《书》古文”、“《春秋》古文”、“《古文尚书》”、“孔氏古文”等，《汉书·艺文志》也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到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已有相当发展。
　　作为光禄大夫的刘歆，有机会接触大量典籍文献，在整理秘府藏书时，刘歆发现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传。其中他非常重视《左传》，细加研究，“引传文以解经，转向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刘歆传》）对古文经学的潜心研究，使他看到了今文经学的固陋。
　　面对西汉后期的经学现状，刘歆跳脱今文经学之藩篱，倡导《左氏春秋》等古文经学，开启时代新音。哀帝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尚书》、《逸礼》、《毛诗》等古文经传立于学官。刘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这种见解是有道理的。而“诸博士”或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或不肯置对”。作为先驱者，他是孤独的。四周一片反对之声。刘歆并不明白，他并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要改变现存的状况总是很难的，刘歆数次求见当朝宰相孔光，希望得到支持，却始终未得到答复。刘歆非常气愤，遂联合五官中郎将房凤、光禄勋王龚联名撰写《移让太常博士书》，严厉谴责太常博士。
　　《移让太常博士书》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它集中体现了刘歆对经学现状的思考，批判今文经学的固陋，指责今文经学博士的抱残守缺。先驱者的眼光与识见总是独到的。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刘歆主要论述了下面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五经》的成书及道义绝于世。他指出，《五经》蕴涵大道，在三代时“其道甚著”，“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只是到周后期“礼乐不正，道之难全”，孔子“忧道之不行”，对五经加以整理，“以纪帝王之道”。孔子对五经的整理应是最接近大道的，但在孔子去世后，弟子分为几派，及至“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又经过战国之乱、秦代焚书坑儒，经传已所剩无几，“道术由是遂灭”。自汉惠帝始“除挟书之律”，景帝使晁错从伏生受《尚书》，由是今文经学兴起。但汉代距孔子之时已远，口耳相传难免出现讹误，而今文经学者“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繁言琐辞”，儒家道义终未得到彰显。
　　二、古文经的兴起。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中，古文经传遂行于世。刘歆认为，《逸礼》、《尚书》、《左氏春秋》等古文经传只是因“遭巫蛊仓卒之难”等原因，“未及施行”，而它们又可以与今文经传相印证，弥补今文经学“经或脱简，传或简编”的缺漏，有利于探原旨、求道真，因此，为了学术的发展，也应该立古文经学于学官。
　　三、今文经学博士的缺点。博士职位一直为今文经学所垄断，立古文经学便意味着今文经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今文经博士的优势会受到挑战，这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他们激烈反对。长期的优势地位使他们孤陋寡闻，怀私意、“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不考实情，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这种批判，言辞犀利，击中了今文经学的要害。
　　《移让太常博士书》引起了强烈反响，刘歆对今文经学及今文经博士的抨击，使许多人愤怒。正如处在一间黑屋子中，其他人都在沉睡，只有刘歆一个人是清醒的，他大声呼喊，想打破今文经学的藩篱，可无人响应。他的呐喊吵醒了屋中其他人的酣眠与美梦，引起今文经学家的愤怒，“诸儒皆怨恨”，刘歆因此得罪执政大臣，只好离开京师，到地方上作太守。先驱者虽被“镇压”下去，古文经传立于学官的动议却拉开了今古文之争的序幕，《移让太常博士书》无疑可看作刘歆的战斗檄文。
　　先驱者的行动不会无声无息地永远湮没。刘歆开启的经学史上今古文之间的第一次大论争虽以失败告终，然古文经学并未就此消沉，而是不断发展壮大，至新莽时期终于立于学官，到东汉时期，更是日益昌盛。这次论争，对西汉后期的经学产生强大的冲击力，有利于两汉之际经学思潮的变革。刘歆率先冲出今文经的束缚，以“经”、“传”转向发明的方法解释《春秋》，倡立《左传》等古文经，对打破今文经学的神学化起到很大作用，同时扩大了古文经学的社会影响，也对今文经学的门户之见产生一定的冲击力，从学术发展看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系历史文化学院2004级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弘道者的悲歌
　　——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看刘歆争立古文经之意图
　　崔冠华

　　公元前6年，博校群书的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文章一出，竟然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诸儒皆怨恨，名儒光禄大夫龚胜深自责罪，乞骸骨罢”，大司空师丹“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本人也“由是忤执政大臣”，亦为“众儒所讪，惧诛”，不得不“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一篇千余言的文章，何以引起如此剧烈的反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两千年来，对于刘歆争立古文经为学官、设博士的意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认为刘歆上《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为学官的目的不在争取说学公开流传，而是争取置博士，设弟子员，即官学地位的确立，所以然者，因为博士的官阶并不算小；或认为哀帝建平元年是西汉末年阶段，统治阶级统治残暴，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社会秩序混乱，即使统治阶级也因利益之争而矛盾重重，整个社会处于崩溃边缘，刘歆争立《左传》等书为学官，使其成为官学，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争官禄，而是以史为鉴，以春秋时期礼制建设的实践经验，为维护皇权服务。
　　细细品味《移让太常博士书》，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具失圣人之本意”。首先，刘歆在其父死后，复为中垒校尉。在汉代，无论是中垒校尉的政治地位，还是政治待遇都明显优于今文经博士，且古文经大都藏于秘府之中，没有象今文经学那样形成门派或师承，刘歆本人亦无门人弟子可言，因而，认为刘歆争立古文经为学官是为古文经学家谋取政治利益是难以成立的；其次，无法否认，刘歆争立古文经为学官的客观结果最终会有利于西汉末年的礼制重建，但就刘歆争立古文经这一具体历史事件而言，不免有夸大刘歆政治动机之嫌，脱离了对于当时历史背景的深刻认识，过分强调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政治因素。
　　《移让太常博士书》，其言诚恳，言辞犀利，所陈痛切，其真挚之情，跃然纸上，拳拳之心，苍天可鉴。可见这篇檄文蕴涵了刘歆的丰富情感。作为文人，特别是服膺儒家思想文化的文人，刘歆对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情怀。通过校理群书，刘歆对《春秋左氏》有着深切的理解与体会，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感到《春秋左氏》在阐释孔子《春秋》微言大义方面有着《公羊传》《谷梁传》所无法替代的精到的阐述。在刘歆看来，这种阐述更加符合孔子之“微言”和传统“道术”之精神，正是出于传承传统道术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刘歆方力争立古文博士。
　　另外，我们还发现，刘歆公开发表这篇檄文自始至终是一个学术问题，丝毫没有牵扯到政治方面。其起因是由于“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可以想象，刘歆决不会是出于政治意图。即使在公开争论后，引起“诸儒皆怨恨”的情况下，有自知之明的“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深自责罪,愿乞骸骨罢”，亦见诸儒也将其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
　　今文经学家在学术上无法驳斥刘歆，又想维护既得的政治利益，便依靠政治手段进行打击报复。大司空师丹即为此流，上奏弹劾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面对政治强权的压力，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刘歆不得不采取退缩自保的态度，“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这场围绕着以立古文经为学官的争斗以刘歆政治上的失利而失败，而不是学术上的失败而失败。
　　总之，正是由于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为争立古文为学官的失败使汉代的今古文之争更加尖锐激烈，也使古文经的真伪变的更加扑朔迷离，从而，使今古文之争成为聚讼千年的一大学术公案。这场今古文之争不仅是刘歆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传统学术的悲剧。
　　更为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对于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为争立古文经为学官之认识具失其本意。“古来圣贤皆寂寞”，信夫，斯言！
　　（作者系历史文化学院2003级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孔安国与《古文尚书》
　　——读《移让太常博士书》札记
　　张 磊
　　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古文尚书》伪书说遂成定论，孔安国曾经为《古文尚书》作传也受到怀疑。这些看法为清以来的学者所承袭。因此，探讨孔安国与《古文尚书》究竟是何关系，无疑对考辨复杂的《尚书》源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经典遭秦火劫难后，到汉代出现了经今、古文之争。《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古文尚书》出于孔壁后，孔安国曾经为《古文尚书》作传并进献朝廷。由于巫蛊事件，《古文尚书》并未立于学官，并且受到今文经学的严重排斥。
　　宋代以来，疑古思潮渐生滋长，《古文尚书》受到许多学者的怀疑。《四库提要·尚书古文疏证》对这一过程有过说明：
　　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搜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
　　汉武帝时期，今文经陆续立于学官，其中今文《尚书》是济南伏生所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不久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得到了这些古文经，并加以整理，其中《古文尚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因不幸遭遇巫蛊事件，孔安国所献的包括《尚书》在内的古文经书并未立于学官，而被收藏于秘府。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了刘歆在汉成帝“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他在校理秘府藏书的过程中，非常肯定藏于秘府的古文经传的重要价值。因此他力争将古文经书《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但受到今文经博士们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同今文经博士争论。《移让太常博士书》涉及今古文经之争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一些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安国与《古文尚书》的关系。《移让太常博士书》云：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
　　刘歆主张立于学官的古文经书，是由孔安国所献，其中包括《古文尚书》。刘歆在校书过程中，将秘府藏的古文经书同“学官所传”相比较，发现立于学官的今文经书“经或脱简，传或间编”。这说明这些古文经附带有“训传”，否则就无法同今文经的“传”作相应的比较；比较后的结果是藏于秘府的古文经传质量高于今文经传。《汉书·楚元王传》说刘歆“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并且“博见强志，过绝于人”；而且他的时代去孔安国未远，并亲自参与校理秘府藏书。因此，他对古文经书应该有较高的判别力，“经”、“传”这样的概念不会乱用。何况这些古文旧书的确真实可靠，经得起考验，正如《移让太常博士书》所云，“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这些古文经书已经初步有自己的师说，“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只是由于今文经博士们固守自己的家法，对古文经进行抵制，“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尽管如此，这些古文经传在民间还是得以流传，《移让太常博士书》云“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安国在整理《古文尚书》的时候已经初步作了训传。我们也可从其孙博士孔衍的“奏言”中略窥端倪。由于孔安国献的《古文尚书》未能立于学官，孔衍给朝廷上书继续争取。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四引孔衍所上“奏言”云：
　　时鲁共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改今文，读而训传其义。……既毕讫，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然其典雅正实，与世相传者不可同日而论也。光禄大夫向以其为时所未施之，故《尚书》则不记于别录，《论语》则不使名家也，臣窃惜之。且百家章句无不毕记，况孔子家古文正实而疑之哉？
　　孔衍的“奏言”透露的若干信息值得重视。第一，孔安国对孔子旧宅中出的“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 进行了整理，所谓“为改今文”，并作了训传，即“读而训传其义”，这在当时具有拓荒的意义，因为“世人莫有能言者”。孔安国为《古文尚书》作的训传能同“百家章句”进行比较，而且特色鲜明；“孔子家古文”，比那些各有师说家法的今文经的“百家章句”要“正实”得多。这和上文分析孔安国为其献的《古文尚书》初步作了训传是基本一致的。第二，从文本上来说，古文《尚书》、《孝经》、《论语》“典雅正实，与世相传者不可同日而论也”。“世相传者”是指处于官方地位的今文经《尚书》、《孝经》、《论语》，这也和《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刘歆批评今文本而高度评价古文本的态度一样。由于孔衍在时代上比刘歆更为接近孔安国，而且这是给朝廷的上书，这使他有条件也必须比较严肃的依照事实进行讲述。另外，因为孔安国整理的《古文尚书》没有被立于学官，“以其为时所未施之”便成了刘向没有收入《别录》的理由，而并不是古文经书自身的问题。因此，从孔衍的《奏言》来看，其讲述孔安国整理《古文尚书》并加以训传恰可以与《移让太常博士书》相互印证，也就是说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记载应属事实。
　　李学勤先生在《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文中认为，“今传本古文《尚书》、《孔丛子》、《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它们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探究孔氏家学，也许是解开《尚书》传流疑谜的一把钥匙。”这一看法颇为中肯，指导我们深入探讨孔安国与《古文尚书》的关系。通过上文分析，可以认为孔安国在整理《古文尚书》的过程中曾经为其初步作了训传，并且由孔安国后人对这些成果加以继承、整理和完善。

王莽篡夺汉朝后想为自己辩解.
正好鲁恭王修孔子家宅在壁中发现古蝌蚪文,后经译出为<尚书>,王莽说此书为自己代汉立新提供了证据.便令此书天下真本.即古文尚书.有人说此书为王莽假造.而以西汉初年商山四皓背诵译出的<尚书>即<今文尚书>为准.
这是古今文<尚书>之争.不知是不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