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切割磁感线:谁有曹丕四科分类的例证？

这是曹丕论文“本同而末异”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文章的根本道理是相通的，不同在于文字表达方式的不同，也就是当时文学的主要四个功用的不同。

奏议宜雅者，上闻于皇帝的奏章，自然应文雅典正，不能杂以村言狂语，例证的话我想举在《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中谈到文学的功用是“吟咏性情，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的张说。他在与徐坚论文时，提到了一个叫富嘉漠的人的文章，认为它“如孤峰绝岸，壁立万初，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乎！若施与廊庙，则为骇矣。”《新唐书•文艺传》称富之文章“雅厚雄迈”。认为富嘉漠的文章声势峻拔如山峰削立，勃发声响犹如震雷大作，这样的文章虽然“可畏”，即气象卓异，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是不适合“施与廊庙”，在廊庙宫廷之内，气势显得过于刚猛了，不够华美温和，因为它“骇”，骇者，惊心动魄也，不符合雅厚之旨，和曹丕的议论成呼应。
至于书论宜理，现成放着的是曹丕的《与吴质书》和《典论论文》，前者依次论时人及己，后者则分“文人相轻”“文学分类”“文以气为先”“文章经国”四个层次来论述，条理分明，有理有据，体现了当时邺下集团精密严谨的写作特点。
至于铭诔尚实，只是传统上一种道德要求而已，中国人注重“盖棺定论”，这个可以从对历代帝王的谥号上看出，损而不乱曰灵，既过能改曰恭，执礼御宾曰恭，满志多穷曰惑，外内从乱曰荒，祸乱方作曰愍，使民悲伤曰愍 ，恐惧从处曰悼，追补前过曰刚 ，彰义揜过曰坚，执义扬善曰怀，择善而从曰比 ，好和不争曰安 ，安心好静曰夷， 平易不訾曰简 ，宽乐令终曰靖。这一春秋时期的传统到了后世演化为碑文体制，有名人攥写自己的碑文总是很荣耀的事情，事实上铭多用以自勉倒罢了，诔则为死者而做，多少不免要带了些褒扬色彩，随便翻一本唐人诗集，尤其是做官的，后面总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别人写的碑文，此时“尚实”的要求其实只等同基于善意表达而已。
至于诗赋欲丽，毫无疑问是曹丕最有创意的一句话，曹丕的“诗赋欲丽”的主张，的确是一个进步的，甚至可以说是观念变革的主张。他以“丽”的特征描述诗赋，也就是认为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必须是美的。相对汉代以来，特别是王充的以政治功利、实用的目的来否认艺术美的理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和进步。自曹丕开始，文论著作中对于文章（或者说文学作品）的“丽”有了积极的和肯定性的评价。直接的影响就是陆机的《文赋》。陆机《文赋》辞采流靡自不待说，重要的是，他在《文赋》中也肯定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认为文章应当“为物多姿”、“会意尚巧”、“遣言贵妍”、“五色相宣”。和陆机几乎同时的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也不得不认为赋是“情之发，因辞以形之”；“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对于张衡的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他评价指向，就是文辞的美艳，文采的焕发。同时也指出，诗歌的创作要“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认为诗歌创作既要根据情来组织文辞，也要运用文辞来润饰情，偏重于文藻修饰。到了刘勰、萧统、钟嵘的时代，这已经不是一个让人讨论起来感到为难问题了。当然，这种评价的逐渐深入和完备，和魏晋至于齐梁文学创造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但是，曹丕理论的创榛辟莽，筚路蓝缕之功也是不得不给予肯定的。这句话的影响我就不详细说明了。
举例的话看他的燕歌行就可知道：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首诗在艺术上把抒情女主人公的感情、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她雍容矜重，炽烈而又含蓄，急切而又端庄。作品把写景抒情、写人叙事，以及女主人公的那种自言自语，巧妙地融为一体，构成了一种千回百转、凄凉哀怨的风格。它的辞藻华美，也袭用了许多前人的东西，但这一切又象是完全出之于无心，而不带任何雕琢的痕迹。
曹丕的诗向来以清丽柔靡著称，因此明代锺惺说他的诗“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人气”（《古诗归》）。清代陈祚明说他的诗“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动盻无非可怜之绪”（《采菽堂古诗选》）王夫之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姜斋诗话》）都是说的他“丽”的特点，这是曹丕独特于建安其他人的文学风格，这也是他“诗赋欲丽”的思想根源。这首诗句句压韵，而且都是平声，格调清丽宛转，更是七言古诗发展的一个阶段。晋宋作家模写七言，还照此继续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后来又经过南朝鲍照、萧绎、庾信等人的努力，到唐代卢照邻、骆宾王那种隔句用韵、平仄相押的鸿篇巨制出现的时候，那时七言古诗就又进入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了。可见，曹丕的“诗敷欲丽”开创之功是不能掩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