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砖材质设置:在中国历史里，我们最不能忘却的是什么事件。

南京大屠杀。
一）日本侵华的历史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全境沦陷。蒋介石政府及东北张作良当局认为中国军队与日军在战力和国力上相差悬殊，所以将解决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国联的调解及英美的干涉，因此未对日采取坚决抵抗的策略，这一决定本身并非是毫无道理的求降之举，也可看作是特定环境下不得已的以土地换时间的长期战略。

然而日本关东军并未因此而放缓对中国华北的蚕食政策，从1932年起即在热河边境不断制造武装磨擦。1933年1月1日，日军以中国守军在山海关先鸣枪为由，通牒中国守军撤出山海关，此即“榆关事件”（山海关旧称榆关），由此引发热河抗战。
值得注意的是，榆关事件与后来的芦沟桥事变如出一辙，这与德军闪击波兰前找的波兰边防军向德方先开枪的借口也完全相同，内中曲直，不言自明，若干年后一些日本右翼文人及国内某些短见之辈为开脱日本侵华起因的诸多言论也大多以这些莫须有的鸣枪事件开始落笔。

1933年1月至5月，日军全面进攻热河（今分属辽宁、河北、内蒙古），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和滦东等地。中国华北驻防军在敌人先进军事武器的威胁下进行了英勇的抗战，“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首著名抗战歌曲即创作于喜峰口（今河北迁西县境内）抗战中。然而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华北军队先后损兵失地。1933年5月31日，中方代表何应钦在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

1936年初，日本唆使内蒙部分王贵自治，并派伪满军与日军直接进入绥远、察哈尔等省配合伪蒙军作战，至11月强占呼和浩特，并在河套地区与傅作义的中国军队发生战斗，日军由此向中国内地的侵略又迈进了一步。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日本兵失踪，要求强入宛平城搜查。而此前日军已陆续用诸多类似借口强占了通州、丰台、和南口，宛平及芦沟桥已成为北平与外界交通的唯一通道，中国军队忍无可忍，断然拒绝日方要求，由此芦沟桥事变爆发。解决芦沟桥事件的方法有两途，一是再次退让，依日方要求放弃平津（日方1935年就提出过中国军队撤出平津的要求），进而坐视日本继续按步就班的逐步蚕食华北。二是与日方展开全面抗战，打乱日方逐年进逼的布署，以全国之力与日军进行决战。令人欣慰的是，蒋介石政府终于选择了后者，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中日全面战争开始。

猫眼上曾有一些贴子传播所谓柳条湖事件为苏特所为，芦沟桥事件是中共阴谋所致的论调，这种完全空穴来风式的臆断其实根本不值一驳，检讨1931年至1937年的这些事件和局部战争，我们不难找到一条日本逐次蚕食中国的脉落，日本的胃口到底有多大，无人可以说清，对于所有侵略者而言，侵吞他人国土是最终目的，那些信手拈来的边境磨擦只是他们不断侵略的诸多口实而已。二战期间，希特勒在波兰、捷克如此，墨索里尼在埃塞俄比亚、阿尔巴尼亚如此，苏军在芬兰如此，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这些欧洲事件在亚洲的一个翻版而已。

（二）关于南京保卫战的一些历史事件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军人在上海与日军展开大规模的作战，日军本部在前期作战失利之下不断向上海增派军队，并于上海金山卫地区登陆，对上海的中国军队形成包围之势，战到11月份，中国军队在敌方优势武器及战力的压迫下渐成疲弱之势，于是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开始向南京方向撤退。这次撤退并不完全是有次序有组织的，前线部队素质参差不齐，几十年来中日交战中中方军队的不断失利也在中国军人心理上造成恐日的阴影，所以大撤退从一开始就有混乱无序之势，在日军的不断进击下，撤退中所造成的人员损失甚至超出会战三个月来阵地战中的伤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撤退中的混乱与中国军队士气上的低落与南京保卫战的迅速崩溃有直接的因果作用。

1937年11月17、18两日，蒋介石在南京先后召集三次军事会议讨论南京的守备问题。与会者大多从军事角度上认为在此形势下南京无坚守的条件与必要。据宋希濂回忆，会上只有唐生智从国际影响和抗战意志（南京有孙中山的墓地）角度上提议坚守南京。唐的言论暗合蒋介石的心理，抗战伊始，作为国都的南京没有不守自退的道理。更重要的是，蒋介石仍寄望于国际上的干涉，而南京的弃守会给尚在观望的英美诸国以中方斗志全无的印象，所以蒋的想法是在南京进行有节制的抵抗后再予放弃，也可部分地平息国人对国军不抵抗的怨气，而这守备南京的重任自然要由独持异议的唐生智来承担。

11月20日唐生智就任南京守军总司令，陆续集结上海退下来的残兵11万人在南京驻守。
12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开完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后，先行撤离南京
12月9日，日军逐次扫清南京外围，仅留下关一条通道，开始围攻南京。同日唐生智为防日军施欲擒故纵之计，要求各部严守各自阵地，不得擅动，并烧毁一些渡江船只，并将所余船只集中管理，以防中国守军出现动摇，发生混乱。
12月12日，南京城外重要据点雨花台陷落，中国守军开始出现全线动摇之势，唐生智下令不许各军擅动，并将擅自撤离中华门阵地的88师官兵追回。
同日，回防中华门的88师孙元良部再次不支，中华门陷落，88师径自撤退，日军冲进南京城。
12日下午5时，唐生智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部队分次退出南京的部署，由于日军所预留的下关出口过于狭窄，不可能安排大军同时通过，唐生智下令各部从不同方向依次突围。
同日，南京守军出现崩溃迹象，各部大多不遵计划，同时涌向下关渡江撤退，在江面每45分钟只能渡7、8百人的情况下，各军争抢船只，蜂拥过河。早已守候在此的日军炮兵和鱼雷艇向江面大肆开火，中国军队死伤大半，全线瓦解。
12月13日 日军进入南京城，城内有组织的军事抵抗即告终止，大屠杀即在南京市区及郊区广泛开始。
12月17日 松井石根大将进入南京，举行进城式，仪式上松井为数日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而流泪，但没有进一步采取有效的约束手段，残杀、强奸、掠夺等行为继续在全市蔓延，并波及到城内的国际安全区。
一般认为，南京从集体大屠杀到零星的屠杀暴行，至日军入城六周后才最后停止，

南京陷落的军事责任该由谁来负？一些文章把唐生智作为这一失败的唯一负责人，并推而广之认为，如果唐生智不自告奋勇的守南京，那么也许日军进入南京就不会进行大屠杀，所以大屠杀的真正罪人竟然不是兽心大开的日军，而应该由唐生智和中国军人来承担。这种妙论经林思云等旅日文人鼓吹，再由一些国内网民转载跟风，也造成了不小的声势，这是为日军大屠杀进行辩护的第一条根据。

其荒谬在于，任何被侵略国家的抵抗都不能成为侵略军屠城的合理条件，日军在中国的屠杀罪行非自南京而始，远在甲午战争时的旅顺，日军就曾对进行抵抗的旅顺城民进行屠杀，以至屠杀后城内连可供役使来掩埋尸体的中国人都找不到。此后数年间，在台湾、济南、东北，日军还多次以整村整城的屠戮来作为摧毁抵抗者意志的手段。南京大屠杀绝非偶然，更不是日本军纪管束不严的突发事件。

唐生智在接手南京防务的同时就注定了他为南京失利买单的结局。从国民党将领的一些回忆文章可知，唐的守城计划从军事上讲没有明显的不当之处。问题在于国军队伍经多年的内战，派系复杂，内部矛盾丛生，部分军人只懂长官意志，而无国家观念。而唐生智作为一个失势军阀，对所属这支临时拼凑的守城部队本来就没有完全的驾驭能力。经上海大撤退后，军队中部分官兵已成惊弓之鸟，城破前夕只求身免，而全然不顾军令，形同乌合之众，终于使南京保卫战前高层定下的节制抵抗、渐次撤退的方略成为泡影。唐生智没有实现战前身与城死的诺言，也成为一些人对其攻击的口实，其实在战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远的不说，二战中麦克阿瑟率美军困守菲律宾的巴丹半岛，作为半个菲律宾人的麦帅也曾有不少与守城共存亡的豪言壮语，然而在城破之前，麦克阿瑟还是独自曾潜艇先行逃离，而让近8万余美军全部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唐生智是在接到蒋介石撤退电文后离开的，所以过于苛求他苟延偷生，固然解恨，但却没有抓住南京守卫崩溃的关键。而日军在下关江面上预留下的缺口，终于成了瓦解中国军人斗志的最终钥匙，同时这里的军民死伤也成了南京大屠杀开始序曲。

（三）大屠杀死亡数字的研究

这是本篇贴子的重点，所以用一些分论题加以讨论。
[1] 南京保卫战前的人口数字
这是进行南京大屠杀讨论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按照目前主流的看法，南京大屠杀有近30万人遇害，这个数字是不是被夸大了呢？反对方认为，30万的数字完全夸大，因为有人（始作俑者应该就是林思云先生）提到，在著名的德侨拉贝先生的日记中，提到了一个南京城区的人口数字是20万人，你看，南京才有20万人，怎么可能被杀掉30万呢？近闻一位叫“雪花飘呀飘”的网友在其一篇点击率很高的贴子《南京大屠杀，说谎的是日本还是中国？》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814556&page=1中也是依此作为南京大屠杀数字作假的有力证据。

然而我想问这位网友，您看过《拉贝日记》原文吗？您清楚地知道这20万的数字是由何而来吗？我贴一段拉贝先生关于南京城人数的原文
“如同当时贵电之照会所报告的那样，我在当地设置的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担任主席。
上述地区（指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成了二十万中国非战斗人员之最后的避难场所。在该地区设置这个委员会不太容易。那是因为尤其日本方面根本不承认上述地区。。。。”
这里拉贝先生提到的20万中国平民的难民区所指的根本不是南京全城，而是指战前由南京外侨在南京市政府同意下成立的国际安全区，这一安全区的范围规定为：南至汉中路，东至中山北路（今人民北路），北至山西路（实际上从山西路更向北延伸），西至西康路。面积为两平方英里，约占城内总面积的八分之一而巳。战前即有大批南京市民拥入安全区避难，但很快人满为患，由南京政府调拨的粮食也不够分配，至日军全面占领南京后就不再允许难民进入安全区（尽管也会有零星市民逃入安全区），安全区内的外侨也不被允许离开安全区。
拉贝先生在日记中提到的20万人口数字指的是安全区内的大致人口数（事实上这只是个粗步估算，安全区内不同的难民所里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在当时混乱的时局下，拉贝根本不可能有准确的记录），拉贝先生对安全区外的南京城，及南京郊区所拥有的人口数字就更加无法准确掌握。那么南京在城破前后到底该有多少人口呢？

这里先要厘清一个概念，所谓南京市区应该包括南京城区和郊区两部分。南京城区指明城墙以内的部分，正如北京市过去曾有内城、外城、和城郊之分一样。近代以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南京市区的含义早以不限于明代城郭内覆及的部分，而是延展到城外长江以东，紫金山以西的广大区域，比如上文提到的下关、雨花台、燕子矶这些有国军防守的地方都在南京城之外。南京城破前后，南京的难民潮有两个流向，一是向城内中心地带的国际和平区转移（但这里并不能保证在日军破城后一定安全），另一个就是向城外南京市郊逃散，如果有幸可以穿过日军围城地带，就会进入相对安全的国军统治区域，而遗憾的南京大屠杀中相当数量的死难者正是死于城外这片市郊地带。

1937年6月（距离南京保卫战5个月前），南京市政府对区内常住人口的统计数字为101.6万人（含城区和郊区）。至8月淞沪会战开始，上海及周边县区就有大批人口转移到当时相对安全的南京市区，同时也有部分南京市民外移。10月-11月间上海战局恶化，南京市民开始大量向外转移，然而由于交通运力，及一般百姓家庭财力影响。据南京市政府在战前统计，城区人口的外移率达到48.9%，郊乡外移人口的比例为17.6%。这样约略算下来，南京市区人口数字当在54万-64万之间，这尚不包括不易调查的流动人口和军人数字。

诚然，战乱期间城市的人口变化是不易准确掌握的，因为流动性远比平时要大。我上面所述及部分参考的是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关于南京大屠杀前人口数字一文中的一些数据也不一定就非常确切，但所谓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全市人口只有20-30万的说法，显然更加不靠谱，以此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更纯属无缉之谈。日军在全面接管南京后对南京城内进行了一次粗略的人口登记，得到的人口数是16万多人（其中未记入10岁以下的儿童和部分老妇），这是劫后余生中南京人口的大致情况，至于大屠杀前南京市区的人口情况，大家可根据上述的材料以及各自的常识去选择可以相信的说法。

日军在屠杀之后，很快就面临如何收拾局面的问题，因为大量尸体不进行及时掩埋易发生大规模的疫病（37年冬季多雪，这种寒冷的气候也对控制疫情提供了帮助）。日军作为作战部队对掩埋尸体和打扫战场这些工作显然并不陌生，也原本有相应的应付能力，但大量屠杀后，遍及全市（再次强调，含城区和郊区两部分）的众多军民尸体还是不能得到及时快速的处理，因此日军想到找南京的红十字会等慈善团队加以协助。

许传音，时为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他是国际红十字会在南京协助日军掩埋尸体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日后作为检控方在东京审判上作证的主要证人之一。他在宣誓证词（引下如无特别指出，均引自《远东军事法庭庭审速记》）中说：
“红卍字会一般掩埋了人们无力进行自费掩埋的尸体，但当时尸体太多了，难以处理。日本军当局却来人说：你们是掩埋尸体的，请帮助我们清除尸体。因为得到日本军的同意，我们获得了可以前往市中心的许可证或通行证。 于是， 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我们雇用了两百名工人。”

许传音进一步向法庭提供了红十字会避开日军搜查私自保存下来的掩埋记录，其中记录了大部分的掩埋时间、地点和人数，遗体总计43071具尸体。这是红卍字会掩埋的被遗弃的非武装人员的尸体。关于整个死亡人数，许传音博士在宣誓口述中说：“据我最恰当的估计，在南京市内外沦陷，中国人停止一切抵抗后，被日本兵屠杀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总数有二十万人左右。”

南京红十字会在当时是国际组织的分会，所以与安全区的外侨有很多接触，掩埋尸体的工作也得到了难民委员会的帮助，它所进行的掩埋工作中的遗骨数字得到安全区难民委员会的委员贝茨博士等人证词的印证，所以是较无异议而被法庭接受的证据。

而另一家掩埋单位的掩埋记录就稍有争议一点，这就是来自慈善团体崇善堂的掩埋记录。

崇善堂是南京战前一家比较知名的慈善团体，战后同样是接受了日军的要求进行了掩埋的工作，它向法庭提供的掩埋记录显示，在1937年12月26日到1938年10月30日间（大部分掩埋工作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的前期）共掩埋了112266具遗骨，这一证据同样得到了法庭的采信，并与红十字会的数字一道构成了15.5万死难者遗的记录。

问题在于，当时的战犯辩护方及后来的右翼翻案文人们对崇善堂的掩埋记录有很大的怀疑，因为崇善堂的知名度无法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相比，何以它完成比后者更多的掩埋任务，而且来自外侨的证词也无法证明崇善堂作了如此巨大的掩埋工作。

我认为，至少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崇善堂参与了掩埋工作是无庸置疑的，至于它提供的数字不是不可以存疑的，但要说它完全夸大也不正确。因为自日本投降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即着手在南京全市范围里挖掘遗骨坑并检点遗骨数字，1946年1月南京地方法院即编制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掩埋地点”照相册一书，将当时发掘的部分遗骨坑的情况进行了图像和文字记录，其中大量提到了崇善堂完成的掩埋工作，现列举几例如下：
14中华门外望江矶一带 五百五十余具 崇善堂
15 中华门外普德寺附近 六千四百六十八具 崇善堂
17－20 中华门外普德寺附近 二万六千六百十二具 崇善堂

以上提到的几处都在南京城外，即所谓的南京郊区（这也是我前面反复强调对南京战前的人口估计不能只算南京城内人口数的原因），崇善堂民间慈善团体的身份，可能使它更多的承担了南京中心城区外的遗体掩埋工作，而且南京大屠杀中，大批市民涌向城外避难，在这些地带被日军进行屠杀，构成了大屠杀死难者统计中所不能忽视的一个较大团体。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分析绝非我的主观臆测，这方面的相关证人证词，甚至日军军人记录提及的很多，尤其是下关一带，由于是当时南京出城的唯一缺口，有大量市民和放弃武装的军人涌入，在这里遭到杀戮的记载非常多，篇幅有限我不一一转贴，如哪位朋友有兴趣，我再将相关历史记录贴上来。

再谈下所谓的掩埋工作量的问题。有人认为几百人的掩埋队不可能进行几十万尸骨的掩埋工作，这其实是太想当然的。战时状态下的掩埋与平日里的入棺安葬不同，其实就是挖一个大坑，把数以百千计的遗骨扔进去，这只是个机械的体力劳动而已，工人之外会有人在旁计数，整个工作量不会比在江河大堤上堆起几十包沙袋来的重，而且这些工作非一日完成，前后用时数月，所以单从技术角度来看是可以作到的。记录本身可能并非完全的准确，比如确出现过短短几日内完成上万具尸骨的记录，所以不得不说原始记录本身可能真有些夸张的成分存在。但不可以就此认为记录本身就全属虚构，因为如果自头至尾都是编出来的，那么这份本将要提交法庭的材料完全有时间可以编的更象一点。而且在日方手里很可能也掌握同样掩埋记录（前已述及，这些掩埋工作都是在日方授意下进行的）的情况下，这种作假行为很有被当庭揭穿的危险。然而终其庭审全过程，日方大律师团却始终未提出足够分量的反证，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大体相信这些掩埋记录为真的一个道理。

最后要谈下这些遗骨坑的挖掘工作，从45年底开始由国民党政府主持的发掘工作就取得了不少的进展，时至今日，仍时常会在报端看到南京大屠杀某处遗骨坑被发现的报道，然而这距离把它全部发现实际上还相差很远。原因是一，45年底的发掘已发生在大屠杀8年之后，其间一些市政变迁已给发掘工作带来不少困难，而且国民党政府还都后百废待兴，新的市政又在兴建，发掘工作不可能成为首要工作。二，大发掘工作其实待续到48年前后就停止了，因为内战已越打越烈，无力再进行有计划的发掘。而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政府也没把南京大屠杀的采证工作作为重点，这项工作停止了几十年之久，其间南京市区迅速扩张，大量新建筑的兴建，使遗骨坑可能永远无机会面世。

不能忘却的有很多，秦始皇统一中国，唐朝的安史之乱，清朝的鸦片战争，都是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大事件。南京大屠杀我们当然不能忘却，不过客观的说，它对后世其实影响没那么大

当然是中国民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