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一般怎么布置婚房:论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要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就必须全面理解实事求是的理论内涵。以往，人们较多注意的是实事求是的唯物论内涵，而对于其辩证法内涵，则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因而，在必要提出和认真研究实事求是的辩证法内涵问题。
　　“实事求是”本是句古语，自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它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用它来概括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它就具有了崭新的理论内涵，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内涵。关于实事求是的理论内涵，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把它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这一论断表明，实事求是概括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它的理论内涵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唯物辩证法。
　　首先，“实事求是”这一命题本身就隐涵着对“实事”和“是”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承认。所谓“隐涵”，是指通过逻辑分析，可以揭示出一个命题的隐内涵。一方面，在“实事”的基础上“求是”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实事”和“是”是有差别的、对立的。因而，了解了“实事”，仅解决了现象问题，还没有达到对事物的完整认识，只有经过“求”（研究），才能把握“是”，解决本质问题，从而完成认识的任务。反过来说，如果“实事”与“是”之间不存在差别和对立，那么认识的任务就简化了，可以归结为不断扩展见闻知识，而无需进行更深一层的研究。然而实际上，“实事”与“是”是存在差别和对立的，大量的科学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现象是：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似乎在围绕着我们转，“地心说”与人们的这种日常意识基本一致。但是，进一步的观测和研究表明，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转，“日心说”才是正确的理论。
　　另一方面，在“实事”的基础上“求是”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实事”与“是”是互相联系的、统一的。任何“实事”中都包含着“是”，任何“是”都要通过“实事”表现出来。假如“实事”与“是”没有联系，那么，“实事求是”也就达不到目的。缘木求鱼的“求”，之所以是蠢举，就是因为“木”与“鱼”没有内在联系。“实事求是”的“求”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实事”与“是”有内在联系。内容决定形式，作为认识内容的“实事”与“是”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认识的两种基本形式——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辩证运动。
　　其次，“求是”，从根本上说，就是认识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毛泽东把“是”解释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而“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1页）所以，在更根本和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求是”也就是探求和把握事物的本质。那么，什么是本质呢？毛泽东在60年代初的一篇读书批注中指出：“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7页）。所以，“求是”最终归结为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正是它们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运动发展的基本方向。要准确地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必须全面研究事物的各种矛盾和矛盾的各方面。如果只研究事物的一种矛盾，那还无法确定它是不是主要矛盾；如果只研究事物的一部分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虽然也可以认定其中某一矛盾是主要矛盾，但这种认定还具有或然性。并且，即使这时关于主要矛盾的认定是正确的，但由于尚有一些矛盾未研究，对主要矛盾与尚未研究的矛盾之间的关系也无法确定，因而这种认识还是不完全的。只有全面研究了事物的各个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才能准确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并全面揭示主要矛盾与其他矛盾的相互关系。同理，只有全面研究矛盾的各方面，才能准确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
　　再次，为了达到“求是”的目的，对“实事”的了解要力求全面，要兼顾内外两方面情况。由于规律不仅包括“本质的关系”，而且包括“本质之间的关系”，即一事物与他事物的矛盾关系，所以，要全面地把握规律，就必须既研究事物的内部矛盾，又研究事物的外部矛盾。毛泽东说：“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同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61、362页）因为事物发展的原因包括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所以，对“实事”的了解也应包括内外两个方面。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在讲到实事求是的第一环节即对客观情况的了解时说：“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这里连用了四个“内外”，实质上是提出了唯物辩证法对全面了解情况的基本要求。这同单纯地讲世界范围的、全面范围的等等，在方法上是不同的。这种兼顾事物自身和外部环境的观察方法，也得到了现代系统论关于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理论的印证。
　　强调实事求是的辩证法内涵，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在方法上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懂得辩证法。马克思之所以能提出科学的实践观，并确定实践在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中的基础地位，就是因为他以辩证的方法考察这些方面，因而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为彻底战胜唯心主义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而新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形成，也为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我们只要回忆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对唯物辩证法的强调，就可以理解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克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创立新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列宁创立一国数国首先胜利学说，毛泽东发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都以自觉地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基础。
　　第二，突出实事求是的辩证法内涵，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历史上的进步势力虽然多次提出解放思想的要求，但他们一般是基于自身的需要而自发地提出这种要求，由于其思想路线的缺陷，并没有从理论上深刻说明这种要求的客观根据。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客观根据。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辩证法对事物的否定理解是以事物自身的二重性为根据的，事物自身包含着否定自身的因素，这种因素与其肯定因素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中，当否定因素通过斗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时，一事物就会变成他事物。辩证法是对这一客观过程的主观反映的结果。这种反映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而是积极参与客观事物的辩证运动的观念形成过程，是适应人们改造事物的需要的主观认识过程。实事求是的认识活动所求之“是”，不限于客体自身的运动规律，而且也包括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规律，客体的运动规律仅是这一规律的一个侧面的基础。发现这一规律，当然是为了实践，为了保证实践获得成功。由于实践本身就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因而为实践服务的认识也应是不断发展的。不适应实践需要的各种思想、观念将不断地被克服、被消除。这种克服、破除与实践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的活动就是解放思想。因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它们都服务于实践，并且相互依存、相互过渡。
　　邓小平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对立统一具体表现在：其一，实事求是的认识活动为解放思想提供认识上的前提。人们提出解放思想的要求，要以发现原有的某些思想观念对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起束缚和阻碍作用为前提，而发现这一点，又是总结已有的实践经验即实事求是的结果。以往的实践遭受失败，或者结果不理想，表明用以指导这些实践的思想观念是错误的。提出解放思想的要求，就是要排除这些起束缚和阻碍作用的思想观念。离开实事求是，随意地排除某些思想观念，就会走向主观主义。其二，解放思想可以为进一步实事求是扫清道路。人们的实事求是活动，不是从“白板”出发的。一般人的头脑中总是储存着从以往的学习和认识中获得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总是对新的实事求是活动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部分，从根本上制约着人们认识的方向、方法和所能达到的高度。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观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确观念，它们对新的实事求是活动起某种参照和促进作用；另一类是错误观念，它们对新的实事求是活动起干扰和阻碍作用。通过解放思想，破除各种错误观念，就为新的实事求是活动扫清了道路。
　　第三，突出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内涵，才能成功地探索和完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当前，我们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来说是特殊，相对于中国各个局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实践方式来说又是一般。因而，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是个包含由个别到一般和由一般到特殊的辩证认识过程。只有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才能完成这一探索任务。这里所说的特殊和一般，绝不仅仅是指事物的外部特征，而且是指事物内在矛盾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寻求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各种矛盾的正确方法，因而这种探索必须以我国现阶段内在矛盾的性质作为客观依据。
　　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又要以“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解决为前提。从实质上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规定是建立在对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的基础上的，二者在逻辑上具有对应关系。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正是围绕这一矛盾展开的。其中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则是保证发展生产力的成果真正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不是满足少数人发财的欲望的根本条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现阶段主要矛盾得到正确解决的必然结果。要达到这一结果，还必须全面研究和正确解决与主要矛盾相联系的各种次要矛盾，诸如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党内腐败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的矛盾等等。要发现解决这一系列矛盾的正确方法，就要在认识和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特别是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各种矛盾。离开唯物辩证法，局限于经验主义的方法，只能顾此失彼，是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复杂矛盾的。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实事求是，就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和把握客观事物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揭示客观规律，是实事求是的核心；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是实事求是的落脚点。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体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客体、现存客体和未来客体的规律性认识无不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归根到底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
一、从历史的客观事实出发，不断“求”历史客体之“是”
揭示历史及其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是探索和把握现存客体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更好地改造现存客观世界的必不可少的过程。在历史态视域内，现存客体并不是无历史的现存，正如卡西尔所言：“每一个事件也都必然地与它以前的那个事件相联系的，而后者则与一个更早的事实相连接”，“形成了一个必然的系列”。[1](P251)因而，对现存客体的认识通常需要从对历史客体的认识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也遵循着这样一个认识过程。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2](P92)只有对历史客体进行全面和准确的认识，才能真正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好地探索和把握现存客体的本质和规律。因而，当主体“透过直接的东西深入到里面去，认为在这个存在的背后还有着同存在不一样的某物，认定这个背后的某物构成存在的真理”[3](P133)。在对待历史态度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4](P801)这就是对待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
由于历史主体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条件总是有限的，因此历史主体不可能把整个客体纳入自己的认识范围，也就不可能完整和准确地把握历史客体的全部内容。客体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历史客体都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性，一定时期的历史主体对历史客体的认识和把握也是有限的。随着认识条件的改善和认识能力的提高，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历史客体的认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然而，对现存主体而言，历史客体是过去的存在，多数的是离现存主体更加遥远的过去的存在。摆在现存主体面前的历史客体，并不以现实性为形态，而是以现实中存在的文献或遗迹式的符号作为表达形式。这些历史文献或遗迹式的符号，就成为把握历史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唯一的直接对应。
正如卡西尔所言：“除了各种文献和遗迹以外，没有任何事实或事件能够成为我们历史知识的第一手的直接对象。只有通过这些符号材料的媒介和中介，我们才能把握真实的历史材料——过去的事件和人物。”[1]P(222)为了了解和掌握历史客体的真实面貌，现存主体对历史客体的认识通常是从历史文献或遗迹式的符号入手。
历史文献或遗迹式的符号一般只能反映历史客体的某一个层面，仅凭其中某一孤立的历史文献或遗迹式符号所了解的历史客体往往是极其片面的。为了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历史客体，以求对历史客体的本质和规律得出科学的结论，必须掌握丰富的历史材料，并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抽象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先驱，对历史的研究无不建立在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基础之上。马克思以勤奋好学而著称，他博览群书，阅读了从古希腊、古罗马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大量的文献资料。马克思曾苦读于大英图书馆，在他的座位下的地板上，由于脚摩擦地的习惯而磨出了一个大洞，这足见马克思的好学与勤奋。毛泽东为了研究中国历史，利用其掌握的厚实的古典文化知识和古代汉语基础，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书籍。在革命战争时期，尽管斗争环境极其艰苦，但史书从不离身，可以说对史书已经达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在对待历史文献或遗迹式符号等历史材料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一向主张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它们是历史主体认识历史客体过程中形成的思想文化成果，包含着一定的科学成分，应当加以继承；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主体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局限性，加上客体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因而它们又必然是不完善的，甚至是谬误的。因此，对待历史思想文化成果就不能采取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态度，而应该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吸收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甚至直接冠于“批判”一词。毛泽东更是极力反对“死读书”和“读死书”，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著作中反复强调了这样一点。
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存在一个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关系，以及现存主体对历史客体认识的发展问题。同其他历史主体对历史客观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体对历史客体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对历史客体的认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透过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历史上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其中包括对历史客体本质和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前人思想和理论，这同样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客体本质和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才会由一个唯心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才会由理想变为现实、由理论变为实践，才会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进步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现存主体来讲，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需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认识的历史客体也是过去的存在，这些历史客体也不以现实性为形态，因而认真搜集和详细占有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文献在内各种历史文献及其各种遗迹式的符号，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客体的本质和规律认识重要前提。
二、依据历史规律和现实客观实际，不断“求”现存客体之“是”
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探索和把握现存客体的本质和规律具有更加现实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现存主体来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体对客体认识的思想文化成果，有些是对历史客体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有些是依据历史客体的本质和规律对历史主体之未来客体（包括现存主体所处的现存客体）发展规律的探索。客观事物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包含着一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内容，可作为揭示现存客体本质和规律的理论依据，同时还包含着一些需要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实践活动的具体特点进行完善和发展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在探索现存客体的本质和规律时，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公开声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存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P742-743)因此，我们在认识和改造现存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客观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现存客体的实际出发，去探索和把握现存客体的本质和规律。
对现存客体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活动，离不开社会实践基础，并需要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人们对现存客体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最终由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来证明。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6](P55)毛泽东也指出：“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7](P284)。在人们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对现存客体本质和规律的探索和把握，必须充分考虑具体的社会实践的实际情况，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自己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亘古不变的，他们总是根据社会实践条件的变化不断对理论进行创新。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6](P248-249)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现时代发展规律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也都体现了每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其现存客体的认识成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比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生和发展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曾根据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6](P241)的设想。列宁则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国胜利”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8](P723)根据这一理论，列宁亲自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并取得了胜利。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依据当时的基本特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指出：“绝对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存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存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9](P291)
从客观实际出发，探寻现存客体的本质和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必须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各国时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10](P200)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情况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11](707)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创立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这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国两制”理论等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
三、以历史和现实特点和规律为基础，不断“求”未来客体之“是”
马克思主义对客体的认识，不仅包括对历史客体和现实客体的认识，还涉及到对未来客体的认识。对未来客体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把握，可为人们确立未来的行动方向和明确未来的奋斗目标，从而减少未来实践活动的盲目性。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客体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历史客体和现实客体认识基础之上的。通过对历史客体和现实客体的研究和分析，探索客观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预测事物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掌握未来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因此，对历史客体和现实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未来客体的认识程度及认识的科学性。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全面分析和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如同以前一切社会一样，不是永恒的，也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规律的认识，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变化和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认识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对其时代的资本主义历史和现实生产方式的分析出发，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6](P274)它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但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力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并不可避免地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周期爆发的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表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6](P278)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P831-832)。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即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把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概括为帝国主义阶段，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8](P704)这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已经提上日程。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然而。进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与列宁时代的资本主义实际情况相比有了许多新的变化。发端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次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内，生产关系的一些具体形式发生了局部质变。在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调节功能的同时，大力推行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和“管理民主化”等，从而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生产力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种繁荣景象。针对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特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共存，资本主义的灭亡或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邓小平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制度，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后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9](382-383)
关于代替资本主义的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一些设想，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主观愿望或者某种道德准则出发，而是建立在对其时代的历史客体和现存客体的分析研究基础上的。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 [12](P187)马克思恩格斯从其时代的资本主义实际出发，在批判旧世界中来发现新世界。认为“在经济方面，当前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引者注）无疑是难以想象地不合理和不切合实际的”。[13](P10)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来取代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状况推断，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分配方式上，消灭雇佣劳动和剥削，实行按劳分配；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是不存在商品经济；对社会资源和劳动的组织，通过计划的方式进行等。马克思强调对未来社会特征的设想，只是一种看法，具体要看历史发展的具体事实。我们“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存方案，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4](P419-420)从我国社会主义实际出发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客体——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列宁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

作者简介：杜人淮（1964—），男，江西新建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防建设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实事求是原是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