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养老 谁做的最好:关于魏晋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一、“《广陵散》（注）于今已绝矣！”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渔父》

　　数百年以来，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描绘着竹林七贤的魏晋风度，称颂着他们在那外有五胡入侵，内有曹魏集团与司马氏之间的明争暗斗，以至经济凋敝，民怨沸腾的动荡社会中所保有的那份遗世独立与闲情雅致，但人们也一遍又一遍地为了一个人而扼腕浩叹，以示感慨之意，以抒悲悼之情。
　　因了嵇康，《广陵散》万古流芳；因了《广陵散》，嵇康得以唱出了他生命里最后的一曲挽歌！
　　聆听《广陵散》，有一种在金戈铁马的杀戮与征伐声中体悟生命的感受，喧嚣而寂寞，压抑而忧幽。但人们可曾知道这作为旷世遗韵的《广陵散》究竟响在了何方？！
　　《世说新语·雅量》中这样写到：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悲则悲矣，壮则壮矣！“广陵一曲终遗世，三尺瑶琴不复弹。”！

　　我看见……
　　凄风苦雨。
　　仅仅几尺的断头台上，几个魅影，显得阴森而狰狞。
　　嵇康要来了他心爱的古琴，置于台上。
　　宫商角羽徽，整齐地排列着。此刻，琴弦仿佛也弥漫着某种忧郁的气质，如临大敌般的肃穆。
　　它没曾想到，在主人的挥洒之间，自己竟成了衡量万物与寂静，往昔与未来；衡量人类内心真实与生活着的这份现实的一杆标尺！
　　它没曾想到，琴声嘎止之刻，就是主人从容赴死之时。
　　那铮铮的琴韵声，伴随着昏黄瑟索的苍穹，骤然响起……。激越昂扬，悱恻侘傺。在那一弹一拨之间，我分明看见了他正忘情其中，恍若于山水之间般的诗意与沉醉。琴家（嵇康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倾其毕生之余力演绎了音乐，而音乐高亢的唱吟也完整地为这个濒临绝境命若悬丝的生命阐释了它应有的高度！
　　“斯人已远逝，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当刽子手刀落之前，和着这不散的悠扬余韵，嵇康的灵魂早已循身遁离，冲破尘嚣，旋伴在纯净而湛蓝的天宇，让生命回归到了它本该回归的原初穹窿。《广陵散》因此也就成了嵇康的“安魂进行曲”与生命的杳杳之音。
　　绝响也响在了生命的尽头，响给了永恒的死神。也许，这是一种对死亡的献祭与嘲讽，也许这也是一种以“肯定之死”让“否定之生”彻底输掉的向死而生的决绝。
　　唉，一切悲剧性的抵抗都源于这“耻与魑魅争光。”的天性！与这“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的超然。（据《太平广记》三百十七引《灵鬼志》）
　　出于对自身人格的守望与对理想的执着，在魑魅魍魉的“浊世”中，嵇康“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至死不妥协于统治集团，而终致灭顶之灾；嵇康才华横溢，儒雅、清高与孤傲，但又有着“士人”所共有的强烈 “入世”情怀，“振朝纲，兴百姓”。只可惜的是，到头来却落了个弦断曲残的歌者行吟，令不少文人雅士几多惆怅，几多痛惜。这种自身命运与现实政治的疏离与悖返，这种骨子里充斥着的反主流的个体人格，不可避免地具有极大的毁灭性，从而也决定了他无力成为主流又必然被淘汰出局的悲剧命运。
　　“英雄无奈是多情”亦是“英雄穷途是末路”。
　　嵇康，这位“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救世英雄，受“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的士大夫精神久沐，企以一身绝学而报之于天下，但可悲的是他所面对的竟是另一条荒芜英雄路？！
　　叹只叹，在中国的历史与政治长河中又何尝鲜有这方面的先例？无非是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矣！”
　　史书也曾记载下过关于他的这样一个故事：

　　当嵇康到太行山问道时 ，很可惜道人什么话也没跟他说。嵇康很失望，当天就从太行山之颠下山，黄昏时，日薄西山，山间林木沐浴在晚霞之中，倦鸟劳作一天，从远处归巢……嵇康再也忍不住了，就对着远方的大山大叫了一声，但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忽然他听到了一阵长啸，从远处传来，犹如天籁之音 。那声音穿越山涧 、溪流、丛林，从远处而来，从道长那里而来 ，延绵不绝，嵇康的心灵就在此时皈依，他悟出了生命本身的意义。那是道人给他的回答。

　　参透了生死，就本不该引来血光杀戮。但人间的烟火与情怀啊，太令他痴迷，太令他执着。终身研学老庄的他至死也没弄懂的却是“天有道，则仕；天无道，则隐。”的儒家道理，终不免有“《广陵散》于今已绝矣！”的慨叹与血溅断头台的结局……
　　是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波诡云谲的历史又怎么会被人们所看清呢？生死可以了悟，惟历史不似如此……
　　我无从看透这诡异的历史，也不想去看透它。但我看清了嵇康与《广陵散》的故事给我所昭示的一个人生命题——

　　有一种价值，
　　一种毁灭价值的价值。
　　它揭示的是生命的存在并不是完全估价一切的前提！

　　嗟乎！“凤兮凤兮，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楚狂接舆歌》）。
　　魂兮归来兮！嵇康不死，广陵长吟！

　　注：1、《广陵散》，古琴曲，又名《广陵止息》。其有两种源出，其一：据《战国策》及《史记》中记载：韩国大臣严仲子与宰相侠累有宿仇，而聂政与严仲子交好，他为严仲子而刺杀韩相，体现了一种“士为知已者死”的情操。其二：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谈到：聂政是战国时期韩国人，其父因为韩王铸剑，违了期限，被韩王所杀。聂政为父报仇行刺失败，但他知道韩王好乐后，遂毁容，入深山，苦学琴艺10余年。身怀绝技返韩时，已无人相识。于是，找机会进宫为韩王弹琴时，从琴腹内抽出匕首刺死韩王，他自已当然也是壮烈身亡了。（现一般是采用这个认知。）
　　《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四十五个乐段，分开指、小序、大序、正声、乱声、后序六个部分。正声以前主要是表现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正声之后则表现对聂政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正声是乐曲的主体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地刻划了他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复仇意志。全曲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音调的交织、起伏和发展、变化。一个是见于“正声”第二段的正声主调：另一个是先出现在大序尾声的乱声主调： 正声主调多在乐段开始处，突出了它的主导体用。乱声主调则多用于乐段的结束，它使各种变化了的曲调归结到一个共同的音调之中，具有标志段落，统一全曲的作用。《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的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被压迫者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
　　2、“魏晋时期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是偶然的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注：司马昭的亲信吕馔奸污其弟吕安之妻，反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吕安辩，钟会便借机怂恿昭，以不孝之名杀之。）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及酒的关系》）

　　二、“膏火自煎熬，多才为患害（注）”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渔父》

　　在竹林七贤中，惟一可与嵇康比肩媲美的就是被视为“命世大贤”（靳於中《阮嗣宗诗序》）“芳馨百代，领袖诸贤”（李京《重建阮嗣宗庙碑》）的阮籍。
　　提到阮籍，自然就使我想起了酒。
　　悲剧哲学家尼采这样说到：“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而应看得更幸福，更单纯，更强健，为此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有一种常驻的酒意。”（《悲剧的诞生》）
　　《晋书·阮籍传》对此有颇为生动的说明：

　　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时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皆以醉获免！

　　也许正是因了酒，狄俄尼索斯的癫狂是否就是阮籍的真实写照呢？也许正像狄俄尼索斯一样，阮籍的醉酒会不会另有他最为癫狂的含义呢？

　　有别于对嵇康的肯定，历史之于阮籍多有争论。
　　史家对阮籍最为深恶痛绝的“罪状”有两点：一、阮籍撰写了《为郑冲劝晋王笺》；二、因有废立定策之功而封侯，后秉承司马昭之命沦为间谍（定策间谍之事见《魏志·高贵乡公纪》）。叶梦得说：“（阮籍）应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自应杖死。”
　　历史总是以主流的姿态来盖棺定论，而从不问其源发的究竟！
　　黄侃在《咏怀诗补注·自序》中这样告诉我：

　　阮公深通玄理，妙物达情，咏怀之作，故得包罗万象……。迹其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发于诗歌。

　　阮籍为人在“竹林七贤”中最为复杂，心理状态也最为微妙。不像嵇康性格“峻切”惨遭横死，也不像山涛、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马氏做了大官。他不隐不仕，又隐又仕，官也做，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谨小慎微，屈己成人，比之嵇中散可谓深得“全身远祸”之三昧。
　　这是历史的障眼法！
　　魏晋时期，正是名教儒学与老庄玄学相互辩难与分合的时代，竹林七贤大多信奉玄学。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到：“他们以宇宙的最高本体作为追求目标，希望自我与本体合而为一，得到某种境界，用来安身立命与苦难的现实相对抗，他们追求的本体就是自然。”这也即是由嵇康所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从意识形态的范畴上说他们无疑是边缘者与异己者，因此，怀才不遇，醉心于山水之间，酣畅淋漓于杯中之物也就成了他们抒发个体情怀仅有的出路。“恨天低，大鹏展翅难高飞。”是不言而喻的，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心境呢？其实，“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者，汉魏时代也并非阮籍一人。前有荀或，后有陶潜都是如此。生逢乱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道家的一种“大悲无泪，大音稀声”的无奈，一种痛彻肺腑的酸楚，这又哪能是诟病之后人所能领会得来的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这个惆怅不已的末路英雄！
　　纷乱与残酷的现实生活，迫使人必然作出两难的选择，要么沉默，要么抵抗。嵇康选择了后者，而阮籍则选择了前者。阮籍由儒入道，开始了追求一种庄子式的精神境界。“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阴谋，仕途的险恶构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忧患意识。“但怨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其真实的写照。（《咏怀·三十三》）别无选择的他只能走回自己的内心世界，每日必饮，饮而必醉地“生活在别处”。
　　这里再讲一则关于阮籍喝酒的故事：

　　心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以诀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盹，饮二斗酒，然后吟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

　　愈是对生活失去意义的人，愈是对生命乃至对世界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最容易转化为对生活特有的一种审美对待。
　　阮籍何其痛苦从吐血中可见一斑。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少在政治上向司马氏集团挑战或明确划清界限线的勇气，所以对阮籍来说，醉酒或许是最好的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法。因此，他骨子里的那种苦闷所展现的颓废人生或许也是他最为深刻的人生，而这种矛盾偏偏又加深着他的痛苦，周而复始，煎熬不已。他身虽在司马氏集团，但却依旧留恋曹魏政权，依旧体恤天下的苍生与社稷，他是个“游世者”，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游世者”。一般地，有别于淑世者的忧国忧民，负荷担道，志在通过修身齐家治天下的宏大抱负，游世者对于现实，对于人生持一种游戏的态度。汉末魏晋的游世者之作均源于士人对生死的参悟和对生命意识的“自觉”。阮籍是这样，但又不同于这样。他不乏真情流露，在旷达的外表之下，目睹浊世的浑噩不堪，面对好友的身首异处，内心痛苦至极，除了放声大笑，泪眼问天，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历史是不是太苛求于他了？
　　如果说《与山巨源绝交书》为嵇康带来了身后的殊荣，那么因《为郑冲劝晋王笺》阮籍遭到了最大地误解，这是阮籍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他为何要留下这样的墨迹呢？不写岂不是无凭，而全节自身？但一切都与设想相反，历史如能为人们所设计它就不再成其为历史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死亡的讯息。据史书载，本该因书信而获宠的他，竟在此信写成一二月后亡故？！这样短的时间距离，不能不让我把死亡与书信连接起来。或许，他是因为自己的违心话语，而深感自责也未为不可猜测；或许《为郑冲劝晋王笺》成为了他生命的暂时保护神，又同时是促使其最后走向死亡的催命符。这是命数，还是造物捉弄？历史的逻辑有时也会在强权的威逼下失去它的缜密。暂且不必皓首穷经地去考证我这无由的历史猜想，一死而白了，人一死而万事皆空。终因郁闷成疾，阮籍“卒于景元四年冬”。
　　士为天下担当者！誓为天下者担当！这是历代文士的最高宗旨，也是现实社会对于士人的基本理解。而阮籍没有这样？这里有的只是他自己所能体会到的悲哀和凄凉。一如我为嵇康的死而感到叹息一样，扼腕慨叹的也应该包括阮籍。含蓄隐晦的人生轨迹，随其波而不浊其流的孤独与落寞，只能使阮籍酒醉一生，咏怀一世，轻叹着“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诗章。”以终老。

　　我想到……
　　阮籍因醉酒以明志，嵇康由绝响而致远；阮籍因醉酒以避祸栖身，嵇康由绝响而横遭屠戮。殊途同归者的遭遇竟是这样的迥异！
　　生命若从阮籍的醉酒向前迈一步则为嵇康的《广陵散》，生命若从嵇康的《广陵散》向后退一步则就是阮籍的醉酒。这退进之间竟是生死的歧路！
　　可惜了！都可惜，他们生错了年代，一代风流人物也就这样风流云散了。生者隐入迷幻，死者融进苍穹，留给后人的总是无尽的怅惘……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谱>>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猪一齐饮酒。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大意是: 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醇了就睡，酲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刘伶的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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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223-262）：三国时谯郡铚（今宿县西南）人，字叔夜，魏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出类拔萃的“竹林七贤”第一人。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善鼓琴，工书画。在哲学上，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主张回到自然，厌恶儒家各种人为烦琐礼教。在政治面目上表现为刚肠嫉恶、锋芒毕露。遭钟会陷害，被司马昭所杀，临刑前，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嵇康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文风犀利，泼辣洒脱。一生勤奋著述，他的诗文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中有较高地位，“心写心声不失真”是嵇康诗文最突出的特点。有《嵇中散集》。

以下是魏晋的资料

司马炎代魏称帝 为晋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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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学
一、社会历史概况
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司马氏建立西晋。东晋十六国。
建安文学的断限:建安是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19)，但文学上所说的建安通常是从黄巾起义算起，即公元184年前后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公元239)，前后共计五十多年的时间。
二、汉末世风与士人心态
（一） 察举制度与人物品评：汉末的察举制度。在这种察举制度的影响下，
士族中流行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
（二） 士人的政治地位：汉末的两次“党锢”之祸。经学传统的打破。人
物品评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三） 士人思想的变化：士人的出世之心和英雄意识。士人个体意识的萌
生及其对文学观念的影响。文人集团的出现。
三、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
建安文学的主体精神。建安文学的盛况，建安文学兴盛的原因。第一次文人诗的创作高潮。“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范畴的生成：
“风骨”一词，刘勰最先提出并给以正面阐述，见《文心雕龙》“风骨篇”。钟嵘《诗品·总论》则提出“建安风力”的说法。后来，初唐陈子昂在其《修竹篇序》中也有“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话。自此，这一称谓在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受到普遍推崇，并开始流行。但最早完整提出“建安风骨”一语的则是宋代的严羽，语出《沧浪诗话》。
建安风骨的内涵与特征：
（1） 功业意识与慷慨文风。建安文人“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
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
（2） 生命意识与悲凉文风。例如，锺嵘曾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诗品》）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把建安文学的特征概括为：清峻、通脱、骋词、华靡
1、清峻：指文章的风格而言，所谓清峻就是文章“简约严明”的意思。汉末政治、军事的割据和异端思想的崛起，扫荡了经学牵强附会、烦琐求证的作风，曹操以刑名法术进取天下，于鞍马间为文，用语简捷，词风峭厉，不容斟酌。即一般文人所作，指事写意，皆不傍经典，直抒胸怀。
2、通脱： 汉代末年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已不复存在，文人脱卸了道德与礼教的重压，重新发现自我，往往能率心任性，表达真实情感。兼之战乱频仍、瘟疫流行，命运难料、事功难成，转而注重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的思索。故这一时期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的乐观精神，又有产生于人生无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闷。
3、骋词：汉末群雄割据，诸侯并起，战国之世，仿佛再现。为文人实现抱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遇和选择机会。文人议论时事、抒写情志，都力求表现自我，气盛词壮。
4、华靡：两汉文学由质转文，已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建安时期，曹操虽为文质朴，但因文学已经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其独特的个性开始受到文人自觉的重视，文学之渐趋华丽，成为时代风气。
司马迁的生平经历对《史记》创作的影响：家学渊源、勤奋读书、远行游历、李陵事件。

第二节 《史记》的思想内容
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某些真实情况。充分肯定了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
二、 鞭挞了最高统治者的凶残暴虐、贪婪狡诈和庸俗无赖。
三、 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人物的优良品德予以热情地讴歌。
四、 在一定程度上否认天命，同时也强调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第三节 《史记》的艺术成就
一、能抓住带本质意义的典型性重大历史事件，选取这些事件，写出人物在当时的作用，也表现了人物性格。
二、善于运用“互见法”。
三、善于通过琐事来刻画人物。
四、善于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去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
五、精粹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雕塑感。

第四节 《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对古代诗歌，尤其是戏剧、小说、散文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启示和影响。
第五节 作品选讲
《项羽本纪》：
《管锥编》：“‘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妬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与’，皆若相反相违，而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错综如此者。”
《管锥编》引清人周亮工语：“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既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第六节 班固与《汉书》
一、 班固生平和《汉书》的创作
二、选读《苏武传》、《李夫人传》

第二节 三曹（上）

一、曹操
（一）生平、思想：
1、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郡(安徽亳县)人，父亲曹嵩是得宠宦官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为郎，后在汉末大乱中聚集兵马，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建安元年，受封为丞相，官渡一战击败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逐步统一了北方，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丕称帝建魏后，追尊他为武帝，史称魏武帝。
2、儒法兼取、礼刑互用的思想
曹操出身微贱，对两汉以来重视家世、经术的传统，并不一味默守。于政教军事，颇杂刑名；取用人才，不拘资限，甚至不拘品行。史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参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举贤勿拘品行令》。
但另一方面，曹操亦不愿以汉相之尊，承担篡逆的罪名。为制约诸侯，协调本集团内部的等级关系，曹操更无法全然否定儒家的伦理纲常与道德规范。因此，他对儒学、礼志又有一定的认同。
在进取天下的同时，曹操目睹汉室的倾颓、生民的不幸、命运的无常、人生的短促，又常怀感慨与惆怅。因此，王霸并用、思接庄玄，也构成曹操思想矛盾的一个方面。
3、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
一方面，曹操在经学方面有较深造诣。其据有二：光和年间因家人被诛杀，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其今存著述，引用《诗经》《论语》《尚书》《楚辞》等典籍的情况并不稀见，仅《诗经》即不下数十处。
另一方面，对书法、音乐、围棋等都相当精通，可谓多才多艺。王沈《魏书》云其“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还曾收罗人才，对几乎失传的汉代音乐、歌舞进行了整理。
或许正因如此，他才能延揽天下文士于其幕下。
（二）曹操的诗
1、曹操乐府诗概述。
曹操诗今存22首，包括作者存疑的3首。全部是乐府诗。乐府诗进入到文人乐府诗的阶段，曹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曹操诗歌的题材内容
A纪事：以乐府古题写时事，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锺惺《古诗归》卷七）《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

《苦寒行》写东征高干之役，既自比周公东征，志在必胜，又极写其苦寒之状与内心的进退犹豫，并不故作豪语惊人。
B述志：政治主张、社会道德理念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对酒》、《度关山》、《短歌行》等。如《对酒》，描绘了他理想中太平盛世的图景。
C 游仙：曹操又有游仙诗《秋胡行》、《精列》、《气出唱》。学界对它们的理解颇多歧见。一种观点认为，抒写人生苦闷，却并不流于消极。有的意见说，寄寓诗人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但或许并无太多寄托，只是其求仙欲望的真实表现。
D咏史：《善哉行》、《短歌行》（之二）等，吟咏史实、人物，结合个人现实体验。
3、曹操诗歌的风格特色
①主体风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
钟嵘《诗品》：“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敖陶孙《诗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②开创了四言诗的新境界。《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全篇以比兴手法，反复申说诗人时不我待的焦虑，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曲折抑扬，感人至深。
（三）曹操的文
1、文章雅化、骈化过程中的异响。鲁迅说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让县自明本志令》：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自述生平之志，毫无掩饰造作之笔。虽是实情，然非他人所敢言。《祭故太尉桥玄文》、《举贤勿拘品行令》、《遗令》。
2、清峻、通脱的风格
（四）曹操诗文的地位与贡献
1、汉魏之际，承上启下。
2、乐府文学的新阶段——文人乐府诗阶段。
3、开创“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
二、曹丕
（一）曹丕的诗文
1、曹丕诗的题材内容：曹丕诗现存约40首，可分三类：纪事抒情、游宴、游子行役与思妇别愁。
《黎阳作》、《陌上桑》写征伐之事，既有克敌制胜的豪情，也有征人行军之苦。述宴，如《芙蓉池作诗》、《于玄武陂作诗》等，描摹细致，文词富丽，在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
游子行役与思妇别愁一类成就最大，属代人立言的拟作体。《燕歌行》抒写思妇之情，音节和婉，修辞精美，是曹丕的代表作。《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言离别之苦，凄婉动人。可见诗人生逢乱世，对人间别情，是有切身体验的。
2、曹丕诗的风格
曹丕诗有文士气，以文人深婉细腻的笔触，写出乱世中人的内心世界，因而颇得《古诗十九首》的风致。《古诗源》：“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此语概括较为准确。
3、曹丕的文与赋
辞赋现存26篇，建安文人中仅次于曹植。可分两类：述军国大事；记个人情怀。
文章的成就不在诗赋之下，代表作《典论》、《与吴质书》、《答繁钦书》等。《典论·自叙》叙写生平，通脱而生动。《与吴质书》叙朋友间生死离合之情，兼有随感式的文学评论，是过去的书信之文所没有的；《答繁钦书》描写美人舞乐，辞极绮丽，近于辞赋，即在曹丕文章中，也是别具一格的。
4、曹丕的文学地位与影响
诗体方面，曹丕《燕歌行》首创七言歌行体，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诗韵方面，曹丕不独已认识到诗歌当有音韵之美，而且在实践中还进行了多种有益的尝试。
《燕歌行》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典论·论文》，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

第三节 三曹（下）

一、曹植的生平与个性
1、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的弟弟。卞氏所生第三子。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世称陈思王。在建安文人中，他的作品留存最多，对当时及后代的影响最大。后人评价也最高。
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早年即有“绣虎”雅号。一度受到曹操的信任，几被立为太子。最后终于失败。曹操立曹丕为嗣，诛杨修，曹植荣宠日衰，曹丕即位，杀丁氏兄弟，曹植也受到迫害，屡改封地，名为王侯，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获咎，如同囚徒。黄初之世，始终处在生命恐惧之中。
曹丕死，明帝曹睿即位之后，曹植的处境有所改变，他一度焕发希望，上表请求自试，终不为所用，于太和六年，抑郁而终。
思想方面，前期以儒为主，后期多老庄。
2、丕、植文学观念之异同
曹植的文学见解，见于《与杨德祖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已将采史官之实录，辨世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定乎！”
对文学地位的看法，二人似异实同。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很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的了。
二、曹植的诗文创作
今存诗歌约90首。以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故、曹丕继任魏王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
（一）前期创作
主要抒发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以诗歌成就为大。
（1）功业精神与报国信念；《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2）游宴、唱和之作；《名都篇》（也有不同意见，如郭预衡认为是后期对青年时代的追忆）、《公宴》
（3）抒写友情之作。《赠丁仪》、《赠王粲》、《送应氏》
（二）后期创作
1、诗歌创作：曹丕以魏代汉，对曹植的猜忌与迫害日益加剧，无可奈何的愁苦之外，更加上一分罹害的恐惧，这使得他后期的诗歌形成了悲愤哀怨的基调。
（1）在政治迫害之下，曹植诗歌更多有离别之悲、忧生之嗟、悼亡之恨。《赠白马王彪》、《三良诗》、《远游篇》、《朔风歌》、《野田黄雀行》。“此诗（《赠白马王彪》）景中有情，甚佳。”（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2）又有一类闺怨诗，抒写女性的相思与隐忧，其间颇寓自己遭忌被弃的感慨。
《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怨诗行》
（3）游仙诗。
《五游》、《升天》、《仙人篇》、《苦思行》
2、辞赋创作
代表作《洛神赋》，作于黄初三年。或以为“感甄”之作（尤袤《李注文选》刻本），或以为“托词宓妃，以寄文帝”（何焯《义门读书记》）。按其序云：“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赋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后说为是。
三、曹植的文学成就
1、曹植诗歌的艺术风格：“骨气奇高，辞才华茂”，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把五言诗的艺术提高到更高的地步。钟嵘《诗品》：“陈思为建安之杰。”
2、曹植兼擅各类文体、诗体，尤其长于五言，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
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通音律，一些诗句平仄调协，音节铿锵，可见从五古到五律的音律规范痕迹。此外，曹植已不同于《十九首》诗人的无意为诗，而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显示出他把观察事物、体验情感与选择词藻、精心修辞相结合的用心。
3、曹植对乐府诗的贡献
4、建安时期的辞赋大家。在两汉体物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主力作用。
在建安时代，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为巨大。
四、“汉音魏响”
曹操属汉音，丕、植属魏响。这是一般的意见。
汉人为诗的特点。文人诗表现手法的重新确立。胡应麟《诗薮》。《诗源辨体》。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曹操《短歌行》等，“汉人乐府本色尚存”。
“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
钟嵘《诗品》评价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第四节 建安七子和蔡琰

一、建安七子概说
七子之称，始出曹丕《典论·论文》。计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人。其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实际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文学活动。
七子效命于邺下，于其文学创作，实有幸与不幸。曹操罗织文人于邺下，政治上的考虑大于文学。“诸子在魏，犹孟子在齐，不治事而议论。魏武看诸子，俱是书生无济，然不收之，则失人望，故用之以充文学。”（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5）七子依附曹氏于乱世，虽然有了安定的创作环境，但个性不免受到压抑，无聊的应酬之作亦相应增多。
小七子。邺下文人集团。文学史上的意义。
二、建安七子的文学创作
1、王粲
七子之中，王粲（177-217）成就最高，刘勰《文心雕龙》称其为“七子之冠冕。”
王粲，字仲宣，存诗23首。
王粲之诗，四、五言诗兼善，其依荆州刘表时所作四言《赠蔡子笃》、五言《七哀诗》三首等，体兼《诗》、《骚》，颇得《十九首》韵致，是建安诗人的上乘之作。《七哀诗》其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王粲依附曹操后，尝随军出征，作《从军行》五首，既写书生抱负，也抒发乱世悲慨，兼有对曹操的颂美之词。全诗气象壮阔，格调苍劲，为杜甫的前后《出塞》开辟了先路。
因侍从文人的地位，王粲后期也有应酬之作，《公宴》。
王粲《登楼赋》抒写去国怀乡，壮志未酬的心境，在建安抒情小赋中，与曹植《洛神赋》并为双美，其《为刘荆州谏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难钟荀太平论》、《安身论》等文，或直陈利害，词义恳切，或义近名法，长于辨难。
2、刘桢
刘桢，字公干，存诗二十馀首。刘桢当时甚有诗名。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
成就主要在诗，可分两类，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分别用苹藻、松树、凤凰为喻，抒写坚贞高洁的性格。游乐诗包括《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
钟嵘《诗品》说：“陈思以下，桢称独步。”
3、其他文士
陈琳、阮瑀、徐干、应瑒。
陈琳的生平。陈琳作品选讲。《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生平。《驾出北郭门行》。《文质论》。
三、蔡琰
1、蔡琰的身世生平
汉代末年著名学者、诗人蔡邕的女儿，“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董卓之乱中，被掳至南匈奴，嫁左贤王，生二子，生活了十二年，生了一双儿女。后来汉朝与南匈奴矛盾缓和，曹操遣使用金璧赎回，重嫁陈留董祀，整理父亲遗文。
2、 琰作品的真伪问题
其诗今存三首，五言体《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其中五言体的《悲愤诗》比较可信。苏轼《仇池笔记·拟作》以为非出自蔡琰之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以为是蔡琰所作，以史证诗，当为蔡琰作无疑。（参看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
骚体的《悲愤诗》所述情节与蔡琰生平不合之处，许多学者认为非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载《乐府诗集》和朱熹《楚辞后语》）相传是她的作品，但由于不见《后汉书》，而且文体与汉魏间作品不同，有人怀疑是后人伪托。（参见中华书局《胡笳十八拍讨论集》）
3、 言《悲愤诗》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自传体的叙事诗，长108句，540字。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叙事为主，夹以抒情。表现汉末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是建安时期最优秀的诗篇之一。

章节名称：第二章 正始文学
授课时数：3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了解正始文人的苦闷情怀与政治态度，熟悉阮籍、稽康等人的诗文及其风格特色。
教学重点和难点：正始之音、阮籍的《咏怀诗》。
教学方法：课堂提问、多媒体方式、结合科研。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节 正始文学的背景

一、魏晋风度与正始之音
1、亵渎名教的血腥斗争：
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睿死，齐王曹芳即位，改元正始（240）。从正始10年到甘露五年（260）二十年间，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进行了六次政治、军事方面的较量，每次斗争，都以曹魏集团的惨败而告终。这场斗争的特点是：它主要发生在上层集团内部，但依附于各个集团的文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介入；斗争的双方都在维护名教的名义下，行翦除异己之实，手段异常残酷。名教的虚伪性因此暴露得淋漓尽致。
2、魏晋风度：在正始时期的血腥杀戮和政治高压之下，文人朝不保夕，动辄罹祸。饮酒服药，放浪形骸，乃成为他们寄托愤懑、逃避祸端、保全性命的惟一选择，魏晋风度由是而起。
3、正始之音：由于司马氏借名教杀人，依附于曹魏集团的人士往往以“自然”对抗“名教”，从而导致玄学的兴起。又因为政治上的高压，汉末以来的清议脱离时政，演变为清谈。清谈与玄学结合，进一步推动了玄学的发展。魏晋之际，玄学既是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又是文人保性全身的手段，更为文人纵欲任情提供了口实。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玄学的普及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它对于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它对于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的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4、正始名士：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
5、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伶、王戎、阮咸、向秀、山涛。参看《世说新语·文学》。
二、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一）才性四本之争与文学：
1、才性四本之争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命题之一：
“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南齐书·王僧虔传》）争论的焦点在才、性的离合异同。
性，指人的内在，诸如气质、性情、道德、修养等；才，指人的行为能力，也包括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魏晋思想家因其政治态度不同，一派主张才、性统一（合、同），即主张以外在事功、证明自己秉性的优劣，依附于司马氏集团大都持此种观点。一派主张才、性并不统一（即离、异），即认为外在事功与自己秉性的优劣并无必然联系，依附曹魏集团者大都如此。
2、才性至上说、才性离异说的兴起，促使两汉以来注重事功的人生价值观向着魏晋的尊重个性、重视人格完美、精神自由方面转化。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是以君子之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故修形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嵇康《养生论》）
3、魏晋之际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直接影响到人物的评议标准、文人的人生态度乃至文学艺术的美学境界。诸如神气、神情、神韵、神貌、风神、风韵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的个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遗形取神的表现方法已受到作家、艺术家的相当重视。
此时的人物评议，或直接描绘其内心世界：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且曰：“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世说新语·赏誉》）
林下诸贤，各有儁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速；咸子瞻，虚夷有远志。（《世说新语·赏誉》）
或以其神情难摹，则托之比喻：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世说新语·赏誉》）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咸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或评议人物，竟至遗形取神：
裴令公有儁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至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世说新语·容止》）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世说新语·容止》）
对艺术中心、物的关系问题，嵇康虽然持心、声二元论（《声无哀乐论》），阮籍对借以达情的物更持虚无的态度（《清思赋》），但他们在心、物关系中更看重个体的体验和表达，无疑对提高古代文学艺术的美学境界和美学创造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学意义：
1、就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引发的一场争论，是魏晋之际政治斗争在玄学上的反映。
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长官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义。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而所以成问题者，在当时主张自然与名教互异之士大夫中，甚崇尚名教一

我建议你去嵇康吧看看~
由于字数有限，偶就给你发一篇关于魏晋时期和嵇康的，我好喜欢嵇康哦~呵呵~文章如下：（不错D~）

"魏晋风度与竹林七贤"系列之二 嵇康任气有侠名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涛浪滔天红尘俗事知多少……”在噫嘻的感叹声中，我们送走了“鬼才”黄沾。他虽然走了，却留下一曲慷慨苍凉的《笑傲江湖》供后人传唱。

有了侠客聂政的拼死刺韩，才有了千古名曲《广陵散》；有了嵇康的临刑索弹，才使《广陵散》名声大震；有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中的“演义”，才使《广陵散》成了《笑傲江湖》之曲；最终在“鬼才”黄沾的再次释读下，一般人眼中的《广陵散》便成了“沧海一声笑”。

贯穿嵇康一生的，是一种豪迈不羁的侠义精神。他的仗剑出游，他的“性绝巧”，他的“善煅”，他的“尚奇任侠”，都让我觉得嵇康身上时时有侠客的影子闪动。也或许仗义执言便是一种侠行，而在某些时候，仅仅是直言的仗义，就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

南朝的刘勰评论说，嵇叔夜“直性狭中”（性格直率）、“遇事便发”，这就是“俊（竣）侠”；阮嗣宗“外坦荡而内淳至”，这就是“俶傥”（舒朗大气）。嵇康的傲气傲骨、嵇康的愤世嫉俗、嵇康的孤独寂寥、嵇康的犀利笔锋……这一切的一切，便构筑起一种“侠士精神”。正是这种“任气使性”，成就了嵇康一生的侠名。

魏晋名士多遭变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外戚、宦官专权，而“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于是发生了震惊当时也震惊历史的两次“党锢之祸”。士人作为群体遭到镇压。第一次党禁，二百多党人被抓，遣归乡里，终生不得入仕。第二次党禁，党人死者百余人，受牵连者六七百人。

其后，董卓先废汉少帝又杀汉少帝，接着袁绍做了盟主，欲立刘虞为帝，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子曹丕威逼汉献帝“禅位”之后，没过多久司马懿就发动了高平陵政变，将曹爽、何晏等人处死，至司马昭重演“禅让”闹剧，西晋中又有“八王之乱”——如果知识分子没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死几乎是必然的，“晋世不文”也许最能说明当时的黑暗。

《晋书·阮籍传》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据史载，这一时期被杀的大名士有：孔融、杨修、桓范、何晏、夏侯玄、嵇康、吕安、王衍、张华、潘岳、陆机、郭璞……

细究起来，理由甚至很荒谬，可这也应该是历史的必然。每一次经过群雄纷战后建立起的统一王朝，知识分子都会面临一场浩劫。特别是司马氏篡逆滥杀，既诛异党，复杀名士。史称，由于司马集团大肆杀戮，使天下“名士减半”。在其滥杀之际，竹林之人如山涛、王戎等皆投身司马集团，阮籍也不得不出仕为官。

政争导士止清谈

抗争一次次失败，失望心理笼罩士林。随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士人们思想信仰发生了动摇，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怀疑，思想的多元化出现了。

按照《晋书》的说法，魏晋是一个“学者以老庄为宗力黜六经”的时代，是一个“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的时代，是一个“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物是那么地与儒学正统格格不入，恢弘飘渺、颓然傲世者被尊为名士，而继承孔子衣钵者则被视为虚伪。

庄子把那些不合于世俗而合于自然的人称为“畸人”，并称“天之小人，世之君子；天之君子，世之小人”（《大宗师》），把世俗与自然的道德标准完全颠倒。阮籍则在《大人先生传》里将世俗的“君子”贬到虱子的地位，说他们“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嵇康就骂得更为直白，他极端厌恶世间所谓“君子”的一切，他说他视学堂为太平间，视诵读为鬼话，视六经为垃圾，视仁义为腐臭。看一眼经书眼睛就会害病，学一下礼仪就会得驼背，穿上礼服就会筋骨扭转，谈起礼典就会牙齿烂掉——这是很恐怖的，仿佛六经的毒害比之鹤顶红更为竣烈，比之鸦片更为残忍——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

思想选择的最终结果，使玄学替代了经学。而在生活态度上，士人们不再恪守儒家的礼制名教，世风的变化最终反映在生活情趣与生活态度上。正统思想失去约束力，人们的生活追求也更加丰富，更重性情，更具个性。士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人生的价值，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到光阴易逝、日月如梭、人生坎坷、生命短促。即使像曹操这样的一代英雄，对人生也充满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之类，写来竟是如此地慷慨悲凉。
玄学发展到最后，但凡世族之人，皆以清谈、服食、放纵、任情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每天香茗数盏、美酒盈樽、口谈玄奥、言如珠玑、轻裘缓带、宽衣著体、手执麈尾、不鞋而屐，看起来很飘逸的样子，这已成为名士的必备行头和特征。而清谈的主要内容包括评人物臧否、论名教自然、谈本末有无、味体用之辨等等。这种生活很类似近代的小资，却远比小资可爱。小资缺了点儿思想，多了点儿造作，而魏晋的人物却多了几分率真，多了几分空灵。

魏晋玄学的创立者，应该首推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当时谈玄，何晏（时为吏部尚书）因其政治地位成为核心，但在理论上，最出色的则是王弼。据《世说新语·文学》称，只要谈玄的时候王弼出现，其胜者必是王弼，何晏对王弼则心服口服。正始十年（公元249年），王弼因疠疾而死时，年仅23岁。可以说，王弼是思想史上的李贺。而王弼正是山阳高平人，因此我很怀疑，嵇康之所以移居山阳，可能也是为了追寻王弼之道。若谓嵇康“追随”被贬山阳的汉献帝而来，实属无稽。“竹林”中的嵇康、阮籍，可称是王弼思想的嫡传者。

嵇康何由免罹难

“竹林七贤”在百家岩的隐居活动，随着嵇康于景元三年（公元263年）被司马昭所杀而结束。据《三国志》记载：“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既好老庄，复尚奇任侠，焉得无祸？

嵇康在苏门山中遇隐士孙登，并随其云游，希望能够得到指教，孙登始终默然。嵇康出山前问孙登：“先生真的不想对我说些什么？”孙登这时才说：“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1——你才识超绝而性情刚烈，怎么可能幸免于难？一语中的，嵇康不由黯然神伤。隐逸本非所愿，云游三年之后，嵇康仍旧还归山阳，打铁自娱。

景元一年（公元261年），司马昭杀了曹髦。为逃脱弑君的罪名，司马昭很想取得舆论支持。第二年，司马昭指派“七贤”中的山涛出面拉拢嵇康。山涛荐嵇康代替吏部侍郎，嵇康得到消息后，在愤怒中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司马氏给予的官职。

嵇康的行为实在有些让人瞠目结舌。庄子拒绝楚相的官职时还委婉地打了一个比方，说自己只是一只喜欢在烂泥里摇尾巴的乌龟，嵇康却特意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详说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又说自己去做官，就是手拿屠刀，“漫之膻腥”。这种敏感与高姿态当然深深地刺痛了当时的实际统治者——司马昭。

对于嵇康的死，庄子早就明白指出此种性格的结局，所以他在回答如何立身的时候说：“吾将处材与不材之间。”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不管是在“竹林”的嵇康、阮籍身上，甚或于庄子自身，根本就不适用。原因很简单，三者在明白这一道理的时候，都已名声斐然，想介于“材与不材之间”已经迟了。在僭主颇多的战国，庄子可以轻松地拒绝楚国的聘书，而在霸权独揽的魏晋，嵇康们则别无选择。

司马昭得知嵇康拒绝出山做官，又说什么“非汤武而薄周孔”，勃然大怒——司马氏父子擅立皇帝，皆以周公摄政自居，司马昭还想实行“汤武革命”，改朝换代。嵇康这样的话隐含攻击，捅到了他的“痛处”，使他对嵇康恨之入骨。

钟会实在是个小人，他与嵇康之死有莫大的关系。他甚至曾多次构陷阮籍——《晋书》载：“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阮籍），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而阮籍最终都通过“酣醉”而得免。

在钟会没有成名前，曾写了一本书想让嵇康看。他知道嵇康高傲，怕嵇康当面难堪，既跃跃欲试又犹豫不决，既卑怯又想卖弄，就远远将自己的书抛进嵇康院内，赶紧离开，冀望嵇康能够赏识。成名之后，他觉得可以在大名士嵇康面前露露脸，就带着大批车马随从拜访嵇康。

嵇康正在柳树下打铁，向秀在一旁拉风箱，见钟会来了，嵇康旁若无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叮叮当当，只管打铁。

鲁迅先生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一些。
僵持，还是僵持，钟会面带怒容拨马便走。此时嵇康却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虽懊丧失望，脑筋转得倒挺快，对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本是两句充满禅意的问答，但在这种情况下，却丝毫没有高妙的感觉。嵇康的话里隐含着高傲与鄙视，钟会的话里充满了愤恨和恼怒，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从此钟会恨透了嵇康。

司马屠刀漫腥膻

景元三年（公元263年），一个案件把嵇康牵扯进来。

嵇康的朋友吕安有个哥哥叫吕巽，人面兽心，见吕安的妻子长得美丽，就生了邪念，用酒把吕安的妻子灌醉后奸污了。吕安之妻羞愧难当，自缢而亡。吕安回家后，从仆妇口中得知真情后，虽极其痛恨吕巽的禽兽之行，但碍于一母同胞的情面，只好隐忍不发，仅将事情告诉了嵇康。谁知吕巽做贼心虚，总觉得有把柄在吕安的手里，对自己不利。于是就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段，向司马昭诬告吕安，说吕安对母亲不孝。

当时，司马昭正在标榜“以孝治天下”，而吕巽又是他跟前的红人。因此他下令将吕安抓起来。吕安不服，把吕巽的丑事揭发出来，并引嵇康为证。嵇康义不负心，保明此事。司马昭不听吕安的辩解，将他判处徒刑，流放到边远地区。嵇康对吕巽的做法十分愤恨，一气之下就又写下了《与吕巽绝交书》。不久，吕安在途中写给嵇康的书信也被截获。司马昭以信中有不满之词为由，又将吕安收拘，同时下令逮捕嵇康。

嵇康在监狱中思绪万千，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了《幽愤诗》。他在诗中回忆幼年的生活，说自己早年养下了任性的脾气，长大后，心地善良而不能识别好人坏人。他对自己无辜遭受陷害表示抗议，认为自己虽然被捕，但是在道义上还是正直光明的。嵇康未料到自己会有杀身之祸，所以在诗的结尾说，自己一旦脱离困境就将远离尘世，“采薇山阿，散发岩岫，咏啸长吟，颐性养寿”。

此时钟会立意报复嵇康，力劝司马昭杀掉他。他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康为虑耳。”又说：“当年毋丘俭起兵时，嵇康就打算响应，只是山涛劝说数次作罢。过去齐国杀华士，鲁国杀少正卯，都是由于他们害时乱教。现在嵇康和吕安言语放荡，攻击经典，应该借此机会杀掉他们，以淳风俗。”于是司马昭下令判处嵇康死刑。3000名太学生联名上书，要求赦免嵇康，并要求他到太学去做老师。救援活动反而使司马昭下定决心除掉嵇康。

在“时不我与”之时，不具慧眼，“好善暗人（吕巽）”，最终在主上愤其才情、小人进献谗言、不肯屈己之志、怀抱全生之念中，嵇康赴难刑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一曲《广陵散》，慷慨悲壮，哀恸人心，终成“千古绝唱”。

循着或简或繁的文字，我可以听到竹林间不羁的长啸声中所伴随的生命悲苦；听到百家岩那棵大柳树下鼓风煅铁声中所挟的愤激孤傲……而这一切的一切，不过如嵇康临刑抚奏《广陵散》的琴声，在人们耳畔戛然而止后余下的淡淡回味。

面对嵇康，除了体味，我几乎无可言说。

玄风散尽，琴音空落——嵇康所谓“《广陵散》于今绝矣”的怅然悲壮凝固了一段历史，也将他的生命凝固成几张泛黄的故纸……

咏曰：

魏晋名士多遭变，

政争导士止清谈。

嵇康何由免罹难，

司马屠刀漫腥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