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大世界三楼:谁能给我一些关于明朝海瑞的资料？越多越好！今天之内！

海瑞（1514-1587），广东琼山人，即现在的海南岛，字汝贤，号刚峰。他取此号的意思是一切以刚为主，要终生刚直不阿。因此人们尊称为刚峰先生。

海瑞是明朝嘉靖时期的著名清官，由于敢于直言进谏，惩恶扬善，一心为民谋利，被人民敬为海青天、南包公，其英名流传至今。

海瑞虽然出生于官僚家庭，但童年时期的家境并不殷实，在他仅四岁时父亲不幸病逝，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异常清苦。母亲很刚强，勤俭持家，教子有方，\"苦针裁，营衣食，节费用，督瑞学\"。在她的亲自督导下，海瑞自幼即诵读《大学》、《中庸》等书，加上母亲为他所请的良师指点及严格要求，海瑞得到了良好的家教与文化教育，这使海瑞很早就有了报国爱民的思想。

明朝隆庆三年，即公元1569年，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即现在长江下游两岸，包括南京、苏州、常州等地，是个非常富庶的地方。但海瑞到任后却发现，人民在重赋和恶吏贪官的压迫下生活极为困苦。如果赶上当年发生涝灾，直到冬至的时候，还有一半田地被淹在水里。粮价飞涨，百姓不去讨饭就会饿死。于是，海瑞决定将治水与救灾一起解决，既为当前又为将来谋利。后来，终于弄清受灾原因是由于连接太湖通海的吴凇江淤塞所致，海瑞便召集饥民，趁冬闲季节开工，疏浚吴凇江及其支流。又经上书请求，将应该上交的粮食留下一些解决灾民吃饭问题。这样就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工程很快完成，当地的百姓都很感激海瑞。

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海瑞进一步惩罚恶霸，归还被强夺的土地。但对自己有恩的徐阶在当地占有的土地最多。徐阶怕一点不退也不行，于是就象征性地退了一些。海瑞则写信劝他应该作出表率，多退一些田，同时劝说自己的儿子也改正错误。许多京官纷纷为已经告老还乡的徐阶说情，但海瑞还是联合一些官员，迫使徐阶退了二分之一的田地。海瑞依照法律将徐阶两个违法的儿子充了军。其他地主们见此情景，赶忙将多占的田依数退还。

海瑞还在赋税方面减轻了人民负担。当时江南的赋税很混乱，有田的地主往往不纳或少纳，地少的农民却要负担很重的赋税，其实，加重的部分都是替地主所交的，由地方官平摊到每个百姓头上。这无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海瑞组织人清查土地，简化赋税制度，减轻百姓负担，地主阶级联合诬告他，说他支持倭寇，不久，海瑞被罢了官。

海瑞担任应天巡抚时，不但爱民抚民，还为民除害谋利，但他自己却生活得很俭朴清苦。所到之处不许鼓乐迎送，也不住豪华的住宅。地方上为迎接他大摆宴席，他却规定物价高的地方每顿饭不能超过三钱银子，物价低的地方不超过二钱银子。他一生很多时间闲居家中，只靠祖上留下的一点土地过活。他没有置买田产，只在母亲去世后靠别人帮助买了一块坟地，将母亲安葬了。

海瑞去世前几天，还退还了兵部多送来的七钱银子。他的妻子、儿子早已去世，丧事由别人料理，他的遗物只有八两银子，一匹粗布和几套旧衣服。靠同僚的帮助，他的灵柩才得以运回故乡。船在江上行驶时，两岸的百姓自动穿孝来哭送他，店铺也停了业，送行的队伍长达百里。如今，在人民心中，海瑞成了正义的象征，各地共有十几种地方戏在传唱着他的故事。

1587年阳历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他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对他的生平行事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这争执一直延续到多少年以后还会成为问题的焦点。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然则在法律教条文字不及之处，海瑞则又主张要忠实地体会法律的精神，不能因为条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隶巡抚任内，就曾命令把高利贷典当而当死的田产物归原主，因而形成了一个引起全国注意的争端。
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
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
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的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海瑞以举人出身而进入仕途，开始被委任为福建一个县的儒学教授，任期4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他已经45岁。
这淳安县，乃是往来三省的孔道。交通发达，本县人民的负担也随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国时所订立的财政制度，政府中的预算并无旅费一项，全国1040个驿站，名义上由兵部掌管，实际上一切费用，即过境官员本人及其随从所需的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全部由该地方负责。兵部只发给旅行人员一纸勘合：驿站所在之处，即须按照规定供应。七品官海瑞的声名开始为人所知，就是因为他能够严厉而巧妙地拒绝了官员滥用这种权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负担。
这一段故事说，当日以文官而出任总督的胡宗宪，兼负防御倭寇的职责，居官风厉，境内的官民无不凛然畏惧。一次，他的儿子道经淳安，随带大批人员和行李，作威作福，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并且凌辱驿丞。县令海瑞立即命令衙役皂隶拘捕这位公子押解至总督衙门，并且没收了他携带的大量现银。他在呈报总督的公文内声称，这个胡公子必系假冒，因为总督大人节望清高，不可能有这样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金银财物。
如果这段故事夹杂了夸张和渲染，那么，海瑞对付鄢懋卿的经过则属确凿无疑，因为有他收入文集中的缄牍可以为证。
1560年，左副都御史鄢懋卿被任命清理盐法，南北各省的食盐征收专卖都归他节制，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强抗击倭寇的财力。对于这位钦差大臣，地方官自然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而钦差大臣本人也不能避免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时尚，先期发出通令，内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摩费里甲”。这样的官样文章早已为人所司空见惯，不过视作一纸具文，即在钦差大人本身也不会想到会有人认真对待。
淳安县县令海瑞对这一通令可是毫不含糊。当鄢都院的节使尚未到达淳安，他已经接到一个禀帖。禀帖的一开头规规矩矩地写着“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谨禀”，紧接着就把通令的原文节录于后，再接着就说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听者皆曰，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并有金花金缎在席间连续奉献，其他供帐也极为华丽，虽溺器亦以银为之云云。最后要求钦差大人摒弃奢华的排场和搜刮，并且说，如果不能拒绝地方官这样的阿谀恭维，将来势必无法做到公事公办，完成皇上委托的任务。据说，鄢懋卿接到禀帖以后，就没有敢进入淳安，而是绕道他去。
这种直言抗命的精神，可能使海瑞失掉了一个升官的机会。他于1562年调任江西兴国，官职仍是知县，不升不降。以他这样的性格和作风，上司当然衔恨在心，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十个海瑞也早已罢官免职。他的节俭的名声遐迩皆知，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此事的真实性无法得到证明，但海瑞饭桌上的蔬菜出自他亲自督率别人在衙后栽种，则属毫无疑问。
基于道德观念的驱使，下级官员反抗上级，历来也并不罕见，但大多引不起特别的注意，事情发生后不久，随即为人遗忘。然而海瑞却属例外，他得到命运的帮助，历史站到了他这一边。1562年，历任首辅几达20年的大学士严嵩为嘉靖皇帝免职，他所扶植的私人也不免相继倒台，其中包括胡宗宪和鄢懋卿。他们既被确定为坏人，海瑞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敢于和他们作对，当然可以算得特行卓识。为此他的声望大增。这49岁的海瑞，虽然不是进士出身，官阶也仅为正七品，可是已经获得了在大众心目中成为英雄的可能性，只须再加以机缘，就可以把这一地位巩固下来。
1565年，海瑞再次表现了他直言的胆略。当时他已经升任户部主事，官阶为正六品，这是一个接近于中级官员的职位。当时的北京，并没有出现什么令人振奋的气象。相反的，南北两方都连连告警，急待增加收入以备军需。然而政府别无新的途径筹款，可行的办法还是不外挪借和增加附加税。前者并不增加收入，也没有紧缩支出，而仅仅是此款彼用；后者则使税收制度更加复杂和实际执行更加困难。户部是国家的财政机关，但是主事一类的官儿却无事可做。大政方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已。
嘉靖皇帝当日已御宇40年。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死。他住在皇城中的别墅里，然而又不能以一般的荒惰目之，因为他除去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外，对于国家大事仍然乾纲独断，有时还干涉到细节。这位皇帝的喜爱虚荣和不能接受批评世无其匹，只接近少数佞臣，听到的是各种虚假的情况。当他发现大事已被败坏，就把昔日的一个亲信正法斩首，以推卸责任而平息舆论。这种做法使得廷臣但求自保而更加不去关心国家的利益。1565年，严嵩去职虽已3年，但人们对嘉靖的批评依然是“心惑”、“苛断”和“情偏”。然而他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明明是为该臣所蒙蔽，他还自以为圣明如同尧舜。
经过慎重的考虑，阳历11月，海瑞向嘉靖递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系风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话，还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
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海瑞所要求于皇帝的不过是改变自己的作为，而这改变又非常容易，只需要“翻然悔悟”，由乱致治，也不过“一振作间而已”。言下之意是，如果皇帝能够真正振作，选择合宜的道路，赴之以决心，他还是有机会成为尧舜之君的。
这样的奏疏确乎是史无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诤谏，只是批评一种或几种政策或措施，这种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连为人夫及人父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其唐突之处，真的是古今罕有。
嘉靖皇帝读罢奏疏，其震怒的情状自然可想而知。传说他当时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里喊叫：“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一个宦官为了平息皇帝的怒气，就不慌不忙地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人向来就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所以他在递上奏本以前就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已经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听完，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一读再读。
嘉靖没有给予海瑞任何惩罚，但是把奏章留中不发。他不能忘记这一奏疏，其中有那么多的事实无可回避，可是就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那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点！皇帝的情绪显得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有时他责打宫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地说：“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此时嘉靖的健康已经欠佳，他曾经动过退位为太上皇的念头，可是这种放弃天下职责的做法，在本朝又并无先例。在1566年阳历2月底，他左思右想，气愤难平，终于下令锦衣卫把海瑞逮捕到东厂禁锢。刑部议决对海瑞按儿子诅咒父亲的律例处以绞刑，然而嘉靖皇帝在以前虽然批准过许多人的死刑，在这时候却没有在刑部的建议上作任何的批复，因此，海瑞就在狱中住了10个月。
有一天，狱中忽然设酒肴相待。海瑞以为这是临死前的最后一餐，他神色不变，饮食如常。提牢主事悄悄告诉他，皇帝业已升遐，新君不日即位，你老先生乃是忠臣，一定会得到重用，海瑞听罢，立刻放声号哭；号哭之余，继以呕吐。
1567年年初隆庆皇帝登极，海瑞被释出狱。对他的安排立即成了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一个难题。他的声望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对他应该怎么分派呢？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于是，在不长的时期内，他历任尚宝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官至正四品。这样一个闲曹自然不能令海瑞满意，因为他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1569年年初的京察，按照惯例，凡属四品以上身服红袍的官员都应当作出自我鉴定。于是海瑞在奏折中说：陛下既然赦免了我的死罪，又对我破格擢升，在所有的文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加迫切地要求报答陛下的恩典。接着，他谦虚地声称自己才浅识疏；又接着，他表示自己现任的职务只是专管查看呈奏给皇帝的文书，看罢以后原封发送，既无财政责任，又用不着下左右全局的决心，但是连这样的一个位置还不称所职，所以不如干脆把我革退。
这样看来，海瑞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以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
文渊阁和吏部终于向他低头。当年复天，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且不说这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即使是一般地区，任命这样一位不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巡抚，也已属于罕见。但是这一地区历来号为难治，以海瑞的性格而就任斯职，有识见的人早就料到必然引起不良的后果。事实不出所料，8个月之后，他遇到劾参而被迫退休。
海瑞的新职一经发表，南直隶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计到将会不能见容于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把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举出这些琐事，就可以证明新巡抚大人声势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慑。
海瑞下车伊始，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抚可以传询耆老听取他们的控诉。巡抚在各府县逗留，地方官供给的伙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钱至三钱，鸡鱼肉均可供应，但不得供应鹅及黄酒。境内的公文，今后一律使用廉价纸张；过去的公文习惯上在文后都留有空白，今后也一律废止。自条约公布之日起，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包括特殊的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
这些规定，有的不免失之琐碎苛细，本来就会生问题的。而他最后的垮台，则是因为他干预了境内的农田所有权所致。
海瑞墓园
位于海口市西郊滨涯村，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海瑞（1514－1587年），字汝贤，一字国开，号刚峰，琼山市府城镇金花村人。举乡试入都，恩赐进士，初任南平教谕，后升任淳安知县、兴国知县。在任内推行清丈、均徭，廉洁自恃，人言“布袍可脱粟”。明世宗宠信方士，专意斋蘸，妄求长生不死之药，忽朝失政，无人敢谏，只有海瑞备死上疏，犯颜直谏，震惊朝野，被罢入狱，世宗死后获释。隆庆三年头（1569年）任应天巡抚，任内曾主持疏浚吴淞江、白茆河，大力推行“一条鞭法”，遭到张居正等人的反对，被革职回乡。海瑞一生刚直不阿，居官期间，平反了一些冤狱，被誉为海表天，亦称包公再世，南包公。他72岁出任南京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仍力惩贪污官员，不久病逝于住所。死后，朝廷赐祭八坛，赠太子少保，谥号忠介，遣官员许子伟护灵柩归葬。出殡那天，南京城万人空巷，商者罢市，农者辍耕，大众夹道送殡，哭奠者百里不绝。
“粤东正气”石牌坊
海瑞墓园建筑庄重古朴，正门有提座牌坊，横书“粤东正气”阴刻丹红大字，花岗石铺成的100多米长的墓道，两旁竖立着石人、石羊、石马、石狮、石龟等石雕。墓道中间还有三道石牌坊，庄严肃穆。海瑞墓园始建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是皇帝派许子伟专程到海南监督修建的。据说，当海瑞灵柩运至现墓地时，抬灵柩的绳子突然断了，人们以为这是海瑞自选风水宝地，于是将其就地下塟。海瑞墓高3米，圆顶，墓前有4米高的石碑。海瑞墓室后扩建了“扬廉轩”，其亭柱上挂有海瑞写的两幅对联，其一是“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轩前有海瑞塑像，轩后有“清风阁”，战士海瑞的生平事迹和陈列有关部门文物。整个墓园，绿草如茵，葱郁苍翠的椰树、松柏、绿竹四季常青。

海瑞（1514--）1587年），字汝贤，一字国开，号刚峰，琼山市府城镇金花村人。举乡试入都，恩赐进士，初任南平教谕，后升任淳安知县、兴国知县。在任内推行清丈、均 徭，廉洁自恃，人言"布袍可脱粟"。明世宗嘉靖四十三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其时世宗宠信方士，专意斋蘸，妄求长生不死之药，忽朝失政无人敢谏，只有海瑞备死上疏，犯颜直谏，震惊朝野，被罢官入狱，世宗死后获释。隆庆三年（1569年）任应天巡抚，任内曾主持疏浚吴淞江、白茆河，大力推行"一条鞭法"，遭到张居正等人的反对，被革职回乡。海瑞一生刚直不阿，居官期间，平反了一些冤狱，被誉为"海青天"，亦称"包公再世"、"南包公"。他72岁出任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仍力惩贪污官员，不久病逝于住所。死后，朝廷赐祭八坛，赠太子少保，谥号忠介。出殡那天，南京城里万人空巷，商者罢市，农者辍耕，大众夹道送殡，哭奠者百里不绝。

海瑞（1514-1587），广东琼山人，即现在的海南岛，字汝贤，号刚峰。他取此号的意思是一切以刚为主，要终生刚直不阿。因此人们尊称为刚峰先生。

海瑞自幼攻读诗书经传，博学多才，嘉靖二十八年（1550年）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遭迫害入狱。世宗死后获释。隆庆三年（1569年）调升右佥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竣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后被排济，革职闲居16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佥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两年后病死于南京。
海端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据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当地的百姓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供在家里。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更广为流传。后经文人墨客加工整理，编成了著名的长篇公案小说《海公大红袍》和《海公小红袍》，或编成戏剧《海瑞》、《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

爱民如子的海瑞

海瑞是明朝嘉靖时期的著名清官，由于敢于直言进谏，惩恶扬善，一心为民谋利，被人民敬为海青天、南包公，其英名流传至今。

海瑞虽然出生于官僚家庭，但童年时期的家境并不殷实，在他仅四岁时父亲不幸病逝，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异常清苦。母亲很刚强，勤俭持家，教子有方，"苦针裁，营衣食，节费用，督瑞学"。在她的亲自督导下，海瑞自幼即诵读《大学》、《中庸》等书，加上母亲为他所请的良师指点及严格要求，海瑞得到了良好的家教与文化教育，这使海瑞很早就有了报国爱民的思想。

明朝隆庆三年，即公元1569年，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即现在长江下游两岸，包括南京、苏州、常州等地，是个非常富庶的地方。但海瑞到任后却发现，人民在重赋和恶吏贪官的压迫下生活极为困苦。如果赶上当年发生涝灾，直到冬至的时候，还有一半田地被淹在水里。粮价飞涨，百姓不去讨饭就会饿死。于是，海瑞决定将治水与救灾一起解决，既为当前又为将来谋利。后来，终于弄清受灾原因是由于连接太湖通海的吴凇江淤塞所致，海瑞便召集饥民，趁冬闲季节开工，疏浚吴凇江及其支流。又经上书请求，将应该上交的粮食留下一些解决灾民吃饭问题。这样就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工程很快完成，当地的百姓都很感激海瑞。

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海瑞进一步惩罚恶霸，归还被强夺的土地。但对自己有恩的徐阶在当地占有的土地最多。徐阶怕一点不退也不行，于是就象征性地退了一些。海瑞则写信劝他应该作出表率，多退一些田，同时劝说自己的儿子也改正错误。许多京官纷纷为已经告老还乡的徐阶说情，但海瑞还是联合一些官员，迫使徐阶退了二分之一的田地。海瑞依照法律将徐阶两个违法的儿子充了军。其他地主们见此情景，赶忙将多占的田依数退还。

海瑞还在赋税方面减轻了人民负担。当时江南的赋税很混乱，有田的地主往往不纳或少纳，地少的农民却要负担很重的赋税，其实，加重的部分都是替地主所交的，由地方官平摊到每个百姓头上。这无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海瑞组织人清查土地，简化赋税制度，减轻百姓负担，地主阶级联合诬告他，说他支持倭寇，不久，海瑞被罢了官。

海瑞担任应天巡抚时，不但爱民抚民，还为民除害谋利，但他自己却生活得很俭朴清苦。所到之处不许鼓乐迎送，也不住豪华的住宅。地方上为迎接他大摆宴席，他却规定物价高的地方每顿饭不能超过三钱银子，物价低的地方不超过二钱银子。他一生很多时间闲居家中，只靠祖上留下的一点土地过活。他没有置买田产，只在母亲去世后靠别人帮助买了一块坟地，将母亲安葬了。

海瑞去世前几天，还退还了兵部多送来的七钱银子。他的妻子、儿子早已去世，丧事由别人料理，他的遗物只有八两银子，一匹粗布和几套旧衣服。靠同僚的帮助，他的灵柩才得以运回故乡。船在江上行驶时，两岸的百姓自动穿孝来哭送他，店铺也停了业，送行的队伍长达百里。如今，在人民心中，海瑞成了正义的象征，各地共有十几种地方戏在传唱着他的故事。

清官海瑞

海瑞是明朝中后期出现的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是倾力反对贪官污吏的政治实干家，是敢于冒死骂皇帝荒淫无道的忠勇之臣，是为腐败官场所不容的刚直不阿的坚贞之士，是深受黎民百姓爱戴的“海青天”，是被史家誉称为“古今一真男子”的男儿大丈夫。

海瑞为官一生，为民为国操劳一世，其以一人之身反抗满朝贪污腐败的高风亮节，在明朝时期朝纲不举、政事不修的萎靡社会风气中，注定了其悲剧性的命运。

海瑞在福建省南平县任了将近四年的县学教谕，虽屡屡冒犯上司，但由于其为人正直，业绩斐然，深得一些正派官员的交相推荐，嘉靖三十七年海瑞终于得到京师吏部的垂青，被委以浙江淳安知县一职，这一年海瑞已经四十六岁了。在海瑞上任之前，淳安县的风气之颓废，治理之混乱出乎海瑞的意料。海瑞到淳安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革除县府各官的“常例”(所谓的“常例”，是明朝中后期各级官吏敲诈勒索下级官员和黎民百姓的一种较为文雅的叫法，即官吏们为了应付各种排场开销和交际应酬之需，想出各种名目向下摊派)，此事于民有百益而无一害，但却把所有的同僚全都得罪了。众官除了俸薪外丝毫不敢侵占一厘民脂民膏，他们都过上了清贫的日子。不少官吏也学着海瑞一样，督促自己的家人或织布、或垦田，以作日常周济之需。

在京师做低级官员时，面对昏庸的皇帝和颓废的朝政，海瑞毅然买好棺材上疏死谏，写了一篇名为《治安疏》(又称为《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的著名奏章。海瑞这篇奏疏被史家们看作是“史无前例”的天下奇文，就在于它几乎全盘否定了一个拥有至高无上皇权的一国之君的人格，他抨击嘉靖皇帝其实是一个自私、虚荣、残忍、多疑和愚蠢的君主，连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更别说作为一个君王。嘉靖皇帝虽被气得暴跳如雷，但不得不承认海瑞的旷世忠耿，想杀了他，又怕落得个杀忠臣的千古恶名。海瑞出狱后受到了朝中六部的中下层官员和京师百姓的夹道欢迎。户部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赢得了整个京城人的敬仰，除了人们崇拜海瑞的赤胆忠心外，更代表了朝政颓废已久的官吏民众之民心所向。但在海瑞坐牢期间，其两个儿子却不幸被瘟疫夺去了性命。

在苏州、南京做南直隶等高官时，海瑞开始展开一场肃贪倡廉的行动，声势浩大地在南直隶境内展开。海瑞上任一个月后，被送到南京刑部的贪官就有100多人。有一个县从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一共被抓了10多人，几乎把一个县衙门的官吏全抓空了。海瑞在南直隶境内的反贪行动初见成效后，接下来他便向以乡官集团为首的地方豪绅开战了。海瑞在处理乡官豪绅兼并农民土地问题上遇上了难题。江南最大的乡官、海瑞的恩人、前内阁首辅徐阶是江南占田最多者，也是民愤最大者，在法与情的较量中，海瑞做出了果敢的抉择。为此，一个以前内阁首辅徐阶为首的反对海瑞的乡官缙绅集团，就在海瑞力督豪绅大户退田的幕后，悄然成立了。江南乡官缙绅们走的是三管齐下的路子，他们一方面唆使朝中高官弹劾海瑞；另一方面，各自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吏部尚书等高官重臣，交相致函海瑞，软硬兼施，欲使其妥协；再一方面采取走海瑞母亲的路子，企图逼海瑞就范。在江南高官云集的宦海中，海瑞几乎找不到一个支持者，但海瑞面对威逼利诱，不为所动，终于完成了乡官退田还民工作。因遭乡官的报复，海瑞为此失去了第三个、也是其唯一的儿子海中行。海中行是被子人捂死后丢进了苏州河，此案一直没有了结，海瑞又陷入了新的麻烦和灾难之中，失去儿子的海瑞之妻吴氏吊死在自己的房间。灾难性的打击接踵而至，吴氏自杀半个月后，海瑞夫人王氏因病情急剧加重而去世。随后，海瑞因得罪了满朝文武，被迫罢官，归老家海南。

十五年后海瑞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东山复起，任南京右都御史，再举反贪污腐败的大旗。对罪大恶极的贪官实施剥皮的极刑，声震天下，受到贪官集团的合力反对。

万历十五(公元1587)年海瑞死于任上时，家里的钱竟不足以办丧事用。真正为海瑞的去世悲嚎不已的是江南的黎民百姓。南京的市面早已罢市数日，只有两种营生的店铺才开门，并且生意兴隆。一是布店，而且只卖得出白布黑纱，南京的市民家家都为海瑞披麻带孝，供奉灵堂；另一个是画店，海瑞的头像在画师的笔下还未彻底完成，旋即就有人迫不及待地抢购而去，画师们的手都画肿了，海瑞的头像还是供不应求。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海瑞的灵枢由京师运回海南岛，丧船由秦淮河出发，两岸挤满了南京的市民学子、士绅官吏，还有当年南直隶境内的百姓们。船走了二十里、三十里、五十里、八十里、一百里！两岸的哀嚎、两岸的泪水、两岸的依依惜别之情，依然如在城内。

海瑞（1514年-1587年），宇汝贤，自号刚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回族。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举人。初任福建南平县学教谕，后相继任浙江淳安知县、嘉兴通判、户部主事、应天巡抚和右都御史等职。海瑞的仕途坎坷，屡次受到排挤，曾因批评皇帝被罢官入狱。他始终刚直不阿，执法公正，惩贪抑霸，整顿吏治，并平反了一些冤案，被誉为「海青天」，亦称「包公再世」。

民间流传有许多关於他秉公断案的传说。有《海刚峰集》和多种版本的《海瑞文集》流传於世。

海瑞的名字是幼时就知道的，那是从戏曲、评弹和连环画中看来、听来的，自然不是历史。六十年代知道得更多的却是对“大毒草”《海瑞罢官》的批判，但对海瑞其人反而越来越模糊了。八十年代读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对有关海瑞的内容留下很深的印象，于是翻出《明史》来读了一遍《海瑞传》。但那时对海瑞这样一位道德楷模却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人物的社会原因不甚了了，也未及深究。最近，为应付文债，又读了一遍《海瑞传》，想不到却有了一点新的看法。
历来都把海瑞看作清官的典型。所谓清官，尽管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最基本的标准是“清”，即个人生活清廉俭朴，为官清正廉明。当官的不贪污，不受贿，不徇私枉法，洁身自好，就可以算清官了。如果要求高一点，还应包括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不畏强暴，打击贪官污吏，为百姓申冤做主等条件。无论根据哪一种标准，海瑞都是当之无愧的清官。在当淳安知县时，海瑞穿的是布袍，吃的是粗米饭，让老仆人种菜自给，为母亲祝寿才买二斤肉。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派御史来看他，也只用“鸡黍”招待。海瑞没有子女，到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用的是葛布帐子和破竹箱，比穷书生还不如，丧事还是别人集资为他办的。他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疏浚了吴淞江和白河，使百姓得到实惠；打击地主豪强，救抚贫民和受欺压者不遗余力，富家占有的贫民土地都被他夺回发还。正因为如此，海瑞深得民心。他作巡抚仅半年，但百姓听说他调离时，“号泣载途”，并在家中供上他的画像。海瑞在南京逝世后，载灵柩的船在江上经过时，两岸满是穿着丧服送灵的人，哭着祭奠的人延续到百里以外。
但是海瑞却非常不得官心，从《海瑞传》的记载可以看出，他在官场和朝廷是相当孤立的。黄仁宇曾经指出这一例子：明朝的官员按惯例可以为自己的父母请封赠，一般只有犯了罪或受过处分的才不获批准，但官居正二品的海瑞却没有能为他母亲请得太夫人的称号，在当时是少有的例外。海瑞一生提出过不少治国施政的意见和方案，但被采纳的几乎没有。他能够大刀阔斧地实行自己的政见，只有在巡抚应天十府任上短短半年时间。除了疏浚江河的成果得以保持以外，其他的措施在他离任以后就被废止了。所以我们如果用从政的实绩来评判明朝人物的话，海瑞不过是个一般的清官，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并没有很大的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道德的典范。民间流传的很多海瑞故事，多数是出于百姓的良好愿望而编造的。
海瑞为什么不得官心呢？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得罪了大多数官员。贪官当然恨他，如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时作威作福，海瑞将他扣留，没收了他带的几千两银子，说：“以前胡总督巡视时，命令路过的地方不许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豪华，一定不是胡公子。”并派人报告胡宗宪。胡宗宪哭笑不得，不能治海瑞的罪，但心里不会不恨。都御史鄢懋卿巡视过县时，海瑞声称县小容不得大人物，招待很差。鄢懋卿很不痛快，却不便发作，但回去后还是授意下属诬陷海瑞，使他降了职。他出任应天巡抚时，下属官吏有贪赃行为的连忙辞职，有的地主豪强甚至闻风逃往它乡躲避，原来将大门漆成红色的豪强吓得将门漆成黑色，连负责监督南京织造的太监也减少了轿子和随从的排场。海瑞曾向皇帝建议恢复明太祖时的惩贪法律，即贪赃枉法所得满八十贯钱的处绞刑，更严重的贪官要剥皮实草；这自然要引起大小贪官极大的怨恨和恐慌。但恨他、怕他的还不止贪官。他在应天十府打击豪强时，据说一些“奸民”乘机诬告，使一些官僚大姓被错罚。他又裁减了驿站的费用，使过路的士大夫都得不到招待，纷纷表示不满。明朝南京的机构本来就是闲职，官员无所事事，懒散惯了，但海瑞却要加以改变。有一位御史偶然招艺人演了场戏，海瑞想按明太祖定下的规矩狠狠打他一顿屁股，使得官员们惊恐不安，叫苦不迭，当然巴不得海瑞早点下台。
平心而论，尽管海瑞有良好的主观愿望，他的措施和建设却往往是不现实的。在几乎无官不贪的情况下，如果真的要实施明太祖时的法律，大概很少有人不够处绞刑的资格，剥皮的刽子手恐怕会供不应求。如果像那位御史的过失也得挨打，该打的官就太多了，南京锦衣卫就得大大增加人力。因为根据明朝的制度，要打这样正七品的官员，得举行一个正式的仪式，由锦衣卫在南京午门前用刑，由守备太监监刑。正德年间(一五○六——一五二一年)为了打御史李熙三十下屁股，锦衣卫挑选士兵先演习了几天。士兵们大概练得太地道了，差一点把他打死。取消各地驿站的招待虽然节约了经费，也使贪官少了一个揩公家油的机会，但正常往来的官员人等包括像海瑞自己一样的清官肯定会有很大的不便。《海瑞传》说他“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是公允的评价。
但海瑞的悲剧主要还不是在于他的偏激，对此，《明史》的作者并未涉及，以后的学者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海瑞这样一位清官会受到如此大的抵制和孤立？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和此后的执政者，无不暗底下尽力阻止皇帝重用海瑞。为什么明朝的吏治那么腐败，以至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海瑞成了凤毛麟角？总不能说，中国的士人到了明朝都变坏了，或者明朝必然是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代。窃以为不能不检讨一下明朝官吏的俸禄制度。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民，因此对百姓的疾苦记忆犹新。他当皇帝后，一方面为了打击官吏的贪赃枉法，另一方面也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对贪官污吏的惩治采取了空前绝后的严酷手段。他规定官吏贪赃额满六十两的一律斩首示众，还要将皮剥下，中间塞上草，制成一具皮囊。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又在官府公座的两侧各挂上一具皮囊，使办公的官员随时提心吊胆，不敢再犯法。他还采用挑断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割生殖器等酷刑。有时还让犯贪污罪的官吏服刑后继续任职，充当反面教员。他还屡兴大案，如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恒贪污案，牵连被杀的就有万余人。
朱元璋又把官吏的傣禄定得出奇的低，如洪武二十五年确定的文武百官的年俸，最高的正一品只有一千四十四石(米，部分折成钱支付)，最低的从九品为六十石，未入流的为三十六石。例如一省之长的布政使是从二品，知府是正四品，知县是正七品，年俸分别为五百七十六石、二百八十八石和九十石。相当于全国最高学府校长的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年俸是二百五十二石。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惯例，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报酬和部分办公费是要在年俸中开支的，所以官员们依靠正常的俸禄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活口都有困难。相比之下，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一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其他各种赏赐。
由于官员的正常收入太低，所以尽管朱元璋惩治的措施十分严厉，贪污还是屡禁不绝，不过与明朝以后的情况相比，当时的吏治毕竟是比较清廉的。但在这位开国皇帝去世以后，后继者既不具备这样的权威来执行如此严厉的法律，也没有兴趣来对付越来越普遍的贪污现象。而且稍有作为的皇帝明知低俸禄的弊病，但又不能更改“太祖高皇帝”的制度。昏庸的皇帝自己沉溺于奢侈享乐，除了朝廷的正常开支外，还经常要大臣们贡献，自然不会管他们的钱从哪里来了。
明朝初年以后，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几乎无人不在俸禄以外设法搞钱，真正的清官就相当拮据。海瑞最后二年多任南京右都御史的年俸是七百三十二石，是高级官员中第三位的高薪，但相当多的下属是要由他支付薪水的，可以肯定他不会让下属去办“三产”赚钱，而他自己连子女都没有，生活又如此节约，死后却毫无积蓄，可见官员们靠正常收入是无法维持生活的。显然要让一般官员这样严格地遵守本来就不合理的俸禄制度，既不合情理，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奸臣赃官自然不用说，就是一些在历史有影响的人物，也免不了广为聚敛。明末坚持抗清，不屈不挠，最后在桂林慷慨就义的瞿式耜，在家乡常熟却是一名贪赃枉法的劣绅。清军攻下南京后，江南名流、东林领袖钱谦益率文官投降，为了表示自己的廉洁，向清军统帅多铎送了一份最薄的礼品，也有包括鎏金壶、银壶、玉杯及古玩等在内的二十种；其他大臣的礼物大多价值万两以上。明朝的权臣和太监迫害政敌或清流常用的手段就是给对方栽上“贪赃”“受贿”的罪名，这固然出于诬陷，他也说明当时像海瑞这样的官实在太少，就是清流们也未能免俗，要说他们贪污再容易不过。
可是在名义上，太祖高皇帝定下的法律从来没有更改过，至多只能稍作些修正。如正统五年(一四四○年)就有人提出：洪武年间物价便宜，所以定下枉法赃满一百二十贯免除绞刑充军；现在物价贵了，再按这样的标准就太重了，建议改为八百贯以上。到海瑞时又有一百多年了，却没有听说将标准再提高。看来并不是物价没有上涨，而是这些法律已经成了空文，修改不修改无所谓了。海瑞建议要恢复明太祖的严刑，对贪官剥皮，不仅“议者以为非”，就是皇帝也觉得太过分；说明法不罚众，到了大家都把俸禄以外的收入当作正常财源时，就是朱元璋再生也只能徒唤无奈了。海瑞只想用严刑肃贪，却没有提出消除贪污的积极办法，除了招致更多的怨恨外，必定也是于事无补的。当然，在封建集权制度下要从根本上消除贪赃枉法是不可能的，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少贪污并非不可思议，清朝雍正皇帝的做法就有明显的效果。
清朝入关后，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官吏的俸禄也定得非常低。不仅如此，由于军事行动频繁，国家开支浩繁，朝廷还不断要官员们“捐傣”、“减傣”，地方存留的公费也一律上交上级部门还以各种名义向下级摊派，甚至直截了当要下面“设法”，以至各级行政机构连办公费都没有。但是官员们不能不过奢侈的生活，衙门也不能不办公，于是各级官员和衙门都纷纷开辟财源，一方面截留本该上缴的赋税收入，另一方面就千方百计向百姓搜括，包括在正常的赋税额度之外提高、加征各种地方性的附加费用，“耗羡”就是主要的一种。所谓“耗羡”(或称“火耗”)本来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的补贴，如粮食在收交、存放、贮运等过程中会有损耗，银子在熔铸时也会有少量的损失，所以允许地方官在征收时每两加征一、二分(2—3％)作为对合理亏损的正常补贴。按惯例，这项收入也不是都落入地方官的腰包，而是要分成不同的份额，馈送各级官吏。但由于国家并没有正式制度，各地征收的标准相差悬殊，加上公私都需要这笔“计划外”的收入，所以一般都要加到一钱(百分之十)以上，重的要加至四、五钱，甚至达到正额的数倍。这些钱固然有一部分用于官府的开支，但多数却成了官员们的额外收入。
康熙年间，官员的贪污现象已相当严重，一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当时的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这些人的贪赃行为可见一斑。康熙皇帝也觉察到情况的严重，曾经惩办了一批贪官，还大力表扬于成龙、张伯行、张鹏翮等一批清官，作为各级官员的榜样。但是康熙却没有意识到低俸禄的弊病，没有在惩贪的同时解决官员的合理待遇问题。所以康熙渐渐发现不但贪污无法肃清，就连自己树为典型的几位清官也并不真是两袖清风，像张鹏翮在山东兖州当官时就曾收受过别人的财物；张伯行喜欢刻书，每部至少得花上千两银子，光靠官俸无论如何是刻不了的。晚年的康熙不仅不再致力于肃贪，反而认为：“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此论一出，各级官员自然更加无所顾忌了。可是这位并不昏庸的皇帝却没有想到，既然当官的必须有“居室日用及家人胥役”的开支，为什么不能从制度上保证他们有足够的合法收入，而不必收受别人的“资给”呢？雍正皇帝继位后，决心改革积弊，严厉打击贪污，整顿吏治。他令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的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重严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当时雍正对一些大臣的惩办虽然还有政治上的复杂原因，但也确实起了打击贪污的作用。与此同时，雍正正视现实，解决了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政府开支没有保障的问题。具体办法就是实行“耗羡归公”，将全国的耗羡统一规定为每两加征五分，列入正常税收，存留藩库，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作为生活补贴和必要的办公开支。“养廉银”的数量一般大大超过原来的俸禄，官员们完全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也不必再为办公费无处开支发愁了。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国库的开支，只是化暗为明，把原来不规范的惯例改成了全国统一的税收。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增加，相反，不少地方都有所减轻。而贪官污吏再要在耗羡上做手脚，既直接犯法，又不易隐瞒了。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贪污虽不能说就此绝迹，但的确大大减少了。
雍正之所以能一举解决长期积弊，关键在于既有严厉的打击措施，又切实解决了官吏们的实际困难，使大多数人能够合法地获得较高的收入，地方政府的正常开支也有了保证，从而使真正的贪污行为失去了最普遍的借口。但惩贪与养廉必须同时并举，才能奏效。乾隆时期，对贪官污吏的惩处逐渐放松，吏治又趋于腐败。因此如果仅仅依靠对官员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养廉银发得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海瑞的道德、廉洁、刚正无疑远非雍正皇帝可比，但在解决官员贪污这一痼疾方面雍正却要高明得多。或许有人说雍正作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海瑞却只担任名义上受到尊崇的闲职。此话不无道理，但雍正的父亲康熙就没有解决问题，而海瑞如果真的提出过可行的办法，尽管不一定就得到实施，至少也会受到多数正直官员的同情和重视，作为一种先见之明载入史册。
我无意苛求于海瑞，但在重读《海瑞传》以后却更加体会到，道德的榜样和严刑峻法都不是万能的，解决社会矛盾还得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尤其是要注意消除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海瑞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造成他的悲剧结果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