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大二院心外科医生:2003年在校大学生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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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初一数学书158页2题第一问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作用
北京大学课题组
魏新执笔

社会没有被满足的对普通高等教育的需求是推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主要动力。1993-98年普通高校入学考试报名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率是反映这一未被满足的需求的重要指标。据统计,这6年来普通高校报名录取比大致在2.5:1-3:1之间变动,其均值约为2.66:1。

以1998年为例,报名人数为320.32万人,当年实际录取进入普通高校学习的学生为115.6万人。这意味着仍有214.7万人未能如愿得到进入普通高校学习的机会,尽管这部分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不得已而选择了其它类型的高等教育。

正是在这种2/3弱的考生不能如愿获得普通高等教育机会的情况下,才使得不少人认为我国的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太小,提出在政府财力不能满足社会对普通高等教育需求之时,应当把教育作为产业来办,作为当前社会消费的热点来吸引居民向教育投入。

当前这方面的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亚洲开发银行汤敏博士提出的,据他的观点,若在三年内将我国普通高校招生量翻一番,达到年招生量200万的水平。并且这200万新生全部实行全额成本补偿,每人每年学费1万元,另加4000-5000元的生活费,就可以拉动近1000亿左右的投资与最终消费。此外,经济学家魏杰则在1999年5月24日的《北京晚报》第4版的《教育是个大产业》中提出,“我国有1100多所高校,320万在校大学生,如果翻一番,每年再招收320万,按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需花费1万元来计算,每年就可以增加320亿,有了这320亿中国的市场就能活起来了。”按照汤敏的办法,普通高校每年招收200万新生,这意味着大部分考生有望实现进入普通高校学习的机会。而按照魏杰的观点,则所有考生均可以进入普通高校学习。这当然是皆大欢喜之事。问题是汤敏和魏杰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忽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他们只考虑了1万元的生均经常费成本,没有考虑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的花费。如前所述,现有普通高校从校舍、设备到图书均已到了利用标准的低限,再增加在校生规模,就需要新的投入,而且这笔投入十分巨大。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高校的设置标准计算,增加一个学生需要新增基本建设投资3.8万元左右。即使按照目前普通高校的实际生均占有量计算,这一数值也将达到3.6万元左右(见附件2)。粗略计算,按汤敏的办法每年比现有规模多100万学生,4年在校生规模将增加400万,这需要1千多亿的基本建设投资,按魏杰的办法,4年在校生规模将增加近千万,这需要3千多亿的基建投资。这笔钱若由政府投入,短期内显然有困难,若由个人负担,势必还要增加居民学费的支出。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汤、魏二人没有认真研究居民的学费支付能力,断然认定这数百万学生每人都能支付得起每人1万元的学费和额外的生活、学习费用。的确,目前我国的居民个人储蓄存款余额已逾5万亿元。但这只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并没有涉及到存款余额的分配结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贫富差距明显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共享增长的收入》,我国反映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已从1985年的28.8%增至1995年的38.8%,贫富悬殊日益扩大。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出版杨宜勇等著的《中国问题报告:公平与效率?当代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一书中提供的数据表明,1994年中国20%最贫困的家庭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有了全部收入的50.24%。李实、赵人伟在《经济研究》1999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一文中指出,1995年农村居民人口比例高于城镇人口的2倍以上,但其分配到的总收入只占全国总收入中49.1%,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巨大。在农村内部,最高收入的10%农户比最低收的10%农户的收入之比高达14.7,这说明农村人口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也十分惊人。赵晓雷在《经济消息报》1999年4月30日第4版发表的《制度的财富效应》中指出,1998年末,我国共有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5.3万多亿元,其中公款私存约占1万亿元,农村居民存款只占1万多亿元,其余的3亿元有50%以上集中在占社会总人口20%的富人手中。由以上数据看出,我国虽然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数量很大,但在人口中的分布结构是十分不均衡的。并且还要注意到这是人们多年的积蓄。对于占我国近80%的农村人口以及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者来说,每年1万元的学费再加4000-5000元的学习、生活费用恐怕是不堪重负的。

根据教育部财务司提供的数据,即使是在前几年每年1千多元学费的条件下,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中尚有25%左右的贫困学生。北京大学高教所为世界银行所做的一项关于中国教育投资收益率的研究结果指出,1996年城镇居民中最低收的20%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加上其子女教育负担率已超过70%,次低收入的20%家庭的这一指标也超过了60%。这些都说明并不能以过于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向学生收取1万元学费的问题。人们不应只看到一些高收入家庭送子女出国留学以及此类家庭为子女择校的现象。送子女出国毕竟是少数富人所为,中国又有多少人家可以每年花费十几万送子女出国留学呢?两亿多各级学校在校生中又有多少与择校有关呢?择校毕竟只是发生在城市中少数重点中小学的事情,而这类学校占全部学校的比例毕竟是微乎其微的。

总之,从需求的角度研究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问题时,不能仅凭主观臆断或个人的感觉从事,应当采用科学的态度结合居民的支付能力对不同学费水平下的需求加以分析。

2. 不同学费水平下社会对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的需求。

研究这一问题需要分析人们对普通高等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这一弹性是指当学费增加1%时,普通高校的在校生规模下降百分之几。

本研究采用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的一个调查人们高等教育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的研究课题所调查的数据(1998年6月采集),对中国大陆地区9所普通高等学校的近万名在校大学生的高等教育需求弹性作了估计(详见附件3)。研究者根据不同的学费上涨幅度下被调查者中因学费水平过高而放弃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人数,按照以下需求模型:

(1)采用Panel Data回归方法,计算出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需求对学费变化的价格弹性。结果发现,①不同学费水平下人们对普通高等教育的需求弹性是不同的,学费水平越高,这一弹性越大。②家庭收入越低,人们对普通高等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大,这说明低收入人口对高等教育学费的变化更敏感。这两个结果与世界银行1989年对秘鲁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采用1997年入学学生组的需求弹性(1.095)描述我国普通高等教育需求曲线的函数,则公式(1)可表示为:

(2)把普通高等教育的已有规模和尚未满足的需求之和作为人们对普通高等教育需求量D的基数,把当前普通高校平均收取每生的学费作为学费(T)的基数,则可求得(2)式中,从而得到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需求曲线函数为:

(3)该函数表明,当学费(T)逐步增加时,人们对普通高等教育的需求(D)会逐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