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到凤凰车票多少:谁有俄国作家契珂夫的资料??????????

樊玄烨朋友，你好。以下是俄国作家契珂夫的资料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契河夫，（l860～1904）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
契河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契柯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而辞世。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形成于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伟大的功绩。它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这支新的生力军的，正是曾任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

瞿秋白是以特殊身份，特殊关系，对左联做出了特殊贡献而享誉中国现代文坛的。他不是受中共党组织派遣，而是依靠自身扎实的文化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获得左联盟员的尊重成为领导。他在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后去到上海，恰逢左翼文化运动举步惟艰。出于对革命的投入，对文学的眷恋，对文化扯不断的缕缕情丝，他通过冯雪峰、茅盾结识鲁迅后，积极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场伟大的革命文化运动，为推动中国左翼文化健康发展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1931年夏，瞿秋白一到上海，很快介入左翼文化运动。他凭借自己深厚的俄文功底，直接、准确、系统地译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作品，为思想混乱的文坛输入了清新科学的理论空气。他对三年前国内文化界产生的那场“革命文学”论争的情况十分清楚，争论虽然热闹非凡甚至硝烟弥漫，然而，即便是口号喊得最响的“革命文艺”阵营里的“战士”，对具体的理论问题也不甚了然以至于曲解，造成革命文学观点复杂混乱，影响文化运动的发展，这一切都归咎于马列原著的译介不足。为此，他集中编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译文有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论易卜生的信》，普列汉诺夫的《论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绘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拉法格的《左拉的“金钱”》。同时写有评介文章六篇：《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关于左拉》、《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等。瞿秋白着重介绍的是马、恩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论述，为左翼文化运动提供了方法论。

针对一些革命作家为表现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感情，而以概念化的说教和简单化的编造代替文学创作的现象，瞿秋白第一次给中国文坛译介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左翼文学的理论和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五四”以来关于“革命文学”现实主义的理论之争有了一个较科学的解释。瞿秋白还着重介绍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倾向性、作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关于作家和阶级的关系等问题的重要论点，给当时左翼作家文艺创作中较流行的肤浅的革命浪漫主义倾向敲响了警钟，为纠正片面地、过度地强调世界观对创作方法的作用，甚至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机械等同起来的“左”倾错误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理论指导地位。

瞿秋白还翻译了列宁所写的《列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写了《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斯大林和文学》、《论弗理契》、《苏联文学的新阶段》等介绍性的文章，介绍关于阶级文艺的理论。

为了帮助中国左翼作家更清楚地了解苏俄社会现象，了解国际资本主义的现状，深刻地体会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瞿秋白突出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苏联文学创始人高尔基的作品。他选译了《高尔基论文选集》里《说文化》、《关于妇女》、《论叛徒》等23篇政论文，《高尔基创作选集》中《海燕》、《同志！（故事）》、《莫尔多姑娘》等7个短篇名著。还翻译了高尔基早期的两篇创作《二十六个和一个》、《马尔华》，重译了讽刺短诗《市侩颂》，等等。

瞿秋白系统译介成果累累，仅收入《海上述林》上卷的就有40多万字。他高度的文学修养、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准确、流畅、优美的俄文翻译能力，是当时中国文化界无人能及的。他所翻译的内容又是首次公开的稿件，其价值可想而知。

瞿秋白的译作得到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的高度赞赏。1936年鲁迅在《〈海上述林〉上卷出版》书讯中写道：“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系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惶惶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外，足以传世。”曹靖华在晚年时这样评价瞿秋白译文，秋白“从事苏联文学的介绍与宣传……”，“而他的学识的渊博，表现力之强，也是人所难及的”。“甚至极枯燥、极艰深的理论文集，透过他生花的笔，在中国广大文艺读者的心中，真正生根开花了，这是犀利无比火焰般的，生命蓬勃的革命鼓动家的笔啊！”

克服“左”倾错误，端正革命文化思想，引导“左联”走向全面发展

“左联”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团体中成立最早，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社联、剧联、美联、教联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是在“左联”影响下成立的。因此，“左联”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核心，“左联”的存亡直接关系到左翼革命文化的发展前途。

“左联”成立之初，也就是1930年3月前后，形势是大好的。而到了这年9月，国民党中执委下令取缔“左联”等组织。国民党以及一切反动政治集团一面采用禁止书报，通缉作家，封闭书店等白色恐怖手段，一面收买流氓、堕落文人，用民族主义、改良主义、艺术至上主义等种种假面具，围攻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同时，共产党内“左”倾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要求“左联”盟员走上街头贴标语、贴传单，参加飞行集会等冒险行动，将文化团体几乎变成了政党。在国民党的高压下，在李立三和王明“左”倾思想的干扰下，“左联”受到重创。革命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和18名“左联”党员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人员几乎散尽，阵地几乎丢光。正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瞿秋白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

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也很想转变“左联”的上述错误思想和行为，但正如茅盾所说，“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瞿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的确，“左联”的实际领导是由党员干部担任的，“左联”的大政方针及干部任免都由“左联”党团负责。鲁迅在“左联”的地位实际上是导师而不是领袖，因此，他对党内的斗争不甚了解，所以他难以克服“左联”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而瞿秋白在党员心目中的影响就不一样了。加上他和鲁迅之间的深厚友谊，为他转变“左联”的指导思想创造了条件。

瞿秋白参与“左联”时间不长，然而他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艺术修养和党内多年领导工作的实践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引导“左联”在短时间内克服了前期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和做法，继而扩大了统一战线，拓展了革命文化阵地，推动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

从理论和思想上纠正“左联”前期的错误。1931年秋瞿秋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文件《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确立了“文委的任务就是在文化战线上，动员广大民众来参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苏维埃革命”的工作思路。并为“左联”、“社联”、“剧联”等团体规定了正确的行动计划。同年11月，“左联”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重要决议。这是由冯雪峰执笔起草并经多次修改，最后由瞿秋白定稿的。决议明确提出要反对“左”倾空谈。在“左”倾思想统治党中央的情况下反对“左”倾，体现出瞿秋白极大的革命勇气。

以前的决议不太注重文学创作，而11月决议则突出强调文学创作，特别提到作家必须注意现实生活中的广大题材，要描写“民众生活”，“贫民生活”等等。在创作方法上，强调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描写，要研究一切伟大的文学遗产，……同时要和到现在为止的那些观念论，机械论，主观论，浪漫主义，粉饰主义，假的客观主义、标语口号主义的方法及文学批评斗争。11月决议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精神，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茅盾这样评价该决议：“我以为，这一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成立到1931年11月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在实践中指导“左联”扩大统一战线，拓展革命文化阵地。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后，瞿秋白对于“左联”中共产党员作家的关门主义错误，以及他们对中间派文艺工作者不适当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他反复引导作家，在目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要求抗日的时候，必须把作家、艺术家组织起来，利用群众要求抗日的爱国心理来开展文化工作。对于先进文化分子，不论是党员，非党员，是“左联”盟员，非盟员，是左翼分子，还是中间分子，都应该热情对待，紧密团结。“左联”根据瞿秋白的建议，及时将《前哨》更名为《文学导报》，专门登载文艺理论文章；创办《北斗》，作为专发文学创作的园地，由丁玲主编。《北斗》的创办，既为左翼文坛开辟了一块新的阵地，扩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力，同时又团结了非“左联”的一大批进步作家，如冰心、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这些努力，有效地克服了“左联”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弊端。

在把进步分子拉进来壮大革命文化队伍的同时，瞿秋白鼓励“左联”战士向外出击，占领国民党的文化阵地。“左联”创建初期，是不允许盟员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而自己又没有报纸，自办的刊物常被查禁，严重阻碍了左翼文化的发展。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以后，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国民党的宣传阵地。夏衍、郑伯奇、钱杏邨，后来还有沈西苓、石凌鹤、司徒慧敏、王尘无，加上田汉、阳翰笙等，都参加了电影工作。开始将左翼文化渗入到完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电影阵地。从1932年到1937年，左翼文化工作者实际上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等几个最大的电影公司的编剧方面的领导权。石凌鹤当了《申报》的《电影副刊》编辑，王尘无当了《晨报》的《每日电影》实际编辑。对于国民党报刊杂志，瞿秋白同样鼓励“左联”文化战士挤进去发表爱国抗日的革命文章。紧接着，左翼文化工作者就在根基深厚、影响甚大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中华书局的《新中华》等有名的保守阵地以及《新闻报》的“艺海”、《大晚报》的“剪影”、《大美晚报》的“文化街”等副刊上发表文章，特别是发表许多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等。日后夏衍曾经说过：“这件事，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多亏了瞿秋白同志的一度领导，才改变了王明路线时期的那一套关门主义作风，广泛地打入资产阶级和敌人阵地，扩大了我们的影响，推进了我们的工作。这一点在我的印象中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比如，上海唱片行业里占有重要地位的百代公司，就是在瞿秋白的支持下被“左联”所利用的，通过任光将聂耳、冼星海、田汉、孙师毅等人作词作曲的进步歌曲录制成了百代公司的唱片，使《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唱遍了全国。

“左联”在瞿秋白介入后逐步发展壮大，“左联”盟员由前期的90人降为12人发展到约400人；“左联”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除上海外，北平、天津、保定、青岛、广州等地及日本东京也先后建立了“左联”组织，“左联”报刊亦多达50种以上，如《萌芽月刊》、《拓荒者》等等。而且在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过程中战胜了“民族主义文学派”，在同“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也夺得了可喜的成绩。

团结协作，真诚奉献，指导和影响了一批左翼革命作家

瞿秋白参与左翼文化运动领导工作的几年里，在团结大批先进文化分子，增强左翼文化团体凝聚力的同时，指导和影响了一批优秀的文化战士。

正确评价鲁迅，树立鲁迅所代表的革命文化旗帜，促进左翼文化精英的精诚团结。1928－1929年间的中国文坛，由于受“左”倾文艺思想的影响，把鲁迅作为思想斗争的对象，称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有闲阶级”、“中国的唐·吉柯德”，甚至是“封建余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等等，说鲁迅的小说只是“醉眼陶然”看人生，阿Q的时代已经“死去”，《阿Q正传》的艺术也已经“死去”等等。这些歪曲鲁迅的评价严重影响了左翼革命文化的健康发展和队伍的建设。瞿秋白对鲁迅的深刻了解，使得他能够正确、客观评价鲁迅和鲁迅作品，从而树起鲁迅所代表的文化旗帜，促进了左翼文化精英的精诚团结。

瞿秋白和鲁迅之间的革命友谊在文学史和中共党史上早已传为美谈。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是封建社会的“逆子贰臣”，而且在文学观点和立场上基本一致。但他们讨论原则问题时则实事求是，常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瞿秋白不客气地指出鲁迅在创作或翻译上用字用句不恰当的地方，鲁迅很喜欢这种开门见山的态度。1933年春天，瞿秋白编辑《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一万三千多字的长篇《序言》，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态度评析了鲁迅及其作品。他把鲁迅放到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运动变迁和文学队伍不断分化的历史洪流中加以分析评价，具体地论证了鲁迅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历史地位和他在各个历史时期思想战线上的重大贡献，深刻地阐述了文学运动中的有关事件。瞿秋白果敢肯定“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鲁迅的作品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他的杂文“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韧的战斗”，“是反自由主义”，“是反虚伪的精神”。《序言》从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中概括出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应当遵循的正确道路，有力地驳斥了各式反动文人对于鲁迅杂感的嘲讽，并对帮助革命作家正确认识鲁迅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而树立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思想史上的地位，明确了鲁迅所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

真诚、热情评阅作家作品，指导和影响青年作家成长为左翼文化生力军。瞿秋白注重表扬、支持优秀作品，帮助青年作家成长。最明显的当属对茅盾和他作品的建议和评价了。茅盾与瞿秋白之间亦师亦友。1932年3月，瞿秋白读过茅盾的《三人行》后，直言不讳地指出，文章所写的事件脱离着现实的事变，人物的成长和转变，都是没有恰切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的，结果是“三人行，而无我师焉”。他坦言文学创作仅仅具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要重视艺术表现，注意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达到艺术的真实，还要写出人物的转变过程。茅盾后来同意了瞿秋白的批评，认真总结了《三人行》创作失败的原因。随后创作了长篇小说《子夜》，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巨著，包含着瞿秋白的不菲功劳。瞿秋白就《子夜》的大纲和章节里的具体内容提过不少建议，有的还是关键性的。除“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两点，由于作者缺少这方面的生活体验没有照瞿秋白建议修改外，其余都照改了。《子夜》出版不久，瞿秋白发表《子夜和国货年》，赞扬《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接着，瞿秋白又发表《读子夜》一文，比较系统地评论《子夜》，谈它的成功，也指出它的不足。他的评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发的，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十分正确的。

对蒋光慈来说，瞿秋白则是一位导师。蒋光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和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都是蒋光慈反复向瞿秋白征求意见后，进行多次修改才完稿的。《短裤党》是蒋光慈写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直接描写工人阶级大规模革命斗争的小说，但是内容梗概却是作者和瞿秋白共同商量的，作品的主要素材，也是瞿秋白提供的。完稿之前，瞿秋白对蒋光慈说过：“要真实深刻地反映革命，必须积极地参加实际斗争，深切地了解革命和革命群众。”这对蒋光慈影响很大。杨之华在《回忆秋白》一文里讲到：“秋白……相当看重这位中国早期的革命作家。蒋光慈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同秋白谈论文学工作方面的问题，了解革命斗争的情况，他是一位努力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又有文学才能的同志。”“秋白赞扬他对党的事业的关心，鼓励他为从事文学工作的党员，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可惜的是蒋光慈1931年8月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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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